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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浒传》的结构,可以说是一个老话题了。早在五十年代,就有过一场《水浒传》的结构是否“有机”的争论。茅盾说:“从全书看来,《水浒》的结构不是有机的结构。我们可以把若干主要人物的故事分别编为各自独立的短篇或中篇而毫无割裂之感。但是,从一个人物的故事看来,《水浒》的结构是严密的,甚至也是有机的。”(《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就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
对《水浒传》结构的疑问,来源于对它的“整体”和“局部”构架的错觉。一般说来,《水浒传》中的单个英雄的故事,是作为“同一个母题而各自独立的许多故事”(《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而存在的,但它实际上与所谓“母题”又并不是简单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整体是作品所展现广阔社会生活图画,而局部的细节描写,则对整体起着充实丰富的作用;但在《水浒传》中,整体与局部却呈现着相互游离的状态。当我们面对着丰满、逼真、精妙、细腻的单个英雄故事时,我们可以感到,作者在涉及这一领域时,他们确实充溢着创作的热情,因为那才是他们最熟悉的生活,因而他们能够从生活出发,得心应手、开拓纵恣、酣畅淋漓地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武松的故事,占了整整十回,加上鲁达的故事,林冲的故事,宋江的故事,石秀的故事,雷横的故事,卢俊义燕青的故事,这些反映了市民生活的五光十色的故事,不仅构成了《水浒传》的主体,而且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堪称《水浒传》的精华。至于《水浒传》的后半部,作者显然是在一种手不应心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从形式上看,作者仿佛是在按照“讲史”的格局行事,但宋江之征辽,本属子虚乌有之事,征方腊也并无多少史料依据,一开手就失却了讲史先天的特长。而在叙事上,又由作者所擅长的世相的即社会风俗画的刻划转向两军对垒的战争场面的铺叙,于是只好以诸如“五虎靠山阵”、“鲲化为鹏阵”、“太乙混天象阵”之类程式化的讲述混充其间,致使《水浒传》的后半部,在艺术上明显地逊色于前半部,给人以分别出自不同作者之手的感觉。
造成《水浒传》的结构不是有机的状况,根源在于《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和成书方式。鲁迅关于“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的表述,精辟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谓“奇闻异说”,当是指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添加进去的虚构甚至神化的成分。《水浒传》不是历史小说,它的最早的作者,那些市井的“瓦舍艺人”,对史实的考订既缺乏兴趣,也没有从事考证的可能,他们只能以传说中既定的“造反”──“聚义”──“招安”的框架为凭依,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好恶情感,无拘无束地生发起来,敷衍开去,不但发展了传说中原来就包含着的虚构的因素,而且填进了许多新东西,通过一系列“辗转繁变”的过程,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故事,进入了“小说”的领域。这个时候,“史实”被淹没了,一个个鲜明的性格被创造出来了。这些故事虽然有时要受这个大躯壳的制约,但在更多的方面却挣脱了这个大躯壳的羁绊,变成了反映市民的意愿的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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