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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把研究对象搞清楚。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顾名思义,它研究的是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这里的中心词或关键词是中国小说。中国这一修饰词且不去说它,小说则成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最基本的对象。然而恰恰在“什么是小说?”这一最基础、最根本的问题上,至今却无人能够说清楚。
究竟什么是小说呢?翻开各种权威的大辞典,都明白无误地写着,它是一种文学文体。和诗、词、戏曲、散文等一样,它是中国文学殿堂中的重要一员。也许是基于这种认识,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小说的童年是在唐代,而那些文人写作的“传奇”才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小说,或者说是从唐传奇开始,中国小说才有了文体独立的意义。然而问题似乎没有如此简单。因为大家都看到,在唐代以前,己经有许多小说在社会上流传。例如,《搜神记》,还有如《穆天子传》《燕丹子》以及《汉武故事》,甚至是《山海经》中的有些作品,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都可以归为小说。大家熟知的《韩凭妻》《李寄斩蛇》《东海孝妇》等等,有人物、有情节,故事的叙述有头有尾,其发展变化曲折有致,己和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没有区别。因此认定唐传奇是中国最早的小说的观点是错误的。它不符合中国小说发展的实际。
在早期的我国古代文献中,著录有许多有关“小说”的文字记载。例如,人们熟知的《庄子-杂篇-外物》、桓谭和《汉书-艺文志》等所说的小说概念,和上述辞典记载的并不符合。也有人望文生义,把“小说”和“说”混为一谈,认为小说就是说故事。其来源很早,大概和诗歌等的产生一样,是古代人民在劳动中产生的。然而他们又无法拿出具体的作品来说明,因此难定一是。
首先,我们在讨论小说的定义或者说是概念问题的时候应明确:小说是一种文学的文本。如果承认了这一点,那就应当明白:小说的产生必然是在我国的文字产生之前。而我国文字的产生,根据己经掌握的历史资料,它不可能出现在我国原始社会。虽说目前对苍颉造字的说法,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说文字的产生大约在我国的殷周时代,还是较为可信的。换言之,今天我们讨论的小说,必须是有文字记录的作品。否则,一切就无意义了。从这一意上说,所谓小说就是讲故事之类的看法,是非常错误的,不值得我们化时间去讨论。
其次,我们应当肯定,小说与“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如果单从字面上来看,所谓小说是指“小”的“说”。在古代,“说”曾经有过某种文体意义。如先秦时期的韩非子,就写过诸如《说难》之类的文章。正如后世的柳宗元有《捕蛇者说》之类。这里的“说”,显然己是指一种文体了。把“说”扯上某种文体意义,可能与此有关吧。
其“说”而小,可能在当时这种己有某种文体意义的“说”,并不很重要。相对于“小说”,必有“大说”。我想那些关于祭祀、宗教------之类的军国大事,是当时统治者十分重视的。而除此之外的一些事,在他们看来,都被视作小事,可能也不值得去重视。这也就是《庄子》所言“其于大达亦远矣”!既“于大达亦远”,自然难进其法眼。可能也有些统治者比较聪明,认为在这些“丛残小语”中有“可观之辞”,至少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某种思想上的启迪。也正因此,他们在朝廷设立稗官,犹如从民间采风那样,专门从街头巷语中收集那些“道听途说”之事,因为其中“如或一言可采”,也是“刍荛狂夫之议也”。然而这等工作,毕竟不是正途,所以“君子弗为也”,然而它也不会被消灭。小说家的存在,将会把这类人或事记载下来,专门献给统治者使用。
文字的产生,在我国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先是结绳而字,后来发展到在竹简上刻字。统治者在宫廷曾经豢养了大批的知识分子,按照需要进行了各种分工。有人专事祭祀和宗教仪式的主持,是为巫靓;也有人专事朝廷军国大事的记录,是为史官。而记录“小说”的稗官,政治地位远在巫靓和史官之下。然而他们中的不少人,乃是从史官队伍中分化出来的,他们记录的小说,还离不开历史事件的影响。虽说不必像史官那样必须直录,做到字字有据,然而他受这种传统实在太深,总离不开当时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只不过有时因为这种历史事件是从民间道听涂说而来而与真相有一点差距而己。这也就是我国早期小说和历史密不可分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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