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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分类学中，对于有些作品的品题，往往产生歧义，如《薛丁山征西传》与《年大将军平西传》，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归入“明清讲史部”的，尽管他于此类作品之“俚而荒率”有相当的保留，但终究还是“广博宽容”地拍板说：“不谓之讲史亦不可也。”近日林辰先生主编“中国神怪小说大系”，亦将二书编入其中，且系于“依附于一定历史故事”的史话类神怪小说之列。所以出现这结果，原因在于这两部小说中，讲史与神怪成分的并存杂糅之故。史家既有互见之例，小说目录学分类学家从不同角度予以取舍，亦在情理之中。
《薛丁山征西传》十卷八十八回，全名《异说后唐传三集薛丁山征西樊梨花全传》，此书成于乾隆年间，讲的是唐太宗、高宗时薛仁贵、薛丁山父子西征哈迷国的故事；《年大将军平西传》四卷三十二回，本名《平金川》，书成于光绪己亥（1899），讲的是雍正初年年羹尧（书中作年赓尧）、岳钟琪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的故事。两书所演史事，相距一千馀年，而其成书年代，则仅相去百馀年，也就是说，《征西传》是千年之后叙前朝事，而《平西传》则是百年之后叙本朝事。两书的成书过程亦截然不同：《征西传》显然是说书艺人的产品，《平西传》则是文人的创作，两书的思想深度和审美情趣，并不属于同一层次，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在讲述史事的过程中，都羼进了大量的神怪成分（反过来也可以说，它们都将所要讲述的神怪故事依附于一定的历史故事之中），惟其如此，我们通过对两书异同的比较，来探究讲史与神怪因素的杂糅及其演进之迹，就不致过于勉强了。
《薛丁山征西传》的历史观完全是市井艺人式的。小说将唐代对西方的用兵，完全解释为一场报冤报仇的斗争：罗通扫北之时，将苏定方杀死，其子苏凤逃入西凉哈迷国，生下一女一男，女名锦莲，哈迷王纳为后妃；男名宝同，封扫唐灭寇大元帅，为报祖父之仇，遣使下书，侮慢朝廷，唐太宗大怒，决定御驾亲征。据史载，苏定方为唐代名将，贞观初随李靖袭突厥颉利于碛口，永徽中又从程知节（即程咬金）征贺鲁，明年擢为行军大总管，以功迁左骁卫大将军，封邢国公，“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高宗闻而伤惜，谓侍臣曰：‘苏定方有功于国，例合褒赠，卿等不言，遂使哀荣未及。’兴言及此，不觉嗟悼。遽下诏赠幽州都督，谧曰庄。”①苏定方死后，在褒赠问题上一时有所疏忽，但很快即被高宗所纠正，所谓谋反被诛，是一点根据也没有的。苏定方之子苏庆节，亦因父功封为武邑县公，苏凤云云，纯属子虚。薛仁贵征西则确有其事，他曾领兵击九姓突厥于天山，遇骁健数十人逆来挑战，仁贵发三矢，射杀三人，自馀一时下马请降，故军中有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九姓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②薛仁贵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永乐大典》卷五千二百四十四“辽”字韵载《薛仁贵征辽事略》一卷，就已经写到天山射雕王颉利可汗领兵助辽，被仁贵射死的事。明中叶以后，传奇《薛平辽金貂记》开始将“征东”发展为“征西”，并增益了薛丁山为黄禅老祖徒弟，下山救父，并婚辽国公主的情节。总之，薛仁贵、薛丁山征东、征西的“历史故事”，在市井文艺的温床中不断发展丰富，而以樊梨花形象的出现为其最后成型的标志，以至于在中国平民之中，樊梨花和穆桂英一样，成为举世公认的历史巾帼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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