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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的红学风云,不是少数文学青年的政治热情或政治家的心血来潮的产物,它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本质上说,它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对古典文学遗产重新认识和评价的迫切要求的反映。
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崭新时期的到来,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立刻就面对着一个如何正确看待古代文学作品的课题。全盘否定遗产的历史虚无主义是错误的,毫无批判的兼收并蓄当然也不可取。明智的抉择,就是尽快确立新的取舍标准,对全部文学遗产作出新的价值判断。任访秋先生在《河南文艺》1954年第23本发表的《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考证与批评问题》,就充分代表了学术界当时共同的信念:
在新的人民时代,我们不管是搞什么,都应该问一问这样作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同时我们批评任何事物的好与坏,是与非,也都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不这样,我们就会犯错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很好地体会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功利主义”这句话的深刻意义。(《红楼梦资料集刊》第二集,第103页)
在这一强烈而又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功利主义”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在总体上承认文学遗产的珍贵性存在的同时,急于及时找到对古典文学新的阐释模式,从而为发现其新的价值提供依据。
据《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王瑶先生《谈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现状》一文介绍,全国解放后最先介绍的作家是白居易,原因是他的讽刺诗中有明显地同情人民的诗句。而在对古典小说名著的新诠解方面,《水浒传》研究则是做得最出色、最有代表性的了。这不光是因为《水浒传》的人民性,是可以从文本本身中寻找得到的,而且随着社会性质的根本变化,人们的观念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凡是被史书指称为“盗”“贼”的,都翻转来被看成是“农民起义”,历来被统治者骂为“诲盗”的《水浒传》,便因了历史大是大非的根本颠倒,立刻获得了新的定位。《水浒传》解放后最先获得整理出版,受到最大的推崇,原因就在于它的“歌颂农民起义”。肯定《水浒传》的核心要义,既在于发现古代文学巨著的崇高价值,以提高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又在于借助于对古代作品的肯定评价,印证“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原理,从而肯定人民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但是,在古典小说中和《水浒传》齐名的《红楼梦》,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正如王瑶先生所说,《红楼梦》属于那类“大家也以为是一定要肯定的,但对如何肯定就很有纷歧了”的作品。《红楼梦》是解放后继《水浒传》之后最早整理出版的,但却一直不曾找到对它的恰当解释。造成作出新的价值判断的主要障碍,除了作品自身的复杂性之外,主要是传统的红学观、即过去时代对它积累下来的旧的评价机制和种种成见造成的。
在研究者作出《水浒传》歌颂“农民起义”的价值判断的三年以后,俞平伯先生应《人民中国》之约,写了一篇向国外读者介绍《红楼梦》的文章,后来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以《红楼梦简论》为题发表。 这篇文章的主旨同研究《水浒传》的路数截然不同,它绝口不谈人民性,不谈阶级斗争,却赞扬《红楼梦》的“沈博绝丽的文章”,说“书的开头说‘真事隐去’仿佛有所影射;再说‘假语村言’,而所用笔法又深微隐曲;所以它出现于文坛,如万丈光芒的彗星—般,引起纷纷的议论,种种的猜详”,感叹“了解《红楼梦》,说明《红楼梦》都很不容易,在这儿好像通了,到那边又会碰壁”,通篇文章引经据典,大肆铺排,却唯独没有说到《红楼梦》对于当前的现实社会有什么“价值”,看来,作者是太不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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