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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小说》是一本很有新意的学术专著，第四章“历史小说：史传传统与史诗模式”，则是探讨历史小说的专章。作者引西方著名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话：“我用的方法是把我的叙述力量全部集中于人物和人物的热情上——这些热情是社会各个时期人们所共有的；这些感情同样地激动人类的心，不论这颗心是在15世纪的钢铁盔甲下，在18世纪的织锦外衣下，还是在今天的兰色礼服和白斜纹布背心下跳动。”又引另一位西方历史小说家大仲马的话：“历史是什么？是我挂小说的钉子。”得出了如下结论：“出于这样一种创作意识，西方的作家就不像中国的演史家那样尊重历史的自然，而对历史事变的处理带着一定的随意性，甚至用自己的想像去取代一部分历史事实。”[1]
西方历史小说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作意识”呢？作者的答案似乎是归结为西方的“个人英雄史观”。其实，根子恐怕更在西方没有中国“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的观念，没有中国为记载历代国运兴衰、褒贬历史人物功过的以“二十五史”为主干的史书系列。令西方人自豪的古希腊“史诗”，原本就是“需要由想像来加以丰富的”（伏尔泰语）、“比较能容纳不近情理的事”（亚里斯多德语）的“传奇故事”（黑格尔语）。传统如此，观念如此，又何必为后世小说家“随意歪曲”历史感到惊诧呢？
号称西方“历史小说之父”的司各特（1771－1832），他的第一部历史小说《威弗利》发表于1814年，相当于中国清代嘉庆十九年；他最成功的历史小说《艾凡赫》发表于1819年，相当于清代嘉庆二十四年。仿效司各特成名的大仲马（1802－1870），他的历史小说《三个火枪手》于1844年问世，相当于清代道光二十四年。而中国宋元（960－1368）时期的瓦舍勾栏，早有了“讲史”的家数；自罗贯中于明代洪武四年（1371）写成《三国志演义》，至杜纲于清代乾隆六十年（1795）撰就《南史演义》，与正史相得益彰的历史小说系列，便已宣告完成。章炳麟《〈洪秀全演义〉序》说得好：“演事者，则小说家之能事。根据旧史，观其会通，察其情伪，推己意以明古人之用心，而附之以街谈巷议，亦使田家孺子，知有秦汉至今帝王师相之业；不然，则中夏齐民之不知故国，将与印度同列。然则演事者虽多稗传，而存古之功亦大矣。”世界独一无二的具“存古之功”的中国历史小说系列之最后奠定，比西方“历史小说之父”的第一部作品问世还早了九年！试问，该如何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看中国历史小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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