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研究－－纵横话题说成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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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铁鹰

●纵横话题说成书（下）－－《西游记》成书研究②

最早开始吴承恩研究的是谁
　

最早开始对吴承恩作比较系统研究的是鲁迅。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当时流行的邱处机作《西游记》说乃“不根之谈”，而肯定其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并简要介绍了吴承恩的生平。鲁迅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知名学者的支持与响应。几乎在同时或稍后，胡适发表了长文《西游记考证》，在作者问题上得出了与鲁迅相同的结论。再以后，董作宾、郑振铎、赵景深等一批学者相继加入了这一行列，使得吴承恩研究在二三十年代形成了第一次热潮。自此以后，各种版本的《西游记》中，再也见不到邱处机的名字而纷纷把著作权还给了吴承恩。

鲁迅的依据是什么呢？

其实，早在明代天启年间(吴承恩逝世后约四十年)编修的《淮安府志》中已明确记载了吴承恩的简要生平，称“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并录其主要著作“《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这应当视为相当可靠明确的证据。但因其毕竟是地方史志，而且清代重修的志书又将这数句删去，因而了解的人并不多。再由于写小说无论多么轰动，对旧时文人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吴承恩当年的一班文友虽器重他的文才，于此事却均缄口不提，吴承恩与《西游记》的关系也就渐渐被淡忘了。

清代，《西游记》被误植到邱处机名下之后，一批淮安籍的学者不免惊讶，阮葵生、丁晏等人都曾表示过：《西游记》怎么成了邱处机的作品？家乡的府志早就说过是吴承恩写了这本书呀！而且从方言看也应该是家乡人口吻呀！但他们也仅仅是说说而已，并未认真计较，自然也未形成实际影响。

鲁迅依据的主要就是这些资料。但旧事经鲁迅重提时，意义已不一样：

其一，时势不同了，写小说和研究小说都已不是杂学，其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因而参予研究的学者都相当投入和认真；

其二，一旦认真看待，邱处机作《西游记》之说便不再有市场，已经不再成为障碍，人们较易接受新的观点；

其三，随着对吴承恩更多的了解和对《西游记》更多的剖析，人们觉得两者之间应该有密切的联系而乐于将研究深人下去。

这就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至四十年代，吴承恩的生平资料已被更多地发现，这位被埋没已久的伟大文学家的轮廓逐渐被勾勒出来。

建国以后，刘修业先生将从故宫博物院中抄出的《射阳先生存稿》交古籍出版社出版。《射阳先生存稿》是吴承恩的作品集。吴承恩由于晚年家贫无子，大量文稿均散失无存，在他逝世后，他的表外孙丘度才从亲朋好友中搜集到一部分，编成《射阳先生存稿》。这本书的流传也不广，至今只在故宫藏书中发现一部。古籍出版社将其改名为《吴承恩诗文集》出版，无疑对后来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八十年代初，吴承恩研究有了明显的飞跃。《吴承恩年谱》、《吴承恩小传》等一批专著相继出版，加之在吴承恩的故乡发现了他的墓地和一批新资料，建成了吴承恩故居，终于促成1982年在淮安召开了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经过这一个高潮，吴承恩的形象被描绘得更为清晰，他何时写《西游记》、他的思想性格和经历与《西游记》的关系、《西游记》的题材来源等重要问题都取得了进一步的成果。

追根寻源，九泉之下的吴承恩应感谢鲁迅、胡适等人，是他们帮助吴承恩寻回了失落的桂冠。
　

为什么对吴承恩作《西游记》还有争议

明代天启年间，也就是吴承恩逝世后大约四十年左右，淮安府组织编写了一本新的府志《天启淮安府志》，编写者对乡邑名士吴承恩给与了应有的尊重，在府志中为他立了小传，评价了他的文学成就，并记录了他的作品《西游记》。但编写者忽略了一点：他们没有特别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是小说还是地理游记。无巧不成书，清代有位学者兼藏书家黄虞稷在他的藏书目录中记录了吴承恩的《西游记》，但他是把这本书归入地理类的。有些学者就据此认为，吴承恩写的《西游记》不是小说。

吴承恩生前交往的文朋诗友对他的文才都很佩服，在吴承恩逝世之后，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提到吴承恩其人和他的作品，有些还四处搜集吴承恩的诗文编成文集，使得才华横溢的吴承恩不致被历史埋没，但他们都没有提到吴承恩有本小说《西游记》。这又使有些学者觉得不合情理，他们觉得也许吴承恩并没有写过《西游记》。

为了争辩第一个问题，十年前学者们大大地打了一场笔仗。从理论上说，《天启淮安府志》的记录确有两种可能，因而要肯定其所纪录的《西游记》就是小说还不足以令人信服。但反过来说，如果要说其中的《西游记》就是地理游记也成问题。有人问：如果黄虞稷确实亲眼看到过吴承恩写的地理游记，那么有许多问题在逻辑上说不通。如吴承恩游了哪里？他一生南下北上往返多次，西游却只有去湖北蕲州荆王府上任，而如果承认吴承恩到过荆府，恰恰就等于承认吴承恩写的是小说，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便是在荆府任职期间完成的。再如吴承恩如果写的是游记，他一定会署上自己的大名而不必躲躲闪闪，这本书流传到百年之后与吴承恩没有任何联系的黄虞稷之手，中间必有环节，那么这百年间，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提到过这本游记？这本书既然被黄虞稷细心地保存下来，为什么其后又下落不明，至今没有任何人提到这本《西游记》？因此有人怀疑黄虞稷的藏书目录中的记录并非都是他本人亲眼所见(在他的这部目录中也确有一些根据传闻写下甚至记错的实例)，也许黄氏见到了《天启淮安府志》，便想当然地将吴承恩的小说划归为游记。

至于吴承恩的文友和同时代人为什么没有提到他写小说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传统观念作怪，大家都觉得写小说不是正道，有损吴承恩的英名，因而回避不提。但恐怕不是这么简单。有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吴承恩完成《西游记》是在荆府纪善任上，完成后书稿留在了王府。吴承恩逝世后十年即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才由南京—个叫世德堂的书店得到书稿刻印。但世德堂没有刻完，又转到一个叫荣寿堂的书店后才完成面世。也就是说，直至书稿完成四十年后也就是吴承恩逝世三十年左右才真正与读者见面。这就和传统的“是书明季始大行”的记载相吻合，也和《天启淮安府志》记录的时间相吻合。事实上，吴承恩的好友亲朋都没能看到这本书，当然也就不会在他们的交往中涉及到此书了。

肯定吴承恩写了小说《西游记》的学者除了上述回答外，还提醒人们注意方言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从古到今，淮安人都十分肯定地说《西游记》中夹有大量当地方言，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方言是绝难模仿的，少数的方言词语也许是偶然，但一定量的无可替换的方言词语则可以构成最有力的证据。
　

吴承恩故居何时重建
　

出淮安城沿运河堤北上，有一座古镇河下，正是当年商贾汇聚的集散地。今日的河下，已呈败落之象，但站在河堤上看去，一条条石板街道，两边鳞次栉比的店铺门面，门面后依稀可辨的深宅大院，仍透出一种旧时大码头的格局。从河里仍在来往的运输船队看，仍可想象出当时千舟竞发、白帆点点、货物上下装卸从这里幅射四方的情景。吴承恩便出生在这座古镇的打铜巷里。据老人们说，吴家老宅子原也是一座大院，一直保留到抗战前，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才被战火夷为平地。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吴承恩确是《西游记》的作者时，淮安县政府决定重建吴承恩故居。1982年，首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于淮安召开之时，故居竣工。

重建的故居仍在吴家老宅原址。看起来被淹没于大片民房中，但唯其如此，才有一种真切的感受，才能理解这位文学家及其笔下人物身上的市井风貌。建筑采用了典型的明代式样，与保留有大量明清旧屋的周围环境布局十分和谐，避免了有些纪念地虽然富丽堂皇却不免让人觉得大兴的感觉。其规模格局也尽可能地听取了老人们的描述，所以虽新建却如旧。在“故居”这个意义上，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作品。

如今的故居，竹篱爬满茑萝，曲廓环绕青藤，屋前芭蕉，屋后冬梅，特别是吴承恩当年的书屋射阳簃，按照旧文人的书房陈设，典雅古朴，颇有点仙气。故居的主要功能当然是陈列，其中包括许多近年发现的与吴承恩有关的文物资料，弥足珍贵，而贵中之贵，则是一座吴承恩的塑像。
　

吴承恩的塑像为何特别珍贵
　

陈列在吴承恩故居中的吴承恩塑像，显得特别逼真。

这不仅仅是雕塑家的功劳，而是由于这尊塑像就是吴承恩本人面貌的复原。全国各地难以计数的古代名人塑像中，恐怕只有这一座是“复原”而非创作。

据目前所知，根据真实依据复原的塑像只有两座，一座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系根据十三陵出土的骨骼复制。但这座塑像在“文革”中已被毁；另一座就是吴承恩，大概这已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古代名人复制像。

吴承恩的一生是不幸的。不幸的事太多，包括他的墓被人私掘。但万幸的是，他的墓在被盗发后立即受到保护并找到了完整的头盖骨，并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复原成功。

复原的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亲自主持了这项工作。

首先要确定年龄。根据牙齿磨损程度判断，吴承恩逝世时已七八十岁(这和资料记载是吻合的)，根据这个年龄制作塑像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确定以六十岁左右的吴承恩为标准制作塑像，但需推算出这个年龄时吴承恩的头骨形状。

其次吴承恩的头骨虽然具有典型的黄种人的特征，但作为一个个体，须仔细测出他区别于其他任何人的头型、脸型、眼型、鼻型、口型数据，再制定出各部位的软组织标准。比如人们注意到头骨有肌嵴发育的特点，尤其是咬肌敷着部，这就要考虑让复原像的相应部分有咬肌突出的感觉。吴承恩塑像面部两侧的咬肌及冷峻的表情就是因此而来的。

再以后，还要根据吴承恩生前的受教育程度、生活状况、其它生理数据确定塑像的表情。

最后，还要参照明代人的通常习惯确定塑像的发型、胡须等等细部组织。

成型后的吴承恩塑像，年龄约在六十岁左右，以这个年龄为准，是因为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西游记》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塑像皮肤肌肉略显松弛，但精神矍铄；神态略显冷峻，似乎强调性格的倔强以及一种与世俗抗争的精神；蹙眉凝神，似已进入幻想世界，正与他笔下的人物一起邀游于超自然的世界之中。
　

吴承恩的墓是如何被发现的
　

1975年1月的一个早晨，淮安马甸乡—位去学校上课的小学教师发现路边多了一堆新土，旁边丢着两块石碑。他知道这里又有一座古墓被人挖掘了，那石碑就是墓志铭。当地古墓很多，由于穷，常有农民夜间偷偷挖墓。挖墓的目的很简单，能有金银首饰最好，否则挖几块棺材板也能卖几个钱。淮安古代很繁华，棺材板的料质都不错，即使埋在地下几百年，挖出来照样能做门窗桌椅。所以挖墓的事时有发生。

小学教师出于好奇，走过去，用脚擦去石碑上的泥土，俯身看碑上的文字。这种碑他过去常见，方形，往往两块为一合，放在棺木前的土中，记载着墓主的生平。他先看盖在上面的一块，字是很大的篆字，约略认出是“明吴菊翁之墓”几个字。再看另一块，是密密麻麻的正楷。虽然他知道这通常都是对墓主的赞颂，但这—块却不是通常的格式，它没有先题墓志铭撰写者的身份官职，而是直接切入祭文，写得深切感人。“乌乎！孤小子承恩不惠于天，天降严罚，乃夺予父。”他不由得念出声来。念着念着，他的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墓主姓吴，其子名承恩，这不是《西游记》的作者吗！

这位老师向学校作了汇报，学校又报告了县文化馆。县文化馆派人查看，确认这正是吴承恩为其父亲写的墓志铭，于是又报告南京博物馆。南京博物馆来人收去了石头墓碑，却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按理说，这座被挖的古墓正是学术研究的线索，但当时还在“文革”期间，没有多少人对学术感兴趣，也没有多少人敢冒风险，博物馆能将墓碑收去保存，已算是相当负责了。

被盗占墓上的新土很快恢复如旧，此后几年也没有旧事重提。

1981年，淮安县政府派员调查吴承恩的墓地。调查人员首先想到了被盗挖的吴菊翁墓。很快，他们查到了当时的盗墓人。据他们说，在吴菊翁墓的一边，他们还挖了另—个墓，这座墓的棺材上有吴字。棺材板被卖给当地一所中学时，老师们说那上面的字可能是吴承恩的官职。

这让调查人员大为兴奋。他们找到那所中学。老师们证实确有其事，但棺材已被改制为门窗，上面有字，大家只记得一个吴字。正当线索似乎要中断时，旁边一个姓吴的木匠插上了嘴。原来他就是用这块棺材改制门窗的当事人。他说：棺材买来时，因为上面有吴字，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是我们吴家的老祖宗，我便信以为真，将用剩的半截前档板也就是有字的那部分拿回家藏了起来。真是皇天不负吴承恩。吴木匠找来那半截档板，果然有“荆府纪善”四个字，断处为第五个字的开头，似为“射”字。由于木板的出现，又引起了曾见过完整木板的老师们的回忆，他们说以下可以肯定是“射阳吴公之柩”。

其实，下半截是否有“射阳吴公之柩”几个字已不重要，只要有“荆府纪善”已足够了。淮安历史上出任过荆府纪善官职的只有吴承恩一人，面且这几个字又发现于吴菊翁墓的一侧，墓主是吴承恩已完全可以肯定。

按照挖墓人的引导，调查组重新打开了吴承恩的墓穴，清理出三具骨骼，经测定为一男二女。显然这就是吴承恩和他的两位夫人。

这次调查曲曲折折，但终由许多偶然因素取得了圆满的结果。如今，根据发现的头骨已复原了吴承恩的头像，墓地原址也建起了纪念亭共人凭吊。而那块刻有“荆府纪善”的棺头板，则被视为吴承恩生平的重要物证收藏于吴承恩故居，它对于解开吴承恩何时创作《西游记》之谜将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吴承恩曾在河南任过职吗
　

八十年代中期，正当吴承恩是否有《西游记》作者资格的讨论热火朝天时，有人发表了一则消息，说在河南荥阳县发现了一块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49年)立的石碑，碑文系当时河阴县知县吴承恩所撰。

这消息让人一怔，吴承恩怎么跑到河南去当官了，这可是任何资料都未提及的呀！仔细查询一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此吴非彼吴，这承恩也非那承恩也。妙就妙在两个吴承恩时代相同，姓名相同，出身相同，官职品级也大致相仿。

经查考，人们已弄清河阴知县吴承恩与淮安吴承恩年龄相差不多，也是由贡生选知县。他是明代桐城人，字干川。这位吴承恩的详细经历不太清楚，其文才也许比不上淮安吴承恩，但有关记载表明他还算得上好官，任职期间，关心民生疾苦，力图减轻百姓负担，组织民众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为人严于律己，不谋私利，在考绩中被河南巡抚推荐为循良第一。总算不辱吴承恩三个大字。

小插曲一段，犹如花絮，聊助谈兴。
　

吴承恩为何科举连试不中
　

吴承恩四十多岁之前，多次参加乡试，但一次也没有中举，终其老，仅贡生而已。而他的伙伴朋友中，中进土者比比皆是，甚至还出了个状元。其间的反差不可谓不强。

有人戏说，如果吴承恩运气好一点，也许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西游记》了。这话当然不错，但还应反过来说一句：吴承恩运气不好，恐怕与他酷爱《西游记》之类的小说有关。撇开科举制度的不合理等客观原因不说，吴承恩之所以多次应试不中，绝非文才不济，他的传世诗文足可证明这一点。

吴承恩诗文数量大概相当可观，只是散失太多。据吴承恩逝世后为其搜集文稿的亲友后辈说，《射阳先生存稿》(即现在出版的《吴承恩诗文集》)中所收的二百多篇(首)，尚不及全部文稿的十分之一。吴承恩有些诗文质量相当高，当时的文友和后代学人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的文才已足称自宋代诗人张耒之后的“淮上第一人”。以如此文才多次应试，却连一个举人也挣不到，绝非偶然。

有一个关于吴承恩的故事。吴承恩有一个童年好友，叫沈坤，两人一起读书，—起入学，感情极深。有一次，两人相约一起赶考。临行前几天，吴承恩去沈坤家商量启程的事，见沈坤正跪在家中的关帝神位前求签，连他进来也不知道。吴承恩暗笑沈坤迂腐，便想戏弄一下。他走到书房内，随手写了几道试题，悄悄地丢在关帝神位前的香炉内，然后又悄悄地离开。这边沈坤祈祷完毕抬起头来，发现香炉内竟然有试题，便真的以为是关帝显灵，他如获至宝，连夜按题作文并背得烂熟于心。而吴承恩写了试题后，根本没放在心上。谁知进了考场，试题一公布，竟然就是吴承恩所写的那几道。结果可想而知，沈坤榜上有名，吴承恩名落孙山。虽然故事中的沈坤实有其人，后来中了状元，但故事本身是否可信，还得打个问号。然而这也说明了吴承恩聪明过人反面自误的道理。

吴承恩肚里的货色极杂，在文学范畴内诗、词、论、表、骚、赋、曲、颂及各种启、跋、铭、诔、赞、序、祭文等等无一不精，其他棋、茶、书，画、兵、医、佛、道等等文人的玩意儿无一不晓，可以说在他的诗文中除了赌以外，什么都能找到，这些对正经的科举面言，都是不正经的杂学．难免有些妨碍。他的朋友曾经在一首赠诗中暗暗地劝过他，但他并不理会。

据《禹鼎志序》载：吴承恩最爱好的大概是传奇、志怪小说。据他自己说，他自幼便好读此类书籍，少小时常买来偷读，为此常遭家长和老师呵骂，有时书还被夺去毁掉。但他兴趣始终不减，到成年后，仍然四处搜罗，满肚子尽是这类奇文故事。

正当应以全力应付科举的壮年，吴承恩仿照唐人志怪，写了一本绝难为其父辈乡亲及同辈文友首肯的志怪小说《禹鼎志》。据他自己说，孕育这本书已有多年，都因懒而耽搁，但写书的念头始终无法消除。书成时，“因窃自笑，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这里的懒，并非真的懒惰懈怠，而是与举业冲突导致的心灰意懒。写出这些故事的念头最终战胜了科举的压制，所谓的“盖怪求余，非余求怪”，正是典型的创作冲动难以抑制的状态，试想，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和孙悟空、猪八戒之类的人物在肚里拱动，他能专心于科举吗？能字字先贤句句圣人地写好应试八股吗？他的诗文中神话、传说、典故、旧事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自然会博得一句“好文才”的称赞，但能入考官的法眼吗？

当然，凡事有一利则有—弊，利弊总是对应的。好读奇书，毁了一个该中举人登进士榜的仕宦吴承恩，却造就了一个名传千古的文学家吴承恩。
　

六十三岁的吴承恩为何出任八品县丞
　

六十三岁，本应是退休致仕、颐养天年的年龄，但这一年的吴承恩，才刚刚得到一个八品县丞的职务。在去浙江长兴赴任的途中，吴承恩迎着猎猎的寒风独立船头，远眺南来北往的官舟商船，心中不由袭来阵阵凄凉。对他来说，此行已不知是喜是悲。至少，他的脸上毫无升官的喜悦，尽管他为了这一天已等得太久。

吴承恩的性格已决定了他不宜做官，但不能说他不想做官。为了家庭和自己的荣誉，吴承恩从二十岁左右，便在这条路上来往奔波。每三年一次，总是满怀希望，三五好友结伴而赴南京，但总是失魂落魄地孤身而归。直到四十多岁后，实在不好意思再混在一班少年新进中以老童生的身份赴考，才在府学中排上等候入贡的名单。四十七岁时，成为一名岁贡生。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候选官的日子。

明代读书人进人仕途，一般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学而优则仕，中秀才成为生员后，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再通过会试成为进士，然后直接选授相当于县令的各类职务。这就是所谓的两榜正途出身。另一条路则是屡经乡试而不中改为争取入贡，以贡生的身份进入国子监读书，然后等候选授县令以下的佐杂官吏。走这条路的大多是多年乡试不中的老秀才(也叫老童生)，虽然也可算正途出身，但实际上从踏上这条路开始已经预示着不可能有太高的升迁，仅仅是过过官瘾或聊以谋生而已。毕竟不能读一辈子书吧！

所谓贡生，就是地方府、县学向朝廷贡献人才的一种称呼。朝廷从贡生中选取部分进入国子监，作为佐杂官吏的来源储备。贡生的名目很多，因皇帝登基或其它庆典而增加的名额叫作恩贡；参加乡试末中正榜而被作为候补举人列入副榜，但又未能递补的称为副贡；纳捐取得贡生资格的称为纳贡……最根本的还是岁贡，即由每年都有的递补名额顺序取得贡生资格。所谓岁贡，说穿了就是论资排辈熬年头，吴承恩在四十七岁取得岁贡生资格还不算最惨，作《聊斋》的蒲松龄到七十多岁才获岁贡。

人贡以后，便有资格参加选考而进人国子监读书。从理论上说，国子监中的各种人物均有机会参加会试而直至有幸成为状元．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大家只盼望能早日选个官职赴任以养家糊口，但是这个过程又是相当漫长的。就在这个过程中，吴承恩又耽搁了十多年。幸而当时朝中还有他的一位好友李春芳在做官，并且先后做了礼、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掌握着一定的实权。李春芳也井没有忘记吴承恩这位布衣旧友，还是设法帮了他一把，让他选了个不算太好的长兴县丞。

吴承恩能选到一个官职，实在不是很坏的结局。然而对吴承恩来说，实在又是心酸巳极。以吴承恩本人的心愿和他此时的心境，此类小官已非追求的目标。但他的老母亲仍然健在，她老人家已经表示过，如果吴承恩不能出仕，她会死不瞑目。所以无论多么小多么令人心烦的职务，对吴承恩来说都是重要的。

吴承恩的曾祖父、祖父都曾做过职位不高的学官，算起来勉强也可称得上仕宦之家。但他的父亲吴锐(菊翁)却因父亲去世过早，家贫无力读书以致终身布衣，娶了一位做小生意的夫人徐氏．然后继承徐家的行当，成为一个卖彩线花边的小老板。吴锐为自己的不争气痛彻入骨，所以在吴承恩出生后，改变了吴家世代单名的传统，为其取了一个含意十分明确的名字承恩。这一方面是为了换换运气，另一方面则表达了希望儿子当官的心愿。承恩，承谁的恩？自然是承皇帝的恩。老人家生性敦厚，平时从不与人屑屑计较，唯在这一点上看得很重。有时里胥欺侮老人家忠厚，敲诈钱财或不公平摊派，老人均一一如命。有邻人劝其诉之于官，他却说：“难道我家里的就不是官吗？”这位老人家终于没能等到吴承恩衣锦回乡就撒手西去了。但吴承恩不能忘记老父的遗愿，而且老母还时时在一边督促。所以吴承恩尽管此时已六十三岁，但为了了却母亲的心愿，仍然打点行装启程了。
　

吴承恩在长兴为何受诬下狱
　

吴承恩在长兴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一年多一点。也就是在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至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间。

《天启淮安府志》说，吴承恩以贡生身份除授长兴县丞后，“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历来人们都认为这很像吴承恩的脾气，因面信以为真。其实所谓“耻折腰”、“拂袖而归”云云，均是一种善意的掩饰。据研究者们分析，吴承恩在这一年多时间很可能坐了一次牢房。

长兴是浙北山区靠近太湖的一个小县，偏僻而且穷困，又因长期没有县令，政事均由胥吏把持操纵，在浙江省号称“难治之邑”。作为内阁大学士的李春芳既然帮了吴承恩一把，为什么又不给他选个好点的地方？令人费解。也许，李春芳有另外的考虑，是否认为吴承恩性格倔犟，以六十多岁的年龄去做别人的副手(县丞相当于副县长)，恐怕难以相处，因此在为他选配搭挡时要好好下一番功夫。也许李春芳认为，吴承恩选官出任主要还是面子问题，任一届三年期满后就可以衣锦还乡了，因此穷县富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他心情愉快，不要与年龄可能比他小但官比他大的县令闹别扭。

当时的长兴县令是前一年刚刚由进士选派去的，也是刚刚上任。此人就是后人推为明朝唐宋派散文领袖人物的归有光。这位归老先生与吴承恩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是昆山人，二十岁以第一名身份成为府学生员，三十五岁获乡试第二，声名大振。就在当时文坛的影响而言，这位归老夫子大概要强于吴承恩。但此后八次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前一年即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才以六十岁的高龄中了一名进士，选授长兴县令。这一先一后相继到达长兴任正副职的两位老夫子，都有了花甲高龄，都有一定的文名，都是饱经沧桑，又都是初次为官，实在是绝妙的搭挡。从这一结果看，李春芳也许费了—番苦心；至少，吴老夫子心理上要平衡一些；而且，两位老夫子可以诗文和唱，日子好打发一些。
到任的最初几个月，吴承恩心情似乎不错，似乎也很忙，偶尔才有机会吟诗。吴承恩的诗文中没有说到为什么十分繁忙，但归有光却在一些场合提到主要是整顿该县多年积弊，改革征粮办法等等。吴承恩与归有光的关系似乎也不错。这个县的文化馆至今还保存着三块当年十月十日由两位老夫子合作的石碑。归有光名气要响——些，又是正职父母官，所以应该主笔撰文；吴承恩书法颇为可观，且为辅佐，书写上石是份内事。这样的分工于公于私都能摆平，在文人圈子里就是所谓的佳话了。

但在这年稍后，情况突然有了变化，事情的前因后果还不清楚，但结果是归、吴二人反目，吴承恩被捕下狱，罪名是贪赃。据近年来研究吴承恩最为深入的苏兴先生认为，吴承恩是改革征粮方法的牺牲者，贪赃的罪名是诬陷。据说，在归、吴二人入出任长兴正副职之前，该县长期没有正印官而由胥吏代理。这些人伙同地方豪绅形成了一股欺压百姓的势力。最主要的表现在征粮上，征粮通常是按人丁地亩分配定额，由粮长负责征收，谁当粮长则负有—定的责任和风险，如果收不齐应征粮则要由自己垫补。通常由地方大户作粮长比较合适，一则他自己应缴粮已占了相当比例，二则万一有难以收齐适当垫补一些不致太费力。但长兴的豪绅均不愿做粮长而让一些中户担任，并隐瞒田亩甚至拒交，往往使做粮长的中户倾家荡产也难以补齐，粮长也就无人敢当。归、吴二人到任后，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大力气，力图压当地豪绅出任粮长，结果招致怨恨。趁归有光上京入觐时，豪绅出面诬告，导致吴承恩被捕。而归有光当时不知情，以为系吴承恩胡作非为，致使自己亦受牵累。

好在事情并不严重。不久，吴承恩获释，又被授于同为八品的荆王府纪善一职。这种改调是明代对贪赃官员的处理方法之一，有时知道证据不足或另有曲折，则以改调王府了之。改调似降非降，实权小了点，但品级不变，也算是对吴承恩冤屈的一种补偿或安慰吧。
　

吴承恩实际担任过王府官职吗
　

《西游记》里讲了一个玉华县的故事。

西天路上，有个天竺国下郡，叫玉华县。城中县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受封于此，称玉华王，在此已有五代，有贤名在外。宫内有三个小王子，拜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为师，分别使棍、使钯、使杖，谁知惹出一窝狮子精，几番苦战，几经周折，才拽出太乙救苦天尊收服狮精，顺利通过玉华县。

《西游记》里大大小小写过九个人间国度、十几个王，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唯有这个玉华王没有受到一句批评，显得很突出。有人认为这个玉华王实际上就是吴承恩侍奉过的荆王。如果这一说能够成立，那么吴承恩生平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就能得以澄清。

在前面我们说到吴承恩于长兴下狱后被补授了荆王府纪善一职。这件事本身已无疑问，吴承恩墓中出土的刻有“荆府纪善”四字的棺头板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但吴承恩是否实际到任，却有不同的童见。

有人认为吴承恩从狱中出来后，虽然有了名誉上的补偿，但并没有实际到任，而是心灰意懒地打道回府了。因为现在找不到他在湖北活动的痕迹。另外则有人认为吴承恩实际到任并在荆王府呆了约二年之久，其活动虽然没有直接见于记载，但也不是无迹可寻。

笔者持第二种意见，即认为吴承恩实际到任过。理由就是《西游记》中的玉华王故事。

明朝在皇室内部权力分配中、采用的是长子继承制，其余皇子则分封藩王。起初这种藩王很有实权，因为朱元璋初次封藩时国家尚未完全安定，分封出去的皇子肩负着维护皇室权威的重任，朱元璋让他们坐镇一方，总揽军政大权的目的和意图都可以理解。但不久这种做法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了。朱元璋册立的继承人是太子朱标，但朱标早死，只得改继承人为太孙朱允炆，朱允炆称帝后根本无法驾驭他的那些如狼似虎各霸一方的叔叔们，而四叔朱棣干脆起兵，以清君侧为名把侄儿的皇位抢了过来，自称永乐皇帝。朱棣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剥夺了藩王的一切实权。从那以后，藩王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必须到自己的领地去，没有圣旨不得回京。在领地可以享受优厚的生活待遇，但不得干预地方官的行政执法。所谓领地，也只是一个与皇宫相似的大院子而已，院子外面的人有责任供应院里的使用物资，但藩王只对院子里的一方土地拥有实际管辖权。即使在这块领地里，也还有中央派来的官员。这些官员一方面是王府地位的象征，表示这里毕竟是“王府”，另一方面也多少有点监视藩王的意思。

皇帝每更换一次，就要增加几个新王。一代代增加下去，结果王越来越多。而且老王那里也有个继承和分封的问题，王的位置由长子继承，其余王子也得给封号称王。这样几代人下来，王就有了区别：新王是皇上的直系亲属，当然尊贵；老王越老便越是皇上的旁系，自然也就稍逊一等；而由老王中分封出来的小王，地位当然更次。因此明代后期对一些需要加以惩诫但又不便处理的官员则配进王府，品级一般不变，名份上仍然好看，但分到什么样的王府便大有讲究了，新王府和老得发霉的王府显然就不——样了。

王府象征性地设一些衙门。职位最高的是长史，正五品；其次为审理，正六品；再次是纪善，正八品，“掌讽导理法，开喻古谊，及国家恩义大节，以诏王善”，就好像是王府的导师，负责对小王子的教育训导，但实际上管不了那么多，只如清客一般。

吴承恩去的地方是荆宪王府，简称荆王府。第一代荆王是明代第四个皇帝仁宗朱高炽的儿子，最初封地在建昌，后改迁蕲州(今湖北蕲春县)。吴承恩到任时，荆王已传至第六代，但在蕲州则为五代。

为什么说《西游记》中的玉华王就是荆王呢？

首先，玉华王出自皇家宗室，受封于此，在此地已五代。这与荆王的身份一致，荆王在蕲州正是五代。最重要的是，“玉华”正是荆王府的一处宫名。这样，玉华王就可以看作是荆王府的明确代称。

其次，《西游记》中玄奘师徒所过之处，凡有王便称国，都要倒换关文，唯独这个玉华王所在地不称国而称县。这是为什么？因为作者非常懂得明朝藩王府的微妙处境。古代封藩即称封国，但在明代已演变为称国即犯忌，藩王被剥夺所有实权，正是为了防止他们成为真正的国。作者为了不给荆王无端地制造麻烦，所以只称其地为县。这一点看似偶然，实则饱含深意，不懂其中奥妙者是绝不会注意到的，因而可以肯定作者到过王府。

再次，《西游记》写玉华王府，“府门左右，有长史府、审理厅、典膳所、待客馆”。这正是典型的王府建制，如果没有王府生活经历，恐怕不会区分得如此清楚。

另外，《西游记》写到三个小王子，而当时荆府中正好有三个小王子。三个小王子拜孙悟空等为师，而荆府纪善名义上正是王子的导师。三个小王子为了拜师，“不摆驾，不张盖”，步行去见唐僧师徒。唐僧师徒同意后，大摆宴席庆贺却不举行任何仪式，这也是颇有深意的。按理说拜师应有一定仪式，但吴承恩虽官为纪善，名义上是小王子的老师，然而他又是王府属员，朝廷职官，不可能由王主持什么礼仪。所以他在写这段故事时的心理状况很特殊：既要摆摆老师的身价，同时又不能吹牛说有多么隆重的礼仪。只得用“不摆驾，不张盖”来强调小王子的谦恭从而突出老师的尊贵。理由还有很多，但我们认为这已足够说明吴承恩曾到过荆府纪善任上。另外还有些研究者发现吴承恩的一些诗文可能是作于荆府任上。

吴承恩在荆府纪善任上做了些什么呢？恐怕什么实际事务也没有做，王府之内除了酬答唱和，大概不会有什么事会麻烦他老人家。但很可能就在此期间，他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写成了《西游记》。

吴承恩《宴凤凰台》一诗作于何处

在吴承恩的生平研究中，他是否到任荆府纪善恐怕是最受关注的一个谜。这个问题似乎太重要了，直接关系到吴承恩是否写过《西游记》、何时完成《西游记》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

《西游记》中玉华王与荆王府情况的吻合，可以看作是吴承恩实际到任的证据。还有其它更直接的记载吗？

有些研究者想到了吴承恩的诗文。有时候诗文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时间、地点，但通过分析或曰“考证”，可以找出某诗某文的时间、地点和事件。

吴承恩《送人游洞庭》、《送人游匡庐》两首诗首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吴承恩一生主要的活动地点在淮安，其次在南京，偶尔到过北京、长兴。这些地方文化、经济、地理各方面与洞庭、匡庐都没有密切的联系，吴承恩的友人中怎么可能一会儿有人会游匡庐，—会儿有人去游洞庭呢？而且是乘小船千里迢迢地去游？但如果我们假设吴承恩是在荆王府送友人登程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荆王府所在地在今湖北蕲春县蕲州镇，正在匡庐、洞庭的中间，与其隔长江而相望。历史上向来有“左控匡庐，右接洞庭”的说法，在文化、经济方面也都算在同一区域里。从这里启程去游洞庭、游匡庐，是完全正常的。

其次吴承恩的一首《送魏子还江西兼赴省试》诗也值得推敲。

诗这样写道：

君今何事滞归航，六月南风日日强，
一夜江神吹转北，应催王勃序膳王。

意思是说，由于一直刮南风，魏子的归期受到影响。应该有神灵庇佑转吹北风，让魏子这样的高才能赶上机会。这里引用了唐朝王勃作的《滕王阁序》的一段典故。以王勃参与滕王阁盛会比喻魏子的应赴省试，自然恰当。那么魏子此时是在何处受阻搁呢？换句话说，吴承恩此时是在何处送魏子上船启航呢？从诗中用典看，从吴承恩的踪迹看，写这首诗的地点应该是在蕲州。

最引人注目的是《宴凤凰台》一诗：

    梅花融雪丽香台，仙旅凭高锦席开。
    山水四围龙虎抱，云霞五彩凤凰来。
    客乡喜入阳和侯，尊酒叨承将相才。
    独倚东风番醉墨，遍题春色对蓬莱。

由于金陵有座凤凰台，题咏很多，加之吴承恩和当时一班人称“白下风流”的文士们有往来，所以—般都认为这首诗写于金陵。

但是细读之下又觉得很别扭。这首诗客套应酬的味很浓，似乎大家初次见面，又似乎对方的身份不低于他而使他必须表现出一种客套。这和吴承恩在金陵的所作所为是相悖的。吴承恩和当时金陵一班名士们的往来，并非是由于什么近交，也并非出于乡谊，靠的就是自己的才气。他和那一班名士的唱和诗，都写得豪放流畅，怎么冒出这么一首拘谨谦恭的诗来呢？真让人费解。

后来笔者到蕲州考察时想到这首诗，忽然觉得以前对这首诗是误解了。我认为，这首诗作于蕲州，只有把它放在蕲州的背景下，才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真称得上句句对应，一字不虚。具体考证请另见。

这首诗我认为几乎就是吴承恩在荆府任职的铁证。

当然，联系金陵世德堂本陈元之的序，解决《西游记》的写作时间和地点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吴承恩何时最后完成《西游记》
　

对此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创作于晚年。理由是，一部文学巨著，其中必然浸润着作者丰富复杂的生活经历和对社会的深刻理解，这是决定作品是否有传世价值的内在因素。因此，传世之作往往出现在作者有了足够的生活阅历的晚年，《西游记》当不例外。

一种认为创作于中年。这一说法认为所谓的晚年并不是精确的概念。曹雪芹写《红楼梦》未完稿而逝，《红楼梦》应说是创作于晚年，但当时曹雪芹不过四十余岁；而吴承恩享年近八十岁，四十多岁时还忙着读书赶考，如果这个时候他写了《西游记》，应算是晚年还是中年？如果算晚年，那么晚年未免来得太早；如果算中年，又似乎比曹雪芹低了辈份。

苏兴先生是中年说的代表。他的理由主要有4条：1、由作品表露的思想与作者思想的发展变化来看，《西游记》不能是吴承恩老年即七十岁以后的作品。作品的主题思想与主要人物的性格和行为，都是吴承恩中壮年时期思想的反映。中壮年的吴承恩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不平不满之气很浓，至晚年则趋于衰竭。2、大凡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主要正面人物，多数是作者本人思想面貌的写照，《儒林外史》的杜少卿、《红楼梦》的贾宝玉莫不如此。吴承恩的思想性格，在孙悟空身上也应有一定的反映，而创造出孙悟空，以孙悟空自我写照的人恐怕不会是一个老年人吧。3、《西游记》的早期版本不署作者姓名，却都标明“华阳洞天主人校”。这个华阳洞天主人一般认为即是吴承恩好友，后来做到内阁大学土即宰相的李春芳。李春芳与吴承恩在吴四十岁左右相识(当时李以举人身份在淮安一带授馆)，四年后李中进士入仕，如果两人合作，则应在此时期内。4、也就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吴承恩三十九岁时，他与好友朱曰藩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冲突。冲突的议题是究竟应潇洒江湖还是应读书入仕。引起冲突的事端则是由于吴承恩拿了一篇“奇文”让朱欣赏，朱却认为吴承恩不自珍重而引起的，这篇奇文苏兴先生认为就是《西游记》。
这种分析似乎有道理，但它是以吴承恩没有实际任职荆府纪善，《西游记》中的玉华王与荆王也没有任何联系为前提的。而事实上吴承恩到任荆王府的可能性很大，玉华王也显然是荆王的写照。这些都是吴承恩晚年也就是六十岁以后的事。

我们认为，各种说法其实并不完全矛盾。吴承恩自幼爱读传奇志怪是事实，早巳想写并在正当努力的壮年写过，—本《禹鼎志》便是事实。那么，他酝酿《西游记》可能也就并非一日，很可能早在青壮年时就有这种想法。但好几十万字的《西游记》绝非一时所能完成，特别是在他事业未成，仍得以主要精力应付科举的情况下，让他集中精力去写《西游记》这种既不能扬名又不能糊口的杂书，显然也是不现实的。何况《西游记》中的朱紫国(“朱子”的谐音，也就是指王府)、玉华县显然和吴承恩晚年的经历有关。

比较合理的说法应该是：吴承恩早在青壮年时期就与神话志怪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有了创作《西游记》的想法。这个时期的《禹鼎志》可以看作是一次试笔。但由于他也需为谋生而奔波，这个计划并未付诸实施或者虽然已经进行但并未完成。当他六十多岁进入王府任纪善之后，比较清静安宁的环境引起了他偿还夙愿的想法，于是在荆王的支持下，着手整理《西游记》旧稿并最终完成。任期届满后，吴承恩衣锦还乡而将书稿留在了荆王府由王府处理，因为他自己是无力出资刊刻这部巨著的，这种花大钱的事只有让王府去办。而王府在十多年内并没有处理好这件事，在吴承恩逝世之前这本书没有正式面世。又十年左右的时间后，书稿流落至王府外面，被南京的一个出版商世德堂的主人买去。世德堂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倒是挺重视这部书稿，立即斥资付印，在吴承恩逝世后的第十年，书版已经完成，并请一个叫陈元之的人写了序准备付印。但不知此时又发生了什么变故，世德堂并没有将书版实际付印，书版反而缺失损坏。几经周折，残缺的书版又转手到另一书坊荣寿堂，经荣寿堂补齐书版后才正式行世。这时，距吴承恩逝世已经二十或三十年之久。

以上虽然有推测的成份，但并非凭空胡说。学者们对这个过程有很复杂很详细的考证。我们认为这种推测也是比较合理的，依据这个思路想下去，关于吴承恩生平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得到解答。

比如，人们在研究吴承恩青壮年时的所作所为时，总觉得他在这个应当正经读书以图日后飞黄腾达的时期有点不太专心，有时还神神秘秘地和朋友讨论一本什么“奇文”，当朋友批评他时还显得愤愤不平。这里的“奇文”究竟是什么？如果说是《西游记》，为什么又找不到更明确的痕迹？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说，吴承恩青壮年时的确不专心，他的所谓“奇文”与《西游记》有关，但不是已完成的《西游记》，而是某些想法或片断，所以我们又没有明确的痕迹可寻。

又如，二十年前人们对吴承恩有过荆府纪善任职经历一事根本不予重视，即使提到也不过是说曾有此职衔但并未到任。这样一来，世德堂本前面的陈元之序中提到的《西游记》可能出自王府的说法就显得很突兀，因而人们也就认为陈元之信口开河，故弄玄虚。但1981年发现吴承恩的刻有“荆府纪善”的棺头板后，人们觉得吴承恩既然以此作为自己的最后官衔，恐怕对未到任的说法要重新考虑了。再通过对荆王府的调查，又发现荆王府的背景与《西游记》的玉华王故事很相似，人们又觉得，应该认为吴承恩到过荆王府。这样一来，陈元之序中的说法就顺理成章了。它又有助于解决《西游记》写成于什么时期和吴承恩在几十个取经故事中，自己究竟创作了多少这样一些问题。

再如，有些怀疑吴承恩是否具有作者资格的人常会问：如果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该书在其逝世十年后已出版，为什么吴承恩的同时代人或稍后一些的人从未提到过此事？现在我们根据上面的思路就可以回答：吴承恩在荆王府完成书稿井将书稿留在了荆王府，直到他逝世后十年书稿才从王府流出被书商购得并刻印，而又二十年后才行世。所以当时的人均没有见到此书，而吴承恩回乡后因手边没有书稿对此事也就避而不提，大家在所有记录中都没有涉及《西游记》也就不奇怪了。而吴承恩逝世四十年后，该书已流传天下，《天启淮安府志》记下“吴承恩《西游记》”不就很正常了吗？
　

吴承恩为什么被称为”写定者”
　

我们通常将吴承恩称为《西游记》的作者，但在学术界还有一个更科学一点的说法：写定者。

之所以将吴承恩说成写定者，一方面因为在他之前取经故事已经出现，吴承恩依照了一定的蓝本，井非全部出于自己的创作；另一方面又表示以前的故事庞杂粗糙，变化不定，经过吴承恩之手后才得以定型，才成为传世的通行本。

切莫以为这是贬低吴承恩。要知道，仅是这样一位写定者就够伟大的了。

首先，在吴承恩之前，根本就没有创作长篇小说的人出现。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正统的文人一般不屑于介入小说创作，因而中国小说主要是在市民阶层中成长的，往往是借助于某一自然发生的故事，由许多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参与创作，让雪球越滚越大，然后再等待一个杰出人物出现将其定型。如果这个人物不出现，那么雪球也可能就自生自灭地溶化消失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这样成熟起来的，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写定者，第一部主要由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是比《西游记》晚出的《金瓶梅》。这正是学者们为何特别重视(金瓶梅)的重要原因之一。像《红楼梦》、《儒林外史》那样完全由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要到清代才大量出现。

其次，从前的取经故事充其量只是一具骨髂，是吴承恩赋予了它血和肉。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从前的取经故事究竟有多大规模，但从现存资料来看，与《西游记》远远不能相比。比如《永乐大典》中保存的“梦斩泾河龙”片断约1200字，在《西游记》里已达7000多字，增加了五倍，增加的部分，则主要用于人物刻划和细节的描写上。所以郑振铎说：“唯那么古拙的《西游记》，被吴改造得那么神骏丰腴，逸趣横生，几乎另外成了一部新作，其功力的壮健，文彩的秀丽，言谈的幽默，却确在罗氏(罗贯中)改作《三国》，冯氏(冯梦龙)改作《列国志传》之上。”这是很精彩的评价。在从前的取经故事中，绝对读不出如今的韵味。经过吴承恩之手后，取经故事已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另外，从前的取经故事只是一段热闹的故事，除了宣扬佛法无边外，谈不上思想性，是吴承恩赋予了它以灵魂。经吴承恩之手改造后，原先只有打打杀杀的故事里有了惩恶扬善，有了伸张正义，有了对宗教虚伪性的嘲讽，有了对统治者敬贤爱民的劝告，有了对不合理制度的反抗，也有了崇尚个性自由的呼吁……我们在阅读《西游记》时，也许不会专门关注这些，但正是这些丰富的内涵让我们感觉到，《西游记》有一种无穷的魅力。
　

哪些取经故事完全是吴承恩创作的
　

虽然我们都理解，经吴承恩改造之前的那些唐僧取经故事都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仅仅是一段热闹的故事而已，是吴承恩的生花妙笔给它们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从而使其传世不朽。但既然《西游记》中的故事有新旧之分，那我们还是想问一问：哪些故事是旧的？哪些是新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把《西游记》拆散成一个个单独的故事单元；然后搜集有关吴承恩之前取经故事的资料，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对资料的时间作出鉴定；再以资料中出现的情节与《西游记》中的故事单元对照，以证实哪些有相关性。可以把有相关性的故事看成是旧故事，拎出来放在一边，剩下的则可以看成是新故事；最后，再对这些所谓的“新故事”一个个加以考证，争取找出和吴承恩个人经历或者与那个时代直接相关的证据。

我们通常将《西游记》分解为三十多个故事和十个左右的重要情节关目，一共四十多个单元。排列如下：

    1．孙悟空出世大闹天宫《1---8回》
    2．唐僧出生江流儿报仇《附录》
    3．唐太宗入冥玄奘取经《9--12回》
    4．初出双叉岭遇虎《13回》
    5．两界山收悟空《14回》
    6．鹰愁涧收扫马《15回》
    7．黑风山熊精盗袈裟《16—17回》
    8．高老庄收八戒《18回》
    9．黄风岭遇黄风大王《19---2l回》
    10．流沙河收沙僧《22回》
    11．四圣试禅心《23回》
    12．大闹五庄观《24--26回》
    13．三打白骨精《27回》
    14．宝象国斗黄袍怪《28--31回》
    15．平顶山斗金银角大王《32--35回》
    16．乌鸡国降狮子精《36--39回》
    17．火云洞降红孩儿《40--42回》
    18．黑水河降鼍龙《43回》
    19．车迟国斗三国师《44--46回》
    20．通天河遇金鱼精《47--49回》
    21．金兜山遇怪《50--52回》
    22．子母河饮水怀鬼孕《53回》
    23．入西粱女国《54回》
    24．敌毒山降蝎子精《55回》
    25．真假猴王闹诸天《56--58回》
    26．火焰山三借芭蕉扇《59--61回》
    27．祭赛国除九头驸马《62-- 63回》
    28．木仙庵谈诗《64回》
    29．小雷音寺遇黄眉怪《65---66回》
    30．稀柿峒受阻《67回》
    31．朱紫国降犼怪《68--71回》
    32．盘丝洞除蜘蛛精《72回》
    33．黄花观除多目怪《73回》
    34．师陀国斗三魔《74--77回》
    35．小子城降鹿精《78--79回》
    36．陷空山无底洞降鼠精《80--83回》
    37．灭法国教训昏君《84--85回》
    38．隐雾山除豹子精《85--86回》
    39．凤仙郡劝善《87回》
    40．玉华县除九头狮怪《88--90》
    41．金平府除犀牛怪《91--92回》
    42．天竺国擒玉兔《93---95回》
    43．铜台府寇家失盗《96----97回》
    44．到西天取经东返《98回》
    45．通天河失经《99回》
    46．五圣成真《100回》

这四十多个单元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原来已有故事情节，结构组成变化不大。吴承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细节的描写和人物的精雕细刻上。如“7、黑风山熊精盗袈裟”“3、唐太宗入冥玄奘取经”、“19、车迟国斗三国师”等等。

第二种：原来已有故事梗概，但吴承恩作了较大的改动。如“1、孙悟空出世大闹天宫”、“12、大闹五庄观”等等。这一类型可能占的比例最大，应有二十个单元以上。

第三种：完全由吴承恩创作。这一类是在“新故事”中产生的。“新故事”虽然暂时可以认为在吴承恩之前尚未产生，但并不能就如此肯定。学术界有句古训：“说有易，说无难”。说有，只要有—条过硬的证据就够了；说无，无论你有多少条，别人只要有一条就可以否定你，通常情况下，说无比说有风险要大得多。对于所谓的“新故事”，还得鉴别确认。通常人们认为有以下几个单元较为肯定：

“45、通天河失经”。原来的取经故事不成体系，当然也就没有九九八十一难之说。所谓西行受过八十难，不得九九归真，还须补上—难的说法肯定是在吴承恩将取经故事整理成体系后产生的。

“44、到西天取经东返”。这个单元不是故事，没有情节，而主要是由经卷和细节构成的，原来的取经故事中绝不会包含这类没有情节的部分，很可能只用一句话交待过去而被吴承恩敷衍成篇。

“40、玉华县除九头狮怪”、“31、朱紫国降犼怪”。这两个故事都和明代藩王有关，是吴承恩个人经历的一种反映，因此可视为吴承恩的创作。而且这两个故事中的国王都不坏，都并非主动与唐僧师徒发生关系而是唐僧师徒主动惹事上身的，在风格上和其它故事亦有区别。

“28、木仙庵谈诗”。文人气息极重，绝对不是民间流传的东西。而其中有些诗评正与吴承恩的文学主张相同。

除此之外，41、43等单元也可能出自吴承恩的创造。
　

邱处机等与《西游记》
　

邱处机的《西游记》是怎么回事？

公元1219年，在道教史上也算得上一个特别的年份。

表面上看，这一年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件，但形势的复杂性和这种复杂性对全真派越来越清楚的影响，使身为掌教之人的邱处机不由得警觉起来。

这一段历史时期，我们通常称之为南宋。但南宋实际上只占有淮河、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北面的另一半江山已被金人统治了百年之久，而现在又从更北的远方窜出了蒙古人，他们已经在踢金人的屁股。而且是在大军西征与中亚的游牧兄弟搏斗时偷闲踢了一脚，就踢得金人有点受不了。—旦他们腾出手来全力一搏，其后果如何，金人心里很清楚，所以他们提出与南边的南宋议和的建议，而准备集中兵力应付北面更危险的蒙古人。但南宋百年来饱受金人欺凌，正咬牙切齿地等待着报仇雪耻的这一天，岂肯错过此刻的大好时机！他们壮起胆子拒绝了金人的提议，并派人秘密与蒙古人联络，准备南北联手灭金。但蒙古人根本就不想与宋朝分割中原，他们的强弓劲骑要征服所有他们能到达的地方，宋朝也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只是出于兵力分配的考虑，暂时与宋人周旋着。

在这种政治格局中，占据战略要地并在百姓中形成一定影响的全真道就成了各方争夺的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上一年，金朝皇帝忽然派人来请邱处机赴京，要委派他重要职事。邱处机觉得这是全真派的极大荣誉，便准备应召启程，但由于战事纷乱交通阻隔最终未能成行。起初许多人都为机缘不巧而可惜，认为失去了一次求得朝廷支持以发展本教的机缘。但冷静下来仔细一想，邱处机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如果真的应诏成行，那就等于把全真道绑上了金人的战车，可是金人的朝廷还能支撑多久？他不由得举手加额，庆幸上天设置了障碍，免去了全真道的一次大劫。

这一年四月，金朝再次派人来请，邱处机断然谢绝，只让使者带回了一些歌功颂德的诗歌回奏。他决定再等一等，静观待变。八月，南宋方面也派来使者，这让邱处机颇费踌躇；从情理上说，对南宋应表示明确的态度，但他身处金人统治区，必须首先考虑生存问题，而且南宋的江山又能支撑多久？他不能拿全真道未来的命运作没有把握的赌博。于是他也婉言谢绝了南宋方面的邀请。

不久，蒙古人的大汗成吉思汗也派人传来了旨意。这一次让邱处机意识到各方都不会再让他逍遥自在了，他和他的全真道已经成了政治棋盘上的棋子，他必须决定依附于哪一方，否则无论哪一方坐稳了江山，都不会有全真道的立足之地。考虑再三，他觉得还是蒙古人统御天下的可能性更大，而且蒙古人请他的理由是向邱神仙讨教仙方丹术，这使他能够向其他各方交待。这年年底，他决定出山了，表示将在春节过后随使者启程谒见成吉思汗。

第二年一月，邱处机带着挑选出来的十八名弟子和来使出发了。邱处机此时已七十余岁，对去燕京的行程之艰苦虽有所准备，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一行到达燕京时，成吉思汗已随西征大军出发至更远的地方。邱处机在燕京停了下来，并上表成吉思汗，希望等大汗班师回朝时再行谒见。成吉思汗不允，但说话很客气，表示渴望见到邱神仙的心情如大旱之望云霓，还请邱神仙不辞劳苦，尽早西行，追赶大军。邱处机无奈，只得和他的弟子随同前来迎接的使者沿着成吉思汗大军的足迹一路西去。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用去了近两年时间直到阿富汗境内才追上成吉思汗脚行营。沿途经过的沙漠、雪山、草原、大河劳累之苦，真让这位老人有恍若隔世之感。所幸见了成吉思汗后，成吉思汗对邱处机的一片诚心给予了足够的回报，既让邱处机主管天下道教，又减免了全真道的税赋杂役，使得全真道在元朝获得坚定的政治基础，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邱处机随行的十八个弟子中，有一位名叫李志常，他不仅伺候师傅完成了这一次艰苦的旅行，而且深深地领会了师傅的一番苦心，回乡后，他将西行的前因后果及途中经历整理成书，命名为《长春真人西游记》，通常又简称为《西游记》。

这本《西游记》与小说《西游记》当然不是一码事。用今天的眼光看，它的价值也是很高的。但它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一样，并不是那种容易传播开来的演义故事，所以知道这本书的人并不多，从明代以后就很少有人提及了，如果不是与小说《西游记》同名，也许就失传了。说来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清初汪澹漪把邱处机臆断为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之后，有些学者表示怀疑，乾隆时的钱大昕即为其中之一。有一次，他和朋友游苏州玄妙观，知道观中珍藏有一套珍贵的平时秘不示人的《正统道藏》，便征得观主同意随意翻捡起来。当看到了这本李志常整理的《西游记》时，立即意识到汪澹漪实在是搞了个张冠李戴。于是他将李志常《西游记》抄出以为证明。这个抄本后来经大学者段玉裁、王国维等人先后考订，遂成为研究西北地区历史的重要资料。
　

陈元之是《西游记》的作者吗

陈元之是一个只留下姓名、其余所知甚少的人。

他之所以留下姓名，是因为他为《西游记》的最早版本“金陵世德堂本”写了一篇序。

据他在序言中说，书坊世德堂的主人买到一本奇书《西游记》，请人校订后付诸刻印，并请他作序。据他所知，这本书原来就没留下作者姓名．但听说出自王府，或者是某王自作，或者出自王府佐吏“八公之徒”之手。

有些古代小说的作者常常出于不愿留名，却又不甘埋投的心理，玩弄假托他人作序透露出一点风声的把戏，又有些作者唯恐别人知道真实情况，又故意在序中施放烟幕，转移视线，所以陈元之的这篇序文引出了一些猜测。有人认为这是作者故弄玄虚，陈元之就是作者本人。因为书坊主人既然请陈元之作序，就应当对他说明此书稿的来历，即使原书确实没有作者姓名，陈元之也应该把来龙去脉说得更清楚一些。作为当事人承担起写序的责任却如此含糊，不正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吗？
　

李春芳是《西游记》的作者吗
　

《西游记》的作者是个谜，但几乎所有的旧版本上都有“华阳洞天主人校”字样。人们试图从这里打开缺口找到线索。

华阳洞天主人是谁？据认为就是明代嘉靖朝大名鼎鼎的宰相李春芳。

李春芳在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中状元走入仕途。他虽然以儒学进身，却精于道教，正巧碰上嘉靖皇帝好道，不仅以道术修炼，而且常常要办一些祭天仪式。既然祭天，就要找人写祭文，李春芳恰是写这类祭文的高手，所以终于升任宰辅。因道教祭天文又叫青词，故李春芳又有“青词宰相”的外号。这个外号显然是有贬义的，但却形象地表现了李春芳的特点。

一代宰辅会与《西游记》有关系吗？

说李春芳与《西游记》有关，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西游记》中有些关于道教教理教义的描写，几乎够得上专业水平，非一般胡诌所能应付。李春芳符合这一条件。

第二，李春芳祖籍句容。南朝时著名道士陶弘景曾隐居句容茅山，自称华阳陶隐居，因而句容又别称华阳。在他人写给李春芳的诗文中，往往以华阳指代李春芳的祖籍句容（如吴承恩）。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李春芳在未中状元之前，曾在淮安授馆教书，在此期间，与吴承恩成了诗文密友直至终生往来，即使李春芳身为宰辅，这种往来也未曾中断。吴承恩一生中赴京城数次，均与李春芳有关，由此可见其友情的牢固程度。而如果确定吴承恩就是《西游记》的作者，那“华阳洞天主人”则无可怀疑地应是李春芳。

甚至有人认为《西游记》的作者就是李春芳，所谓“华阳洞天主人校”完全是一种旧时文人的花招。

当然这种说法疑点也颇多。
　

许白云是《西游记》的作者吗
　

好像凑热闹似的，清代一位学者桂馥提出《西游记》的作者应为元代福建人许白云。

如果此说出自普通人之口，人们也许一笑了之，但桂馥却是清代一位名气不小，尤以考订见长的学者，尤其是当时流行作者为邱处机的说法，桂馥能独树一帜明确提出这个观点，应该有一定理由。

但许白云能否作《西游记》，的确又值得怀疑。许白云名谦，元代福建人，精儒学，在当地有宗师之称。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家乡度过的，晚年以讲学为主，据说学生达千人以上。《元史》有其传，列入“儒学”，称其天文地理无所不通。说这样一个人物能违背圣人“不语怪力乱神”的训示，而写出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实在匪夷所思。

因而有人怀疑：也许许白云确实写过一本《西游记》，但那是严肃的陈玄奘的传记而非今天我们见到的小说。
　

《西游记》现存有哪几种续书

中国古代有个很特殊的风气——续书。大凡一种书流行之后，就有人续。续的目的各不一样，有的商业味很浓，要借名头搭个便车。这类续书人大都是被书坊主人请出来的，有的干脆就是初具文才的书坊主人本人。还有的续书是因读书入了迷，恨原书作者说不深说不透不如自己来写痛快淋漓。再就是存心与原书打擂台，一定要反其意而用之。……凡此种种，不一面足。续出来的书也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比如《三国演义》之后有续书《反三国演义》；《水浒传》有《水浒后传》、《荡寇志》；《红楼梦》续书最多，什么《红楼后梦》、《红梦补梦》、《红楼鬼梦》等等共有二十多种。

《西游记》亦有续书。据现在所知直接续写的有三种：《后西游记》、《续西游记》、《西游补》。另外间接有关的还有《天女散花》等。这些续书也很有特色，虽然流传不算很广，但他们出现的本身就是表达了对《西游记》的一种评价。

《西游记》流行之后不太久就有续书出现，最初的一本可能是《后西游记》，大约在明末清初已经上市。有人说也是吴承恩的作品，但看来不像。

《后西游记》在体例上完全仿照《西游记》，但人物、情节不同。

主要情节如下：

自从孙悟空离开花果山辅佐唐僧取经修得正果后，遗下的大小猿猴每日只在山中玩耍。忽一日山顶大仙石又裂出一缝，生出—个小石猴。小石猴得知自己乃老大圣的嫡派子孙后，心中遂有修仙念头，取名孙履真，号称齐天小圣。后得孙大圣传授，修得七十二般变化，闹天宫地府，降四海龙王，犹如当年大圣一样不服管教。直到大圣出面，方才乱念不生，安心在洞中修养。

却说唐僧得知此事，不禁大惊道：自我取回真经，理应人天皆化，为何又生此顽石，莫非有甚差池？于是拉着孙悟空，化装成疥癞道人，仍以师徒相称，往下界长安查看真经度世的情况。谁知一看，才知道从他们求取真经回来之后，人们便祟信佛法，处处有庙宇寺院，香火虽浓，但把仁义礼乐都看轻了，只图来世，不贪即嗔。唐僧不禁叹息道：如今善缘变作恶迹，岂是我佛传经本意？于是和悟空再上灵山请示佛祖如来。如来解说道：我这真经，义理微妙，必得真解，方会有悟。可惜当初你们来取经时，未及将真解一并传之于汝，以致东土有真经却无真解，以讹传讹，渐渐失真。于是命唐僧去东土寻一个善信之人，叫他仿当年取经故事，历千山万水，去西天取解。

唐僧和大圣在东土寻着一个有道僧人，名大颠，号半偈法师，人称唐半偈，愿往西天取真解。大圣又从花果山招来孙小圣，赐俗号小行者，命其随从唐半偈同行西天。后于途中收得猪八戒后人猪守拙，赐号猪一戒；又在当年沙僧作怪的地方收服真沙弥，赐号沙致和，同是师徒四人，齐心往西天进发。

沿途少不得降妖伏怪，爬山涉水，但终是有惊无险。数年之后，到西方灵山，取得真解三十五部，带回东土。回到长安后，唐半偈以真解讲真经，终使东土回归极乐。而唐半偈师徒亦得正果：唐半偈求心独得，不暇旁术，常清常净，升为清静喜佛；孙履真除怪立功，殊有祖风，升为小斗战胜佛；猪守拙有乃父之后功，亦升为净坛使者；沙致和代师立功，也证果金身。

我们知道，《西游记》以奇幻见长，要想从它的框框里再翻出什么新玩童儿，不是易事。这本《后西游记》的文采较《西游记》逊色，人物形象也远不如唐僧师徒那么生动，但它在主题上却非常鲜明。它批评过分祟佛以致忽略儒学的做法，认为这样做的后果也是值得担忧的。这其中表现出的批判精神，恐怕比《西游记》还要直率。而且，《后西游记》虽然主张治世仍要以儒学为本，但作者对儒学中的一些恶习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例如书中有个文明天王，原是中国出身，后托身西方，当头金锭，满身铜钱，手中一管笔作武器，耍用时就如一杆枪。这文明天王窃踞玉架山，大兴文明教，专和佛教作对，一心捉拿唐半偈师徒。在和孙小行者相斗时，将手中之笔放出来掷在空中，飞飞舞舞地就向孙小行者头上落来。小行者原以为一支笔能有多重，就将头迎上去，让它直落在头上，谁知重如泰山，竟将小行者压倒。文明天王又放出金锭将唐半偈压住。后来小行者上九霄天外，找来专管文章之事的文昌帝君，查出确有一支孔圣人著春秋的笔失窃，又请出魁星降临，才收伏文明天王。这段故事，显然是在讽刺儒教中的文霸，或以笔代枪刺人，或以金钱压人，同样可恶。像这样批评讽刺儒教中人，在《儒林外史》问世之前实是罕见，而这一段情节也比较新颖，与《西游记》有明显不同。所以有些学者评论说，《后西游记》虽然在整体上与《西游记》不可同日而语，但仍有一些机抒独出、可供把玩的细节。
　

《续西游记》是一本什么样的续书
　

《续西游记》大约也是出现在明代晚期，至迟不会晚于康熙中叶。

《西游记》写唐僧师徒往西天取经，步步是灾，处处是难，但回程却还顺利，仅有一难。《续西游记》别出心裁，就从回程写起，又添出许多波澜。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这日到了西方佛地，被众比丘接着朝拜如来，启明来意。如来乃启金口问玄奘等本何心前来取经，师徒四人一一答了。如来说：“三藏本‘至诚心’，八戒本‘老实心’、沙僧本‘恭敬心’，皆与真经理合，可以取得。惟有悟空‘机变心’与吾经一字不合，难取真经。”悟空一听，抓耳挠腮，打滚撒泼道：“弟子的机变心，不过临机应变，又不是奸心、盗心、邪心……”如来闭目端坐，只当不闻，直到悟空说完才长叹一声：“机心生性，只恐自己难脱，又要牵累别人。”随唤来大力神王，收缴了八戒、悟空、沙僧的兵器，只给了二根禅杖让其挑经上路。

师徒四人走后，如来对众菩萨道：“唐玄奘不惮千山万水，历尽三途八难，取回真经，甚是不易。但吾虑回程中恐尚有不净魔孽阻挠道路，难到东土。不知尔等中谁肯发一方便心，保护真经，成就功德？”只见比丘僧到彼出班，愿与灵虚子共保真经。

却说玄奘师徒四人上路，仍寻来时途径。本以为沿途已无妨碍，不料妖孽并未灭尽，只要师徒四人生机心企图省力就巧，便有妖魔出现。

其时正是一阳来复，万象更新。唐僧师徒心悦意畅，信口吟和。又说到前曾路过铜台府寇家事，不料惊动了两个啃书的蠹鱼怪，一心想啃食经文，此刻便化装成寇家兄弟，迎唐僧师徒入堂，鞠躬相见，并要借真经一阅。然后又盗走真经两柜。幸得到彼、灵虚暗中相助，重将真经取回。

这日又到一处。此处乃当年八百里火焰山，自火被扇灭后，长成一片茂林，多有妖怪盘踞，眼前便有一怪，叫兴云魔王，乃当年为魏徵所斩的泾河老龙一灵不散，在此兴云布雨，专候唐僧。一场恶战，悟空、八戒等师徒四人均被擒获，到彼、灵虚亦无力相救，只得对白马说：“妖魔乃是你宗支，你若去和魔王说了，此灾定消。”那白马听了，细想前因，乃恢复了玉龙太子模样，走进山寨对兴云魔口称叔叔，说了前因后果，请其施恩释放。魔王听罢，立即吩咐把绳索解了，重新礼见。又皈依三藏，求经超释，重归大海。

途中非止一日，悟空机心渐灭，路途自然也就无甚阻隔。终于到达东土，朝见太宗。各各均证正果，到彼、灵虚亦向如来缴旨。

这本《续西游记》论新奇，论文采，既不如《西淤记》，又不及《后西游记》，但它也反映了一种认识，即作者认为吴承恩还没有把“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的道理说清楚，而悟空仍有逞强好胜之嫌，此与佛家修行宗旨不合，应还多经磨难。其实这位作者真是画蛇添足。《西游记》借取经事为由，并不真写佛家修行事。

《续西游记》有一点非常特殊的地方值得注意。这本书从整体上看是《西游记》互相照应的，它所写的地点、事情及各种妖魔，都和唐僧师徒去时的经历相应。根据这一特点，有的专家发现，《续西游记》照应的《西游记》不是现在我们见到的这一种，而可能是另一种大同小异的版本。这一情况告诉我们什么呢？现在还说不清楚，反正是一根研究的线索。
　

《西游补》是一本什么样的续书
　

《西游补》是《西游记》续书中影响最大的一种，鲁迅对其文采评价颇高，称“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作者姓董名说，字若甫，浙江乌程人，生活在明末清初。董说十岁能文，颇有才名，但其二十余岁时正值明清换代。董说绝意仕进，不久出家，法号南潜。

《西游补》是董说二十岁左右的作品，应该还算明末，但董说已看出明朝腐败积弱，已无可救药，所以借《西游记》故事，竭力讽刺明朝政治的腐败。

《西游补》从唐僧师徒越过火焰山写起：

唐僧四众，自离开火焰山后，已非一日。这天见牡丹树下无数红男绿女，围住唐僧打情骂俏，叱之不去，悟空拔出棒来一阵乱打，才将其赶散。回到牡丹树下，只见唐僧、八戒、沙僧俱垂头而眠，悟空便一人化斋而去。

行者跳在空中，忽见一座大城池，旗上书“大唐新天子太宗三十八代孙中兴皇”数字。行者蓦然一惊，以为错走回东方。再仔细一想，估计又是妖魔作怪，于是变作个粉蝶儿，飞进城里探看。只见一老宫人一边洒扫，一边自言自语，无非宫中风流韵事，行者全不介意。却听说到秦始皇“驱山铎”，不禁动心：“山若驱得，西天路上逢着有妖精的高山，预先驱了它去，岂不省力？”便想着去寻秦始皇借用。到了大殿，只见大唐天子正与群臣计议捉拿唐僧，要封唐僧为“大将军”，并遣使者即便出城。

行者追着使者出城，却又见一座城，城门上书“青青世界”四个大字，却无门可入。行者撞进城去，只见城内皆是宝镜，有一百面之多，各具形态。走近细看，镜里又各有日月天地。行者从“天字第一号”看起：乃是朝廷放榜。但见千万人拥拥挤挤，叫叫呼呼，中与不中，各有表情：有呆坐的，有发狂的；有被人打骂的，有自己痛哭的；有焚琴祝贺的，也有拔剑自杀的；有真悲真愤，有强作笑容……行者看罢，哈哈大笑。又看“天字第二号”，却是古人世界，行者想寻秦始皇之事，便钻了进去，只见项羽独坐高阁痛哭虞美人。行者变作虞美人模样，项羽便絮絮叨叨地讲起平生征战经历。行者听得不厌烦，便丢下项羽，一人竟去了。

行者到了未来世界，忽被青衣小童扯住，说阎罗天子得病而亡，阴司一时无主，权请大圣暂管半日，审理宋丞相秦桧。行者命取来秦栓善恶薄，从头看去，皆是他通金卖国，残害忠良的罪行。行者命重刑处罚，先把秦桧变成蚂蚁，又丢下油锅，又压成泥屑，又刀割万片……秦桧苦熬不过，道：“爷爷，后面做秦桧的也多，现今做秦桧的也不少，只管叫秦桧受苦怎的？”行者喝道：“谁叫你做了当今秦桧的师长，后面秦桧的榜样！只是不饶。”

此后行者又见许多奇怪事，只是在“蒙瞳世界”里乱撞，一会儿见唐僧变成大将军，一会儿大将军又被人割了首级。后来遇虚空主人点化，才知道被一个鲭鱼精假造的乾坤世界迷了本性。原来这鲭鱼与悟空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世，只是悟空属正，鲭鱼属邪，神通却过悟空十倍，造了这青青世界迷惑悟空。尊者吹了一口气，让悟空回到牡丹树下，只见唐僧等仍在春睡，天上日头还不曾动。方才一切，恰似南柯一梦。

可以看出，《西游补》的故事离取经已比较遥远，只不过是借题发挥，痛骂项羽辈的无能，秦桧辈的无耻。

在海外，《西游补》小有名气。不少学者认为它的审美观念和中国小说的传统截然不同。它所运用的变形、怪诞、象征、独白等表现技法及时空概念的超越、思维意识的流动等艺术表征，与二十世纪才出现并风靡一时的意识流小说十分近似。有人甚至因此说意诗流小说的发源地在中国，在三百多年前的中国。
　

《西游记》原本有唐僧出生的故事吗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大多数版本的《西游记》都是将唐僧出世的故事作为“附录”夹在第八回和第九回之间的。这当然会让读者大惑不解。殊不知，这已经是让出版者煞费苦心，不得已而为之的折衷处理办法了，因为在最早的《西游记》中，究竟有没有唐僧出世的故事，学术界至今还没有一致的意见。

我们知道，《西游记》大致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1——8回写孙梧空大闹天宫，被如来降伏后压在五行山下，观音为找取经人放出孙悟空，从此孙悟空改邪归正；第二部分9—12回写唐太宗入地府，发愿选举高僧修建佛事，玄奘法师受命主持并受如来启发，立誓往西天取经；第三部分从13回起，写唐僧师徒取经途中降妖伏怪故事。第一、第三部分历来如此，没有争议，但第二部分却各有不同。

清代各种《西游记》的第9回都是写唐僧出世这一段，也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附录”“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然后第10回写魏徵梦斩泾河龙，引出唐太宗入地府等情节，至第13回接上唐僧启程。与我们见到的《西游记》相比较，它们的第10----12回相当于现在通行《西游记》的第9----12回，内容上没有什么区别，但回目和分段有所不同。人们原以为《西游记》就该是这副面貌，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西游记》都是如此应世的（目前仍有一些《西游记》是如此编排的，有心的读者不妨找来比较）。

然而，人们后来发现了明代的《西游记》。这个版本刻印于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由于它出自当时南京一个叫世德堂的书坊，所以通称金陵世德堂本。从时间上说，它比清代最早的《西游记》要早100年左右，距作者吴承恩逝世仅十年，无疑应该是清代各种《西游记》的鼻祖。但细读之下，人们不禁大吃一惊：这个版本没有唐僧出世的情节，它的第9回直接写魏徵梦斩泾河龙。这个版本的权威性似乎不应被怀疑，于是人们后来出版《西游记》时，都曾考虑将唐僧出世一段删除。但这样问题又出来了：《西游记》的最后有唐僧九九八十一难的详细记录，其中前四难就是指唐僧出世这一段，如果《西游记》原本就没有这一段，那么前四难又从何而来呢？

究竟真相如何？我们听听研究者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唐僧出世的故事形成很早，元代杂剧《西游记》中已经有了完整的情节。这个故事生动感人，影响很大，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不可能忽略这段故事。显然是世德堂本在刻印过程中将其刊落了，清代的刻书者发现问题后又重新补上，以致形成明、清两代不同版本的格局。

另一种意见认为，正是因为唐僧出世故事在明代已经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而距作者家乡不远处的海州又有与这个故事冲突的陈光蕊是三元大帝之父的故事，所以作者才觉得无须采编入书，应留下篇幅写更多的新故事。后来加入这个故事是好事者的画蛇添足。

还有另一种不同的意见，认为原书不但确有唐僧出身故事，而且比现在的内容还要多，大约占到四至五回篇幅，也就是说《西游记》从第9回至13回都是写的唐僧出世故事，梦斩泾河龙从第14回才开始。后来书商在刻印时觉得这段故事太熟也太长，决定删除，将梦斩泾河龙提前到第9回。删除之后总篇幅不够100回怎么办？书商又请人补写了乌鸡国故事编成四回插在中间（即现在的第36--39回），并把通天河故事由两回拉长为三回（即现在的第47----49回），这样就填补了删除唐僧出世所留下的五回空白，仍凑够100回整数。说乌鸡国故事是后人补写，研究者当然另有依据。

孰是孰非，一时还难以确定。为此出版社左右为难，删与不删均有不是之处，只得作为“附录”插在第8回的后面。好在对于现在的读者来说，这个故事本身还是很不错的。
　

《西游记》为何将玄奘的原籍改为海州
　

河南省堰师市缑氏乡（古称洛州缑氏）境内，有一条景色幽美的小河谷，叫凤凰谷；谷的东面有一个小村庄，叫陈河村；村子中间有一处占地六亩之多，灰瓦高墙，重檐长廊的大院，叫陈家大院，这就是玄奘法师的出生地。陈家大院如今已不再是普通的民居．而成了对游人开放供人瞻仰的玄奘法师纪念馆。

据史籍记载，玄奘法师于公元602年（一说为600年）出生在这座大院里。玄奘俗姓陈，名祎。陈家在当地也算得上名门望族，据说从汉代起即历代为官，玄奘的曾祖父曾任过上党太守；祖父曾任过国子博土。但到了玄奘父亲这一辈，陈家却发生了对玄奘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变化。玄奘的父亲陈惠，本来承袭祖业，研习儒学，也曾在仕途上跋涉过一程，但他却更好佛学，在做过一任江陵县令后，便跑回家去耕田为生，儒佛兼修。受父亲的影响，玄奘的二哥很早就在洛阳净土寺出家，玄奘本人从小也就接受了佛学的教育，在他六岁之前，已经得到父亲的允许，随二哥在洛阳净土寺中礼佛听经，大约也就在这一年，玄奘接受了严格的测试之后，被破格剃度，成了一名小沙弥，并启用了“玄奘”的法名。

玄奘的这段身世大概不会有错，而且早已人所共知。但在《西游记》中，玄奘却有了完全不同的生平故事。《西游记》中说，玄奘的父亲姓陈，名萼，表字光蕊，海州（今连云港市）人，状元及第后娶当朝丞相殷开山之女为妻并除授江州州主、但却在赴任途中遇害…”。这个故事里落难金山寺的小和尚的经历，显然要比陈家大院里那个曾经叫作陈祎的小和尚要复杂得多，这是为什么？

为了追寻这个故事的来源，我们要把话题远一些。

过去凡道教盛行的地区，大抵都会有三元宫、三宫殿一类的宫观，某些规模较大的宫观里也会有三元大帝或三官的神像。三元大帝和三官基本上是一回事，全称是：

    上元一品赐福天官紫微大帝
    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虚大帝
    下元三品解厄水官洞阴大帝

按照道书所说，天官居住在上界，统管诸天帝王、士圣高真、万象星君；地官居住在中界，统管五岳帝君、九地土皇及四维八极神君；水官居住在下界，统管九江水帝、四渎神君、四海龙王等。在他们管辖的范围内，三官要仔细考察神仙的功过，其职责有点类似今天的纪委或监察部门的领导。据说每到三元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三官要外出巡视办公，各路神仙凡有功过，均随时记录，有功即降福，有过即降祸，毫厘不爽，点滴不漏。

供奉三元的习俗，大约起于唐，盛于宋。关于三元的来历，有多种说法，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是说三元本是三兄弟，家住海州，父亲陈光蕊状元及第后被丞相殷开山招赘为婿，先后生下三子，均在云台山（连云港市境内）得道，受封三元大帝。这个故事在海州一带流传很广，早在明代之前云台山上就有了规模可观的三元宫，宫中不仅供奉三元大帝，而且还有陈光蕊和殷小姐的神像。更有甚者，在清代重修的三元宫里，三元大帝的神像旁，更多了一位玄奘的塑像，这显然是根据《西游记》加以附会的，但确也别具一格。至今，在云台山附近，还有陈光蕊遗冢和宰相府旧址等等有关传说。

三元大帝的传说显然就是《西游记》中玄奘身世的原型了。这个传说怎么套上了生在河南的玄奘，现在已难以说清，大概是玄奘成名后，有好事者觉得他的童年太平淡，不足以与他西行取经的壮举相般配，于是将此陈改为彼陈，海州状元及第的陈光蕊也就代替河南辞官不就的陈惠成了玄奘法师的父亲。发生的时间至少应在元代之前，因为在元代的杂剧《西游记》里，玄奘的身世故事已和现在我们熟知的小说《西游记》里的故事大致一样。

至于玄奘出生后落难金山寺的情节（一般称作“江流儿”故事），又是如何进入玄奘身世的，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线索。
　

为什么要尊称玄奘为三藏法师
　

《西游记》中写道，唐太宗遇玄奘远行时问：“御弟雅号称甚？”玄奘道；“贫僧出家人，未敢称号。”太宗道：“当时菩萨说，西天有经三藏。御弟可指经为号，号作‘三藏’何如？”

其实，“玄奘”就是法号，而“三藏”是对玄奘的尊称。《西游记》作者把三藏的来源说成指经称号，实在是因不懂佛教规程而导致的误解。

在印度佛教中．确有三藏之说。藏的原意指盛放东西的竹筐，佛教中用来概括全部佛教典籍，有“包含万有”的意思；由于佛典分为经、律、论三部分，所以通常又叫三藏，面对那些通晓这些典籍的高僧，人们也就称为三藏法师。

“三藏法师”的称号来得实在不容易，玄奘的这一称号还是在印度得来的。

玄奘去印度取经的目的地是那烂陀寺。寺内的当家和尚戒贤法师已经一百多岁，是印度公认的佛学权威，被尊称为“正法藏’，即通晓佛全部经、律、论的意思。当时，全印度有此称号的恐怕仅此一人。稍次一些，通晓五十部经、律、论的可称为三藏法师。可不要小看“五十部”这个数字，因为每部经、津、论都有成千上万颂，一颂就是四句，一句就是三至七字，折算下来，一部经、律、论就是几十万字。而且都艰探难解，如戒贤法师为玄奘讲解《瑜伽师地沦》这一部佛经，就讲了十五个月。当时的那烂陀寺，堪称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成千上万僧众中，精通二十部经、律、论的有一千多人，精通三十部的有五百多人，精通五十部可称为三藏法师的在玄奘到达前仅有九人。按照那烂陀寺的寺规，那里应有十名三藏法师，但那么多年寺里偏偏就补不齐这最后一名。后来，还是玄奘刻苦钻研，取得了这最后一个名额，正式成为一名三藏法师，其艰难程度，与《西游记》中皇帝轻飘飘地加封赐号，真有天壤之别。
　

唐太宗称玄奘为“御弟”是真的吗
　

唐太宗称玄奘为“御弟”，十分亲热，看起来很像一段历史佳话，但却于史无证。

唐太宗和唐高宗父子二人对玄奘回国后的译经工作十分支持，提供了所需的全部人力物力，使得玄奘生前系统地译出佛经七十三部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一千三百多万字，这是史实。但在玄奘回国之前，唐太宗却根本不认识他这个人，甚至可以说玄奘西行的许多困难就是他造成的。

当初玄奘决定西行时，还有其他几名志同道合者。他们一起向朝廷递交了申请，当时朝廷由于顾虑到突厥经常入侵河西走廊一带，已经关闭了通向西域的通道，除了商人和当地人之外，任何人不得西行，因而也就驳回了玄奘他们的申请。结果，其他人都灰心了，只有玄奘一人初衷不改。当然，是悄悄地西行。

玄奘首先到达了凉州（今甘肃武威），这是第一道严格控制的关口。到了凉州，玄奘因投有朝廷的批文（当时叫作“过所”），便不能继续前行了，只得住下。幸好当地很有名气的慧威法师十分同情玄奘，派人带他悄悄地溜出城门，夜行昼伏，到达瓜州（今甘肃安西）。而此时，凉州的追捕玄奘的公文也同时到达了。又幸而瓜州刺史独孤达和州吏李昌都是佛教徒，他们压下了公文，私下送玄奘出城。

出了玉门关，就是八百里大戈壁。戈壁上无飞禽，下无走兽，无草无水，人马难行，途中随处可见堆堆白骨，那都是企图穿越沙漠的私行者。更可怕的是，沙漠中建有五座专门捉拿私行者的峰火台，常常是见人就放箭。玄奘偷偷溜过峰火台时，就差点被乱箭射死。为了躲过峰火台，他在大戈壁中迷了路，四夜五天滴水未沽，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又幸而坐骑是一匹常常往来于沙漠中的识途老马，终于把他带到了一块小小的绿洲上，救了他一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玄奘有了朝廷的一张批文，行程无疑要顺利得多。

玄奘归国时，还心有余悸。到了新疆和田，他没有立即回国，先写了封信向朝廷请罪，得到允许后才放马东行。这一路，当然已没有太大的危险了。
　

玄奘是西天取经的第一人吗
　

《西游记》提到沙僧在流沙河做妖怪时，吃人无数，有几个取经人也被吃了。凡吃的人头，抛落流沙，竟沉水底，唯有九个取经人的骷髅，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沙僧以为异物，将索儿穿在一处，挂在项下，闲时拿来玩耍。后来沙僧皈依佛门西天取经时，九个骷髅便化一阵烟去了。《大唐西域记》中也说到从前有人往西域求学。显然，玄奘不是西天取经的第一人。在玄奘之前，究竟有多少人往西天取经，已经无法统计，但成功者显然不多，大部分都在途中化为缕缕孤魂。

第一位成功者是东晋时山西人法显和尚。他三岁出家，六十多岁时从长安出发，经丝绸之路去印度取经。其活动范围虽然比玄奘小些，但也游历了东、西、南、北、中五印度，游历了三十多国，最后经海路，通过印度尼西亚回到山东青岛，历时十四年。回国后译出了很多重要佛经。

在他之前更早的取经者是东汉僧人朱士行。他在三国时期就曾去西域取经，行程一万余里，历时二十三年，在于阗国取得佛教的重要经典《大品般若经》（60余万字）。不过，他不是携经回国，面是派弟子将经卷送回，由他人译出的；到了于阗后，他也没有继续去印度，最后80岁时在于阗逝世。

与前人相比，玄奘的业绩虽然要伟大一些，但为什么对后世的影响却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玄奘出关西行，是孤身一人，且是违令出关，法显和朱士行则有同伴，有充分的准备，旅途上比玄奘要顺利得多。2、玄奘取经回国，得到了唐朝先后两位天子的重视，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3、玄奘系统地译出了大乘教派的重要经典，并创立了一个新的教派——法相宗，从而提高了他在佛教中的地位。4、因为玄奘有一部重要的著作《大唐西域记》。5、因为有了《西游记》。
　

高僧玄奘为何还要去西天取经
　

唐太宗李世民为冤魂所缠，去地府走了一道，归来后发愿修建水陆大会，超度天下孤鬼亡灵。千选万选，选出有道高僧陈玄奘主持。但玄奘只会讲小乘教法而不懂大乘教法，被观音点破后，立誓往西天求取大乘真经。

玄奘为何去西天取经，《西游记》是这么说的，其大意不差。而历史上玄奘取经的原因却远比这复杂得多。

我们先从佛教中的大乘和小乘说起。

佛教最初形成时，尊释伽牟尼为唯一教主，提倡按照佛教的道德修养作个人苦修，最后修成阿罗汉。后来佛教中又出现了一个新教派，认为只要修行，人人都能成佛，修行的人不仅自己要遵守佛教的道德规范，刻苦修行，还要把普度众生，建立佛国净土极乐世界作为最高奋斗目标。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要大慈大悲，广行善事。这个教派形成后，自称为“大乘”，而把以前的教派称为“小乘”。所谓“乘”，就是乘船、乘车的意思。大乘，表示自己的教法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大河的这一边达到涅磐磐成佛的另—边。这两个教派在印度斗争得很激烈，几乎到了誓不两立的程度。最早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小乘教派，到南北朝后期，大乘教派也在中国的佛教徒中传播开来。大乘和小乘教派在中国的争斗虽然不像印度那么激烈，但在佛教内部还是有明显分歧的。

玄奘大约在六岁时便出家了，和哥哥一起在洛阳净土寺学习。玄奘聪慧过人，许多佛经听高僧讲一道，自己再认真钻研一遍，就能背诵如流，寺内僧众都说他是难得的人才。后来，由于战乱，玄奘转至四川学习，佛学造诣更为深厚，二十一岁时受了“具足戒”。所谓“具足戒”是佛教中最高的戒律，一旦被授予“具足戒”，就说明此人在佛学上有了公认的声望和一定的造诣。

玄奘的学问虽然已得到公认，但他并不满足，继续在各地游学，最后到达长安。此时他的声名已经远播长安城内外。在读完了很多佛典之后，玄奘越来越觉得佛经中有很多理论不能贯通，这其中有宗派的差别，也有翻译的问题。当时佛经的翻译主要是西域僧人根据梵文完成的，由于各人的理解不同，翻译的标准不统一，翻译者汉语水平有很大的差异，每人的翻译方式也不一样，所以同一种佛经就有不同的说法，更别提佛经本身所造成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玄奘产生了去印度求取真经，传播于后世的想法。

说来也巧，当时一位印度高僧从海路来到长安，他是印度佛教权威学者——那烂陀寺戒贤法师的弟子。他告诉玄奘，如果要去印度，就一定要去那烂陀寺；如果要搞通佛学精义，就一定要向戒贤法师求教。这样，玄奘就把自己去印度的最终目的地定在了中印度的那烂陀寺——相当于《西游记》中的西天灵山雷音寺。

在印度，玄奘既学大乘教法，也学小乘教法。但他对两者态度的区别很明显：大乘教法是他景仰的，是他准备带回中土传播的；而学小乘教法，则是为了攻击小乘教法，正是兵法中知己知彼的“知彼”。在印度，他参加了很多次大、小乘教派的辩论会。有一次，在印度也很有影响的一位小乘教派学者写了一篇《破大乘论》，声称大乘救派无人能驳倒其中的一个字，口气十分狂妄。大乘教派的领袖戒贤法师决定派玄奘和他的另三位高徒前去反击。谁知那三人竟然顾虑重重，不敢前往，只有玄奘义无反顾而又胸有成竹地参加了辩论。他用梵文写了一篇《制恶见论》，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小乘教的观点，众人听了无不叹服。后来，玄奘携带回国的经卷主要也都属于大乘教法。这样说来，《西游记》中关于玄奘立志西天取经的原因，虽然说得简单，但大致上还是正确的。

唐朝以后，中原流行的主要教派即为大乘教和以后派生出来的中国化的禅宗；在印度，小乘教也渐渐衰落。但是，今天东南亚一带的佛教仍属于小乘教派。
　

唐僧取经究竟行程多远、历时多久
　

《西游记》说唐僧于大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从长安出发往西天取经，历时十四年，行程十万八千里，经历九国、一郡、一州、一府，终于在贞观二十七年（公元653年）回到故乡。这里的几个数字煞有介事，但与玄奘取经的史实对照起来都是子虚乌有，很容易形成误导，让读者以为史实就是如此。这里我们不妨纠正一下。

据玄奘弟子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玄奘法师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从长安出发，至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返回，中间历时十七年。这个数字应该是准确的。

玄奘的行程据他自己在上唐大宗的表中说，有五万余里。这五万余里虽然没有《西游记》里信口开河的十万八千里壮观，但艰难程度毫不逊色。他从长安开始，经新疆吐鲁番、焉耆、库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又经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最后才到达玄奘的目的地印度，其间耗时约三年。到达印度的三年行程，几乎全是在戈壁、荒漠、雪山、草原中完成的，面且大部分时间是玄奘一人完成的，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据玄奘自己描述，沿途随处可见累累白骨，其中就有西天取经的殉难者。而玄奘本人也是在狂风、沙暴、断水、缺粮等种种灾难中经历九死而侥幸求得一生的。

在印度，玄奘在求学过程中又巡游了印度各国，东到今天的孟加拉国，南与斯里兰卡隔海相望，北近尼泊尔，西至巴基斯坦腹地，历时十年以上。

最后，玄奘又从印度出发，经巴基斯坦、阿富汗，到达新疆的于阗，经丝绸之路南线返回长安。由于沿途有了陪送，行程要顺利得多，大约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但尽管如此，在翻越大雪山时，仍差点被雪崩埋在异乡。与《西游记》所说的八大金刚护送，一阵风吹到长安，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

据统计，玄奘沿途共经过了一百三十多个国家。那当然是当时裂土封疆的小国。
　

玄奘取经究竟经历了多少难

大家都知道，唐僧西天取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出现八十一这个数字．是由于佛门中讲究九九归真，所以唐僧到达西天时，观音查看了唐僧的灾难簿，发现只有八十难，于是在他回程时还特意补了一难。

细细考究起来，我们发现，不仅观音在凑八十一难，《西游记》的作者也在凄。《西游记》实际只写了四十个左右的故事，作者为了凑成八十一难，就把一个完整的故事分成好几难。比如，唐僧出世只有一回文字，在灾难簿上就成了金蝉遭贬、出胎几杀、满月抛江、寻亲报冤四难；火焰山故事都与牛魔王、铁扇公主有关，在灾难簿上成为路阻火焰山、求取芭蕉扇、收缚魔王三难……

历史上玄奘取经经历了多少难？玄奘自己没有统计，后人无法给他统计。但我们相信，如果按照《西游记》这样细分，数字肯定大得惊人，远不是唐僧的八十一难所能相比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过玄奘出凉州城之后的种种九死一生的艰难。关于中国境内西北地区这一段路程的状况，大家可能还稍有了解，知道沙漠戈壁的险恶，而再从新疆向西去，恐怕连想象都很困难。比如玄奘从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出发时，高昌国国王特为玄奘剃度了四个小和尚，又派了二十五个人护送，希望能一路平安地到达印度。结果三十个人出发，仅仅翻越新疆的乌什别迭里山口（旧称凌山），就在冰冷崎岖的山路上死了近三分之一。他们有的被雪崩压死，有的被狂风吹起的大冰凌砸死，有的失足落进了万丈深渊，还有的陷进深不见底的冰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即使到达印度后，玄奘也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舶困难：酷热、疾病、猛兽、强盗、谋害。下面我们就介绍两个有明确记载的故事。

有一次，玄奘和他的随行人员走进原始大森林，突然遇上了几十名强盗。强盗捉住他们，剥光衣服，搜走全部财物，又把他们赶进一个干涸的池塘里，准备全部杀死。池塘里长满了荆棘，下面的淤泥深及膝盖，玄奘和大家只得泡在泥水里等死。幸而一个十分机敏的小和尚发现池塘岸边有个小洞，可爬进一两个人，便悄悄地扯了玄奘一把，趁着人声嘈杂，两人偷偷地爬进了小水洞。幸而这一小水洞又通向山那边。他们在黑黝黝的小水洞里爬了二三里路，终于到了一个村庄，在村民的帮助下，才赶走强盗，救出众人。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强盗们分赃不均引起争吵，没顾得上及时下手，玄奘和他的随行人员恐怕就难逃此劫了。

再一次，玄奘和他的同伴乘船在印度河上航行时又遇上强盗。这一次强盗不仅是为了钱财，还要绑架一个体格健壮、容貌端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