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现俊

●＂陈四箴”的时代－－《金瓶梅》情节探源及其他②

    “陈四箴”是一个假造的人名，在《金瓶梅词话》中出现过两次，一在第六十五回，一在第七十七回。第六十五回，“宋御史结豪请六黄”，黄太尉“人马过东平府，进清河县，县官里（黑）压压跪于道旁迎接，左右喝叱起去”，前往迎接的有：“山东巡抚都御史侯蒙、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山东左参政何其高，右布政陈四箴”；“兖州府凌云翼、徐州府韩邦奇、登州府黄甲”等。第七十七回，山东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奏本中提到“山东左布政陈四箴”，“操履忠贞，抚民有方”。

    一个假造的人名在作品中就这么简单地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出现是“右布政”，第二次变成“左布政”，明显地暗示人们这个人名是有多重含意的。

    为什么要起这样的一个名字，是“四箴”而不是“五箴”、“六箴”，这是因史实而来的。现代的研究者关于这个人名究竟是影射明代什么时候的史实，意见颇有分歧，一是认为是指嘉靖时期的；一是认为是指万历时期的。笔者认定前一说是对的，后一说是错的，这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判定这一问题。

    首先，从《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的原型、小说的主旨来看，根本不涉及万历。《词话》借西门庆影射明武宗，借宋徽宗骂明世宗，笔者从各个方面论证了这一问题，不然的话，《金瓶梅》的作者为什么选《水浒传》中这一插曲而不选别的，你就很难解释清楚。小说中明代的真实人物都是万历以前生正、喜时期的人物，许多事件也都是正、喜时的史实，如果是写万历朝的，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假设一个作家写的是原始社会的生活，用的却是现代的人和事，这不叫作品，这叫胡闹。西门庆死后把产业 交给了玳安，正是明武宗死后把江山交给了明世宗的影射，万历时有这种现象吗？明神宗朱翊钧死后，明光宗朱常洛还是继承了帝位，虽然只当了一个月皇帝，但江山并没有落入他人之手。小说中写的哪一点内容能和万历时期对上号？明世宗朱厚熜 不打自招地承认自己是宋徽宗一样的人物，明神宗朱翊钧自己这样说过吗？明世宗生于正德二年丁卯年，是一只“蹇兔”，小说的作者设计的是“韩卢逐蹇兔”，而明神宗生于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年，是一头“蠢猪”，“狗撵猪”，没有这样的说法。小说的主旨是“指猪骂狗”，如果是骂万历，那该是“指猪骂猪”了。小说指斥的是万历的祖父嘉靖而不是万历。

    其二，“四箴”是一个词组而不是一个词，《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都没有四箴这个词。“酒色财气”就是酒色财气，把它看成是人生四戒、四贪有道理，要说它就叫“四贪”、“四戒”那是没有道理的。《金瓶梅词话》用酒色财气四个字写了四首词，起名叫“四贪词”，四贪词是一个词组而不是一个词。万历时的雒于仁是以酒色财气四项来箴谏明神宗的，但酒色财气并不叫四箴。也就是说，四箴的内容不限于酒色财气四个方面，不管是什么内容，只要够四项，以此来规谏别人的就都叫四箴。史籍上不仅有“四箴”，而且还有二箴、五箴、六箴、八箴、九箴、十箴，凡百箴等。《宋史／赵景纬传》：景纬进权礼部侍郎兼侍读，进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体认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专其业，四曰谨行事以验其用。（《宋史》卷四二五）他这四箴讲的就不是酒色财气。所以，首先对“四箴”需要“正名”。四箴这一词组早已有之，小说中起了“陈四箴”这个名字，不是在雒于仁进“四箴疏”后才起出来的，就是根据赵景纬的说法就能起出“陈四箴”这个名字来。赵景纬是“进圣学四箴”的，进四箴即陈四箴，进者，陈也，陈者，进也。

    “酒色财气”的说法，早已有之。《后汉书／杨震传》就有“酒色财”之说：“秉性不饮酒，又早丧夫人，遂不复娶，所在以淳白称。尝从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后汉书》卷五四）“酒色”一词产生更早，《史记》、《汉书》中就有。到宋时又加上了一个“气”，便成为“酒色财气”。钱钟书5先生论之甚详，见《管锥编》。“‘酒色财气’连举，北宋已然。”嗜酒，好色，贪财，逞气，以此为人生四戒。元马致远《黄粱梦》：“一梦中十八年，见了酒色财气，人我是非，贪嗔痴爱，风霜雨雪。”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中就有“酒色财气”院本。

    《金瓶梅》中用“酒色财气”四字是用来刻画西门庆形象的，通过西门庆的形象鞭挞了明武宗，实际上也就是鞭挞了明世宗。作者把酒色财气写成四贪词，放在开篇之前，就是看出了统治者的罪恶本质不外乎就是这些东西，哪个统治者不是酒色财气之徒？哪个统治者不是贪财如命？哪个统治者不是颐指气指，欺压别人？皇帝“逞气”发怒，动不动就要杀人，甚至可以挑起战争，叫你“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正德九年四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缜以乾清宫灾，陈言四事，一、正大本以安天下，建储贰，固根本；二、省内臣以慰民望，南京织造提督太监，通行取回；三、处驿递以苏民困，管取鲥鱼等内官，乞尽行禁止，庶穷民少苏；四、广延纳以开壅蔽，延访治道，庶下情能通。这也是以四件事来箴谏皇上的，也可以叫做“陈四箴”。王缜，《明史》卷二O一有传。世宗时曾陈“正本十事”，这又可以叫做“十箴”了。

    “四箴”这一词语，除了前边指出的宋赵景纬的“四箴”外，还有宋张方平也有四箴，唐姚崇也有四箴。明黄瑜《双槐岁钞》卷二“中都阅武”条称：“蜀献王讳椿，高皇帝第十子也。最有贤德，博通经艺，旁及内典，上所钟爱。既封，呼为蜀秀才。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命王阅武于中都，长史太原王仲礼等随侍。盖中都乃上故乡，实龙兴重地也。王至中都，首辟西堂，以读书自娱，阅武余暇，日与儒生探赜经史，商确异同，沉潜玩味，殆忘寝食。时翰林编修李叔荆掌中都国子监事，大被亲宠。明年揭‘忠孝为藩’四大字以自警。又明年四月，召诗文名僧来复与之讲论，因谕作四箴以自警，曰‘正心’，曰‘观道’，曰‘崇本’，曰‘敬贤’，来复为之箴焉。……来复字见心，豫章人，有《蒲庵集》。”黄瑜，景泰七年中乡举，后在户部任职，出为长乐（福建属县）知县。死于弘治时。

    明代以前早就有了“酒色财气”之说，早就有了“四箴”“五箴”等词语，《金瓶梅》的作者以‘酒色财气”写成“四贪词”，以“进四箴”拟了人名“陈四箴”，有“词源学”到史实两方面的根据，又符合作品所写的历史背景，怎么会到万历时雒于仁上“四箴疏”后才能写成“四贪词”，才能拟出“陈四箴”的名字来呢？不是《金瓶梅》的作者蹈袭雒于仁，倒是雒于仁在前人的基础上才进献了“四箴疏”的。不把握《金瓶梅》的整体结构，不挖掘作品的丰富史实，只抓住表面上的一点形似就加以推论，甚至作出非常肯定的判断，这恐怕不是科学的方法。

    其三，从作品中的内证来看，说“陈四箴”这名字是在雒于仁上“四箴疏”后才能出现的，这一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小说中蔡京父子影射严嵩父子，林灵素影射陶仲文，朱影射陆炳，沈德符直言不讳地指明了出来，从作品的内容来看是千真万确的，严嵩、陶仲文、陆炳都是嘉靖时的人，如果是写万历时期的事，能这样写吗？

    “陈四箴”这个名字出现在第六十五回、第七十七回，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回的具体内容。

    第六十五回，参见六黄太尉的官员除“陈四箴”外，还有“山东巡抚都御史侯蒙”、“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山东左布政龚共”、“左参政何其高”、“右参政季侃”、“左参议冯廷鹄”、“右参议汪伯彦”、“廉访使赵讷”、“采访使韩文光”、“提学副使陈正汇”、“兵备副使雷启元”、“东昌府徐崧”、“东平府胡师文”、“兖州府凌云翼”、“徐州府韩邦奇”、“济南府张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黄甲”、“莱州府叶迁”。

    这些“官员”，侯蒙、宋乔年、汪伯彦、陈正汇、胡师文、张叔夜用的是宋朝的人名。韩邦奇、凌云翼是《明史》中有传的人物。何其高、徐崧、黄甲，还有第七十七回中出现过的叶照，都是《明世宗实录》中提到过的。赵讷是嘉靖三十八年的进士。“龚共”、“叶迁”、“王士奇”见后面的分析，也都是指的嘉靖时的实有人物。第七十七回中，周秀、吴铠、温玺都是正德、嘉靖时的人。季侃、冯廷鹄、韩文光、雷启元、荆忠这五个“人”也暗指的是正德、嘉靖时的实际人名。

    以上的材料足以证明，“陈四箴”是嘉靖时的“陈四箴”，而不是万历时的“陈四箴”，这是从多方面的分析中得出来的结论。

    《金瓶梅词话》借宋写明，借宋徽宗骂明世宗，因为二人都是道教信徒。明神宗崇尚佛教，和宋徽宗不能相比。宋徽宗有“安妃”、“端妃”，明世宗时也有“端妃曹氏”、“安忆彭氏”，见《明世宗实录》。《词话》不只是“影射”，简直是“直书其事”了。

    笔者非常同意刘辉、卜键、莫绪光先生的意见，“陈四箴”指的就是嘉靖时郑王厚烷向朱厚熜 进的“四箴”。

    嘉靖二十七年七月：

    辛巳，郑王厚烷疏，请上“修德、讲学”，并进“居敬、穷理、克己、存诚”四箴，及“演连珠”十首，以简礼、怠政、饰非、恶谏、神仙、土木为规。上手批其疏曰：尔探知宗室有谤仙者，故兹效尤。彼勤熨细物， 一无赖子耳，尔真今时之西伯也，请欲为为之。

    《明史／诸王四》载：

    世宗幸承天，厚烷迎谒于新乡，加禄三百石。疏奏母阎太妃贞孝事迹。诏付史馆。其后帝修斋醮，诸王争遣使进香，厚烷独不遣。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上书，请帝修德讲学，进《居敬》、《穷理》、《克己》、《存诚》四箴，《演连珠》十章，以神仙、土木为规谏。语切直。帝怒，下其使者于狱。诏曰：“前宗室有谤仙者置不治，兹复效尤。王，今之西伯也，欲为为之。”后二年而有囗囗之事，厚烷遂获罪。

    诏文内有“前宗室有谤仙者”，指在此之前，周府镇国中尉朱勤熨就上疏批评嘉靖“溺意长生，屡修斋醮”，“贿赂公行，刑罚倒置，奔竞成风，公私殚竭。”嘉靖震怒，遂下旨幽禁了朱勤熨。

    朱厚烷的疏确实捅在了嘉靖的痛处，“饰非、恶谏、神仙、土木”，朱厚熜 样样俱全。这位“帝皇”根本没有什么“雄才大略”，但“肮脏点子”还真不少，“屡兴大狱”，杀首辅夏言，杀曾铣，杀王抒，杀杨继盛等，“刘东山狱”，“李福达狱”，“陈洮案”、“大礼仪”、“宫闱之变”，有多少人的生命死在了他的淫威之下，朱厚熜 为什么有如此的举动，就是因为他“拒谏饰非”，自以为是，重用“大奸臣”严嵩二十多年，就充分说明了这位“帝皇”的本质。

    郑王朱厚烷的“进四箴”就是“陈四箴”，小说的作者取用这一个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把“陈四箴”的名字和“何其高”的名字并列，一虚一实，虚中带实。何其高是嘉靖十一年进士，后为御史，因刘东山、张延龄案件牵连而被捕下狱。写何其高，旨在表明“陈四箴”是嘉靖时的，没有别的含意，如果将何其高解释为“何其高明”，显然是不顾史实的“望文生义”，退一步说，与其把“陈四箴”事说成“何其高”，还不如说成“何其贤”，因为何其贤也是嘉靖时的一位御史，见《明世宗实录》卷四三六。

    “陈四箴”是虚拟的人名，“操履忠贞，抚民有方”也是浮泛之笔。

    《金瓶梅词话》回目前的四首“行香子”词和“鹧鹕天”“酒色财气”四贪词，应该怎样认识？这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第一篇表明了作者的生活情趣。“清幽、潇洒、宽舒”，“优游，随分开怀”，“懒散无拘”，“无荣无辱”，远离尘世，恬淡自适，向往“世外桃源”式的生活。这是封建文人失意后的一般的思想归宿，基本上还是道家“消极无为”的那一套东西。

    第二篇“四贪词”是一般的道德说教，是小说中常用的文字，是泛论而不是特指，与雒于仁的“四箴疏”毫无关系，因为从宋时开始，“酒色财气”早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把它当作劝戒世人的一付“良药”。

    这两篇文字列于作品开始之前面，也是文学创作中常用的那种起兴手法，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意，实际是个“幌子”。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卷首的“酒色财气”四贪词与雒于仁上“四箴”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选自《金瓶梅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