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现俊

●《金瓶梅》性描写的超越与失误

    《金瓶梅词话》里确实有大量的性描写，这是毋庸讳饰的。据有人统计，全书写两性行为的达一百零五处之多，其中详描详绘者三十六处，小描小绘者亦近七十处，其实不止这些。若以作者点明指数算，竟得一百五十次上下。

    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性描写一直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应当正视这个事实，而不必回避它。至于《金瓶梅》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堪的性描写，这恐怕与当时的整个社会风气、也与文学自身的传统有关。对这些性文字，我们应从宽泛的文化视野，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对其客观评价，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

    性和性爱是人类最基本的内容之一，它维系着人类和人类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华夏的古先民们，不但不认为两性关系是什么丑恶的事，反而认为它符合宇宙自然之道。例如，儒家的祖师爷孔夫子就讲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周礼·地官》也写到，在上古时代，“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应该说，在人类的初始阶段，对性欲情感并不怎么忌讳，一切都显得自然、单纯、明净和健康。

    然而，中国社会随着文化“维新”运动的推进，反而逐渐走上了禁欲主义道路。儒家就建构了以制欲、压制情欲为中心的一套性的伦理观念，并把它纳人到礼的规范之中。尽管儒家提倡节欲而不是完全禁欲，但实际上，在礼制的规范中，却没有性及情爱的位置。而为了压制人们的自然情欲，又生发出许多清规戒律来。特别是随着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以后，更耻于谈性，尤其是到了程朱理学时代，性欲的禁忌则更为严酷。

    程朱理学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是“存天理，灭人欲”，其实质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异化，是对人性的压抑，既违反人的本性，又违反社会发展规律，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宋及宋以后的王朝，都崇尚理学，把禁欲主义推向了灭绝人性的地步。

    然而，当历史发展到明代中叶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性在社会生活中，从皇帝、大臣到士大夫，从巨商大贾到百工杂居的市井小巷，却成为一个时髦的公开谈论的话题。文人们不仅亲身参与到这性放纵的行列，而且还作为一种风流韵事，形诸笔墨并加以歌颂。要言之，传统的禁欲大堤被这股纵欲放荡的洪流彻底冲垮了。

    那么，对《金瓶梅》赤裸裸的性描写，如果我们作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质上已表现出了超越传统性文化的意向。

    首先，它肯定了世俗男女自然情欲的不可遏制，并加以沤歌、礼赞，这本身就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深刻反动。按照传统的观点，凡是描写色欲的、尤其是赤裸裸描写的，一律被斥为糟粕而严加禁止。而描写爱情的、特别是纳人到礼教规范中的，则一律被视为精华，这种机械的伦理评判标准，实际上造成了爱情与色欲的完全对立。兰陵笑笑生的大胆之处，就在于他肯定了人类的天性——欲，如同情一样，本身是无罪的。在《金瓶梅》中．我们可以看到，性成为几乎所有人行动的内驱力，不仅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如王六儿、林太太等性交易的目的很明确，而且它的主要人物，性本身就是终极目的。他（她）们是以追求性享乐、性满足为行为准则的。他们是以最原始的本能欲望、以病态的、或者说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去冲决禁欲主义的樊篱。虽然这是一种过正的矫枉，但这场纵欲洪流的背后所蕴藏的真正价值——人欲的不可抗拒，则是不可低估的。

    其次，《金瓶梅》的性描写，是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家庭伦理观念的激烈否定。中国的禁欲主义不同于西方，并不是绝对禁欲，例如“夫妻”就被列为“五伦”之一。而另一方面，又将两性关系纳人到礼教伦常之中，使之服从于家世利益，即是说，传统婚姻最根本的目的在于生殖，在于延续子嗣，从而保证种族的繁衍与家族的兴旺。所以，婚姻并不是当事者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家族的事。由此看来，“生殖”已成为一种超神圣的性义务，而不再是男女之间的两情愉悦。因此，凡是与生殖无关的“性”，都将被视为“淫”而严加禁止。

    《金瓶梅》的性描写，却表现出了与传统性文化完全。紧许的意向。西门庆及其妻妾们，除吴月娘外，很少有人把生殖看得那么重要，他（她）们始终是把性享乐、性满足作为原则的。西门庆在他一生的风流史上，始终是把性快乐放在首位的，他的纵欲很少考虑子息问题，妻妾皆无所出，但他也不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耻。而且，《金瓶梅》还设计了那么多无子嗣的绝后家庭，这是否意味着性已超越了“广家族，繁子孙”的传统伦理义务和社会责任呢？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的心灵深处是在有意识地把加在“性”外部的种种禁忌、特别是附加在“性”上的伦理关系彻底剥落，把它还原为纯粹的个人色彩和天然的男女两性愉悦，这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情（欲）的正当性和不可抑制性，强调了人的自然天性是不可抗拒的，无疑地，这对礼教禁欲主义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和否定，对打破婚姻的种种怪桔，提高男女在婚姻中的主体地位，打破传统婚姻文化的规范，都具有相当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再次，由于《金瓶梅》的性描写超越了传统“性文化”关于两性的伦理、道德、社会的义务和责任，所以，它在价值的取向上便有了审美意义。这样，《金瓶梅》的性描写就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小说整体的有机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除了部分韵文游离主题，属于文人无聊的陈词滥套，似可删汰外，大部分性欲文字，对于刻画人物形象，塑造人物性格，揭示人物的深层心理，深化主题．推进情节的发展，展示作者的心态和时代的社会心理，都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金瓶梅》的性描写，虽然说在冲决传统禁欲主义的桎梏、否定伦理纲常以及在文学价值等方面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由于受时代颓风的影响和作者主观意识的态度，它的赤裸裸的性描写使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种种问题和偏差，降低了它的美学品格。大致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小说中有不少性描写，完全是出于为写性而写性，全然游离了作品的主题，对刻画人物形象等，丝毫没有任何作用，纯粹是属于文人的无聊和为了迎合小市民低级欣赏趣味的需要。而在所有这些性描写的文字中，最不堪者是直接性行为（性交具体过程）的细描细摹和对这种性行为的极度渲染（当然，不是说这些描写都无意义），这是它始终背着“淫书之最”的恶名和当今学者批评它最为激烈的原因。如果把这部分删去，对小说的美学品位完全无损。

    第二，《金瓶梅》的性描写，虽然超越了传统“性文化”关于两性的生殖、道德和社会义务，但并未由此引发出精神上的升华和人格的完善，相反，却过多地展示了人的“生物本能”，使人的价值降到与普通动物相等的层次，使“性”非人化，从而也彻底使人性失落。因此，它也并未比“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道德更为进步。如果说，传统的礼教禁款主义扼杀了人的自然天性，这是对人的本性异化，那么《金瓶梅》过分强调人的原始本能，实质是对人本性的另一种异化。因此，它只能导致人性的更加堕落，似乎“性”成为一切社会罪恶和人之性格弱点的渊源，这种畸变的性意识恰是《金瓶梅》性描写失误和偏差的根本要害。

    第三，《金瓶梅》的性描写，几乎全部是以男性作为性主体，而往往把女性置于被侮辱、被玩弄的位置，而且还成为被声讨的对象。西门庆不仅四处渔色，还是一个残酷的性虐待狂，百般躁瞒女人，以使女人的痛苦求饶来满足他的占有欲。有的学者用弗洛伊德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认为男女在燕好之际，双方要互予对方的，往往也要掺杂痛苦。此说虽不无道理，但西门庆却从来没有让任何一个女人用“掺杂痛苦”的方式向自己表示这种“燕好”，可见这种说法不能解释清楚。实质上，这是以男性作为性体验中心的结果。

    《金瓶梅》性描写的种种失误和偏差，不可避免地给它的思想和艺术都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害，从而也削弱了它的积极价值。当然，不能仅凭这一点，就否定《金瓶梅》巨大的思想意义和高超的艺术价值。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