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平

●《金瓶梅》中的近世文化意蕴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围绕《金瓶梅》这部书，学界很是热闹了一阵子，出版的学术专著近百部，论文不下四千篇，但在普通文化人眼里，仍然觉得它是部不大好的书，所以除了好奇的人去看那些可以满足好奇心的文字外，大多数人对它并不怎么热心，这部书的独特价值也不易被广大的人们感觉到。其实该书的商品文化的韵味、近世文化意识，几无一部古典小说可与之比肩，故而很有挖掘、阐说一二的必要。

    《金瓶梅》这部书可用七个字概括：划时代性、现实性。

    所谓划时代性，是指产生《金瓶梅》的嘉靖末年到万历初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代，比经济生活到意识形态。而没有一部小说能像《金瓶梅》这样，以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哲学式的深刻、嚼舌根式的鲜活语言，生动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变革，成为晚明中国的历史缩影。传统的思想、传统的写法、传统的叙事方法都被打破了、改变了，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写实的时代。至于这部小说的开创功绩，有人总结出18条之多，如：第一部文人独撰的拟话本长篇小说，第一部商人小说、家庭小说，第一部人情小说等等，然远未穷尽。《金瓶梅》完成了小说叙事模式的近代化转变，由写英雄到写市井凡人；由注重人物的外部动作转向注意人物的心理动作；由写单面的类型化性格到写多面立体的个性化性格；由歌颂美歌颂理想到写丑、直面人生；由表现线性的跳跃性的空间与时间到空间与时间固定、集中、放大；由以事件、大题材写历史的大主意的以大写大到“寄意于时俗”细微处见精神的以小写大；由长于写事到长于记言绘心（指长篇小说）；由文言官话、说书体口吻到嚼舌根式的闲言碎语。

    说到它的现实性，别的小说描写的生活或根本不存在，如写神魔鬼怪的《西游记》；或已成为过去，如写古代战争的《三国演义》；或距现在已渐渐遥远了，如写绿林好汉的《水浒传》与写贵族生活的《红楼梦》，林妹妹与宝哥哥若放在今天，便不会有那样的悲剧。《金瓶梅》中的人物，他们的生活，直到今天还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像西门庆那样暴发的商人，那种发财的手段，应伯爵那样靠朋友赚钱的帮闲，王六儿那样的只要赚钱就行的女人，处处靠打点、遇事便行贿、酒桌谈生意的现象，不是睁眼可见，伸手可触蚂？这只是《金瓶梅》现实性的表面现象。《金瓶梅》中的生活为什么与我们今天的生活这么相近？我想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金瓶梅》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今天也是变革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都在随之变化，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古代中国有许多次变革，最深刻的带有根本性的变革有两次，一次是春秋时代，一次是晚明。一个是由奴隶社会迈入封建社会，一个是在封建社会的机体中孳生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蕴育出近代文化的胚胎。晚明的变革与今天的变革有本质的不同，一个是封建社会的变革，一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变革；一个是局部的，非自觉的，自下而上的，一个是全局的，自觉的，由上而下的。但历史总有许多相似的东西。晚明是对明代前期的反拨，由对圣人英雄的崇拜和精神上的服从转向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注重个体生命的价值。进步的文人，感到那些“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饿死事小，乒节事大”之类的话全是骗人的假话，于是便形成求真打假的思潮。什么是假？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便是假，是假人，假心。心若假，人若假，便无所不假。什么是真？“百姓日用”，衣食住行是真。种田的求收成，经商的谋发财，当兵的多立功，才是真。当时袁中郎曾言：人生三十岁，何可使囊无余钱，囤无余米，居住无高堂大厦，到口无肥酒大肉，可羞也!《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应伯爵等都是这么一个价值观念。他们并不信奉从经书上传下来的什么道德，除了钱、权、情爱、地位、儿子，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一句话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功利主义者。
　

    新时期的变革，则是反过来重新审视人生，自问：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此时邓小平理论像一剂清醒剂，使人们马上从空想回到现实。人们逐渐意识到：物质的东西是最基本的，只有经济上独立才能在人格上获得独立，只有拥有物质的丰富，才会有精神上的自由，才会过上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于是升官发财的话堂堂正正地挂在人们口上。住好房，坐好车，下饭馆，吃美餐，生活怎么过得好，怎么潇洒，就怎么来。这种价值观念、行为与晚明经济发达地区人们的价值观念颇多相似。因为明代中后期是对明代前期政治与文化专制的反拨，由精神上的服从，转向对金钱、物质生活的追求。新时期是对文化大革命政治文化专制的反拨，也是由精神上的服从，转向对金钱物质生活富有的追求。这两个转向的相似，恐怕是《金瓶梅》中的生活所以仍然活在今天的原因，也是造成《金瓶梅》强烈现实性的原因。
　

    上述转变在《金瓶梅》这部书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生活方式，一个是价值观念。譬如孟玉楼改嫁。这孟玉楼原来是一个贩布商人的正头娘子，后来她丈夫死了，她手里有一笔财产，本可从一而终，为丈夫守节。但她不守那“妇德”，为一个“空名”葬送自己的青春，她偏要改嫁。当时她丈夫的母舅叫张四，给她介绍了一个有权有势的官宦人家：尚推官的儿子，尚举人。这举人有文化，有功名，前程远大，可孟玉楼却偏偏要嫁西门庆。张四说了西门庆的许多不好，特别是人品极坏，是个“刁钻泼皮”、爱“眠花卧柳”，这孟玉楼一概不管，她死了心要嫁这个不知对方是什么模样的商人。

    她是个务实的女人，不要什么名分、地位，更不喜欢文人虚假、寒酸。她只晓得有了钱才能生活快乐，她看重商人的钱和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她的性观念是解放的，她的婚姻观、价值观也与其他时代的女人大相径庭。

    说到生活方式的变化，最根本的一点是由过去的以节俭为美德的守财奴式转变为以追求快乐为目的的消费式。西门庆花钱颇有大款的味道，不过他很精明。他的用法不外三个方面：一是用来扩大社会关系交往的人情消费；二是用于买卖投资，派伙计们到南方贩货；三是花费在女人身上。不过他挣的总比花的多，显示出那个时代商人的雄心勃勃。王六儿起初的生活并不
富余，一旦走上以色谋财的路，每次从西门庆那里得到好处，不是买丫环，就是买穿戴首饰，买房子，是差不多有一个花一个的主儿。就连几日揭不开锅的应时节，一旦借来把银子，竟先拿出一半买衣服穿，买肉吃。那时人们的消费观念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金瓶梅》这部小说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形象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更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老病根——权钱交易与人情交易。中国封建政体的特点是权力万能与权力高度集中。说“权力万能”是指事无大小无不归笼于权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滨，莫非王臣”。权力很霸道，不通过它，什么事都办不了。而天下权力集中于极少数人手里，一人可以决定天下命运，一人可以操纵一地百姓的生死祸福。于是百姓有事求官，便靠两样东西，关系直接者靠人情，关系不直接者靠钱财。前者是“人情”，后者是钱权交易。西门庆暴发史，就是靠了这两个非秘密的秘密武器。

    《金瓶梅》正是借西门庆的发家史形象而深刻地再现了人类发展史上钱权交易的黑暗一幕。钱权交易一方面给一个地位低下的商人带来了他意想不到的打通一切官场与一切社会关系的特有魔力，使得他的生活总是一帆风顺，乃至可以化解来自朝廷的政治灾难，使他在权钱共享的生活中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地位、名誉、金钱、女人、荣耀、快乐），同时也助长了他目空一切的骄横、无所顾忌的大胆以及为所欲为的勃勃雄心。另一方面，钱权交易使得一丁不识的西门庆成为一方法律的执掌者，成为不知何者为惧的无法无天的执法者。神圣的法律在他的手里成了任情而用、使性逞能的工具。王六儿与小叔子偷奸案、苗青案、孙清岳父命案、盐商王四峰案、王三官嫖娼案的判决，案中人物的生与死只在他喜怒、翻手之间。天下不再是法律的天下、公理的天下，而是有权有钱人的天下，为非作歹者的天下。这样的天下岂可长久？随之而来的便是腐朽肉体与腐朽国家的一同灭亡。《金瓶梅》所暴露的正是权钱交易的罪恶和培育权钱交易的政体温床。

    如果钱权交易的现象与造成这一现象的社会机体至今已不复存在，那么《金瓶梅》一书的价值便大打折扣了。如果在封建社会灭亡之后，这种现象仍然存在，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表现得愈为浓烈，正像郑振铎先生所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生存着”，那么《金瓶梅》一书的意义便非同寻常了，我们不能不佩服它的深刻，不能不佩服作者历史眼光的敏锐与透彻力，不能不感慨“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得太迟钝呢？还是《金瓶梅》的作者的描写，太把这个民族性刻划得入骨三分，洗涤不去?”（《谈{金瓶梅词话)》，原载《文学》第1卷第1期）

    比权钱交易更值得深思的另一民族劣根现象是“人情”。人情本泛指人的感情，而感情来自人的欲望。对此古人早有认知。孔颖达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恶之心于是乎在。精粹者虽复凝然不动，浮躁者实亦无所不为，是以古贤圣王鉴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纳之于德义。”为了克制人的欲望，疏导人的感情，而不得不“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礼记正义序》，《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影印本）。正是这种对人欲的恐惧，对感情的压抑、强制，使得社会没有人欲、感情的自由市场，使得它们或者乔装打扮，假之以德礼的面具，或者转入地下的秘密活动，在无人监视的黑色世界中不断地出击，破坏阻挠它们的重重防线。于是情欲与德礼便成为一对同生共存的死对头。

    本来以德礼为治国之本的封建中国，不仅在政治上、礼仪上，更重要的是在道德、观念上对人情层层设防，控御得极为严密。久而久之，当德礼控御沉淀为民族文化心理时，人情的表现理应大量减少，人情的观念也理应淡漠许多。然而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中国人的人情表现的广度、密度、深度和力度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即使在东方民族中也不多见。这究竟为什么？

    首先，人情的滋长源是家庭。中国的国家是建立在家族血缘之亲基础上并由这一血缘之亲的纽带联缀起来的家庭组合体。作为华夏起源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干旱水灾频繁发生，自然条件比较艰苦，需要靠家庭或家族的集体力量方能更有效地战胜灾难，维持生存，家庭便成为人们生存的最基本单元。在中原一带的地方志中，村庄往往是以一家一姓命名的，一个村庄往往由一个姓氏或以一个大姓为主组成，这表明历史上人口的迁徙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族性迁徙。同时，一个人的降生、成长对他的家族有着巨大的依附关系，也由于家族将其每一位成员视为自身不可分离的整体，一个有出息的人的成长是那个家族共同抚育关怀的结果，也自然成为其所在家族的光荣。所以家族血缘之亲（父子、母子、夫妻、兄弟、姐妹之情）成为人的感情的诱发源。

    其次，乡邦之情、社会人情一方面与家族血缘亲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又是家族血缘之亲的外化拓延的结果。古代男女联姻往往在相邻的地域家族中进行，因此，由家庭成员联姻而孳生出的亲戚，多散布于三里五乡。一村之内，一乡之域，亲戚连亲戚，裙带连裙带，称呼也以叔伯姑姨相许，辈份不乱。于是地域乡邦也掺和着亲戚血缘，乡邦关系事实上成为家族关系的外延，是扩大了的家庭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君臣关系等社会关系，则是家族血缘关系的远向延伸。父子之情由近及远外延为：师徒之情，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是也；君臣之情，所谓“事君如事父”是也；兄弟关系外延为同学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等平等关系，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情同手足”、“亲如骨肉”是也。

    冯梦龙对此看得极透，他说：“情始乎男女……，于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汪然有余乎！”如是天下皆情也。“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虚幻，惟情不虚假”(《情史·詹詹外史序》，岳麓书社，1986，页3)。冯梦龙的话并非狂言。的确，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人情灌注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至于用来控御人情维护社会秩序而制定的法律、制度、道德，在人情面前只是种摆设，且往往在执行的过程中常因受到情的干扰而打了折扣。对于人来说，情是“内”，法律、制度、德礼是“外”。正因此，德、礼、法在人们心中的排列总是处于“情”之下的位置。与法治国家中的人们总是将“法”摆置于一切之前的情形相比，更格外显示出东方文化浓厚的人情味来。

    因此，“人情”是一部《金瓶梅》的文心所在。从情节上看，作者描写了西门庆在商场、官场、情场的任性恣情，但什么东西可以概括他的所做所为呢？道德是难以涵盖的。一来西门庆并非以道德为行事的准则，二来文中的道德评判并非自觉，时有时无，乃至模棱两可。政治又太具体，书中许多故事与政治无关，甚或是超越政治的。至于哲学，譬如“性恶论”，则让人感到有些抽象。唯独人情无处不在，无事不有。一部《金瓶梅》无往而不“人情”。“理”和“法”一旦遇到“人情”，就无可奈何，就不再那么神圣了。它不是来自书本，也不靠修养，不靠教育，不靠理性的强化，而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自生自长的。它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文化机制中，在漫长的岁月里形成的最实际的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在人们的生活中、交往中起着支配作用。这种作用，特别是带有功利目的的人情作用，可以混淆一切是非、善恶，乃至颠倒黑白。对于政治法律，对于一切现有秩序，有着极大冲击力和破坏力。其破坏力不亚于“权钱交易”（权钱交易也是通过“人情”实现的），而且具有更普遍、更隐蔽的特点。当“人情”成为普遍支配人们行为的力量时，一切成文的法律、条款、规定便丧失了它应有的功能和存在价值。代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密的关系网和频繁的“人情交易”，是社会在死亡之前的垂死、混乱。如何采用釜底抽薪办法从根本上控制、减少“人情交易”，代之以法律化、制度化，是现在乃至将来都需认真思考并科学地加以解决的课题，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于促进以法治国得以根本实施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至于《金瓶梅》一书的文学艺术价值与学术价值则不在上述文化认识价值之下，非三言两语便可说清楚，当另撰文述之，总之，《金瓶梅》中不健康的文字与它得天独厚的文化价值比起来，几不足道，对其价值的发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原载《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