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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们在“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农耕生活中，逐渐形成了重现实而轻虚妄、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即所谓“大人不华，君子务实” （王符：《潜夫论·叙录》）、“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 （章大炎：《驳建立孔教议》）；我国丰富的史官文化，更要求治史要“秉笔直书”，不为强权所左右，并形成“实录”这一重要的治史观念。所谓“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班固：《汉书·艺文志》)，正是务实、实录等观念的表现。这当然有其进步性的一面。然而对于从根本上带有虚构性质的小说创作来说，却不能不起到阻碍作用，以致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干宝等人创作《搜神记》等志怪小说，仍是要“明神道之不诬”(干宝：《搜神记序》)，以证明“仙化可得，不死可学”（葛洪：《神仙传序》）。随后唐代韩愈的“以文为戏”（裴度：《寄李翱书》）、宋代洪迈的“稗官小说家言不必信”（《夷坚志丁序》）和罗烨的“随意据事演说”（《醉翁谈录·小说引子》）说，虽然已经初步接触到了小说的虚构性质，但对此观念响应者不多，还不足以改变传统的“实录”观念并形成系统的小说理论。
到了明代中叶，随着《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通俗小说的出版和流传，小说的虚构与史实的关系才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和论争。在理论的初起阶段，这种论争主要是围绕着《三国演义》展开的。由于传统观念的巨大惯力，这时人们还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犹抱琵琶半遮面”——虽然承认小说的地位，却仍然摆脱不了“实录”观念的影响。林瀚《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要求历史演义小说创作要“为正史之补”。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要求演义小说要“事纪其实”。修髯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要求历史小说要“羽翼信史而不违”。余邵鱼坚决反对“凿为空言以炫人听闻”，要求演义小说创作要“一据实录”。他的《列国志传》就是“谨按五经并《左传》、十七史、《纲目》、《通鉴》、《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敷演而成（《题全像列国志传引》）。这说明传统的惰性是如何顽固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说明单纯围绕《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来谈论小说创作“虚与实”的关系问题，对人们的理论视野是有一定限制的。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游记》以它恢宏的幻想笔墨出现在世人面前。这部作品所叙述的唐僧取经故事，虽然具有历史上玄奘取经的影子，却完全打破了按照历史真实描写的局限。且不说其中一个个动人心弦的降妖故事的虚幻性，就连其中历史人物玄奘的出身，也不是按照历史的真实来描写，而是杜撰了一个江流儿的故事，甚至玄奘的家乡也由洛州被搬到了海州。这样一部完全虚幻化的通俗小说，对旧有的小说观念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此，不少人就惊呼其“俚妄”，直斥其为“东野之语，非君子所志”，认为《西游记》“以为史则非信，以为子则非伦，以言道则近诬”，甚至大叫“吾为吾子之辱”（陈元之：《刊西游记序》），即为《西游记》的作者感到耻辱。但是，也正是这样一部虚幻性的通俗小说，才更能引起人们对传统“实录”观念的深刻反思，并在反思的基础上重建崭新的小说观念。因此，关于小说“虚与实”的论争，虽然开花于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却结果于对《西游记》的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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