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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研究中的许多难题,根子往往都在材料方面;要解开这些难题,关键多半不在掌握了什么高明的理论,而在掌握了什么切实的材料。比如,最为热门的《红楼梦》是不是作者“实录性”的“自传”,本质上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证问题,只要循着周汝昌先生“作品的本事考证和作家的传记考证二者合而为一”的思路,实实在在做好以下两件事情就行了:
第一,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进行落实的考证;
第二,对《红楼梦》的“本事”(即创作素材)进行落实的考证。
弄清了前一个基本事实,就能证明《红楼梦》之所写,究竟有多大程度符合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弄清了后一个基本事实,就能证明曹雪芹在创作中如何处理“虚”、“实”关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典型化”:《红楼梦》是不是曹雪芹“自传”,自当迎刃而解了。
但过去有许多人却不这么看。余冠英先生在五十年代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为什么不能从大处着眼?》,文章批评俞平伯先生提倡的“由小问题到大问题,由篇章字句到思想艺术,由考证、校勘到分析、批判”的“治《红楼梦》的步骤”,认为在治学中强调校勘、考证这类“小问题”是错误的,“过分重视这类问题倒反而妨碍我们从大处着眼,作‘由表及里’的研究。”(原载1954年11月14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29期,《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二集第180-181页)那时的人们, 企图用“现实主义”一类“新理论”去处理曹雪芹家世考证、《红楼梦》“本事”考证这些实证性的问题,甚至用它来批判《红楼梦》的“自传”说,其结果是大碰其壁。
不过,校勘、考证虽说是红学中的“小”问题,真要着手去研究,却并不那么简单。周策纵先生在为周汝昌先生《曹雪芹小传》所作的序中说:
大家都明白,我们对于曹雪芹这伟大作家的一生是知道得太少了。我们不但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写一部完整的曹雪芹传,就连许多最基本的传记资料,如他的生卒年,父母到底是谁,一生大部分有什么活动,到今天还成为争论的问题,或停留在摸索的阶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正因有关曹雪芹的材料太少,人们总是百倍珍惜已有的零星材料,总是无比重视新发现的材料;但是,只强调“珍惜”和“重视”,却忽视对材料的鉴定和清理,其结果是十分有害的。郭沫若先生说得好:“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十批判书》第2 页)最近翻阅旧籍,读到吴恩裕先生在1954年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
考证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调查研究”、一种去伪存真的工作。史事不重现,无法调研,只有藉助考证。 (《红楼梦研究资料集刊》第373页,华东作家协会资料室1954年12月)
吴恩裕先生的话,道出了考证工作的真谛。就曹雪芹的材料而言,现在的问题不光是有关材料数量实在太少,更在于一些材料处于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的状态之中,至今不曾有人出来予以彻底的清理,到了使人无所适从的地步。特别是一些青年研究者,他们介入红学领域较晚,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大堆前人反复熟用了的材料,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不一定了解这些材料的来龙去脉,更没有条件去直接鉴定它们的真伪,便天真地将它们一律视为同样有效的“文献史料”,或者对相互抵触的材料采取“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态度,以致众多富于思辨色彩的研红成果,因为失却坚实的文献基础而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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