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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研究--《金瓶梅》写的是徐州段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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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政


●《金瓶梅》写的是徐州段大运河

 

    我国古典名著《金瓶梅》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小说,小说允许虚构,但是它只虚构名义,不虚构事实。例如在故事地点方面,它只虚构少数地名而不虚构地理特征,换句话说,它是实事求是地按照真实地点的实际情况写作的。

    明朝万历初年,黄河在徐州流入大运河,成为黄河唯一的下游河道。黄河流入大运河的河口叫新河口,它是万历11年建成的,在徐州城北约四十多里,徐州管河的判官驻在那里,称上河厅。徐州还有一个管堤的判官驻在房村,称下河厅。由徐州到房村的运河约七十里,河水向南流,其中有著名的运河天险徐州洪和吕梁洪,“为里三千而遥,而莫险于二洪。”这是徐州段运河的三大特征。《金瓶梅》以清河和临清为名将它们写入书中,这样就造成了名不副实的奇特状态,由此我们只能得出结论:《金瓶梅》实际写的是徐州大运河,它采用了“名假实真、名实不符”的写作方法。

    作者为什么不敢直接将徐州和房村写作故事地点呢?这说明作者与徐州有密切的关系,他害怕当权者会对他实行迫害,因为《金瓶梅》揭露了各级官员的贪污腐化,而且辱骂了皇上。他深知清河和临清间的运河不具有徐州段运河的三大特征,于是他巧妙地用清河代表徐州,用临清代表房村,他相信终究有人会看出真相,届时真相就能大白于天下。

    请看书中的描写:

    (一)“清河”在黄河南岸,离徐州洪、新河口不远

    91回中有人在“清河”说:“过了黄河不上六七百里”就是枣强县,众所周知枣强在河北,可见“清河”应该在黄河南岸。71回也是这样写的,西门庆由北京回“清河”,“刚过黄河”遇见了大风,第二天风停才回家。

    山东省的任何城市都不可能是“清河”,只有徐州符合。其实,故事已经给出了参考点,只要以枣强为中心,按地图比例以六七百里为半径在地图上画弧,就会发现:这弧与运河的相交线真的是在黄河北边不远,南岸就是徐州城。

    《金瓶梅》书中十余次写到“新河口”,特别是第47回,专门写了一个苗员外遇害的故事,说他从扬州坐船来到徐州洪,被船梢杀死,安童被打落水中,后在徐州洪被人救起。接着48回写:安童在新河口发现了二船梢,他到“清河”提刑院报案,提刑院派人在新河口将二船梢捉拿归案;后来又在新河口发现了苗员外的尸体。所有这些描写都说明:新河口一定离徐州洪不远;“清河”离新河口和徐州洪不远。众所周知,著名的徐州洪(又名百步洪)就在当时徐州城东南约2里处(今徐州市内的故黄河显红岛附近),显然这个“新河口”只能是徐州附近的新河口;“清河”只能是徐州。

    (二)运河水向南流,“临清”又称“河下”

    《金瓶梅》81回明确描写了“临清”的水流方向,书中写韩道国由扬州沿运河北上回“清河”,“一日到临清闸上,这韩道国正在船头站立,忽见街坊严四郎,从上流坐船而来,往临清接官去”。由此可见:“清河”在上流,“临清”在下流,它们之间的运河水是向南流的。但是,运河在临清是向东北流的,清河在临清的北方,它只能是临清的下流,与《金瓶梅》的描写完全不符。

    本报记者最近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胡博士一起,共同考察了徐州以北的京杭大运河,在济宁北的南旺,亲眼目睹了南旺的分水龙王庙和分水枢纽工程,明朝那时就是在这里将汶水一分为二的,七分北流,三分南流,即所谓“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8月16日本报曾专门作了报道。

    南旺分水对于京杭大运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地特高,谓之水脊”。明朝开通运河时遇到的关键困难,就是如何引水通过南旺。多亏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在山东戴家村筑坝“横截汶水,别开引河,使直趋南旺湖,自此南北分流,北下临清,南下徐州……”(《辞海》1824页),运河由此才得以南北贯通。

    许多人对于运河的水流方向有误解,以为运河所经之处地势都是“北高南低”的,特别是徐州及徐州以南的读者,压根就不相信运河水还有向北流的。然而这却是事实。

    为了让读者充分重视这个情况,《金瓶梅》作者十余次称“临清”为“河下”。“河下”的称呼形象地表明 “临清码头”是“清河”的下流。显然,这“临清”不可能是真实的临清。

    (三)水流特急,南来船只多在“临清”“起旱装车进城”

    47回直接描写了徐州洪,“一派水光,十分阴恶。万里长洪水似倾,东流海岛若雷鸣,滔滔雪浪令人怕,客旅逢之谁不惊?”81回写韩道国在“临清闸上”见到街坊严四郎坐船来,严四郎看见韩道国,“举手说‘韩西桥,你家老爹从正月间没了。’说毕,船行的快,就过去了。”可见此处水势之急,苏轼的诗句“轻舟南下投如梭”,描写的就是徐州洪。吕梁洪更是惊险,“顺流者一瞬而下,逆溯者以尺寸许”。房村码头紧邻吕梁洪,为了躲避二洪之险,南来的船多在房村舍舟陆行,到徐州复乘舟。这个独特的现象被记录在《金瓶梅》58、77回之中。山东运河是闸河,行船时水流平稳,不可能出现上文所描写的状态。由临清到清河是顺流而下,不需要在临清停船起旱,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清楚“起脚装载进城”的原因。

    黄河在徐州流入运河是当年徐州的最大特征,一旦南徙,徐州运河将淤沙无水。万历24年秋,黄河突然南徙到宿州附近。徐州二洪由于没有黄河水的供应,处于淤沙无水的状态(因为这里地势陡峭),以致运河断流。《金瓶梅》反映了这次事件,68回写安进士谈到“南河南徙,淤沙无水”,“大覃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矣。”作者生怕读者不知南河是何处,69回有意写西门庆差人“即去南河”,“往怀庆府……打听消息去”。可见,怀庆府就在南河附近。怀庆府即今河南沁阳一带,黄河在它附近。潼关以下由西向东流的黄河自古即称“南河”(见《辞海》南河条),因为这段黄河是整个黄河最南的河道。书中所说的“南河”就是黄河,“南河南徙”就是“黄河南徙”。

    这次黄河南徙事件持续长达十年之久,明政府为此几次撤换漕运尚书,治河尚书刘东星为此忧瘁而死,真可谓“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的大问题。据《明史》卷84记载,万历25年“四月,河复决黄堌口,溢夏邑、永城,由宿州符离桥出宿迁新河口入大河。”“二洪告涸,运道阻塞。”卷85载万历25年后“河大势南徙,二洪漕屡涸”。为了维持运河通航,明政府疏通了以前的黄河故道,就是现在北关的黄河故道,这样,运河也只能时断时通。万历28年“徐邳间三百里,河水尺余,粮艘阻塞。”万历29年更为严重,“全河尽南注。河身变为平沙,商贾舟胶沙上”。明政府不得不开凿泇河,直到万历34年开成,从此运河由邳州泇口流入微山湖,躲过了徐州二洪,京杭大运河才重新通航。但是,徐州的地位却因此一落千丈。《金瓶梅》100回末书中写爱姐在徐州郊外碰到其二叔,二人同去湖州寻找亲人,“那爱姐本来娇嫩,弓鞋又小……将到淮安上船”。反映的仍然是泇河开成以前徐州运河连小船也不通的严重无水状态。没有泇河开成的信息,也没有徐州败落的信息。

    后来,1855年黄河又北徙了,在山东省内流入大海,从此徐州的黄河成为黄河故道,故黄河以北的徐州运河也很快淤成平地,故黄河以南的徐州运河也逐渐萎缩,不再通流,目前被通称为徐州故黄河,房村码头因此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如今,徐州的行政区域发展变化了,邳州、新沂都成为徐州的一部分,运河经由徐州贾汪南边流入微山湖,京杭大运河又在徐州境内通过。徐州境内的运河大约有210多公里,北起微山湖南段的蔺家坝,南至新沂姚湾镇,连通了微山湖和骆马湖两大湖泊,沟通了丁万河、荆马河和徐洪河等河流水系,蔺家坝就相当当年的新河口,新沂的姚湾就相当当年的房村码头。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徐州都与京杭大运河和世界名著《金瓶梅》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金瓶梅》、大运河和徐州是密不可分的铁三角关系,相得益彰,一荣俱荣。在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工作中,在《金瓶梅》文化旅游事业的开发中,徐州必将独占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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