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浩帆

●《绣像小说》创办、刊行历史追溯

    清末十年间，是中国小说借助近代化传播媒介飞速发展的时期。1902年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问世后，在小说界引起巨大的反响，一时间学步者纷纷而起，几年之间便形成小说期刊蓬勃而起的繁盛局面，到1910年底先后有至少23种小说杂志在社会上刊行。《绣像小说》是最早响应“小说界革命”口号，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小说杂志 ，阿英先生曾将其与《新小说》、《月月小说》和《小说林》同列为清末文艺杂志的“四大权威”，赞扬它是当时杂志中“最纯正的” 。然而到目前为止，由于原始资料的缺乏，有关《绣像小说》的许多问题还远没有彻底弄清楚。有鉴于此，本文拟就《绣像小说》创刊和刊行时期的问题略作探讨，希望能抛砖引玉，推进对于《绣像小说》以及中国近代小说的研究。
《绣像小说》于清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一日即公元1903年5月27日创刊，由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大出版机构的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这一年是商务历史上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其主要标志就是张元济正式入馆担任编译所长，以及商务与日本金港堂合资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因与金港堂合资之事牵涉到文化交流以外的问题，中日双方都不愿意做过多的渲染，所以目前所见的资料还比较缺乏外，当时的记载（包括老商务员工的回忆文章）都津津乐道于商务聘张元济任编译所长、组织编写小学教科书，甚至1904年创办《东方杂志》等事件，但对于在这年里创办的小说杂志《绣像小说》却极少涉及（在清末的小说杂志中，《绣像小说》是很为后人注意的一份，关于它的编辑者和刊行时期以及终刊时间诸问题还曾一度引起过讨论，但到目前为止未发现有关这份杂志创办情况的任何明确记录，这实在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这一看似十分奇怪的现象至少可以使我们知道，在当时以及后来长期一段时间商务中人的眼里，《绣像小说》是一份不被注意的刊物，比不上次年创刊的《东方杂志》，也比不上后来的《小说月报》。这也给我们考察《绣像小说》的创办情况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的学者注意到刊物的诞生与商务的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在同一年里，因此试图将这二者联系起来探讨其间的影响关系。但《绣像小说》创刊在光绪二十九年的五月初一日（1903.5.27），商务与金港堂签订合资协议成立股份公司在该年的十月初一日（11.19） ，比《绣像小说》创刊晚了整整半年时间（加上闰五月），而且在此期间商务与金港堂、金港堂主原亮三郎与李伯元之间具体有过什么交往已难于详细得知，因此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绣像小说》的创办与商务和金港堂的合资没有明确的关系。又，目前多数学者认为《绣像小说》的创办与张元济担任编译所长有关。因为按照通常的说法，张于1901年底投资商务为股东，1902年开始到馆办事，1903年继蔡元培之后担任编译所长，并由他聘请李伯元编辑《绣像小说》。其中以郑逸梅《晚清小说的宝库——〈绣像小说〉》一文中所说最为肯定：

    张元济于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之后，看到广智书局刊行的《新小说》杂志，刊载了梁启超、吴趼人写的《侠情记传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把老学究们严禁弟子阅读的所谓不正经的小说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他对此非常赞同。恰巧这时那位南亭亭长李伯元寓居沪上，他办过许多小型报纸……很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因此他的声望很高，张元济便聘他编辑一种小说杂志，双方同意，取名《绣像小说》……每月出版两期，由李伯元主编且兼主撰 。

    但在这里，需要首先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是否确实在《绣像小说》创刊之前？照理说来，创办一份刊物（特别是刊期比较紧迫的刊物）至少也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做准备，商务策划创办《绣像小说》至少要从1903年的4月起就应该开始。但遗憾的是，对此，无论是张元济本人还是其他人都没有留下确切的资料记载。我们知道，张元济出任编译所长的直接原因是他的前任蔡元培突然离沪赴青岛学习德语，编译所长一职空缺，时间在1903年。蔡元培与张元济是极好的朋友，蔡于1902年任职商务还是由于张元济的推荐。根据通行的说法，蔡元培突然离开上海是因为《苏报》案发作，蔡为避祸而走避青岛的，如“不久苏报案发生，革命党人章炳麟、邹容被捕，蔡孑民不得不离开上海，逃往青岛” 。但事实上蔡元培离沪虽有躲避清廷迫害的考虑，更主要的原因却是中国教育会内部在爱国学社是否应脱离教育会独立的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执，蔡愤而辞去学社及教育会的职务，去青岛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的 。蔡元培《自写年谱》中也说：“我在爱国学社时，我的长兄与至友汤蛰仙、沈乙斋、徐显民诸君均愿我离学社，我不得已允之，但以筹款往德国学陆军为条件。汤、徐诸君约与我关切者十人，每年各出五百元，为我学费。及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冲突后，我离社，往德的计画将实现。徐君从陈敬如君处探听，据言红海太热，夏季通过不相适宜，不如先往青岛习德语，俟秋间再赴德。于是决计赴青岛。” 可见蔡元培的辞去商务编译所长一职在苏报案之前。苏报案发生在1903年的6月底，6月29日租界巡捕开始动手捉人，6月30日章炳麟被捕，7月1日邹容到工部局投案自首，但蔡元培早在6月15日就离开上海到青岛学德语去了 。据此，则张元济的代替蔡元培担任编译所长必在6月15日以后，而此时《绣像小说》创刊已经近一个月，第３期也已于6月25日出版了。因此说，《绣像小说》的创办与张元济担任编译所长也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尽管张元济1901年就已成为商务的股东，但对于他正式进入商务的时间，目前就有1901、1902和1903年三种不同的说法，而以1902年说最为通行（如张树园主编的《张元济年谱》即持此说）。那么，在正式担任编译所长之前，张元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甚至主持了商务的编辑工作？一般认为，张元济于1902年进入商务以后，就组织成立了编译所，并由他聘请蔡元培担任所长。按照这种观点，张元济从1902年起就成了商务编译工作的实际负责人，但关于这一点，恰恰缺乏有力的证据说明。商务正式设立编译所应在公历1902年年末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一文中回忆道：

    设立编译所，不能没人主持。从前上海石印书盛行时代，大规模的印书局如点石斋、同文书局等，多数有编校机构，聘请翰林出身的文士主持，编校人员都是举人或秀才出身，因而他们也非有翰林做所长不可。但这时的翰林多数是不懂新学的旧派，只有像菊老那样才是理想的人才，但他现任译书院长，又不敢向他提出，只得请他推荐。蔡孑民（元培）当时正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也是翰林，曾因印刷刊物与商务有过交往。这年南洋公学发生学潮，退学的一部分学生和反对当局的进步教师，另办一所学校，名为“爱国学社”，推蔡孑民为“经理”，主持校务，菊老将他推荐给商务，经过几次商协，他同意兼任，但仍住在爱国学社。……蔡孑民去后，编译所没有所长，夏瑞芳决计向张菊老请求。菊老任译书院长的月俸只一百两，夏为了表示诚意，愿意供给月薪三百五十元。菊老很受感动，并且觉得在南洋公学无事可为，出版事业较有发展前途，允许担任所长职务，1903年辞去院长，正式进馆。

    高平叔《蔡元培与张元济》一文中也说：“此时，那个原来只是一家小小的手工印刷工场的商务印书馆，邀请张元济创设编译所，编印教科书及各种专著。张当时尚未能脱离南洋公学，便商请蔡元培去兼任该馆的编译所所长……蔡元培离开上海时，并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兼职辞去。恰在此时，张元济改任南洋公学的总理，与监院的美国人福开森意见不合，拂袖去职，正好接任这个编译所的所长（高文于此处注释说，根据是张元济本人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填写的《委员履历表》手稿）。”据此，则张元济在正式任职编译所之前并未直接主持商务的事务，蔡元培的任职编译所也是由他“推荐”而非“聘请”的，这期间张元济的工作关系仍在南洋公学的译书院，否则，他既已决定投身中国的出版事业，为什么自己不去担任编译所长而却要推荐蔡元培呢。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严复翻译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一书于1902年11月份由南洋公学译书院正式出版，此前张元济与担任校订工作的郑孝柽为该书编订了细致的中西编年、地名、人名、物义等表，“以便学者考订” 。在1899-1902年间，严复与张元济就《原富》的出版等问题曾有过多次的书信往来（在此期间严复致张元济的20封信中，就有14封述及《原富》）。《原富》出版后，南洋公学以经费不足为由，通过少报销数的办法克扣严复应得的版税，张元济曾为之力争。也是在此之后，张元济考虑到此书的难读，还曾在南洋公学的外院专门教学生读过《原富》 。很难想象，一个早已不是南洋公学中人的人会去做这些事情。有人猜测《绣像小说》创刊号上刊登的《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一文是张元济的手笔或与张有密切关系，但此时张既不是商务的编译所长，更不是商务的老板，以他当时的身份而能自称“商务印书馆主人”，总使人觉得有些难于理解。蒋维乔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4.1.15）的日记中有“张君（按即张元济）述，商务印书馆主人因明年女校复开，欲要余与庄伯俞君委身在编译所办事”之语 ，可见这里的商务印书馆主人决非张元济本人。既然一直到《绣像小说》创刊之前张元济都没有直接主持商务的编译事务，而且张元济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他与《绣像小说》有关的资料，那么，在缺乏过硬证据的情况下就判定《绣像小说》是由张元济创办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那《绣像小说》到底是由谁最先提议创办的呢？本文以为极有可能就是当时商务的经理夏瑞芳。夏瑞芳是一位很有眼光、魄力的企业家，商务初创之时，只是一个小印刷作坊，“其所以叫‘商务’，是因为主要印商业用品如名片、广告、簿记、帐册等；其所以叫‘印书馆’，是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印刷厂’的名称，当时中国人都叫‘印书馆’。印刷厂的名称还是后来从日本传来的” 。庚子事变后，清廷复开新政，广设学校，夏瑞芳“以国民教育宜先小学，而尤急需有教科书，乃于印刷所外，始设编译所焉。君规划甚远，期以出版之大公司，劝同志集巨资，营厚利。信之者无力，有力者弗深信，略无应者” ，但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到1903年初已发展成为编译、印刷、发行三者兼备的粗具规模的近代型出版机构，并出版了《华英初阶》、《国民读本》、《通鉴辑览》等十几种书籍，“说部丛书”和“小本小说”也于这一年开始印行。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夏瑞芳的远见和不懈努力。十几年前汪家熔先生曾提出，张元济律人律己都很严格，他极反对有冶游、鸦片、赌博等嗜好的人，因此他不会把《绣像小说》交给有“花界领袖”之名的李伯元去办 。尽管后来曾有人对此进行解释，说李伯元并非张元济不喜欢的那种“花界提调” ，但不可否认，张、李二人在思想观念、文化修养以及生活方式上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 ，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张、李二人直接交往的记载，因此说李伯元是由张元济聘请来编辑《绣像小说》的，总不免使人产生疑问。但夏瑞芳则不同了。夏不是翰林公，他“先世业农”，父亲是小摊贩，母亲在人家里做保姆，自己是排字工人，他所受的教养、文化水平以及生活情趣等等都更像普通的上海市民，以至于被初入上海的蒋维乔视为“市侩”、“资本家” 。李伯元当时在新闻界、小说界的活跃程度和声名鹊起，应当更能为夏瑞芳所注意和赏识，至少可以雇来一用，为商务发展事业扩大影响服务的。因为当时商务尚没有一份完全属于自己的刊物，而《新小说》问世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拥有了广泛的阅读群体，这种情形夏瑞芳肯定会注意到。即使不从响应“小说界革命”的号召，借小说以改良社会的角度出发，创办一份高水平有影响的小说杂志也会对商务的发展有利，至少以后刊登广告不用再花钱给其它刊物了，并且还能借小说刊物的易传行远扩大商务的影响，甚至赢得一部分广告收入。夏瑞芳是很能准确把握时机发展事业的人，他有与日本金港堂合资的勇气和魄力，创办一份半月刊的小说杂志当不是一件难事，而且1904年的《东方杂志》就是由他提议张元济等人赞同办起来的，可见他当时除了教科书外，对于办期刊也是很注意的。《绣像小说》的发刊词《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署名“商务印书馆主人”，人们怀疑是张元济或李伯元的笔名，但张、李此时都不具备自称商务“主人”的条件，而夏瑞芳则是第一个够条件的人。前引蒋维乔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4.1.15）日记说：“晚张菊生君函约谈话。晚餐后即至彼处。张君述，商务印书馆主人因明年女校复开，欲要余与庄伯俞君委身在编译所办事，不与社会交涉。余自惟今岁到沪之目的愿为社会办事及个人学问，非为谋利，且夏君之市侩乌足以月薪四十元买我之身哉！遂谢之。”这段日记也说明了商务印书馆主人不是张元济，而是夏瑞芳。当然，《缘起》可能不是夏本人的手笔，但从题署中可见《绣像小说》是在夏瑞芳的主持和积极参与下创办的，也就是说，聘请李伯元编辑《绣像小说》的应当是夏瑞芳，而不可能是张元济。当然，夏瑞芳创办《绣像小说》前，肯定也征求过张元济甚至蔡元培的意见，并取得了他们的同意。

    《绣像小说》本为半月刊，自1903年5月27日创刊后，每隔半个月发行一期，并且用的是干支纪年（如第1期标“癸卯五月初一日”），这样一直延续到第12期（癸卯九月十五日）。从13期起直到第72期终刊，则不再有出版日期可按，因此对于它此后的刊行情况以及终刊时间问题，实际上并无确切的记载。如1922年发表的陶报癖《前清的小说杂志》关于《绣像小说》的介绍即仅有“每月二期，癸卯五月初一日出版，至七十二期止。发起者商务印书馆，编辑者李伯元，发行所上海棋盘街” 这样简洁的文字，而没有提及它的终刊日期。1935年发表的毕树棠《绣像小说》一文也仅说《绣像小说》“创刊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五月，是个半月刊，共出七十二期，停刊年月不明，约在光绪三十二三年之间，只有三年的历史” 。但阿英在1936年发表的《清末小说杂志略》中则明确说《绣像小说》“刊于癸卯（一九○三年），丙午（一九○六年）停刊”。此后，《晚清小说史》（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以及《晚清文学期刊述略》（《文艺报》1957年10月20日）中都沿袭了这种说法，即认为《绣像小说》停刊于1906年4月，直接原因是李伯元的去世。实际上，由于《绣像小说》第13期后已无出版日期可供查考，而按照半月刊的发行速度计算，从1903年5月到李伯元1906年4月去世恰好有36个月，正好够出满72期的时间，因此《绣像小说》终刊于1906年4月的结论基本上是根据它的刊期推算出来的，并无确切的依据。但由于阿英在晚清小说研究界开先河的地位和巨大影响，因此后来有关的记载和介绍几乎无一例外地重复了这种说法，甚至一直到今天。在这方面表现出可贵的独立思考精神的是张纯和樽本照雄二人。樽本照雄在197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绣像小说》第13期以后不署出版日期的现象 。1985年，张纯发表《关于〈绣像小说〉半月刊的终刊时间》一文，首先对1906年4月停刊的成说提出质疑，此后十年来樽本照雄与他就这一问题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进行探讨，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经过认真辨析二家的观点，本文也认为《绣像小说》确实存在刊行延期的问题，主要根据有四：

    第一，《绣像小说》第15期上发表署名“竹天侬人倚声”的“时调唱歌”《小五更•咏日俄交战也》，描述1904年日俄侵略者为争夺利益在我国东北开战的史实。根据史料记载，日本对俄国宣战在1904年2月9日，按照半月发刊一期的计划，《绣像小说》第15期应当于1903年12月9日出版，但在这一期上发表的“时调唱歌”竟能歌咏两个月以后发生的“日俄交战”之事，岂非咄咄怪事？张纯说：“看来唯一的解释就是，《绣像小说》半月刊在第15期发表之前——也就是创刊初期——就曾经因故停刊了二个多月。我们从商务《绣像小说》自第十二期发表以后便突然取消了干支纪年这一情况看，《绣像小说》杂志第一次停刊的时间是在癸卯年九月十五日（1903.11.3），后来复刊时，由于已经拖期二个月以上，从而使《绣像小说》第十三期的发表时间无法与第十二期衔接，所以商务印书馆才不得不取消了干支纪年。” 这个推论是有道理的。《小五更•咏日俄交战也》的发表说明，到第15期时，《绣像小说》已经延期出版了2个月以上。另，商务印书馆1904年3月11日创办的《东方杂志》创刊号上有“《绣像小说》现出至第十四期”的广告文字，据此则《绣像小说》出版第15期时延期当在5个月之内，这一点也与张纯的推论相合。

    第二，《绣像小说》第22、23期卷末连续刊登《商务印书馆征文广告》，募集国文教科书、小说和论说等稿件，要求作者将书稿交到“上海美租界新衙门东首祥麟里间壁成字一千三百六十四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自1902年设立编译所后，所址屡有变迁。起先在北京路北、贵州路西的长康里筹备建立编译所，1902年8月22日深夜北京路工场遭遇火灾，所有机器工具尽毁于火，幸而事先保有火险，商务因此领到一笔巨大的赔偿金，于是再增设资金，在北福建路自建厂房，并在河南路新设发行所，在厂房对面唐家弄租屋三间设立编译所。1903年1月，编译所由唐家弄迁移至北福建路东的蓬路，1904年10月8日又迁至美租界新衙门东首祥麟里间壁成字一千三百六十四号（旧爱国女校新屋内） 。按照半月刊的发行速度，《绣像小说》第22期的出版时间应在1904年3月份（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在此处即注明“1904年3月 甲辰二月”），而这时商务的编译所还在北福建路东的蓬路，距迁移到美租界新衙门东首尚有半年的时间，可见到第22期出版时，《绣像小说》已经延期了6个月以上。樽本照雄推断它出到第24期（即第一年出齐）时要比预定的时间晚9个月，是极有可能的。

    第三，《绣像小说》创刊后发行量不断扩大，除上海本埠外，另在内地以及香港、日本、新加坡各地广泛设立寄售处，最多时达到88处。在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1906.2.11）商务印书馆天津分馆成立之前，天津《大公报》上一直刊有《绣像小说》的售书广告，直到第57期。此外，在上海的《申报》、《同文沪报》、《消闲录》、以及商务自己的刊物《东方杂志》等报刊上也都有关于《绣像小说》的发行记载，樽本照雄曾对此作过细致的查考。如果上海至天津邮件运行的速度会对我们准确判断《绣像小说》的刊行产生一定干扰的话，那么在上海本埠出版的报刊反映《绣像小说》刊行的情况应当是比较及时和准确的，特别是像《申报》这样的大型日报。但是，《申报》上刊出《绣像小说》的出版广告与该刊预定的出版日期竟有极大的差距，如：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三十日（1906.4.23） “上海商务印书馆绣像小说第五十三四期已出”
    六月初八日（1906.7.28） “现出至五十七期”
    六月十五日（1906.8.4） “第五十七八两期已出”
    八月初七日（1906.9.24） “第六十六十一两期已出”

    按照预定的速度，《绣像小说》第53期的出版时间应为1905年7月，比《申报》所提示的日期要早9个月；第57期的出版时间应为1905年8月，比《申报》的要早11个月左右；第60期的出版时间应为1905年10月，比《申报》的要早11个月左右。扣除《申报》从获得有关《绣像小说》的刊行信息到在报纸上登出所需的时间，考虑他们都在上海出版且都是当时著名新闻出版机构的出版物，而《申报》又是一份大型的日报等因素，可以推断，到第60期出版时，《绣像小说》至少要衍期9个月的时间。此外，从《东方杂志》所刊登的有关信息中也可以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一份大型综合性刊物，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1904.3.11）创刊，月刊，于每月二十五日出版。

    《东方杂志》创刊时，《绣像小说》已经发行了14期。此后，它为《绣像小说》连续刊登销售广告，主要有：

    第二年第二期（1905.3.30） 预定第25—48期
    第三年第二期（1906.3.19） 预定第49—72期
    第三年第八期（1906.9.13） 现出至五十期
    第三年第十期（1906.11.11） 现出至六十一期
    第三年第十二期（1907.1.9） 现出至七十二期
    第三年第十三期（1907.2.7） 现出至七十二期，明年大改良
    第四年第二期（1907.4.7） 现满三年七十二期，以后改良再行布告

    按照原定的刊行速度，到《东方杂志》为《绣像小说》做“预定”第25—48期的广告之时，《绣像小说》应当已出至第45期；到“预订”第49—72期时，《绣像小说》应当已出至第69期；而当《东方杂志》打出“现出至五十期”的广告时，已是《绣像小说》全部刊完72期以后彻底停刊5个月以后的事了；等到《东方杂志》声明《绣像小说》“现出至七十二期”时，这份刊物已经停办了有10个月之久。还有一个证据。《月月小说》创刊号上也刊登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及各地分馆关于《绣像小说》的出版广告：“商务书馆《绣像小说》第六十二、六十四期已出，每月二册，一年廿四册。大洋二角，全年大洋四元，外埠加邮费五角，其第一期至四十八期全份仍照向章。”《月月小说》创刊于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望日，即公元1906年11月1日，按照原先的计划，这时《绣像小说》早已停刊了有半年之久。考虑到《月月小说》是一份月刊，而创刊号上刊登的内容可能也不够特别新鲜，但其与《绣像小说》同在上海出版，且总撰述吴趼人、总译述周桂笙都是李伯元的朋友，并在《绣像小说》上发表过作品等因素，可以推测，到《月月小说》创刊时，《绣像小说》还没有完全停办，而且最多也就出到第70期（上引1906年11月1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三年第十期所刊广告只说“现出至六十一期”，比11月1日出版的《月月小说》创刊号所透露的“第六十二、六十四期已出”的信息还要迟缓一些。而《东方杂志》是商务自己的刊物，所刊登有关《绣像小说》的广告应当比较及时，由此看来，《月月小说》创刊号所透露的极有可能是《绣像小说》的最新出版信息），以后大约维持到该年年底才彻底停刊。

    第四，《东方杂志》第3年第13期以及第4年第2期上有《绣像小说》明年大改良的预告，说明尽管主编李伯元去世已久，但商务还有把这份刊物维持下去的想法。汪家熔选注的《蒋维乔日记选》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1907）下有“十二月初一日，十一时谈小莲来，商议改良《绣像小说》事”一条日记，指的应当就是此事。到这个月的月末（十二月二十五日），《东方杂志》打出改良《绣像小说》的广告，在时间上也相符合。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绣像小说》的改良版最终没有出来，改良的计划自然告吹，这样，《绣像小说》在李伯元去世后坚持出满了72期，一直拖到1906年底才最终停刊。

    综上所述，本文赞同张纯、樽本照雄的意见，即《绣像小说》自第12期以后确实存在延期出版的现象。至于延期出版的具体时间，则更倾向于樽本照雄的推论，即：

    第一年份的1-24期，到光绪三十年十二月（1905年1-2月）才出齐，比预定的半月刊的计划延期9个月；

    第二年份的25-48期，到光绪三十一年年底（1905年底或1906年初）才出齐，也延期了9个月；

    第三年份的49-72期，到光绪三十二年（中间有闰四月）年底（1906年底）才出齐，并最终停刊，比原计划延期出版了10个月。

    这样，关于《绣像小说》的终刊时间问题，至今已有阿英的1906年4月、张纯的1907年9月以后和樽本照雄的1906年底三种说法。相比较而言，第三种说法更有说服力。当然，推测毕竟是推测，要对这个问题做出最终判断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至于李伯元去世后，到底是谁作了《绣像小说》编辑的继任者，目前也是一个无法确知的谜。对于《绣像小说》研究来说，弄清楚它的刊行时期和终刊时间实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诸如争论了多年的刘鹗与李伯元谁抄谁、南亭亭长到底是否李伯元一人的笔名、甚至《绣像小说》的编辑者等等问题，在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后都有可能得到很顺利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