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林

●《红楼梦》是一部没落贵族的哀怨史——质疑《红楼梦》的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

    前一段时期，《现代快报》记者就刘心武评《红楼梦》的有关问题对我进行了采访，我直言不讳地对《红楼梦》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进行了质疑。南京的学者、作家、文化人和普通读者对我的评论产生了较大的意见和分歧，肯定者、否定者、怀疑者甚至谩骂者兼而有之。也有许多熟人、朋友纷纷提出多种问题与我探讨，并希望能够看到我对《红楼梦》一书比较完整的评价。现将我的观点和论据系统地公之于众，以求教于读者：

一、红学研究已经陷入多种误区

   《红楼梦》是清代一部有巨大影响的小说。此书问世的最初阶段，满清统治者将其视作“诲淫”之书而加以封杀，但随着《红楼梦》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到了清朝末年，《红楼梦》却反过来受到清廷的追捧，有关《红楼梦》的书画作品甚至被请进皇宫深院，挂在宫廷内的显要位置。“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红楼梦》成了学界的新宠，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考据派对《红楼梦》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与探讨，由此在学术界开始形成一个热门的学科，通称“红学”或“红学研究”。一百多年以来，《红楼梦》得益于红学而大肆走红，不论在什么时期，虽然在红学研究方面有激烈的争议和争鸣，但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却几乎是社会各界一致认同的，没有疑义的。

    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有关《红楼梦》的书籍、文章汗牛充栋，难以数计。一部小说受到如此的热捧并且红得发紫，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但是物极必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红楼梦》的研究越来越不正常，已经远远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围，越来越邪乎，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陷入了多种误区。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过分夸大红楼梦的文学地位和社会价值

    《红楼梦》作为清代以反映没落贵族生活为主兼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小说，客观地说，是有其一定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但是，由于专家和学者们的热捧特别是红学热的带动，《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被过分地夸大了。在社会价值方面，《红楼梦》曾被说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四大家族衰亡史，而且此说已经深入人心，成了人们对《红楼梦》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普遍得到认同的观念。在文学价值方面，《红楼梦》则更是被无限夸大，成了中国古典文学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位列中国四大名著之首，而且这种地位几乎是不可撼动的。由此而来，《红楼梦》被人们称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曹雪芹也被称为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2．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制造对《红楼梦》的文学迷信与文学崇拜

    对《红楼梦》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过分夸大，必然会导致对《红楼梦》的迷信与崇拜。这种迷信和崇拜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产生了许多错误的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认识。解放前，有的人认为《红楼梦》有反清排满的思想倾向，到了“文革”期间，由于受“左”的思想观念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红楼梦》被认为是一部深刻反映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小说，有人片面抓住“字字看来皆是血”，大做文章，列举出了《红楼梦》的七十二条人命案，以此证明阶级斗争的激烈与残酷。还有人说出“焦大不爱林妹妹”的话，将这句话当作《红楼梦》描写阶级斗争的经典性的语言。

    3．索隐猜谜、繁琐考证、标新立异、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成风

    在红学研究中，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和事件找原型、对号入座，进行了猜谜式的索隐。而以胡适为代表的考据派，则陷入了钻牛角尖的史料考证。红学研究中的索隐派和考据派，长期以来占据红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但从宏观上来看，他们研究的大方向都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忽视了对《红楼梦》文本的研究。另外，大大小小的红学家们则不断标新立异，一会儿一个新说法，一会儿一个新观点，一会儿一个新发现，大多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结果昙花一现，并不具有多少学术价值。

    4．红学研究的主导思想有问题，研究方式也刻板、教条，最终陷入神秘主义的泥坑

    长期以来，红学研究缺少正确的学术指导思想，实际上是以“玄学”为指导，导致对《红楼梦》的研究，越研究越糊涂、越研究越玄奥、越研究越神秘，而不是越研究越清晰、越研究越明白。另外，在研究方式上，很多专家、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以经学治红学的僵化思路，就像古代经学家们那样，抓住作品中的只言片语大做文章，进行所谓“微言大义”式的阐发，试图从某些并不神秘、并不复杂的情节描写中找出玄妙、深奥的东西来，结果陷入了神秘主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

    5．红学研究出现市场化苗头，降低了学术品位与学术意义

    最近一些年来，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红学研究也开始走市场。新一拨的红学家们开始关注红学研究的市场效应，力图从红学研究中产生出畅销书籍。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便是刘心武的两本揭秘《红楼梦》的书。据有关的报纸报道，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是事先经过精心策划的，作俑者是有意识地想制造出轰动的市场效应。这样一来，红学研究的斯文面孔便被抛弃，降低了学术品位与学术意义，成了新闻炒作的热门货，红学研究由此而走向庸俗。

    以上列举的红学研究过程中的种种怪现象，都是不争的事实，使红学研究成了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大怪胎。要消除这么许多怪现象、怪问题，笔者认为光对红学研究和红学家们品头论足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治标而非治本的办法。笔者认为，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必须对《红楼梦》一书本身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作出符合实际的客观评价，惟其如此，才能正本清源，将红学研究拖回正确的轨道。

    下面，笔者将从几个方面对《红楼梦》一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作出评判，从而打破长期以来人们对《红楼梦》的盲目崇拜与迷信。
　

二、《红楼梦》对没落贵族的哀惋多于批判

    要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作出科学的和客观的评价，首先必须对《红楼梦》一书的性质作出准确的、客观的和符合该书实际的定性。红学家们挂在嘴上念的经就是《红楼梦》是一部四大家族的衰亡史，但这样的说法并不符合《红楼梦》一书的实际，也并不符合曹雪芹本人的思想，容易引起很大的误导作用。笔者认为《红楼梦》表现的主要是没落贵族的空虚生活、没落贵族的病态心理、没落贵族的审美观和没落贵族的情感世界。如果我们要给《红楼梦》一书进行基本定性的话，笔者认为：《红楼梦》其实是没落贵族的哀怨史，曹雪芹扮演的实际上是没落贵族的挽歌郎角色，而主要并非没落贵族批判者的角色，尽管书中有对没落贵族进行批判的成份。

    曹雪芹生活在清代乾隆年间，虽然处于盛世，但封建社会已是夕阳西下，贵族阶层趋于没落，而曹家作为封建贵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更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这自然要令曹雪芹生出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哀情绪。当然，表现贵族生活并不为罪，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观点和以什么的态度去表现。仔细剖析《红楼梦》一书可以看出：《红楼梦》对于贵族生活的描写和贵族家世的没落既有哀也有怨（亦即批判），但哀伤、惋惜和眷恋是主要的，怨愤、谴责和批判是次要的，因此，哀惋大于怨愤是《红楼梦》的基调。另外，《红楼梦》对没落贵族的哀是主观的，而对其怨（亦即批判）是客观的。就是说，曹雪芹主观上对没落贵族是以哀伤和惋惜为主，而书中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更多地是从作品的客观描写中流露出来的。

    曹雪芹在第一回中说：“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曹雪芹并不是真正希望没落贵族寿终正寝，而是极力想“补天”，想保持或挽回昔日荣华富贵和珠光宝气的贵族生活。一旦这个梦幻破灭，他便觉得“枉入红尘”，为人一世白活了许多年。由此而来，曹雪芹对写作《红楼梦》可谓用心良苦，他曾经掏肝剖肺地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对照《红楼梦》一书的内容，乍一看这句话的确很费解，因为《红楼梦》一书中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贵族阶层声色犬马、寻欢作乐、吟风弄月、醉死梦生的生活，其内容并非字字是血，句句有泪，相反倒是欢乐与悲情并存，乐因富贵生，悲由落寞定。所以，对荣华富贵的描写，实际上是曹雪芹对逝去的贵族生活的悲叹和追念，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今风光不在，贵族生活只能留存于自己的记忆之中、再现于笔触之上，这当然要令曹雪芹感叹、悲伤不已了。因此“字字看来皆是血”并不主要是书中所写的生活内容，而是曹雪芹写作此书时的心情和主观感受，是字字“看来”皆是血，而不是字字“写来”皆是血。由此可知，曹雪芹对没落贵族的哀叹和惋惜要大于其对没落贵族的批判和讽刺。

三、曹雪芹并没能超出封建文人的思想水平

    《红楼梦》并没有特别高的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作者曹雪芹也并没能超越他所处的那个历史和时代，没能超出封建文人正常的思想水平。《红楼梦》一书中表现的虚无主义思想和宿命论的思想是非常明显的，这两种思想是《红楼梦》的主导思想。由于对贵族阶层的没落无能为力，亦即无力补天，曹雪芹最终便看破红尘，把一切都认作命中注定，无可挽回，由此产生了消极避世的厌世情绪。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一切皆空、一切皆假、一切命定，位居四大家族之首的“贾府”，实际上就是“假府”，“贾雨村”即是“假语村言”，而“贾宝玉”即是“假宝玉”，由“假”而生“空”，由空而走向虚无，这就是《红楼梦》的主体思想脉络。这一点，就连两百多年前的高鹗也看得非常清楚，他在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时，便按照曹雪芹的思想脉络和创作思路，让贾宝玉变成假宝玉，最后出家而遁入空门，彻底逃避现实。可是非常遗憾，今天多如牛毛的红学家们却“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语出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硬要把《红楼梦》一书的思想内容无限拔高，只看到《红楼梦》客观上有对贵族社会怨愤的一面、批判的一面，而看不到其对贵族生活眷恋与惋惜占主导地位的一面，真是只见树林，不见森林，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不仅如此，红学家们还对《红楼梦》爱屋及乌，对作者曹雪芹极尽歌功颂德、同情美化之能事，忽视或者根本漠视了曹雪芹身上存在的从娘肚里带来的没落贵族的胎记：诸如虚无主义和宿命论的思想、人生如梦的世界观、病态的审美观、狂傲的处世作风以及孤芳自赏的封建文人旧习等等弊病。

四、宝黛恋情的进步作用被红学家们夸大了

    红学家们普遍认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具有叛逆的性格和反抗精神，以此证明《红楼梦》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其实，叛逆性格和反抗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中比比皆是，屈原就是第一个大叛逆的文学家，《离骚》则是典型的具有叛逆性格的作品；竹林七贤更是性格怪异的叛逆者；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等人，无一不是叛逆者，他们的作品多处体现了叛逆的性格和反抗的精神。这一点，曹雪芹比之前辈并没有多大的突破与改变，更谈不上根本性的突破与改变。

    其实，《红楼梦》在描写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情时，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最明显的一个缺陷是这种爱情既不纯洁，也不专一。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并不完全钟情于林黛玉。起先，贾宝玉和秦钟搞起了同性恋，不久又与丫环袭人私通，初试云雨情，后来又时常在钗黛二人中间玩起情感游戏，只是在最后才算是对林黛玉真正情有独钟。因此，从宝黛二人的恋情中产生的所谓叛逆性格和进步思想，是被红学家们用放大镜给放大了的。就二人因情而对封建礼教产生的叛逆性格而言，宝黛二人既比不上《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和刘兰芝，也比不上《西厢记》中的张生和崔莺莺，当然更比不上《牡丹亭》中的柳梦梅与杜丽娘、《梁祝》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宝黛二人对爱情的勇气也让人失望，他们既没有焦仲卿和刘兰芝以身殉情的勇气和决心，也没有杜丽娘为爱情死而复生的浪漫与专情。在面对封建恶势力的打压时，林黛玉“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最后忧郁、愤懑而死，贾宝玉也只能出家避世，一走了之。这就是宝黛的爱情及其所体现出来的叛逆性格与进步思想。其表现出来的反叛精神是极其有限的，充其量不过是贵族少爷与小姐那种温文尔雅式的反抗而已。

    另外，宝黛爱情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思想缺陷：作者曹雪芹用宿命论的观点，将宝黛爱情的前提条件设定为前世命定：因为石头（即后来下凡的贾宝玉）在仙界曾经浇灌绛珠仙草（即林黛玉的前世化身），所以林黛玉后天便注定要报答贾宝玉的浇灌之恩。这种宿命论的一切恩怨皆前定的思想，极大地削弱了宝黛爱情的思想基础和进步意义，将宝黛爱情本来应该有的共同思想基础变成前世使然、一切命定，这也就变相否定了两人的情投意合乃是由于思想、性格的投缘。因而，宝黛爱情并不具有红学家们所宣扬的那么高的思想境界。

五、《红楼梦》并没有体现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思想

    红学家们在拔高《红楼梦》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时，经常说《红楼梦》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塑造了新的文学形象。笔者觉得，这种看法也值得怀疑。其实，翻遍《红楼梦》一书，我们既找不到“民主”的字眼，也找不到体现所谓民主主义思想的例证。“民主”二字原是舶来品，最早可以溯源至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制民主共和时期，这个早期的“民主”与我们现在通常理解的“民主主义思想”不是一回事，与红学家们所称谓的“民主主义思想”也不是一回事。到了近现代，民主主义思想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通灵宝玉，这种“民主主义思想”才是红学们所使用的词汇。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人们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最缺少的就是“民主主义思想”这个带洋味的词汇。如果《红楼梦》真的有这种思想，那当然值得大加褒扬了。可是，《红楼梦》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主要是老庄的虚无主义思想、宿命论观念和没落贵族的失望情绪，而非真正的民主主义思想。即使贾宝玉和林黛玉等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极为有限的、可怜巴巴的反抗意识和叛逆思想，与所谓的民主主义思想也风马牛不相及。道理很简单：书中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从来没有接触民主主义思想的机会和条件，甚至连间接接触的机会和条件也没有。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民主主义思想是不可能与生俱来的，或是人的头脑中所固有的，也不是从天而降的，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外，再从书中的实际描写来看，宝黛二人从来没有提出过民主主义思想或表现过丁点的民主意识，而且他们在行动上也没有体现出所谓的民主主义思想或民主意识。再进一步来看，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洋鬼子还没有来得及用炮剑政策将“民主”二字输入大清帝国，宝黛二人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中，根本没有民主主义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基础，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不具备。因此，作者的生活背景和《红楼梦》中所描绘的社会背景（尽管这种社会背景带有文学虚构的成份），都与“民主”思想和意识无缘。其实，在封建社会中，对封建压迫和封建礼教的反抗历来就有，但这种反抗即使是最激烈的反抗，例如农民起义，也不能与民主主义思想等同而论，我们不能机械地认为，凡是反封建的举动都是体现了民主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带特殊政治意义的词汇不是随便可以套用或移植的。否则，就会闹出大笑话。

    另外，按照通常的逻辑来推论，既然有民主主义思想，那么必然要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载体——即代表民主主义思想的人物或势力，我们很难想象贾宝玉和林黛玉就是民主主义思想的代表者、实践者和体现者，他们的有限度反抗，更多地只是为了自身获得幸福，与民主主义思想似乎沾不上边。一言以蔽之：宝黛式的反抗和叛逆，其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在不突破封建文化的大框架中进行的，都是在封建文化的悬崖上走钢丝。无论曹雪芹的主观创作意图还是从《红楼梦》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客观思想倾向，都无法将《红楼梦》的思想内容与“民主主义思想”联系起来。如果我们硬要说《红楼梦》体现了民主思想，那么，以此类推，我们可不可以说《孔雀东南飞》、《西相记》、《牡丹亭》、《梁祝》也体现了民主主义思想呢？

六、《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不应当被无限抬高

    衡量一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地位，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但是，我们对一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地位作出评估，却可以大致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一看该作品是否具有开拓性的价值，二是从作品本身所体现出来的文学性来进行分析、研究与评价。下面，我们主要从这两个方面来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作出初步的评价与判断，力求得出客观的和符合作品实际的结论。

    首先，《红楼梦》在文学史上的创新地位不高，不具有开拓性或开先河的作用。《红楼梦》是以细致的笔触来描绘生活琐事的，这与中国古典小说通常注重故事情节的奇特和渲染有着明显的区别。《红楼梦》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多可取之处，但是《红楼梦》在这方面却算不上始作俑的创新之作。文学史真正开此先河的是《金瓶梅》，《金瓶梅》才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描写生活琐事来表现世态人情的小说，因此，《金瓶梅》在这方面显然具有开拓性、创新性和开先河的作用，而《红楼梦》则是步了《金瓶梅》的后尘并将此种写法发扬光大而已，在文学史上并不具有开拓性或开先河的地位。

    第二，从《红楼梦》本身的文学描写来看，也没有特别高超的地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拿《红楼梦》与四大名著中的其他三大名著来对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红楼梦》没有《三国演义》的大气磅礴，也没有《三国演义》斗智斗勇、紧张奇特的故事情节，更没有《三国演义》表现历史的深度和史诗特点；另外，从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的反封建精神和叛逆性格来看，《红楼梦》根本无法与《水浒传》相提并论，《水浒传》中表现出来的反封建、反压迫的勇气，是《红楼梦》难以望其项背的。再从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角度来看，《红楼梦》又远逊于《西游记》。由此看来，将《红楼梦》放在中国四大名著之首，是大可以商榷的。

    除此之外，在故事情节和具体的文学描写上，《红楼梦》也存在诸多明显的不足与缺陷。《红楼梦》的故事情节过于琐屑、累赘、拖沓，故事发展的节奏太慢，有相当一些细节描写枯燥乏味，淡如开水，无法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当然，笔者并非完全抹煞《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例如《红楼梦》的小说语言比较好，艺术性也比较强；特别是《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等，平易、明白而内涵丰富、哀婉悱恻，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甚至从某些方面超过其作为小说的艺术价值。这些都值得充分肯定与褒扬，笔者以后有机会再对此细评漫究，另作文章而论之。

    总而言之，笔者质疑《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并不是完全否定和抹煞《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作为一部小说，《红楼梦》也有其独特的价值，甚至在某些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成就。但从总体上看，《红楼梦》并没有达到红学家们所追捧的那样一个高峰、那样一种神圣的地位，《红楼梦》确实是被红学家们过誉了。我们应当对《红楼梦》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还其作为小说的本来面目，而不能对《红楼梦》无限赞美、无限拔高和无限神化，更不能不加分析地对《红楼梦》进行盲目的崇拜和盲目的迷信。
　

原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