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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废争战之事”是历史小说的主题；处在明清鼎革之际的人们，时刻生活在严酷的“兴废争战”之中，严酷现实的紧迫感与痛切感，推动小说家以最快速度写成作品，以期对时局产生某种积极的影响。这种在与历史事变极为贴近距离中写成的小说，就是“时事小说”。
“时事”一词出现的年代很早，且多与史书的纂录有关。在某些场合，“时事”多指“彼时之事”。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邾悼公来朝，时事也。”荀悦《汉纪》第一：“臣悦职监秘书，……谨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在另一些场合，又指“此时之事”。如《后汉书·班彪传》：“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太初（－104至－101）为汉武帝年号，《史记》之记事止于太初之前，则太初以后的历史，对当代人来说就是“时事”，故有“好事者”出来“缀集时事”，想要继踵前书。又《魏书·高祖纪下》：“（高祖）常从容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魏书·韩麒麟传》：“（韩）显宗对曰：‘……臣窃谓陛下贵古而贱今。臣学微才短，诚不敢仰希古人；然遭圣明之世，睹惟新之礼，染翰勒素，实录时事，亦未惭于后人。昔扬雄著《太玄经》，当时不免覆盎之谈，二百年外，则越诸子。’”《魏书·崔光传》：“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阙略尤多。每云：‘此史会非我世所成，但须记录时事，以待后人。’”《晋书·司马彪传》：“……（司马彪）作《九州春秋》，以为‘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则仲尼理之；《关雎》既乱，则师挚修之。前哲岂好烦哉？盖不得已故也。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要之，既称“时事”，则与作者（记录者）的距离都不会太远；韩显宗之所谓“时事”，尤是针对皇帝“贵古而贱今”的倾向而发，更是指眼下发生的事情。
“时事小说”之谓“时事”，取的是“此时之事”这层含义。就所取材来源而言，时事小说不是据史书敷衍的；就反映事变的速度而言，时事小说比正宗史书要快捷得多。尽管没有现成的史书可以凭借，使时事小说的创作面临很大困难，多数作品显得率直粗糙；但正是由于摆脱了正史的羁縻，有才气的作家方才得以充分发挥艺术创造力，致使部分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清初的时事小说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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