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忠斌

●镜光能照真才子——试述李汝珍伦理思想的文化特征

    [内容提要] 任何人都摆脱不了时代的桎梏，崇经尚古的文化惯性，乾嘉学术的时尚追求，世俗价值观的浸染侵袭，使 “复古”、“除弊”、“矛盾”成为李汝珍伦理思想的鲜明的文化特征。《镜花缘》中的唐敖、唐小山等人的思想性格则充分表现了这些特征。

 
    关键词： 李汝珍 伦理思想 文化特征

    伦理思想是道德思想、道德观念的系统化、理论化。小说《镜花缘》以劝善为主题，集中阐述了李汝珍的道德追求和人生理想。

    由于《镜花缘》的特殊的时代性，由于作者的师承关系，由于学术方向、生活阅历等因素的影响，《镜花缘》的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镜光能照真才子，花样全翻旧稗官”，李汝珍用这两句诗来作为《镜花缘》的结尾，表现了他在文化上的自信和自觉。当我们扣住《镜花缘》的伦理思想的脉搏，也就扣住了二百四十年前出生的这位学者、诗人、小说家道德灵魂，扣住了这位“真才子”的善良之心。

    特征之一：复古——以善为伦理思想的核心

    李汝珍的伦理思想是以“善”为核心来构建的。“至善”是道德修养的最高目标，行善既是道德行为，又是修为方法，“善恶”则是作者臧否人物的标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是行善的道德信念。

    一、“至善”是最高修养目标

    把“至善”作为道德修养的最高目标源于《大学》。《大学》是儒家伦理的政治教本。它开宗明意：“大学之道也，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达到这三个目标有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从为政的角度对儒家伦理的概括。朱熹注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程子日：‘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1）可见“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为政的三个步骤。李汝珍把这三个步骤发展为自我修养的渐进过程。他认为行善就是“明明德”，积小善而成大善，脱胎换骨，实现“自新”，以臻“至善”。

    唐敖是李汝珍的理想人物，他是一位儒士，参加科考，高中探花，因故被取消功名，于是产生隐退之心，随妻兄林之洋的商船漫游海外，将十二名才女救出苦海，使她们得以按时参加武周举行的才女试。有时他是一位义士，为了救人，他不惜重金，在义与利的抉择中他舍利取义；有时他是一名侠士，在女儿国靠着自己“蹑空”功夫撺入深宫救人，在巫咸国，他仗义舞龙泉，刀下救芷馨；有时他又是一位治河专家，女儿国河道堵塞，张榜求贤。为救林之洋，他甘冒风险，毅然揭榜，既助女儿国解除水患，解民于倒悬，又救林之洋于水火。唐敖不仅自己行善，而且还用自己的言行感动他人，劝人行善，多九公初通医术，怀藏祖传药方，秘不外传，唐敖极力劝他传方行善。在唐敖的劝说下，多九公在歧舌国广施善药，治病救人。(2)唐敖行善积德，终于脱尽凡胎，到小蓬莱成仙去了。唐敖的修行过程，就是积善而“明明德”而 “止于至善”的过程。唐敖是一位集仁义理智信于一身的“至善”化身。

    二、“三纲五常”是道德原则

    “三纲五常”是李汝珍的道德原则，也就是“善”的原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为三纲，“仁义礼智信”是为五常，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建立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3）被李汝珍纳入了“善”的道德范畴，遵守“三纲五常”这个道德原则的就是善的，违背这个原则就是恶的。

　　李汝珍认为：奉行“三纲五常”，就是要做到“忠孝节义”，“忠孝节义” 就是善。《镜花缘》第七回借一位姓孟的神仙之口说得明白：“那葛仙翁说的最好，他道：‘要求仙者，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务求玄道，终归无益。欲成地仙，当立三百善；欲成天仙，当立一千三百善。’今处士既未立功，又未立言，而又无善可立；一无根基，忽要求仙，岂非‘缘木求鱼’,枉自费力么？”可见尽忠尽孝就是善，至忠至孝就是“至善”。

    唐小山是《镜花缘》中的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李汝珍对她推崇备至，不仅因为她前身是群芳之首，才貌双全，而且因为她是“至孝”的典型。唐小山为了寻父，不顾考期临近，毅然登舟，渡孽海，攀荒山，历尽磨难终不悔。之后又遵父命更名唐闺臣，在才女试中高中第十一名，扬名天下。孝能如此，堪称天下无双。因此唐小山在才女宴后功德圆满，达到“至善”，再往小蓬莱寻父，便脱离红尘，逃出苦海，成仙去了。

    唐小山的另一个性格特征是至忠。她为了表达自己对李唐王朝的耿耿忠心，遵父命，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唐闺臣”，“按‘唐闺臣’三字而论，大约姑夫因太后久已改唐为周，其意以为将来阿妹赴试，虽在伪周中了才女，其实乃唐朝闺中之臣，以明并不忘本之意”。与唐小山一样，其他才女也是忠孝节义之人。骆红蕖杀虎报母仇，廉锦枫下海取参医母病，魏紫樱扮男装，猎“ 狻猊”以养母，真可与《二十四孝图》比美。最值一提的是司徒妩儿本是淑士国宫女，许给徐承志为妻，她处处为丈夫着想，多次暗通消息，次次被徐承志误解，最后差点被淑士国驸马变卖，实是夫为妻纲的典范。其他才女后来大都参加了讨武义军，有的还牺牲在疆场，为李唐尽忠。

    李汝珍说：“盖此书所载虽闺阁琐事，儿女闲情，然如（曹）大家（班昭）所谓四行者，历历有人：不惟金玉其质，亦且冰雪为心。非素日恪遵《女戒》，敬守良箴，何能至此。……其贤者彰之，不肖者鄙之；女有为女，妇有为妇；常有为常；变有为变。”可见众才女是贤者，是“彰”之的对象。

    善的反面是恶，凡是不忠不孝，不信不义的都是不善的，恶的，都是“鄙之”的对象。

    《镜花缘》的伦理批判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人性中恶德的批判。如两面国中的两面人，结胸国的好吃懒做，翼民国的“爱戴高帽子”，豕喙国的撒谎，无肠国的吝啬等都是作者批判的对象。

    其二是对社会恶俗的批判。君子国的吴氏仲昆畅谈天朝“俗弊”：为父母大选风水，为小孩大摆筵席，为小事大兴诉讼，为口福宰杀耕牛，为宴客罗列珍羞，三姑六婆搬弄是非，后母凌辱儿女，妇女缠足“如造淫具 ”，儿女婚姻竟依“命书”等等尽违“君子”二字，作者借吴氏兄弟之口作了深入的剖析批驳。

    其三是对“酒色财气”四大恶的批判。《镜花缘》为才女们设了四关，名曰“酉水”，“刀巴”，“才贝”，“无火”，总名“自诛阵”。“此书以忠孝二字为修心根本，以打破四关为入道工夫，特为标出，使作者一片救世之心昭然共见也。”把惩恶作为扬善劝善的手段之一，是李汝珍伦理批判的重要的目的。

    三、“善有善报”是坚定的道德信念

    坚定的道德信念是李汝珍伦理思想的强力支柱。这个信念就是“积善人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人家必有余秧。”

    《镜花缘》中，唐敖坚信“积善人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人家必有余秧”，他就是怀着这种坚定信念去行善劝善的。唐敖行善最终得道成仙，唐小山忠孝，最终“还本还原”，多九公广施善药亦得“谢仪”之报。可以看出李汝珍不仅自己信念坚定，而且还要以“善有善报”的故事感染读者，使读者也树立起同样坚定的信念。

    李汝珍的坚定信念源自对“天”的绝对信任。他认为：人们行善作恶，纵使他人不知，但“老天却看的明白，分的清楚。善的给他善路走，恶的给他恶路走。”“世间行善的自有天地神明监察，若把药方刊刻，做了偌大的善事，反要吃苦，断无此理。”“人有善念，天必从之。”

    李汝珍以善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主要是对六经的祖述，且糅入两汉伦理文化，其本质是复古的，这与考据学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特征之二：除弊——从“君子国”到“轩辕国”的社会理想

    “理想为人生所追求和向往，……人总是凭理想这一资禀，不断地从野蛮走向文明，从现实走向未来的。”（4）人生理想有不同的层次，有社会理想，道德理想，职业及其成就理想，生活理想等。不同层次的理想是互相联系的，其中社会理想是最根本的，它规定和制约道德理想、职业及其成就理想，生活理想并贯穿其中，起着总枢纽的作用，调节和控制着人的思想行为。（5）《镜花缘》中的海外诸国的描写，实际上是李汝珍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其人生理想的曲折反映。李汝珍的社会理想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先秦儒家“王道”理想的形象化祖述，是“三代”社会的艺术再现。其中也有在明清实学（6）影响下而产生的改良社会幻想。而其核心依然是“善”，从“君子国”到“轩辕国”，从“唯善为宝”到“礼维义范”，亦即由“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的善政过程。

    一、以人人向善来实现“不争”

    唐敖游历海外，首先到达的就是君子国。君子国的城门上写着的“唯善为宝”是对“君子”本质的准确概括，“好让不争”是“明明德”的修为方式，而“耕者让畔，行者让路”，“恭而有礼”则是雅化之后的“新民”之风。

    君子国人让的是“利”，是通过远离“利害”而获得“善宝”。无论是隶卒的价格之争，还是小军的货色之争，还是农人的银色之争，都是抬高别人的利而贬低自己的利，都是要把利让给别人而把善留给自己，并由此而发生争执，经人调解才勉强做成生意。由此可见君子国 “好让不争”是对于“利”而言的，而对于善他们是争的，而且争的极凶，“让”的目的是实现另外一种争——争善。李汝珍通过隶卒、小军、农人三个典型人物的典型事迹，阐述一个观点：希望通过人人向善来改变人的恶的本性，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争”——和谐。

    二、教育是“人人向善”的最佳手段

    现代教育认为，道德品质形成的过程，包括“知情意行”四个要素，而“知”是其他三个要素的基础，要奠定好“知”这个基础，主要依赖教育。“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7）先秦儒家很早以前就认识到加强学校教育，可以提高道德认识和改变人的道德行为，净化社会风气。李汝珍则认为：德育的最好途径就是读圣贤书，“书能变化气质，遵从圣贤之教，那为非作歹的究竟少了”，他想通过改革科举制度来实现人人读书，人人向善的社会理想。

    淑土国是全民教育的“典范”。在淑土国，无论士农工商都要由“考试出来”，才能“得列名教”，如不参加考试则为“游民”，为人耻笑。考试内容不仅有文（八股），还有经、史、辞赋、诗文、医卜、书画、历算等等，“只要精通其一，皆可取得一顶头巾，一领青衫”，再要上进必须能“文”。这样就可以通过社会舆论使每一个国民必须读书，通过改革考试内容，使每个国民都有机会读书。于是就连酒保也变得文绉绉的了。淑士国王深刻认识到了教育与劝人向善的紧密联系，提出了“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的口号，为鼓励国民读书向善，采用了赐金匾的方式表彰贤者，竖黑匾的方式鞭笞过者，进一步雅化了民风。在淑士国得到金匾的人家十有八九，而被竖黑匾的仅有一二，教育之功功不可没。

    三、对下层妇女的人文关怀

    孟子在阐述他的王道理想时，曾有“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之说，反映了孟子对于国之老人的人文关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思想家的仁爱之心、赤子之心着实令人感佩。

    宅心仁厚的李汝珍，从先圣那里继承了“仁爱”思想，代封建帝王武则天草拟了一道《恩诏》。《恩诏》共有十二条，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为“善”者的表彰，凡“孝悌贞节”的妇女均予旌表，节孝者死后立节孝祠；二是承认妇女婚姻权，宫娥入宫五年概行释放，听其父母择偶，凡侍婢二十尚未婚配，令其父母领回，为之婚配；三是注意老幼妇女的生存权，为贫寒老妪建养老院，为家贫幼女建“育女堂”。霜居无养者“按月酌给薪水之资”；四是关心妇女病苦，“命天下郡县延访名医，各按地界远近，设立女科，并发御医所进经验之方，配给药料，按症施舍”；五是维护妇女死后的尊严，“尸骸不可暴露”，赤贫者官家给与棺木，暴露于道途者，由官家装殓掩埋等。

    李汝珍代替武则天草拟的十二条恩诏，是李汝珍伦理思想最具光彩的内容。特别是对妇女婚姻权即“欲”的承认，对妇女哀容的尊重，闪现着人性的光彩，具有极其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公然挑战。当然，十二条恩诏的核心依然是善。

    四、鸾歌凤舞的清平世界

    《镜花缘》的第三十八回描写王道乐土轩辕国。轩辕国的国王是黄帝之后，黄帝是华夏始祖，是“三代上”的圣君，轩辕国王继承了黄帝的圣德，是礼仪立国的典范，“礼维义范”是对他最准确的褒评。轩辕王治国已经达到了“和”的境界。

    一是国与国和，“凡有邻邦，无论远近，莫不和好。而且有求必应，最肯排忧解难，每遇两国争斗，他即代为和解，海外因此省了很多刀兵，活了若干民命”。因此，当轩辕国王千岁整寿时，“远近各国齐来庆贺”。

    二是王与民和。国王寿诞，“臣民俱献梨园祝贺”，千秋殿外共有十处梨园演戏。国王又与民同乐，下令“无论军民只管进去瞻仰”，尽管千秋殿外人山人海，但国王却令：“毋许驱逐闲人，悉听庶民瞻仰”。即使唐敖多九公这样的“外邦人”，也可以自由走动，任意游玩。百姓敬爱自己的贤君，国王也爱护自己的百姓，上下和睦。

    三是民与民和，君子国的人虽然好让不争，但他们不争利而争善，为善而争得面红耳赤，争得凶极，集市之上争吵不断。而轩辕国虽然人多，街市“挨挤不动”，但却一片祥和。千秋殿前虽然人山人海，却是和和乐乐，“音乐不断，接接连连”。毫无不谐之音。

 
    四是就连鸟儿也是“夫唱妇随”，和谐至极。千秋殿前立着一对鸾鸟，雄鸣雌和，“五音齐奏”，“悠扬婉转”。

    和谐的人文环境，带来了社会繁荣，轩辕国“街市有十数丈宽，那些作买作卖，来来往往，仍是挨挤不动”。这是圣人在位，礼治进入化境的必然结果。李汝珍对轩辕国推崇备至，对轩辕国的描写采用了“特笔”：轩辕国城池笼罩在“万道霞光”中，城郭“如峻岭一般，巍巍荡荡”，城外玉桥梧林，凤凰飞舞。城中写着“礼维义范”的牌楼，“霞光四射，金碧辉煌”。位于金门之内的千秋殿居中端坐，高大宽敞，亭台楼阁四面环抱。作者极尽溢美之词，着力表现轩辕国的“景象非凡”充分说明轩辕国的和平政治，才是作者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

    特征之三：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纵观李汝珍的伦理思想，我们会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这就是他的伦理思想体系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分析这些矛盾，把握其实质，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其文化特征的认识。

    一、师于戴震而肯定朱熹

    李汝珍（1763-1830）是戴震的再传弟子。戴震，字东原，清代著名学者，思想家。他以考据之名，行理学批判之实，对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进行猛烈的抨击。“后儒以理杀人”甚于“酷吏以法杀人”，揭示了理学伦理的反动本质。接触到了封建礼教的实质。(8)

    凌廷堪，字次仲，人称仲子先生。安徽歙县人，生于海洲板浦。(9)他是戴震的嫡系弟子，“乾隆四十六年游扬州，慕其乡江慎修，戴东原两先生之学”。(10)“成为戴门诸子的中坚人物。他不仅为戴震作事略状，系统阐述戴震‘理欲之说’的学术精粹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还首先提出了戴震是清学集大成者的观点。他在《礼经释例》，《燕乐考原》等著作中，祖述戴学，发扬光大，卓然成家，被公认为是戴震同乡人中‘衍其学者’的代表人物”。（11）

    李汝珍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随兄李汝璜至海州板浦，秋，拜凌廷堪为师。是年十九岁”。直到乾隆六十年，李汝珍三十九岁，凌廷堪赴任宁国府教授。（12）李汝珍一直跟随凌廷堪，得仲子真传，因此他的思想主要应属乾嘉考据学派。（这一点许多研究者都有论述，不再赘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镜花缘》中，他一方面对“道学”进行嘈骂，而另一方面又对朱熹表示肯定：“小弟闻得这位解作去声的乃彼时大儒，祖居新安。其书阐发孔、孟大旨，殚尽心力，折衷旧解。言近旨远，文简意明，一经诵习，圣贤之道，莫不灿然在目。汉晋以来，注解各家，莫此为善，实有功于圣门，有益于后学的，岂可妄加评论。即偶有一二注解错误，亦不能蚊睫一毛，掩其日月之光。总而言之，尊孔子之教，实出孟子之力，阐发孔、孟之学，却是新安之功。”

    李汝珍认为朱熹的功劳不仅是对孔孟之书的注释，对“圣贤之道”的阐发也是正确的，“莫不灿然在目”的，有功的。这种认识完全与戴震的批判精神背道而驰。充分说明李汝珍的思想已经偏离乾嘉考据学派的轨道。这与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二、反对“缠足”却欣赏“三寸金莲”。

    《镜花缘》第十二回借吴之和之口，对缠足予以猛烈抨击：“吾闻尊处有缠足之说。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当此之际，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种种疾病，由此而生。”其父母如此残忍，纯“系为美观而设，若不如此，即为不美！试问鼻大者削之使小，额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谓为残废之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况细推其由，与造淫具何异？”并且严厉指出缠足陋习违背圣贤之道，“此圣者所必诛，贤者之所不取。”小说还在三十三回详细描写了林之洋在女儿国被迫缠足，被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情景。因此在李汝珍的道德认识中，缠足是极不道德的，极端丑恶的。

    但是这种理智的道德认识并没有真正与自己的审美情趣结合起来，使之转化为自觉的审美心理和明确的审美标准，恰恰相反，在他的审美活动中“三寸金莲”成为美的代名词。《镜花缘》中的百名才女大都“小脚”，颜紫绡，一位侠女，与唐小山同归蓬莱仙境。是作者特别怜爱的人物之一：“上穿红绸短衫，下穿红绸单裤，头上束着红绸渔婆巾，底下露着一双三寸红绣鞋，腰间系着一条大红丝绦，胸前插上红鞘宝剑；生的满面绯红，十分美貌”。另外如燕紫琼穿的是“三寸绣花鞋”，易子菱穿的是“三寸桃红鞋”。装束与颜紫绡大概相似。

    黑齿国的两位才女卢紫萱，黎红薇“面貌虽黑，但弯弯两道朱眉，盈盈一双绣目，再衬着万缕青丝，樱桃小口，底下露着三寸金莲，倒也不俗。”这些描写字里行间透着对三寸金莲的喜爱，三寸金莲在作者眼里美而不俗。

    反对“缠足”却又欣赏“三寸金莲”，道德中的李汝珍和美学中的李汝珍尖锐地矛盾着。理想状态中的李汝珍和现实生活中的李汝珍尖锐地矛盾着。

    三．己所不欲却施于人

    唐敖原意“想努力上进，恢复唐业，以解生灵涂炭，立功于朝”的，但“甫得登第，忽有意外之灾”，“遂有弃绝红尘之意”。唐敖多次表达他心灰意懒，淡泊名利，不愿参加科考，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决心。“尚主意拿定，心如死灰，何处不可去，又何必持其龙须以为依附？”

    而李汝珍是一位才子，于学问无所不窥，通经史，擅考据，专音韵，诗词歌赋样样皆精，嘉庆六年春，李汝珍胸怀济世之志，远赴赴顺天参加乡试，却没有考中。（13）从此李汝珍再也没有踏入考场，至死犹是一领青衫，不能说不是一件极大的憾事。这种经历与唐敖极为相似。唐敖的愤激之情，实际是李汝珍科场失利后羞愤之心的曲折反映。仕宦途穷的李汝珍胸中块垒无处以掷，借唐敖之口，抒悲愤之情，也是常理。“宁与……草木并腐，不与……鸟兽同群”。“何必持其龙须以为依附？”李汝珍高尚人格由此可见。

    但是，己所不欲，却施于人，自己不愿科考，却要劝人“上进”，《镜花缘》第八回唐敖向林之洋道：“舅兄，你道为何女子读书甚妙？……如有能文才女，准其密奏，以备召见，量才加恩。外面因有这个风声，所以数年来无论大家小户，凡有幼女，莫不读书。目今召见旷典虽未举行，若认真用功，有文名何愁不有奇遇。侄女如此清品，听其耽搁，岂不可惜。”这是劝林之洋之女林宛如读书上进，以备“观光”的。“此银留为表侄读书并贴补薪水之用。表侄一表人才，读书一事，万万不可耽搁。如果努力用功，将来回到故乡，自必科名联捷，家道复兴。表嫂有此佳儿，日后福分不小。”这是劝廉亮追求功名的。显然唐敖的这些话又表现出了另外一种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完全是世俗的，是时代流行价值观的反映。这说明李汝珍的理想人格与时尚的价值观存在着极大的矛盾。

    四、讲果报却斥佛骂僧

    唐小山是相信 “果报”的。她赶考路上一路行善，特别是“不安”于旅店宰杀鸡鸭，便先付“原资”，多给余润，令其不得杀生。而且还大讲果报故事：有兄弟二人考试，弟忘了代兄交卷。兄弟俩却同时考中，原来是其兄曾拾金不昧，上天报其善，让誊录房失火，把卷子都烧了。

    君子国的宰相吴之祥却斥佛骂僧。他说：“世俗将子女‘舍身’空门以期常年，是‘僧尼诱人’。如佛教过盛，会导致“阴阳失调”，“生出无穷淫奔之事，总之天下少一僧或少一道，则世间即多一贞妇。”其中“好色之辈，一生一世，又岂止奸淫一妇女而已。”一个孝女，一个贤臣，对待佛教的态度截然相反，不能不说明李汝珍对于佛教态度也存在着明显矛盾。

    可以看出，封建末世伦理思想的混乱和矛盾在李汝珍这里表现得特别集中尖锐。两个矛盾对立的李汝珍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

    《镜花缘》是一面镜子，《镜花缘》的镜光照出了李汝珍这位才子的真实面目。李汝珍是积极上进的，也是腐朽没落的；李汝珍是令人敬佩的，也是令人遗憾的，企图以先圣道德来救末世，以王道理想平天下，抨击风俗弊病而回避政治腐败等等。但在那万马齐喑的时代，李汝珍能做到这些也是难能可贵的。

    李汝珍死后十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的伦理思想社会伦理思想的主流，统治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儒家伦理思想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这是崇经尚古，多才多艺的李汝珍所未能预料的。

    参考书目：
    （1）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研究室编《中国哲学史》 2001年8月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文史知识86/10、87/5、88/6合刊《儒佛道与传统文化》中华书局1990年3月第一版
    （3）郭广银主编《伦理学原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月第一版
    （4）张岱年 方克立 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5）宋 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6月
    （6）《古代文学史》自考教材
    （7）《古代小说史》自考教材
    （8）连云港市《镜花缘》研究会 编《镜花缘研究论文选》1997年
    （9）连云港市文联编《镜花缘研究资料汇编》1-2期1984年10月 内部资料
    （10）李时人著《李汝珍及其〈镜花缘〉》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12）班古点校《镜花缘》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注 释：
    1、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第1页
    2、凡引小说原文均引自班古点校《镜花缘》
    3、转引自郭广银《伦理学原理》第二章 第33页
    4、郭广银《伦理学原理》第十五章 第369页
    5、参见郭广银《伦理学原理》第十五章 第371页
    6、葛荣晋《宋明理学与近代新学之间的桥梁——明清实学》《儒佛道与传统文化》86/10、87/5、88/6合刊中华书局1990年3月第一版 第48页
    7、朱熹《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上》
    8、李明发李明发《宋明理学与乾嘉学派》第二次镜花缘学术研讨会会议交流材料
    9、11、《海州文献录-人物-凌廷堪传》转引自李洪甫《李许年谱考略》《镜花缘研究资料汇编》1-2期连云港市文联编1984年10月内部资料
    10、12、李洪甫《李许年谱考略》《镜花缘研究资料汇编》1-2期连云港市文联编1984年10月内部资料第71页
    13、胡大均《镜花缘题跋》《镜花缘研究资料汇编》第1期 连云港市文联编1984年10月 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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