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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讨论中国原侠精神,必须先从武侠小说说起。
什么是武侠小说？
对于这一问题，我曾在《武侠小说发端于何时？》 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判别的标准：武+侠+小说+独立成篇。于此有人似乎十分不屑，认为说了等于没说，但也有学者在给我的信中认为：这是一个“最简单也是最准确的标准”。在“武+侠+小说+独立成篇”的标准中,小说是文体,而独立成篇则是最基本的对文学作品的要求,这两者这里且不去说它了。而武，则是武侠小说的标志。如果作品中没有了“武”,例如武打、武功或武器等等，即使小说写得再好,我们也很难承认它是一篇武侠小说。至于“侠”,无疑是武侠小说的核心意蕴。如果抽去了作品中的“侠”，认定它是武侠小说又从何说起呢？
这个“侠”字，据1999年9月出版的《辞海》的诠释是指“旧称扶弱抑强、见义勇为的人”。这一说法，无疑太过简单。看来，要了解“侠”的真正意义，我们还须从它的“旧称”入手。
《说文》上说：“侠，俜也。从人，夹声。”这是我国古代文献典籍中对“侠”字的最早和最权威的说法。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段玉裁在为《说文》作注时，曾对“侠”字解释说：“《经传》都假侠为夹，凡夹，皆用侠”,这就把“侠”字又和“夹”字联系了起来。这“夹”又仅和“侠”音近，而且仔细看它的字形，犹如一个人的肋下有衣甲之状。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即“侠”之人，即是带甲之士，也就是身带盔衣和兵器之士，而这类人也往往被称为“武士”。这或许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侠”和“武”联姻的缘由吧。《说文》又云：“俜，使也。从人，俜 声。”“俜,侠也。”段玉裁对此作注说：“今人谓轻生曰俜命，即此俜字。” 俜命之“俜”,如今也写作“拼”。由此可知，有“侠”之士也就是哪些敢于去拼命的人。当然，他们是为了“扶弱抑强、见义勇为”而去和别人拼命的。
由此可见,我国早期的原侠精神，主要集中在对带甲之士的人的美好品德的肯定上。在建立封建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他们需要这些带甲之士为其拼命，并且在品德上对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而对人之情感尚不涉及。这对武侠小说创作的影响极大。例如，在武侠小说之祖《燕丹子》中，全篇描绘了在历史上发生的一则惊天动地的故事：“荆轲刺秦王”,其意乃在赞扬荆轲等人的英勇无畏的壮举。为了凸现荆轲的敢于为他人拼命的“侠”行，作者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又运用了一系列的艺术手段，创造了中国小说中的第一位武侠英雄。第一，正面描写。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武侠英雄的奋身拼命，是在和敌人的生死博斗中展现的。对此小说有一节“图穷而匕首出”的艺术描写,把荆轲和秦王在大殿上的正面冲突刻画得栩栩如生,“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椹其胸”,一一指斥秦王的罪恶。此时正当千钧一发之际，荆轲根本顾不得个人的生命安危，从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临危不惧和大智大勇的精神。第二，对比描写。小说叙写荆轲和武阳带着樊於期的首级和燕国的地图来到秦王殿前，秦王中计，眼看“刺秦”大计就要成功，作者陡转笔锋：“武阳大恐，两足不能相过，面如死灰色。”这一反常表现，使得“秦王怪之”，引起警觉，而荆轲面对这突然变故，非常镇定、沉着,没有丝毫的惊慌失措，相反还机智地用言语为武阳做了掩饰。通过如此鲜明的对比，荆轲的武侠英雄的形象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第三，烘托描写。首先，在荆轲出场前，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他作了渲染。其次，在“刺秦”的准备过程中，作者借助田光和樊於期不惜主动捐献自己宝贵生命的凛然正义，不仅塑造了武侠英雄的群像，而且也有力地烘托了荆轲壮举的壮烈。再次，在“易水送别”中，作者用传神之笔描写了当时的悲壮场面和气氛，从而成为传世名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荆轲舍命刺秦的“侠”举。虽然他最终没有完成大业，然而却在历史上留下了英名。
文学是文化的载体，通过小说《燕丹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原侠精神。文学在表现这种原侠精神时，主要基于人们对“侠”的本义的理解，刻意去赞扬哪种敢于为他人去拼命的人,而且根据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着重宣示了他们的美好品德。荆轲无疑是我国早期武侠英雄的典型。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早期小说的作者基本上与史官或者稗官和方士等有关,它们主要是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为统治者服务,因此,武侠小说中呈现的这种原侠精神，在相当程度上也代表了社会的主流思潮。作为这种思潮的代表，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曾经对“侠”下过最为明确的定义。他在彪炳千秋的巨著《史记》之《太史公自序》中是如此认定我国早期的原侠精神的：“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背）言，义者有取焉。” 同时，他还撰写了《游侠列传》,第一次历史上哪些遭人诟责的侠士们树碑立传,并对他们大加赞扬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己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也有足多者焉。” 纵观《史记》对“侠”的定义，司马迁主要也是从传统儒家的观点出发,把“侠”视作为一种值得倡导的社会品德和人的美好操守。同时，他也认为，“侠”士的行为与传统的“正义”不符，己对其中的一些人的某些举动提出了批评。尽管如此，司马迁的观点仍未超越传统，在对“侠”的理解上,依然和“情”脱钩，甚至可以说是不屑一顾。由于司马迁父子是汉代显赫的历史学家,也因为《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开创性的纪传体的史学著作, 他的这一看法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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