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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说是古代书籍的一大品系，毫无疑问，有关古籍版本的基本常识和规律，对于古代小说来说，同样是完全适用的。
但是，古代小说的版本，又有许多区别于其他古籍的特殊的性质，如果仅仅了解版本学的一般常识，那还不能胜任古代小说版本的鉴别和研究。
为什么古代小说版本有区别于一般古籍的特殊性质呢？这需要从写作、刻印和流传三个方面来加以考察。
从写作的角度看，在古代中国，小说历来被看作是“君子不为”的“小道”，受到正统文人的鄙视。小说作家大多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他们写作小说，也极少怀有那种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神圣的使命感；他们之中，最积极的态度不过是把小说当作“辅翼经史”的手段，消极一点的态度，则更把小说作为游戏人生的工具而已。因此，古代小说作品尽管极为浩繁，但大多数版本不标作者姓名，或者只标出一个类似今天的笔名的“号”，如“钟山逸叟”、“秦淮墨客”、“西湖义士”、“天花藏主人”、“如莲居士”之类。如明代刊本《封神演义》封面上，刻有金阊书坊舒冲甫的“识语”，上面说：“此书久系传说，苦无善本，……兹集乃囗囗先生考订批评，家藏秘册，余不惜重赀购求锓行，以供海内奇赏。”识语不仅未交代作者姓名，还削去了考订者的名字。可以说，古代的小说作者，根本不存在类似现代人的“著作权”的观念。
从刻印的角度看，古代虽有官刻、家刻、坊刻三大系统，但官府机构由于自身性质，不可能大量刊行那些“荒诞不经”的小说。据周弘祖《古今书刻》记载，明代都察院刻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武定侯郭勋，据说也曾在嘉靖年间刻过《水浒传》，现在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一种明代的残本，有人认为是郭勋所刻，甚至称之为“郭勋本”。官府刻印小说，本已极为罕见，并且已经遭到时人的斥责，效法者就几乎绝迹了。私家刻书，除了特殊的原因，也不可能重视小说的刻印，《于少保萃忠全传》，是一部写于谦的传记小说，道光十五年（1835），于谦的十二世孙于士俊为怀念先祖，加以重刊，这是家刻小说的一种。道光二十二年（1842），有位书生黄瀚，字小溪，写了一部六十回的长篇小说《白鱼亭》，大胆地把自己也写进书中，还是一个主要人物，目的是记叙生平所见所闻，以显示自己的才情。书成以后，便用“红梅山房”名义开雕，又请了十几位好友题诗作赋，这也是家刻的一种。绝大多数的小说，都是出于具有商业性质的书坊。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日益增多，为“市井细民”所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刻印小说便成为书坊牟取丰厚利润的手段。各个书坊之间，为了争夺市场，招徕读者，相互之间开展了剧烈的竞争：为了求新，就不断推出新的小说品种，还在旧本上增加批点、插图，以“新评”、“绣像”相号召；为了求快，就难免粗制滥造、偷工减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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