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

●薛素姐悍妒性格精神心理探源

    摘要 薛素姐以其悍妒的性格成为《醒世姻缘传》中的一个反面典型形象，也是中国古代悍妇形象系列中最具特征性、最富有性格的人物。她这种悍妒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层的精神心理因素的积淀。具体说来，她的男性化倾向和“希望具有重要性”的心理是其性格形成的内驱力。本文意欲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薛素姐悍妒性格的形成加以合理的阐释。

    关键词 《醒世姻缘传》 薛素姐 男性化倾向 “希望具有重要性”

    《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以其忤逆父母、顶触公婆、凌虐丈夫、上庙烧香、争夺家产等一些背离传统儒家伦常的行止，被视为悍妇恶妇的典型代表，被看成是离经叛道、怙恶乖伦的反面典型。小说中作者对这一形象也毫无赞赏之辞：薛素姐“虽有观音之貌，一团罗刹之心”，“悍妒妇怙恶乖伦”。从浦安迪“二元补衬”之观点，作者对张氏二儿媳以及晁夫人、晁梁之妻大加颂扬亦衬托出薛素姐的悍恶。作品结局让她恶贯满盈乃至生病见了阎王，亦可看出作者对她的态度。作者如此安排，意在凸显儒学之“修身”这一核心概念。也即东岭学道人在“凡例”之后提到的“无非劝人为善，禁人为恶”，“劝将来君子开卷便醒”。 根据《大学》首章，人生至高的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醒世姻缘传》恰是演绎了“修身”与“齐家”之关系，即不修其身则不齐其家，要齐其家则必先修其身。

    薛素姐在家人面前凶神恶刹，事后却万般悔恨，定意痛改前非。书中第五十九回 “孝女于归全四德，悍妻逞毒害双亲”中， 薛素姐在相于廷娘子面前吐露了她的真心：

    素姐说：“其实俺公公、婆婆极不琐碎，且极疼我，就是他（狄希陈）也极不敢冲犯着我，饶我这难为了他，他也绝没有丝毫怨我之意。我也极知道公婆是该孝顺的，丈夫是该爱敬的，但我不知道怎样,一见了他，不由自己就像不是我一般，一似他们就合我有世仇一般，恨不得不与他们俱生的虎势。即是刚才人家的媳妇都与婆婆告坐，我那时心里竟不知道是我婆婆。他如今不在跟前，我却明白又悔，再三发恨要改，及至见了，依旧又还如此。我想起必定前世里与他家有甚冤仇，所以神差鬼使，也由不得我自己。”……相于廷娘子道：“我还问你，他巧姑不是你兄弟媳妇儿么？你见了她，也像有世仇一般，换他的妆奁，千般的琐碎，这是怎么主意？”素姐说：“也是糊涂意思。我来到家里，我就想起他是俺兄弟媳妇。我在那头，也是看见他就生气。”

    对于这种事前事后言行相错的现象，作者是用两世姻缘、因果轮回的神秘观念来解释的。也即徐北文在《〈醒世姻缘传〉简论》中指出的：

    “作者在现实生活中体验观察了许多不合理的、使人痛苦的现象，同时又不能找到正确的解释以及解脱这种痛苦的方法，作者用我国封建正统的儒家伦常观来看待这种家庭生活状态，觉得是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的淆乱破坏伦理的坏事。当在儒家的思想库中找不到解决的手段时，便陷入到佛教的因果迷信的观点中去。”[1]

    作者关注这一现象并试图去解释这一现象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只是没有找到一种能科学地解释这一现象的理据，从而染上了一种迷信和宿命的色彩。有学者亦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追本溯源，进行合理的阐释，对小说研究做出很大的贡献。①而本文试图从精神心理这一新角度对这一现象作出阐释，也帮助作者找到这“使人痛苦的现象”的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

    对于薛素姐的这种逆姑殴婿、离经叛道的悍妇性格，小说中说是“中了心风”。其实这可以看成是一种“精神怪癖”。弗罗伊德认为，男女两性身上的精神怪癖和障碍是由其雌雄同体倾向引起的。他的观点主要是：“男性的许多精神障碍起因于他们对体内‘女性’倾向的拒绝，而女性的许多精神怪癖起因于她们内心想成为男人的欲望。”[2]其中女性“内心想成为男人的欲望”，笔者把它称之为“男性化倾向”。这种男性化倾向正是悍妇性格形成的内驱力。需要作出解释的是，女性男性化倾向有两种表现形态：其一，对男性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进行有意模仿。巾帼不让须眉，能代替男性担当起家庭和社会的重任，从而完成本是男性所要完成的使命，甚至完成的更加出色。这是男性化的正常表现形态。其二，不能担当男性的社会角色，只是出于对男性强大权力的妒忌，而对男性进行欺凌压迫进而支配男性，这种表现是男性化的变态和畸形。体现在女性身上就形成了悍妇性格。悍妇性格并非自薛素姐始，在历史和文学史中此种性格渊源有自：

    早在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轻诋》篇中就出现了这种性格的人物。王导之妻曹夫人奇妒，不准王导纳妾，王导只好“密营别馆”。后曹夫人发现，极为震怒，带领家人寻衅滋事。 《南史》卷五记南朝萧齐时的第四代皇帝萧宝卷的妃子潘妃，经常以荆条杖责丈夫
隋唐时期此类悍妇不胜枚举。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说：“大历之前，士大夫之妻多妒悍者。”据史料载，隋文帝无论朝政还是私生活都受独孤皇后的严格挟制；贞观年间桂阳县令阮嵩一时兴至，在宴饮时召女奴唱歌，其妻阎氏披头散发光膀赤臂，持刀冲到席前，阮嵩吓得躲到床下。

    宋代陈慥之妻柳氏因凶妒而被苏轼称为“河东狮吼”，明代戏曲家汪廷讷在《狮吼记》中进一步描写了柳氏的凶悍，柳氏非但不准陈慥与异性交往，就连陈慥的好友苏轼，柳氏也禁止与他往来；沈括之妻张氏亦是悍妇的典型，沈括常受她的虐待，甚至连胡须都被连血带肉扯将下来；显要官员吕正己到有妻妾的朋友家饮酒，其妻得知，爬上墙头大骂，事情传到皇帝那里，吕正己被免官；县令陆慎言政由妻出，其妻朱氏被当地吏民称为“胭脂虎”；儒氏李大壮有违妻命即被罚顶灯而坐，屏气不敢动，状如土偶。

    明清时期，悍妒女子亦不鲜见。《醋葫芦》中成珪之妻是悍妇的典型。成珪每次出门都由妻子都氏焚香限时，后来甚至“打印关防”，每日晚间“缴印”，略有差池即受严惩；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亦有几位悍妇，如《江城》中高生之妻经常用手抓丈夫的脸，乃至高生脸上常有妻子的指爪痕；《马介甫》中的杨万石之妻泼悍异常，杨万石动辄遭受鞭挞或常跪床下，年迈的父亲和无辜的弟弟亦遭虐待。（《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留后详谈）

    这些悍妇大多还停留在对丈夫发号施令、施威作践而已，对象仅是丈夫（马介甫之妻除外）。是对封建礼教赋予男性“一夫多妻”权力的潜在恐惧从而生发妄图对其权力进行反抗与限制的欲望。而《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的悍妒绝非如此简单表面化。具体来说，薛素姐的悍妒和男性化倾向更复杂，这种男性化倾向具体体现为对女性角色的拒绝和对男性角色的渴望。以下详述：

    第一，薛素姐对女性角色的拒绝。这里所谓的“女性角色”是指传统的儒家伦常对妇女三从四德的规定。小说中说的也极明白。薛素姐新婚前夜，薛教授对薛素姐婚后应如何行事进行教导，实际也是对“女性角色”作的一个解释：

    “你过门去，第一要夫妻和睦，这便叫是孝顺。你小两口和和气气的似是兄妹一般，那翁姑看了自是喜欢。每日早起，光梳头，净洗面，催着女婿早往书房读书，使那父母宽心，便是做媳妇的孝顺。虽是公婆在上，百凡的也该替公婆照管。小姑的衣裳鞋脚，婆婆有了年纪，你都该照管他的。况且又是你的弟妇，不是别人，你大他小，千万不要合他生气。翁婆有甚言语，务要顺受，不可当面使性，背后咕哝，这都是极罪过的事。”

    此外，作者还塑造了张氏两儿媳，使这种女性角色具体化，对这种正常女性角色进行形象阐释。两房儿媳视公婆如亲生父母，公婆生病，他们百般侍侯，割股瘳亲，是一双毫无瑕疵的贤妻孝妇，真乃“天地间的灵根正气”，按院建牌坊对之旌表。而薛素姐对此却熟视无睹，建牌坊那日，薛教授让薛夫人带素姐前去观看，借机对薛素姐进行教化，素姐却坚辞不去。 可见对这种贤妻孝妇式的女性角色，素姐并无好感，却反其道而行之，表现出对正常女性角色的拒绝。

    第二，薛素姐对男性角色的渴望。薛素姐拒绝担任一种贤妻孝妇式的女性角色 ，却表现出对男性角色的渴望。这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 薛素姐的男性妒忌心理。弗罗伊德女性心理学认为：“女孩成长过程中最令其不安的莫过于发现男人有阴茎，而自己没有。她对此发现的反应，是明确希望自己也有阴茎。”[3]这种希望自己有阴茎的心理可以在与丈夫的行房中得到暂时满足，从而对丈夫采取暂时的温和态度。如“狄希陈乘机取鼎”一回，当素姐酒醉疏防而遭了人手，“素姐醒来，比初次略略的有些温柔，不似前番倔强了”。狄希陈用了邓蒲风的计，远离素姐，与父亲到庄上住，七日一回看望。素姐“虽然凶暴，毕竟是个少妇，到了七日不见男子，也未免就有人欲之思。”这种现象恰是素姐对阴茎的饥渴。毕竟，素姐对狄希陈表现出的“略略温柔”的态度是很少的，多数时候还是对丈夫“充满极大的潜在敌意”。[4]可以说素姐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对狄希陈的“潜在敌意”，也即男性妒忌。薛素姐与狄希陈第一次谋面，就气极难耐，发誓说要是和他结婚必定打死他。那时她还只是一个孩童。婚后，她果然履行了她的誓言，对狄希陈用尽了七十二般手段。

    这种潜在敌意，或说这种男性妒忌，有的仅是一种阴茎妒忌，有的是一种超越和贬低男性的企图。阴茎妒忌的表现是害怕失去丈夫和对丈夫“一夫多妻”权力的限制。其中害怕失去丈夫这种心理在小说中有多处表现：第七十五回 “狄希陈奉文赴监，薛素姐咒骂饯行”中，狄希陈要进京坐监，素姐非但没有怜惜之意，还对他百般咒骂，恨不得把他打入十八层阿鼻地狱。表面看来，素姐对丈夫恨之入骨。实际上，她内心充满着害怕失去丈夫的恐惧，她希望丈夫不要外出，留在她身边；此外，狄家曾有要休了她的意思，而她这时便会委曲求全，泼悍之风荡然无存。第九十七回 “狄希陈惹火烧身，周相公醍醐灌顶”中， 狄希陈被素姐折磨得死去活来，成都府太首知道素姐的素行后，逼着狄希陈递呈子由官府“断离”。素姐得知风声，在小浓袋的点拨下，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之后，有生以来第一次“做小服低”，向狄希陈道歉认错，立誓悔改，并含嗔带娇地搬出了他们“初夜”的情爱，由不得狄希陈不心软。可见，素姐对于失去丈夫是十分恐惧的。

    素姐对丈夫“一夫多妻”权力的限制亦是一种阴茎妒忌。她希望独占丈夫，而不愿丈夫被别人占有，哪怕是与别人共有一个丈夫都不行。这种限制是悍妇性格的一般表现。以上所举的悍妇大都对此非常敏感，薛素姐亦是如此。第五十二回薛素姐看见狄希陈藏着孙兰姬给他的汗巾和眠鞋，狄希陈遭绳头刺股之刑。后来狄员外从京城带了调羹回来，素姐出于维护家产和独霸丈夫的考虑，把满腔怒火发泄到狄希陈身上，狄希陈挨了霹雳巴掌。第五十二回中， 狄希陈因与调羹和狄周媳妇说话而挨了一顿铁钳。狄希陈在京娶童寄姐，被相旺告发，素姐赴京寻衅滋事。如此“量窄心偏”的薛素姐全然忘了父亲当初的教诲，而成了“妒忌”的奴隶。

    弗罗伊德认为：“妒忌男人还可能表现为企图超越他们，贬低他们，或者追求独立。”[5]这里，超越、贬低丈夫的企图在薛素姐身上表现的十分明显。薛素姐企图超越、贬低丈夫主要体现在对丈夫的百般凌虐上。小说中描写了十几次薛素姐对狄希陈的施虐。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毒刑。从坐着头鞭打、针刺、钳拧到监禁、拶指、椎打、炭烧，乃至差点被箭射死。惩罚一次比一次恶毒，手段一次比一次高明，若不是别人解救，几乎每次都足以置之于死地。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丈夫是女人的天，是女人的终身依靠，做女人的应该敬重丈夫，就如敬重天一般。而薛素姐不仅不敬天，而且还要打天，表现出凌驾于天之上的企图。这种企图在小说中有两处象征性的表达：一处是第四十八回，薛素姐“坐着狄希陈的头，用鞭子猛抽，打得狄希陈脊梁上黄瓜茄子似的，青红柳绿，打得好不可怜”。一处是第六十九回，在泰山圣母殿，薛素姐要看娘娘的金面，“躧着狄希陈的两个肩膀，狄希陈两只手攥着素姐两只脚，倒也看得真实。”“坐着头”“躧着肩”，这种举动明眼人一看便是蔑视天、践踏天的象征性表达。

    不论是阴茎妒忌，还是超越、贬低男性，都是对男性的不满和自己充任男性角色的渴望。

    （2） 薛素姐对家长权力的践踏。薛素姐不仅践踏夫权，而且还打起了家长权力的主意。主要体现在对公婆的虐待上。薛素姐出嫁前夜，薛教授教导他要“使那父母宽心”做一个孝顺媳妇。素姐非但不孝顺，还要辱骂公婆。先是气死狄婆子，后又因争夺家产气死狄员外。连天都不怕的“辣燥”的狄婆子都怕她几分，见了她“寒毛支煞，心里怯怯的”。气死公婆素姐仍不甘心，公然践踏公婆的喜神。如此尚不能满足她对公婆的惩罚，还要上演傀儡戏，把公婆和丈夫化身为偶人和猢狲进一步作践。在薛素姐的操纵下，狄家几乎走到了穷途末路。神圣庄严的家长权力被逼到了角落里，薛素姐个人的权力突显出来。这种对家长权力的践踏而希望凌驾于家长权力之上的企图，实际上是希望自己行使这种家长权力，而使家长听任自己的指挥。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家长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家长权力亦是男权的表现。薛素姐敢于践踏家长权力，其实亦是对男性的贬低，而表现出男性角色的渴望。

    （3）薛素姐与男性进行调换角色的渴望。这种渴望是一种潜意识，有一个细节极好的描写了这种潜意识。第五十八回 “多心妇属垣着耳，淡嘴汉圈眼游营”中 薛素姐乘狄希陈与相于廷喝醉睡熟的时节，“将狄希陈的砚池浓浓的磨了些墨，又拿了一盏胭脂，翻回走到那里，先在相于廷脸上左眼污了个黑圈，右眼将胭脂涂了个红圈，又把他头发取将开来，分为两股，打了两个髻子，插了两面白纸小旗，也在狄希陈面上一般图画”，这种举动看似滑稽，仅是一个游戏而已，却表明了他“想把二人角色进行调换的渴望”。[6]

    这三个方面，前两者是对男性权力的贬抑，第三方面是两性角色的调换。薛素姐希望通过这一践踏一调换，来实现这种男性化的企图。

    女人男性化这一现象本无可厚非，它可以成就一位优秀的女强人、女管家，亦可不幸诞生一位悍妇。狄婆子也辣燥的很，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但是正如薛教授所说，“狄亲家婆虽是有些辣燥，却是个正经的妇人，不是那等没道理的歪憋。”狄婆子也自称是“不戴帽儿的汉子”，有识见，遇事“雷厉风行，斩钉截铁的果断”，丈夫狄员外则厚道本分，因此“把家事都靠定了这狄婆子是个泰山”，一至于狄婆子风瘫之后，狄家“就如塌了天一般”。 寄姐母亲童奶奶的处世能力甚至延伸到家庭之外的社会，她可以与内官陈公公周旋，从虎口里救出了丈夫，可以与公差周旋，平息因女儿逼死丫头引起的官司。 晁夫人也是个管家的能手，丈夫死后，不但把自家的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还使周围的人受益匪浅，被称为“ 女菩萨”。这几例都是女人正当男性化表现，她们的优长在于行得正，充满着处世智慧，在夫权与家长权力允许的范围内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相反的，薛素姐采取的是“既想采到蜂蜜，却又要把蜂房踢翻”的做法，她倒成了“没道理的歪憋”，成为男性化变态与畸形的牺牲品。

二

    薛素姐这种男性化倾向，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希望具有重要性”的渴望，也就是弗罗伊德所谓的“渴望伟大”。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说：“人类本质里最深远的驱策力就是‘希望具有重要性’。”美国人际关系大师卡耐基在其《沟通与人际关系》一书中指出：

    “大部分人需要的东西包括：一：健康和生命的维护 二：食物 三：睡眠 四：金钱和金钱可以买来的东西 五：未来生活的保障 六：性满足 七：儿女的幸福 八：被重视的感觉。以上这些需要都不难满足---除了其中一项。人们对这项需求的根深蒂固、迫切热望，决不亚于对食物和睡眠的需求。它就是弗罗伊德所说的‘渴望伟大’，或是杜威所说的‘希望具有重要性’。”[7]

    人人都有“希望具有重要性”的渴望，薛素姐也不例外。她的一举一动大都蕴涵着一种“希望具有重要性”的渴望，渴望别人注意她的存在。小说中有几处说明了普通人所具有的这种心理。

    “相于廷（对狄希陈）说：‘嫂子鸡猫狗不是的，无非只为你不听说，你以后顺脑顺头的，不要扭别，你凡事都顺从着，别要违背了他的意旨。’（五十八回）

    “再说素姐忏悔了神鹰以后，又得了一套心满意足的衣裳，果然看待那狄希陈十分里面好了有一二分的光景，平日间那许多的非刑也都不大用了。”（六十六回）

    相于廷认为只要“顺从”，就会得到妻子的青睐，而不致像狄希陈那样受虐待，他的看法正代表了普通人的共同观点。薛素姐渴望别人重视她的需求，渴望在别人眼中具有重要性，尤其是在狄希陈的眼中。素姐对狄希陈的施虐只不过是对她“希望具有重要性”的畸形满足。当狄希陈能够满足她的需求（如上例）薛素姐就不会动用非刑，在她“希望具有重要性”这种心理得到暂时满足时甚至还会维护丈夫的利益。如第六十五回 张茂实利用素姐的悍妒，邀狄希陈喝酒，安排妓女相陪，借素姐之手报复狄希陈。素姐得知后，本要让小玉兰把他叫回来痛打一顿，但是看到丈夫为了遵从自己的命令，拒绝张茂实的强留而把自己的胳膊割破时，素姐“渴望具有重要性”的心理得到暂时满足，便把那惩治丈夫的想法置诸脑后了，反而心疼起丈夫来，甚至替他包扎伤口，并且把张茂实狠揍了一顿。

    薛素姐这种“希望具有重要性”心理的满足方式是畸形的，这种畸形方式的产生根源于她青少年时期接受的家庭教育。薛教授一直渴望有个孩子，算命的说他五十四岁上才开花，果不其然，他五十四岁那年得了一个千金，这就是薛素姐。薛教授老来得子，当然会对薛素姐十分爱惜，这也是薛素姐的幸运。家长对她的爱惜是形成她“深具重要性”的土壤，这会使她形成自己在家庭当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感觉。但是，这种早期形成的意识在她结婚前夜就夭折了。薛素姐结婚前夜，薛教授对她的一番教导是与以前父母的宠爱完全不同的。不是继续让她感到自己的重要性，而是把这种长期形成的重要性的意识摧毁了。这种教导无异于是一种恫吓。薛教授的教诲文字共有五段。其中只有第一段算是和颜悦色的正面教诲，剩下的四段全是反面的恫吓，这四段的大意是：对丈夫要敬重，对丈夫有外遇和纳妾的问题，不要跟丈夫纠缠不休。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即使丈夫纳妾、宠妾，那也是做妻子的不是，只能怪自己没把丈夫的心收拢，不是丈夫的过错。之后又拿出三段文字拿林大舅家做例子，林妗母因反对林大舅纳妾所遭受的罪孽。这么一种教育方式使得有着“希望具有重要性”心理的薛素姐遭受了一次重大的心理挫折，否定了她“希望具有重要性”的渴望，而是让她去顺从别人、服侍别人，使她不具有重要性，自我被消融于对他人的一味顺服中， 从而磨灭了一己之意志。

    卡耐基指出，批评、责备、抱怨、恫吓，不但不会改变事实，反而只有招致愤恨。因为这种批评、责备、抱怨、恫吓是对人类本性中“渴望伟大”和“希望具有重要性”的否定和封杀。薛教授的恫吓，是素姐走向泼悍的一个直接诱因。因此，薛素姐接受教训的当晚便做了一个恶梦，梦见有人手拿一把刀，割开她的胸膛把好心换了去。这个梦看似希奇古怪，但是从弗罗伊德潜意识的理论来分析，这个梦是对薛教授恫吓的一种潜意识反映。其中拿刀换心的那个人可能是薛教授在素姐梦中的幻影，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素姐对父亲的评判，也代表了素姐对父亲以这种恫吓方式教训的恐惧与反抗，是薛教授教导在素姐身上的心理投影。这种教导对薛素姐婚后所扮演的角色起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小说中也借薛夫人的口表明了这种影响（虽然薛夫人也许并非真正意识到了这种影响的重大程度）：

    “薛婆子也甚是不好意思，看着素姐吃了两碗面，雌没打样的家去了，对着薛教授道：‘你没事的那后晌教道，教道的孩子这们样的。’把那撵女婿、拒婆婆、不起早，对着薛教授告诉。薛教授长吁了两口气，说道：‘他前日黑夜那个梦，我极是心影。他如今似变化了的一般，这不是着人换了心去么？这合他做闺女通是两个人了。’”（四十五回）

    这种影响通过薛夫人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恫吓造成薛素姐的逆反心理。薛素姐“希望具有重要性”的渴望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就会把这种渴望转移到幻觉中，或是走上歧途。正象卡耐基所说：

    “洛克菲勒让自己觉得‘具重要性’的方法，是捐钱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所现代化的医院，造福那群未曾谋面的穷苦人民。狄令格让自己感到‘具重要性’的方法是走上邪途，成为抢劫银行的匪徒和杀手。狄令格和洛克菲勒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让自己感到‘深具重要性’。”⑧

    薛素姐正是采用了与狄令格类似的“想采集蜂蜜，却踢翻蜂巢”的方式。而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作错了什么，恰恰相反，他们会认为自己在干一项有益于人类的大事业，为自己破坏社会的行为辩解一番。一旦形成这种心理，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对于教育、说服别人方式的选择，会对被教育对象成长过程中性格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薛素姐正是一种不正当教育方式的牺牲品。

结论

    可见，薛素姐悍妒性格的形成并非象作者在小说中勾画的那样是由于因果报应，而是有着深刻的精神心理方面的原因。这种性格确实不会招人喜爱，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分辨好恶的层面上，在认清这种现象的同时，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并试着发掘它深层的内在原因。这种反思有助于对健康人格的培养。

    注释：

    ①有关文章有（1）男权压抑下的悍妇心理 略论《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 付丽 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1期 （2）悍妇人格的个性解读 略论《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 付丽 常德师院学报2003年第1期 （3）《反笔写人情，颠倒论男女——腥世姻缘传新论》田同旭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2期 （4）《女性对男权的挑战及其失败》李新灿 学术论坛 2003年第6期（5）《薛素姐性格言行的还原批评》杨江平 李新灿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2年第2期 （6）浅论《醒世姻缘传》中的悍妇形象 赵俊玠 李淑琴 社科纵横 1995年第3期 等

    参考文献：
    [1] 徐北文《〈醒世姻缘传〉总论》[J] 转引自《醒世姻缘传》[M] 济南：齐鲁书社 1981版第4页
    [2] （美）卡伦•霍尔奈 《精神分析新法》[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 第61页
    [3] （美）卡伦•霍尔奈 《精神分析新法》[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
    [4] （美）卡伦•霍尔奈 《精神分析新法》[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
    [5] （美）卡伦•霍尔奈 《精神分析新法》[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
    [6] （德）莫芝宜佳《〈醒世姻缘传〉中的婚姻关系》[J] 转引自《文史知识》 1998年第10期 第61页
    [7] 戴尔•卡耐基著 詹丽茹译 《沟通与人际关系》[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1年5月版
    [8] 戴尔•卡耐基著 詹丽茹译 《沟通与人际关系》[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

作者简介 王艳 1980年生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2004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