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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明代通俗小说兴盛原因时，学界一般认为，明代通俗小说多应市民需要而刊，这种说法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是不能一概而论，明代不同时期小说读者阶层的构成主体不尽相同，所以，关于明代小说的读者阶层及其对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的影响，我们应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美国汉学家何谷理以叙述唐朝李密故事的几部白话文学为例，阐述明清时期白话文学的读者阶层，他认为，明代围绕这一题材而创作的杂剧《魏征改诏》、《四马投唐》是为准文盲读者阅读服务的，明朝中期的长篇历史叙事作品《隋唐两朝志传》（成书于1550）、《大唐秦王词话》（成书于1550左右）等是为中等文化程度读者阅读服务的，17世纪出现的两部文人小说《隋史遗文》、《隋唐演义》是为文化程度很高的社会精英阶层阅读服务的。（3）换言之，有明一代，小说、戏曲读者阶层的文化层次由低而高，文人群体到明代中后期才加入到小说读者队伍之中。何谷理对相关文本的分析比较细致，这一分析对于解读李密故事的读者队伍演变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就整个明代小说的读者状况而言，笔者认为，他得出的结论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物质材料的丰富，印刷技术的改进，印刷成本的降低，一方面，社会民众的购买力普遍增强，另一方面，明刊书籍的价格呈下降趋势，再加上自万历中期开始，文人的小说观念得以改观，所以，从总体上看，明代通俗小说的读者阶层在不断扩大，然而不同时期小说读者阶层的构成与差异并非如何谷理所划分的那样清楚。我们大约以万历中期为界，将明代分为前后两期，笔者认为，明代前后期通俗小说读者阶层的整体构成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上至帝王、贵族、官员，下至普通士子、下层百姓，共同构成小说的读者阶层，不同时期读者阶层的演变主要体现在：其一，与前期相比，后期读者人数增加，阅读范围扩大，读者阶层的主体产生变化，也就是说，不同身份、阶层的读者在明代不同时期小说读者整体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不同；其二，前后期小说读者的阅读形式不太一致。下面，笔者试就明代通俗小说前后两期读者主体构成的变化及其特点加以阐述。
第一，在明代前期通俗小说读者群体中，“农工商贩”之类的下层读者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明代叶盛（1420—1474）《水东日记》所云：“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4）嘉靖三十一年清白堂所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凡例》声称：“大节题目俱依《通鉴纲目》牵过，内诸人文辞理渊难明者，愚则互以野说连之，庶便俗庸易识。……句法粗俗，言辞俚野，本以便愚庸观览，非敢望于贤君子也耶！”（5）这里说得很清楚，《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为“俗庸”而不是为“贤君子”所编的，“以便愚庸观览”，因而句法粗俗，言辞俚野。不过，前期的小说价格较高，关于这方面的现存资料很少，明代钱希言《桐薪》卷三记载，武宗正德时期《金统残唐记》“肆中一部售五十金”，（6）此说恐不可信，然而，我们从明代前期其他书籍的价格可以加以推断，例如嘉靖时刊本《李商隐诗集》六卷值四两银，（7）如此看来，小说刊本也是价格不菲，下层读者当无力购买，所以他们参与小说传播的形式主要是以听说书或以抄写、租赁等为主，真正购买小说刊本的应该不会很多。
笔者认为，从小说刊本读者的角度来看，明代前期主要由中上层商人、士子构成读者主体。先说士人读者，受小说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士人阶层应该是从万历中后期才大量参与到通俗小说的编撰、评点、序跋、刊刻等活动之中，不过，在此之前，轻视通俗小说的观念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小说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行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提到：“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嘉、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8）万历十五年金陵万卷楼所刊《国色天香》卷四《规范执中》篇标题下注释云：“此系士人立身之要”，卷五《名儒遗范》篇标题下注释云：“士大夫一日不可无此味。”可见，《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等杂志型小说选本是书坊为满足士人群体的阅读需要而编刊的；书商周曰校在万历十九年所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识语中也指出：“此编此传，士君子抚养心目俱融，自无留难，诚与诸刻大不侔也。”（9）这些都表明，在17世纪之前，士人群体是小说的重要读者。
再看商人阶层。陈大康认为，嘉靖、万历朝通俗小说的主要读者群应该是既有钱、同时文化程度又很不高的商人，（10）笔者基本同意此说，不过值得提出的是，明代前期通俗小说的读者应以中上层的商人为主，对于小商人而言，一、二两银子甚至更高的小说价格也远远超出他们的购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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