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现俊

●“一年两冬至”的失误－－《金瓶梅》情节探源及其他①

    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于《金瓶梅》下过不少功夫，但其用力最勤，主张最烈的，是他认为“《金瓶梅》的故事背景，暗写的是明神宗万历朝政”，特别是“讽喻万历宫闱宠幸事件”。他的主要证据是：(1)《词话》卷首的“酒、色、财、气”四首词与万历十八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四箴事件有关；(2)《词话》第一回开头的那首引词“丈夫只手把吴钩”，用刘邦宠爱戚夫人废嫡立庶的故事来楔子后文，显然是在讽喻神宗之宠郑氏，迟迟不册立太子；(3)一年两冬至的泰昌隐喻；(4)“花石纲”影射“矿税”。这些观点，“金学界”赞成者少，批评者多。笔者认为，魏先生的这些观点，完全是推理演绎，在《金瓶梅》文本中，未能找出一条坚实有力的证据。这组系列文章通过对《词话》中的主要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探源考证，证明《词话》所写内容是正德、嘉靖时期而不是万历时期，换句话说，其内容与万历基本无涉。

    笔者在解读《金瓶梅》时，主要运用了“从整体上把握，于细微处求证”这一方法。在对西门庆的原型、小说的主旨和作品的地理背景都作了详细的论证后，认为魏子云先生所提出的“一年两冬至”的说法，无论从小说整体上来看还是从细微处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虽然魏先生的结论是错的，但方法上却给人以很大的启迪。魏先生的思辨能力很强，能从极细微处下手，反复辨析，议论恢宏。为了把问题搞清楚，我们先把魏先生文章中的主要内容摘录出来，然后再加以分析，看看其“失足”之处在什么地方。魏先生的著作《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第柒部分“‘词话本’的改元宣和重和与一年两冬至”，其主要论证如下：

    我说《金瓶梅词话》是改写过的，可以在它的内容中，寻出极其明确的证据，那就是写于第七十回到七十二回的两个冬至问题。

    《金瓶梅词话》的故事背景， 明指的宋朝， 暗指的是明朝，这已是众所公论的事。书中故事明写的宋朝年代，是从徽宗政和二年起到南宋建炎元年止，上下绵亘计有十六个年头。但所隐写的明朝年代，影射得最清楚的地方，莫过于第七十回到第七十六回之间的纪年。这几回的纪年，是政和七年十一月到重和元年十二月上旬潘金莲死，这一年多的时日。一开始的隐示，便是西门庆由清河进京谢恩的起程日期与抵京日期。

    西门庆升官上京谢恩，在七十回与七十一回。 因为他们要赶着在冬至令节前抵京，不得不在十一月十二日起身。由清河到达东京，通常的行程约需半个来月。如照正常的行程，他们十一月十二日动身，到达东京的日子，应该是十一月廿五、六日。

    西门庆这次上京，抵京日期，书上虽未明写，但可从抵京后的停留时日，推算出来。

    他们抵京的当晚，住在崔中书家。第二天，便去叩拜蔡太师，蔡太师不在家。次日见朝，青衣冠带，同夏提刑进内，只在午门前谢了恩出来，是西门庆抵京后的第三天。这一天，西门庆回拜了何千户，次日一早再到何千户家，吃了早饭，一同押着礼物去拜朱太尉。这是抵京后的第四天。晚上又在何千户家吃饭听唱，这晚住在何千户家。第二天才是冬至日，是西门庆抵京后的第五天。

    这一年的冬至，是西门庆在十一月十二日由溥  河抵京，住了四晚后的第五天。我们当然可以推算出这一年的冬至是那一天。

    以半月时日计算，抵京之日应是十一月廿六日。住了四晚才是冬至，则冬至日应为十一月卅日。不过，西门庆等人在行程中，曾经兼程行进，行程不到半月就抵京了。那么，可能提前两天或三天到达。这一年的冬至，便可能是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这三天。根据明神宗实录所记，万历卅七年的冬至，是十一月甲辰（廿七）日。虽说万历三十七年的冬至日（廿七），也能印证上这一年西门庆抵京的时间，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冬至”，写在第七十一回里面。那就是西门庆离京返回清河的那个“冬至”。

    在七十一回中，西门庆由东京返家的纪日，竟是“十一月十一日”。这一点，如从小说的情节看，应是一大错误。在上一回－－七十回中，既已写过西门庆由清河起身赴京，是十一月十二日。约半月的时间抵达京城，在京中住了四晚才是冬至令节。拜完了冬，又在何千户家住了两晚，方始整装起身返清河。在京中住了六晚，加上路上行程，就是把路上行程缩短减三天，他们离京回清河的日子，也应该是十一月底十二月初了，怎会又回到十一月十一日去？可是，当我们查知泰昌元年的冬至是十一月廿八日，天启元年的冬至是十一月初九日，那么，此一问题却不得不另作推想了。

    写在七十一回中的冬至， 时间是十一月初九日，相当确定。……西门庆随同众官退朝之后，偕同何千户回来，在何千户家过了一晚(冬至日的当晚)，次日才到衙门中领了割付，同众科中挂了号，打点残装，收拾行李，与何干户一同起身。何太监在这天晚夕，又置酒为西门庆饯行。算来，从冬至这天起，又过了两夜了。下面说“从十一月十一日，东京起身”。 自可推想这一个“冬至”，应是十一月初九日无疑。正巧，天启元年的冬至，是十一月初九日，熹宗实录如此记载， 《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所列，也是十一月初九。那么，我们基此可以推想到此一前后参差的错误，似乎不是无意的了。更可因此联想到前一个冬至，必是隐指的泰昌元年的冬至十一月廿八日。要不然，前后绝不会巧合到如此乞巧。

    虽说，西门庆于十一月十二日由清河起身赴京，抵京的正确时日，颇不易研判。但我们从后一个冬至日，可以确定是十一月初九日的这一点来说，便可以认定前一个冬至日，必然是指的十一月廿八日。……我们可以确定西门庆十一月十一日由东京起身， 回到清河是十一月廿四日。那么，我们自可据此日期推想西门庆由清河抵京，也可能是十一月廿四日或廿三日。这其间，作者在这七十二回中，还写了应伯爵一句话……， “哥从十一月十二日起身”……我们可以推想这是作者们的故意，故意让应伯爵说成“十一月十二日起身”，方正好与西门庆由清河起身赴京的日子相符，用来隐指西门庆由清河抵京的日子是十一月廿四日。我们如把西门庆于十一月十二日由清河起身，抵京的日子是十一月廿四日算起，抵京住了四晚之后才是冬至的日子，却正好是十一月廿八日；这一天也正好是泰昌元年的冬至。这种微妙的隐指，又怎能说这是“巧合”？或误写？误刻？

    我们之所以比较详细地引录了魏先生的文章，目的是要看其论证的全貌，只有这样，才能分析其中的问题，如果简单引几句，未免有断章取义之嫌。

    《金瓶梅》明写宋、暗写明，这已经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作品中写的年代是“从徽宗政和二年起到南宋建炎元年止，上下绵亘有十六个年头”，这个说法，笔者也非常赞同。小说从第三十九回后半部分起一直到第七十八回前半部分止，写的是一年中（政和七年）的事情。从第六十八回至七十五回，写的是这一年中“十一月”间的事，自第七十六回到七十八回，写的是腊月间的事，这一年结束，然后写到了重和元年开始。这是朱一玄先生的说法，笔者认为是对的。

    魏先生所说的“一年两冬至”就是指的这一年的“十一月”。推理的大前提是一个假定笥的前提，是一个不可靠的前提，所以得出来的结论自然是一个不可靠的结论。笔者多次说过，《金瓶梅》的写法是“假中有真，真中有假”，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这需要以史实来验证。在年月日上，作者玩弄了好多花招儿，前言不照后语，矛盾百出，但整个时间过程又是不乱的。魏先生也承认“年月日上的参差之误，在《金瓶梅词话》中不知凡几”，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又把作品中不真实的日子当作真实的呢？西门庆十一月十二日由清河上东京，“抵京的正确时日，颇不易研判”，十一月十一日由东京回到清河是十一月廿四日，“据此日期推想”西门庆由清河抵京，也“可能”是十一月廿四日或廿三日。既然是“推想”、“可能”，没有真确性，怎么能推出这一年的冬至日“必然”是十一月廿八日?“我们可以确定西门庆十一月十一日由东京起身”，这个“十一月十一日”是真实的吗?小说写西门庆十一月十二日由清河上东京，又十一月十一日由东京返清河，从表面上看，这简直是在开玩笑，连三岁小孩恐怕也哄
不过。你把这个“十一月十一日”本来就不真实的日子当成一个真实的日子，那结论自然也是不真实的。魏先生是先有“泰昌元年的冬至是十一月二十八日”、 “天启元年的冬至是十一月初九日”这个框框，然后硬把小说不真实的日子往框里塞，弄得彼此不合辙儿。

    从《金瓶梅》的整体内容来看，它写的是正、嘉时期的事，根本不涉及泰昌、天启时期。从细节上分析，作品中的两个“十一月”是指的有一个“闰”十一月。明光宗泰昌元年也就是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光宗只当了一个月皇帝就死了)，这一年没有闰十一月。明熹宗(年号天启)当皇帝七年，这期间也没有闰十一月。明神宗(万历)在位四十八年，有两年闰十一月，一是万历二十一年， (这时《词话》的手抄本早已流传)一是万历四十年。但《金瓶梅》主要写的是正、嘉时期的问题，这个闰月与明神宗也无关。在明武宗(在位十六年)、明世宗(在位四十五年)统治的六十一年中，只有嘉靖三十四年闰过十一月。

    现在的农历没有闰十一月的规定。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我们先简单地谈一下古代的历法问题，然后再来谈这个闰十一月的事。

    历法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世界上的历法非常多，但主要的是阳历、阴历和阴阳历三类。我国的旧历就是一种阴阳合历。

    中国的历法发展大约可分为四个时期：

    (1)古历时期，汉武帝太初以前的古历，原本早已失散；
　

    (2)中历时期，自汉太初到清初；

    (3)中历西历时期，清代有《历象考成》；

    (4)公历时期，辛亥革命以后，就是现在国际通用的阳历。

    中国的古历有“三正”之说，夏代建寅，以农历正月一日为一年之始，殷代建丑，以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代建子，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夏正建寅为人统，殷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是为三正，也称三统。汉武帝改以建寅之月为岁首，历代沿用，迄于清末。

    农历每年只有354天，与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365日5时48分46秒)差11天多，古人为了调和这个矛盾，规定了“三年一闰，十九年七闰”的方法。闰月加在哪一个月后，完全是人为安排的。秦代以前，有把闰月放在一年的末尾，叫做“十三月”。汉初将闰月放在年终九月之后，称为“后九月”。到了汉武帝太初元年，又把闰月分插在一年的各月内。清初颁布时宪历之后，又把闰月多放置在一年中的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各月(不包含有中气的那个月)，主赛是前边七个月。

 
    明正德元年至嘉靖四十五年，六十一年间闰月共二十三次。从正月到十二月，各月都闰过，闰正月二次，闰十二月三次，闰十一月一次。

    现在我们来看《词话》中的“十一月”问题。

    《词话》中政和七年十一月，“一个月”内就写了八回(第六十八回至第七十五回)，笔触是非常细腻的。

    第六十八回， “到十一月初一日，西门庆往衙门中回来，又往李知县衙内吃酒去。”“到初五日早，请了八众女僧，在花园卷棚内建立道场。”“初七日在院中和爱月儿家置酒，请西门庆。”

    第六十九回， “西门庆吃了几杯酒，约掌灯上来，就逃席走出来了。骑上马，玳安、琴童两个小厮跟随。那时约十九日，月色朦胧，带着眼纱，由大街抹过，径穿到扁食巷王招宣府后门来。”

    “文嫂儿在傍插口说道：‘老爹，你且不消递太太酒，这十一月十五日是太太生日，那日送礼来，与太太祝寿就是了。’西门庆道： ‘阿呀，早时你说!今日初九日，差六日，我在下已定来与太太登堂拜寿。’”

    这一回写的日期就有一个问题，“约十九日”应该是约初九日，下边说“今日初九日”可证。林太太的生日是“十一月十五日”，西门庆十一月初九日在林太太家，所以他才说“差六日”。可见前边的“约十九日”显然是不对的。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传抄刊刻之误，一是作者故意为之。笔者以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因为这样写，读者稍加分析，自然就会搞清，这也是作者惯用的手法。

    第七十回， “有王三官差永定同文嫂，拿着请书盒儿来，内安泥金折，初十日请西门庆往他府中赴席，少罄谢私之意。……不期到初十日晚夕，东京本卫经历司，差人行照会到，晓谕各省提刑官员知悉，火速赴京，赶冬至令节见朝引奏谢恩。……西门庆使玳安叫了文嫂儿，教他回王三官，十一日不得来赴席，……十二日起身，离了清河县。”

    西门庆从“清河县”上“东京”的日期是十一月十二日。是什么时候到东京的，小说中没有交代。

    第七十一回， “诏改明年为宣和元年”。宋徽宗政和后是重和，所以这里的“宣和元年”应为重和元年。政和八年十一月朔改元，也就是重和元年(1118年)。重和二年二月庚辰又改元，所以重和二年实际上也就是宣和元年(1119年)。

    “拜冬”后，“西门庆与何干户回到家中，又过了一夕。到次日，衙门中领了割付，同众(旁加“往”字)科中挂了号，打点残装，收拾行李，与何干户一同起身。何太监晚夕置酒饯行，嘱付何干户：‘凡事请教西门大人，休要自专，差了礼数。’从十一月十一日，东京起身，两家也有二十人跟随，竟往山东大道而来。”

    我们又把这一段话重录出来，因为症结就在这里。这个”双十一”是作者在“打马虎眼”，弄清了症结所在，问题也就解决了。 ”

    第七十二回，“有日后晌时分，西门庆来到清河县。”“他便骑马来家，进入后厅。”“满炉焚香，对天地位下告许愿心。月娘便问：‘你为什么许愿心?’西门庆道： ‘且休说，我性命来家；往回路上之事告说一遍，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刚过黄河，行到沂水县公用(八角)镇上，遭遇大风。那风那等凶恶，沙石迷目，通不放前进。……若在黄河遭此风浪怎了?我头行路上许了些愿心，到腊月初一日宰猪羊祭赛天地。”

    “应伯爵在家拿了五个笺帖……要请西门庆五位夫人，二十八日家中做满月。”

    根据这一回的叙述，西门庆是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到家的。

    第七十三回，“且说那日杨姑娘与吴大妗子、潘姥姥坐轿子先来了，然后薛姑子、大师父、王姑子并两个小姑子妙趣、妙凤并郁大姐，多买了盒儿来，与玉楼做生日。”

    第七十四回，“妇人一面问西门庆：‘二十八日，应二爹送了请帖来请，俺每去不去?’西门庆道： ‘怎的不去?都收拾了去。’”

    “宋御史道：‘……二十九日，借尊府置杯酒奉饯，……未审四泉允诺否?’”

    第七十五回， “西门庆到上房，大妗子、三个姑子，都往这边屋里坐的。玉箫向前与他接了衣裳坐下，放卓打发他吃饭。教来兴儿定卓席，三十日与宋巡按摆酒，与巡抚侯爷送行；初一日宰猪羊，家中祭祀还愿心的；初三日请刘、薛二内相、帅府周爷众位，吃庆官酒。”

    “妇人道：‘你请也不在我，不请也不在我，明日三十日，我叫小厮来攒帐交与你，随你交付与六姐教他管去。’”

    这里写“明日三十日”，那“今日”自然是二十九日了。
　

    六十八回至七十五回，写的是“十一月”间的事，细加分析，这不是一个月里的事，而是两个月里的事，但可说成都是“十一月”里的事，不过一个是前十一月，一个是后十一月，即闰十一月。西门庆既然是十一月十二日由清河上东京，走了十多天，到东京“拜冬”，然后由东京返清河。不用细说，这时已是十一月底，下一个月初了。回清河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假定是这样)，二十八日有活动，二十九日又有叙述，那么这个“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还能是上一个月的日子吗?这不是很明显的问题?可见作者实际写的是两个月的过程，两个“十一月”，那两个“双十一”，十一月十一日，是一个暗示符号，而不是一个真实的日子。读《金瓶梅》，人名也好，地名也好，日期也好，事件也好，一般都有暗示性的地方，抓不住这一特点， 《金瓶梅》之谜就永远解不开。 “双十一”就是告诉你写的是两个十一月，证诸史实，完全相合。

    前边已指出，嘉靖三十四年闰过十一月。查实录，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是壬辰，庚申是冬至，即十一月二十九日。闰十一月初一日是壬戌。十二月初一日是辛卯。前十一月是三十天，闰十一月是二十九天。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也列得清清楚楚。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一日是丙辰，冬至是乙丑，即十一月初十日。这两年的冬至，一是十一月二十九日，一是十一月初十日，魏子云先生的“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初九日”那是泰昌元年和天启元年的，和嘉靖时的情况是两码事。这个“双十一”不是“一年两冬至”的隐喻，而是两个十一月的“暗码”。“十一月十一日”，如果你解释成是多了一个“十”字，应该是十一月一日，这当然言之成理，不过也没有必要。“十一月十一日”去掉“月”“日”两字，便成为“双十一”，这样解释才能说明问题。再强调一遍，《金瓶梅》尽管在具体日子上“参差之误，不知凡几”，但整个时间过程都是清楚的。就拿这八回(六十八至七十五)来说，具体的日期前后抵牾，但两个月的过程又是能使人剖析出来的， “十一月十一日”前边故意给你去掉一个“闰”字，但“闰十一月”这一问题还是能找出来。说作者是处处在写正、嘉时期的事，根据就在这些地方。

    我们再来看看这八回中写的史实。
　

    国师林灵素(第七十回)，就是指的嘉靖时的陶仲文，对此笔者他文已有论述。这一回中还有一个人物叫王晋卿，他是“驸马掌宗人府”，宗人府是明代的官署名称，宋时称为宗正寺。《水浒传》第二回写高俅在董将士家，董看高是一个帮闲的破落户，没信行的人，恐怕坏了自己的子弟，于是心生一计，将高俅荐给了小苏学土。小苏学士也觉得高俅是个浮浪的人，又把他荐给了驸马王晋卿。

    这个王晋卿该是指哲宗、徽宗时的王诜。王诜字晋卿，曾官枢密都承旨。宋初也有一个王晋卿，《宋史》卷二七一有传，但他没有做过驸马。

    宗人府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以亲王任宗人令。《明史》：宗人府，宗人令一人，左右宗正各一人，左右宗人各一人，并币一品。讣驸马爷掌宗人府．大概是“一个女婿半个儿”之缘故吧，也实在是有些意思的。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十月， “以驸马都尉谢诏掌宗人府事，兼管大汉将军。”谢诏尚明孝宗女永淳公主。选取“王晋卿”这一名字，大概是取“王谢”为高门世族之义吧，驸马掌宗人府，也的确是“晋升为卿”了。
　

    通过这一例，《金瓶梅》的写法“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就体现得非常明显。王晋卿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但和“驸马掌宗人府”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虚假的了。对“驸马掌宗人府”这一点来说也是如此，在嘉靖时这是件真事，但和王晋卿联系在一起，也就变成了不真实的东西。可在这个有真有假的说明中，去掉了假的，取出真的，就能揭示出作品中的内在真实。“驸马掌宗人府”是嘉靖时的事，闰十一月也是嘉靖时的事实，作品不是凭空虚构的。

    第七十一回“这帝皇”一词语，就是骂的明世宗，笔者他文也有分析。“帝皇”不是“皇帝”，颠倒了一下，分量千斤，骂的是“入木三分”，却是含而不露。笔者说的“于细微处求证”就是指的这类地方。

    骂的是嘉靖，“十一月”也是嘉靖时的十一月， “时” “事”是相吻合的。

    西门庆上“东京”，去“拜冬”、“朝圣”，这也是正、嘉时期经常的事。

    冬至是一年之始，古代人很重视这一个节气。“拜冬”，古谓之“贺冬”，即庆贺冬至节。周密《武林旧事》有记述。明正德、嘉靖时，每逢冬至来临总要庆贺一番。正德十四年十一月， “壬子，冬至节，文武群臣于奉天门行遥贺礼。是日，上在清江浦，扈从及抚按等官，称贺于太监张阳第。”皇帝不在京城，群臣也照常要行礼，是“遥贺礼”，不是当面行礼。

    《词话》第七十一回，西门庆问明日甚时驾出?“何太监道：‘午(子)时驾出到坛，三更鼓祭了，寅正一刻就回到宫里；摆了膳，就出来设朝，升大殿，又朝贺天下，诸司都上表拜冬。次日，文武百官吃庆成宴。你每是外任官，大朝引奏过，就没你每事了。”

    唐代有“庆成节”：皇帝祭祀、封禅礼毕，庆贺成功，这叫“庆成节”。明代有“庆成宴”。《明世宗实录》卷六O，嘉靖五年正月， “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上还，御奉天殿，文武群臣行庆成礼。”“丙申，以郊祀庆成，大宴文武群臣、天下朝觐官及四夷朝使。赐将军、旗校等钞有差。”冬至时，百官朝服诣某某门，行五拜三叩头礼，上表庆贺。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 “庚申，冬至，大祀天于圜丘。先期视牲，告请太祖配帝。及是日行礼，俱命成国公朱希忠代，公张溶、徐延德，大学士徐阶、李本分献。”“辛酉，行冬至庆贺礼。上不御殿，百官朝服诣奉天门，行五拜三叩头礼，仍上表称贺。罢群臣宴，赐节钱钞。王府进贺人员及四夷朝贡使，仍宴于阙左门。朝鲜国王李垣遣其工曹参判任鼎臣表贺冬至，贡马及方物，宴赉如例。”

    《词话》内容和实录的记载是一致的。事是嘉靖时的事，时间是嘉靖三十四年的十一月，不管从哪个角度说，都是相符的。

    其实，小说的作者是在给你绕圈子，西门庆根本没有去过所谓的“东京”，他一直活动在北京，死后的“魂灵”还是在北京。李瓶儿死后住在“造釜巷”“袁指挥家”，也是在北京。《金瓶梅》写得真是“奇之又奇”，奇绝了。

选自《金瓶梅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