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志心

●中立者眼中的脂砚斋之争

一、缘 起

    我是一个《红楼梦》爱好者。记得我上中学时从同学的家长那里借到了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开始读不下去，看看了了，但看到《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这两回时，不由热血沸腾，不能自已，晚上居然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同情林黛玉的悲惨命运，痛恨王熙凤的阴险毒辣和贾母的无情。后来我长大了重读《红楼梦》，才慢慢品出其中的一些味儿来。我开始搜集有关《红楼梦》的资料。从旧书店购到了一部中华书局出版的《红楼梦索隐》十册，现在才知道它是1916年出版的中华索隐本，底本是程甲本，回前有“索隐提要”，每回回末及正文内都有索隐的批注，回末有大某山民（姚梅伯）评、护花主人（王希廉）评。我在上面写下了一个中学生的幼稚的眉批。后来，父亲又送给我一套1957年出版的《红楼梦》，这是一部以程乙本为底本的《红楼梦》。1982年我又购了艺院本《红楼梦》，这是以庚辰本为底本的《红楼梦》。

    说到脂砚斋，我是在无锡市一中上高中时在新华书店看到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后，才知道有脂砚斋这个人。这本书我看了又看，想买，又买不起。我是一个穷学生，是靠助学金上学的，迟疑再三还是没买。后来每个星期天，我就上该书店，站着看这本书。虽然似懂非懂，但脂砚斋这个人的名字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参加工作后陆续后购买了甲戌本、己卯本、梦稿本等影印本和《脂本汇校石头记》。此外，研究红学的书籍也购买了不少，其中有一本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1952年棠棣出版社出版的。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虽然没有购到，但购到了朱一玄的《红楼梦脂评校录》。我对脂评是颇感兴趣的，读过孙逊的《红楼梦脂评初探》。我是一位语文教学研究人员，是最早把脂评脂批引进语文教学的人之一。我结合课文把有关脂评编成的题目，测试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现在的一些练习册上恐怕还能找到这些题目。当然，我是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来运用脂评脂批的，并没有想到用它来做考证工作。我曾写过一些关于《红楼梦》的人物、语言、中医中药的文章，发表在《红楼梦学刊》《明清小说研究》《红楼》《新华日报》以及镇江本地的报刊上，有一篇论文还入选了《2000年最佳网络文学》。我是江苏省红学会会员，但我从来未指染过考证工作。我的想法是，红学考证是专家们的事，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只要听听他们的结论就行了。我记得1991年11月5-7日，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主办的“纪念《红楼梦》程高本刊行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暨江苏省红楼梦学会第五届年会”在镇江市举行，欧阳健先生出席了会议，他向大会递交了论文，论证了脂砚斋伪作说。作为东道主的会员，我居然未能如会。现在细想起来，工作忙固然是个原因，但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对《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不感兴趣吧。

    在我的头脑中，从胡适、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直至当代红学权威冯其庸等，他们早就告诉我，脂砚斋是红学的首席评论家，他是曹雪芹的“至亲好友”，他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红楼梦》的真本，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是三种最早的《红楼梦》本子。正如《红楼梦大辞典》所说：

    《红楼梦》（《石头记》）早期抄本上有署名脂砚斋的评语。甲戌本每册书端题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回楔子云：“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甲戌是现在已知记述脂砚斋评语最早的年代，为1754（乾隆十九年），但已是“重评”、“再评”，初评的年代尚难考定。又庚辰本每册回目后均标明“脂砚斋凡四阅评过”。脂砚斋是曹雪芹生前创作《红楼梦》时做评语最多的一个。从批语看，脂砚斋不仅是《红楼梦》思想艺术方面的评点家，而且他了解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熟知《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参与过小说的抄阅、对清等工作，在语词的音、义和八十回后的情节内容上做了提示，并提出过修改意见，而且脂砚斋的名字，被曹雪芹直接写入小说的正文和题目中。因此，脂砚斋与曹雪芹及《红楼梦》的创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由于有关曹雪芹生平家世的材料所知甚少，脂砚斋究竟是谁，迄今尚无定论。有曹雪芹本人说，胡适于《胡适论学近著》中说，“脂砚斋即是《红楼梦》主人，也即是他的作者曹雪芹。”胡适《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中认为，“‘脂砚’只是那块爱吃胭脂的顽石，其为作者托名，本无可疑。”俞平伯《红楼梦简论》亦说：“我近来颇疑脂砚斋即曹雪芹的化名。不然，作者作书时的心理旁人怎得知。”有史湘云（亦即曹雪芹表妹、妻子）说，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主此说。有曹雪芹堂兄弟说，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中认为：“评者脂砚斋……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弟兄或从堂弟兄”。有曹雪芹叔父说，清代裕瑞《枣窗闲笔》云“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近人吴世昌等力主此说。脂砚斋有时又自称脂斋、脂砚、脂研、脂砚先生。脂砚斋及在早期抄本中包括畸笏叟、梅溪、松斋、棠村等的批语，简称“脂评”，批语分眉批、行间侧批、双行夹批等，数量达八千条之多。脂评对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有着重要的作用。脂评是继李（卓吾）评、金（圣叹）评、张（竹坡）评之后，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最有影响的文艺批评。（第979－980页）

    又如邓遂夫先生《脂批就是铁证》，文中云：

    脂砚斋和畸笏到底是作者的什么人，此处暂不探讨。但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即，他们都是曹雪芹的亲人和写作《红楼梦》的助手，对作者的身世情况和《红楼梦》成书的过程极为了解，而且都死在曹雪芹之后。将这样的人看作有关《红楼梦》成书问题的权威发言人，大概不算过誉之辞。（《红楼梦著作权论争集》第25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这些观点在我的头脑中早已根深蒂固，是很难动摇的。我想，很多红学爱好者也是如此吧！

    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就听说欧阳健先生对《红楼梦》的权威评论家脂砚斋提出了挑战，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不过是一种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已，并没有作任何思考。三年前，在南京红学会上，遇到欧阳健教授，那时他已从江苏文学研究所调至福建师大了，我也没有与他谈及脂砚斋的事。直至去年我读了他与别人合著的《红学百年风云录》，才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才发现他对脂砚斋伪托之说，确有一定根据，决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我这个人有个脾气，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对一个问题一旦发生兴趣就会锲而不舍地追究下去。我急忙找来了欧阳健的《红楼新辨》《红学辨伪论》以及新近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万字巨著《还原脂砚斋》。花了一番周折，又从红友江慰庐处借到了《红楼梦学刊》一九九三年第三、第四辑，复印了反驳欧阳健的蔡义江先生等人的六篇论文，又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邮购了蔡义江等六人著的新作《红楼六人谈》（我原以为是与欧阳健商榷的论文集，后来看到书才知是一本导读书）。我把双方的观点和论据做了一番梳理工作，反复对比研究，并运用了有关资料进行验证。

    欧阳健先生的观点是：脂砚斋不是曹雪芹的“同时人”和“至爱亲朋”，不是《红楼梦》创作的“知情者”“参与者”和“指挥者”，而是一个作伪者。

    那么，他的观点点究竟对不对呢？他依据的材料究竟可靠不可靠？他哪些地方说对了？哪些地方说得不怎么对？人们应该怎样正确评价他的新观点？我写这本小册子，旨在回答这些问题，把自己的对脂砚斋的认识过程写出来，用中间人的眼光来看待脂砚斋之争，这也许对广大红学爱好者不无启发吧！

二、第三者眼中的甲戌本真伪之争

    我在仔细研究了“主真说”与“主伪说”双方的论点论据后，认为要作正确判断，必须弄清四个问题：一、甲戌本究竟是不是伪作？二、作伪者是谁？他为什么要作伪？三、伪作是怎样炮制出来的？表面上看来，“主真说”与“主伪说”似乎水火不相容，其实双方所用史料并无差别，只是对史料的真伪有不同看法。所以我们要抱着求真务实的精神，还原史实，然后才能消除对立观念。

    先谈第一个问题：甲戌本究竟是不是伪作？甲戌本原由刘位坦、刘铨福父子购藏。据《王秉恩日记手稿》第二十九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月初十附笺：“闻此稿仅半部，大兴刘宽夫位坦得之京中找鼓担中，后半部重价购之，不可得矣。”（转引自朱淡文《红楼梦论源》）。（另一说：王雪澄的笺记既是粘贴在日记上的，不是日记的组成部分，因而缺乏合法性。刘铨福题记并没有说甲戌本为其父所传，“海内收藏家处有副本，愿抄补全之，则妙矣”的话头，倒像是刚刚收藏的意思。）据蔡义江考证甲戌本上刘铨福的所写跋和题记的字迹是真迹。如果说“字是真的，本子是假的”，哪是不可能的。所以欧阳健先生修正了原来的认为甲戌本是刘铨福伪托的说法，而在新著《还原脂砚斋》中认为：“刘铨福所收藏的《红楼梦》抄本是一册，而不是四册。而20世纪20年代被胡适收藏的四册脂抄甲戌本，则是书贾制造出来的赝品。”其根据是：

    第一，甲戌本第一条“青士、樁馀”所作的跋语“睹此册，私幸予言之不谬也”中“此册”一词。册者，古代称编串好的许多竹简，现指装订好的纸本子。《汉语大辞典》谓，“册，一本作‘册’”。册一般作个量词，它与数词结合才能表示数量，四册一定要说“四册”，不能说“册”，如果只说“册”，那就专指一册。那么，是不是伪造者为了卖个更好的价钱就把原本一册书分成四册装订呢？这也不可能。按照清代的一般装订格式，脂抄甲戌本无论如何不可能只装订成一册。《还原》中引用了李金松的分析：

    从跋语中的“此册”二字，我们至少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刘铨福所收藏的《红楼梦》抄本，为一册，而不是四册或更多。可是，胡适在一九二七年购到的《红楼梦》脂抄甲戌本，共四册，十六回。每册四回，分别是一至四回，五至八回，十三至十六回，二十五至二十八回。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一册被后人分解后装订成四册的吗？以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甲戌本（无论是原件还是影印本）来看，按照清代的一般装订格式，脂抄甲戌本无论如何不可能只装订成一册。因此，我们不得不问：脂抄甲戌本是一册还是四册？如果是一册的话，倒符合跋语中所说的刘铨福收藏的那个抄本。然而，由此不免引发出了一个问题，即胡适所收藏的那个被他称为“四大册”的本子，其真实性大可值得怀疑，极有可能是出自后人的伪造了。如果胡适所购的那个四册的脂抄甲戌本果为刘铨福所收藏，则不免与“青士、椿馀”的跋语中后面“此册”二字相矛盾了。跋语所言与我们现今日见的甲戌本的版本实际情形，到底孰是孰非呢？相比较而言，笔者倒相信“青士、椿馀”跋语中的话，认为刘铨福所收藏的《红楼梦》抄本是一册，而不是四册。而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那种被胡适收藏的四册的脂抄甲戌本，则是古董商人炮制出来的赝品，并非刘铨福所藏有。（《红楼》2002年第2期
）

    这段分析是相当精辟的，很有说服力。

    第二，甲戌本的装订有问题，题辞的时序倒置。

    《还原》引用了金品芳先生的研究成果。金品芳对题记是写在“抄手遗留在第二十八回后的空白页上还是他自备的纸页”，作了细心的剖析：

    甲戌本抄手用作抄写的纸页都是对折起来的，因而一页有Ａ、Ｂ两面，中间有骑缝；骑缝上均上题“石头记”、中标卷数和页数、下署“脂砚斋”。刘铨福最早的一则题辞写于“癸亥春日”，写在第二页Ａ面（如果是对折起来的话）的正中。如果写有七则文字的纸页是抄手遗留在第二十八回后的空白页，那末，他为什么从第二页开始题写而不从第一页开始题写呢？为什么不从第二十八回末页Ｂ面尚有十行空白处开始题写呢？……这种种迹象表明，写有七则文字的两页纸页，不是对折起来的，而是单页的，它没有Ａ、Ｂ两面，而只有一面，因而没有骑缝。这种种迹象还进而表明，写有七则文字的两页纸页，原不是抄手遗留在第二十八回后的空白页，而是收藏家刘铨福自备的纸页。……可见，这两页—开始就未与甲戌本装订在一起，既未装订在甲戌本的开首，也未装订在第三十二回或第二十八回之后。（《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4辑）

    在作出“抄手遗留在第二十八回后的空白页，而是收藏家刘铨福自备的纸页”这一合乎事理的判断后，金品芳先生设问：“写有刘铨福等人的七则文字、附装于第二十八回之后的两页，怎么会有时序倒置等迹象呢？”对这个复杂的疑团，他解释道：

    从这两页单页的页次来看，写有刘氏“癸亥（同治二年，—八六二）春日”和同年“五月廿七日”两则题辞的单页，被装订为第二页。写有濮氏兄弟“乙丑（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孟秋”题辞和刘氏“戊辰（同治七年，—八六八）秋”题辞的单页，反被装订为第一页，显然，题辞的时序被倒置了。濮氏兄弟“乙丑孟秋”的题辞和刘氏“戊辰秋”的题辞，当然题写在单页的正面，装订时理应正面在前、背面在后，可是现存的本子上则是背面在前、正面在后了，显然，纸页的正、背面被倒置了。题辞时序的倒置，纸页正背面的倒置，这绝非刘铨福这样的收藏家所为，它当是刘氏以后的收藏者错装所致。这错装也许是有意的，其意估计有二：—为突出濮氏兄弟“乙丑孟秋”题辞和刘氏“戊辰秋”题辞。刘氏的题辞如杨光汉先生评说的，“他把《红楼梦》提到了中国古典小说最高峰的地位上来加以肯定，认为它超过了《水浒》等“四大奇书”的成就。”二为观赏方便。将一单页的正、背面倒过来装订，七则题辞、笔记便一览无馀了。三、将这一单页的正、背面倒置以后，它与第二十八回最后文字的距离更远了，不连系的迹象更明显了，以免后人误认为这的页单页原就在此回之后。这错装还证明：刘铨福在世时，这两页单页就未装订在甲戌本上。（同上）
　
    正如胡适《题刘铨福〈春雨楼藏书图〉》承认的那样：“三十多年前，我初得子重原藏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我就注意到这四本书绝无装潢”（《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369页）；金品芳先生又通过对冯其庸先生所摄“甲戌本封面及胡适题字”照片的观察，发现四册的封面均有胡氏“脂砚斋评石头记”的朱笔题字，其中第二册是第五至第七回，不是原来的第五至第八回，第二册是第八、第十三至第十六回，不是原来的第十三至第十六回，显然，这一版本已经重装过了；而另一幅胡适三则题记的照片，虽然已相隔三十馀年，但纸页Ａ、Ｂ两面上的纵、横折合痕迹依然十分清晰，这是多年折叠夹藏的证明，而当冯氏拍照时，这页已在“甲戌本末”，亦是后来重装时移置的结果（《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4辑）。他的观察表明，这一位迟至光绪七年以后在另外纸页上写了这几条有关脂砚斋题记的人，其实并没有看到甲戌本，或者他所说的话也不是针对甲戌本的。因为现存甲戌本每叶中缝皆标明卷数，如第一回中缝作“卷一”，第二回中缝作“卷二”，馀类推，故在甲戌本实以一回作为一卷；而题记说“原文与刊本有不同处，尚留真面，惜止存八卷”，显然不可能只有八回。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分明是更晚的时候将它装订到甲戌本后面的人，不懂得版本知识的缘故。

    欧阳健先生还敏锐锐地发现，由于不是按照习惯书写，致使同一人在同一页纸上所写的五条题记，高低错落，左上方有一块“留白”，更不成模样，说明题记不是写在已装订好的书上，而是写在单独的纸张上的。可更怪的是，这块让人觉得别拗的“留白”，一旦配上胡适所加的朱批：“大兴刘铨福，字子重，是北京藏书家，他初跋此本在同治二年（一八六三），五月廿七日跋当在同年。他长跋在戊辰，为同治七年（一八六八）。胡适”，一下子就显得布局得宜，浑然一体了。这就不免令人怀疑：左侧天头留得如此之宽，莫非就是为了给胡适空出位置么？

    欧阳健先生对刘铨福的跋的位置作了如此细致的观察，不得不使人佩服。

    第三，孙桐生没有看到到甲戌本，孙桐生这个证人证言不成立。

    据胡适、潘重规先生考证，甲戌本上留有孙桐生的署名左绵道人的87字批语和多处批点。在甲戌本卷三第二页B面，有一条墨写的眉批，中云：

    予闻之故老云：贾政指明珠而言，雨村指高江村。盖江村未遇时，因明珠之仆以进身，旋膺奇福，擢显秩。及纳兰势败，反推井而下石焉。玩此光景，则宝石（玉）之为容若无疑。请以质之知人论世者。

            同治丙寅季冬月左绵痴道人记。
                （批下钤有阳文长形章曰：“情主人”）

    在甲戌本的末页也一条白云吟客（刘铨福）的一道题记：

    此批本丁卯夏借与绵州孙小峰太守刻于湖南

    这两条跋说明，孙小峰曾于丁卯（1867）借阅过甲戌本，所以孙小峰是见过甲戌本的证人。[按；左绵痴道人、情主人即孙桐生。孙桐生，字小峰，号卧云山房主人，四川绵阳人，生于清道光四年甲申（1824），卒于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早期红学家，“妙复轩评本”的整理者和刊刻者。“丙寅”是同治五年，1866]

    欧阳健先生运用字迹辨伪法进行辨伪：甲戌本上“左绵痴道人”眉批共87字，四件材料（指孙桐生的四件真迹）中共有70字可与之对应；无可对应之字，仅“指”、“遇”、“旋”、“膺”、“福”、“擢”、“秩”、“败”、“推”、“井”、“玩”、“光”、“景”、“请”、“论”、“季”、“冬”、“痴”等17字，占总字数的19.5％。因此，这种对比，应该说是充分的、有效的。

    关于左绵痴道人的书法，杨光汉先生曾有很好的归纳：“从结体和运笔看，他的楷书有几个特点较为突出：磔笔蹲锋明显，出锋纵而不擒，颇觉失势；掠笔亦纵而不擒，然收笔有力，努笔弯环势曲；勒笔的回折驻锋，努末转擢的逆笔均顿挫分明。”（《孙桐生研究》第57页）如果将其书法特征再集中一下，最突出之点有二：

    一是甲戌本眉批中的“人”字、“故”字、“政”字、“进”字等，捺笔“纵而不擒，颇觉失势”；而孙桐生的真迹，捺笔大多提笔回锋作收，与之绝不相同。

    二是甲戌本眉批中的“闻”字、“明”字、“而”字、“雨”字、“身”字、“奇”字、“兰”字、“则”字、“同”字等，先横后竖的弯钩，均呈向里微凹之势；而孙桐生的真迹，则皆圆转自如，向外微凸。

    再以字体结构和通篇布局而论，二者更显得工拙悬殊，绝不可能出同一人之手。卧云山馆《妙复轩评石头记叙》、《〈静轩集唐诗钞〉序》、《奚恭人传》、《〈课塾〉叙》既为孙桐生之真迹，则甲戌本左绵痴道人眉批非孙桐生之手迹，可为定论。

    通过上面的比对，足以证明甲戌本上左绵痴道人之批，决非孙桐生之手迹。确定了这一点，反观孙桐生从刘铨福那里借到甲戌本，并在上面作过批点的事情，可以断定是根本不存在的。至于说孙桐生看到过甲戌本，也是没有文献根据的。所以孙桐生这个证人证言是不成立的。

    第四，从抄本中未能讳“玄”字来证明。

    避讳是谓封建社会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必须避免说出或写出。若一定要写出时则必须缺笔或以同音字代替。因此，避讳是封建文化所特有现象。后来学者就用这种特有的话现象作为考证作品的时代的方法之一。自从清圣祖玄烨登基（1662壬寅），做了康熙皇帝以来，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所有的清代文化都是严格避“玄”“烨”这两个字的，而甲戌本以及己卯本，却不避讳。这一点最早是冯其庸先生发现的。甲戌本不避讳，论辩双方并无分歧。分歧在于对这不避讳现象的不同解释。

    “主真说”认为，这是曹雪芹反封建意识的表现。他鄙视皇上，所以有意不避讳。这种解释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曹雪芹。曹雪芹是受封建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即使他有反封建意识，也应该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决不会明目张胆地这样做的。“主真说”的蔡义江先生则认为：“小说是通俗读物，抄本是私藏的，抄手又非饱学之士，当然不会像官场行文或公开刊本那样恭肃谨慎，留心避讳。”他并举例说“道光年间被俄国人从我国携走的列藏本，据文章介绍，原收藏者不在修补装订时，将乾隆《御制诗》拆开反折起来，作了这部‘淫书’的页间衬纸，这岂非比未避‘玄’字更大逆不道？”（《<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但他并没有拿出属于版本实物方面的证据来，而是扯到了列藏本上来。这个类比显然是不恰当的，再说列藏本是不是道光个间流入俄国的，这尚是一个问题。

    欧阳健先生在《还原脂砚斋》中对蔡说作了有力批驳：

    陈垣先生《史讳举例》第八十二云：“雍乾之世，避讳至严。”最能反映其“至严”程度的，有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锡侯《字贯》案和乾隆四十三年（1778）刘峩刷卖《圣讳实录》案。王锡侯是乾隆十五年（1705）举人，曾将《康熙字典》改编为《字贯》，乾隆以“《凡例》竟有一篇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悉行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刘峩则以经营裱褙铺为生，因将《圣讳实录》旧版印刷卖给应试童生，乾隆查知书板系刘峩之祖得自李伯行，李伯行又得自马均璧，且书内载有“雍正年得于江右藩幕”等语，仍以“此书虽以欲使人知避讳为名，乃敢将庙讳及御名各依本字全体写刊，不法已极，实与王锡侯《字贯》无异，自当根究刊著之人，按律治罪”，把刘峩、李伯行二人斩首（王建：《中国古代避讳史》第257－26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即以《红楼梦》诸种版本而论，有正本（1911年）不论是正文还是批语，凡遇“玄”、“眩”、“絃”、“蓄”字样皆缺笔，严格规避了康熙的圣讳；偏偏号为“旧抄本”的甲戌本、庚辰本却不避讳，总不好说乾隆时期原可马虎从事，倒是清末“追求共和国”理想的狄葆贤，方将它们一一改正过来的罢？《顾颉刚年谱》1904年系年，录其《十四年前的印象》云：“我们读经书的小孩，眼中见的是许多古帝王古贤臣的名字，先生教作文，又十分看重抬头和避讳等事项。要说国家可以没有皇帝，仿佛说一个人可以没有头，在我们的想象力中是断然想不出来的。”（第15页）鲁迅先生在《关于三藏取经记等》中指出，直到民国十五年（1926），遗老们所刻书，“仪”字还“敬缺末笔”，“寧”字“玄”字也常常缺笔，或以“寗”代“寧”，以“元”代“玄”，这都是在民国而避清讳的证据（《华盖集续编•续编的续编》）。所以，事情只能有一个解释：活在清亡十六年以后的某人，在将有正本过录为甲戌本时，忽略了避讳这一重要细节。

    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我的岳父陈健侯先生，是清末民初史学家陈善馀先生的次子，1911年毕业于江南高等学堂，与著名美籍华人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是同学，一学文学，一学化学，相差一个年级，但两人同住一个宿舍。我岳父后来学了中医，他所开处方，一直把“玄参”写作“元参”。开始我不太懂，后来才知道是为了避讳。这说明凡受过封建正统文化教育的人，即使到了民国时代乃至解放以后仍注意避讳，因为这已成了他们的习惯。脂砚斋在伪造甲戌本时却忽略了这一点，这说明他是一个并未受过封建正统文化教育的人。在避讳这个细节上露出了狐狸尾巴。

    总之，欧阳健的批驳是有力的。由此可见，不懂避讳的脂砚斋是民国时代的人无疑。

    第五，从脂批中运用了“造物主”“副小姐”这些近代词语来证明。

    【甲戌眉】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本，余二人亦太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泪笔。

    刘广定先生为天津“新世纪海峡两岸中青年红楼梦学者研讨会”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庚辰本〈石头记〉七十一至八十回之版本研究》，第五节“批改用的现代词汇”中指出：“造化主”一辞为亦中国古时所无，可能是基督教传入后才出现的。梁启超光绪壬寅旅居日本时首用之，见为《新民丛报》所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饮冰室文集》第三集）：“中国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其言天也，与今日西教言造化主者颇近，但其语圆通，不似彼之物墟迹象，易滋人惑。”此辞很可能是从日本引进。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收有此辞，但没有注明来源，应是近代辞汇。

    刘先生发现“造化主”是近代辞汇，真是独具慧眼！查新版《汉语大词典》第6298页，立有“造化主”词条，注释云：“基督教等宗教称创造万物的上帝。”所举的唯一例句，即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二章：“中国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其言天也，与今日西教言造化主者颇近。”梁启超既是中国最早使用“造化主”一词的人，则下这条批语决不会早于光绪壬寅（1902）。

    他又举庚辰本第七十七回“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墨笔旁改“副”为“二号”，指出：“‘二号’实是近代的语汇，十九世纪末之前，恐怕是没人用的。由上面“造化主”“二号小姐”两个词语证明脂砚斋是一位近代人，不是十九世纪末以前的人。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作伪者是谁？他为什么作伪？

    作伪者是谁，大都是书贾作伪的。作伪的目的是为了谋利。在乾隆年间，《红楼梦》的手抄即能卖重价。周春(1729--1815)《阅红楼梦随笔》云：“雁隅以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微有异同。”（按：雁隅为杨嗣曾，本姓徐，出继杨氏，与周春为同乡。）这抄本据冯其庸先生推论，这两部书也是抄本。由此可见，在乾隆时代抄本就可获重利。又据程伟元《红楼梦序》中说：“红楼梦……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朱王存的《红楼梦》原本，系以三百金得之都门者。介休张兰镇骨董书肆中的抄本《石头记》，章雪庭“因值昂未购”，可想要价不低。据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载，印本价格“低者不及二两”。抄本纵然昂贵，却仍有不惜重金购买者，章氏未购之抄本，仍有人“急遣人往觅，已售去多日矣”，遂连叹“惜哉”。这说明抄本在那时有着很强求的市场需求，这是商贾制作抄本的社会基础。但自从乾隆三十四年（1769）有正书局戚蓼生序本出版，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次年程甲本、程乙本先后问世，直至1927年前这么漫长岁月中，红楼梦抄本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是因为程高本，已被广大读者所认可，人们再也不必花大价钱去觅购抄本了。直到1927年，甲戌本才出现。它的出现是有时代因素的。据曲沐考证:甲戌本是在新旧红学大论争的智慧竞赛中产生的。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新证》出版，提出了作者“自叙说”，对旧红学的索隐派展开猛烈的进攻。为了“迎合胡适考证的需要”，以伪证来证实胡适的学说的，所以想方设法卖给胡适，这样就能卖个好价钱。不出所料，胡适说，“我看一遍，深信此本是最古老的《石头记》写抄本，就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

    再者，甲戌本出现的社会状况：二十世纪之初的上海滩，藏污纳垢，人文背景十分复杂。就在甲戌本出现的前后，上海有些贫穷的无聊文人掀起一股伪造“原本”、“秘籍”的恶浪。有正书局不仅将《红楼梦》前八十回篡改加批后石印，打出《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的幌子，也将《聊斋志异》篡改加批后石印，打出《原本加批聊斋志异》的幌子向社会兜售。这个有正本的《原本红楼梦》，曾蒙骗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胡适、俞平伯和鲁迅。1997年第一期《上海滩》杂志刊载的《旧上海出版商诈骗奇术》，令人触目惊心，披露了一些精心策划的伪造秘籍的奇案。在这种伪作成风的背景下，出现甲戌本是毫不奇怪的。由于甲戌本的得逞，接着载有脂砚斋批语的己卯本、庚辰本也相继出现，胡适皆奉为真本，人们也跟着相信。

    那么，胡适作为一个大学者，为什么不加辨伪就认定这本甲戌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呢？欧阳健先生在他的《红楼新辨》指出：

    第一，此本第一回正文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十五个其他版本没有的字，胡适因此判定：“甲戌为乾隆十九年（1754），那时曹雪芹还没有死。”（《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161页）这与他以往推断《红楼梦》成书流行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的意见相合。

    第二，此本第一回又有一条朱笔眉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胡适认为，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除夕为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这与他关于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1765）的“猜测正相符合”。（《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193页）甲戌本出现可疑。胡适发现“首页首行有撕去的一角，当是最早藏书人的图章”。胡适不仅未加追究，反而为这装裱，且在撕毁处加上自己的印章。1961年在“跋”中说：“我当时太疏忽了，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地址，没有与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几十年里的历史。”（《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338页）但《历史档案》1995年第2期《胡适考证〈红楼梦〉往来书信选》（五），刊布了胡星垣1927年5月22日给胡适的一封信：

    兹启者：敝处有旧藏原抄《脂砚斋批红楼》，惟祇十六回，计四大本。因闻先生最喜《红楼梦》，为此函询，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闻。叩请适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启五月二十二日

    据小注，此信就保存在胡适收信的档案夹里。原信只有一页，为三十二开白色红竖格八行信纸，下边印有“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出品”字样。信封也是白色，正面写有“本埠静安寺路投沧州饭店，胡适之先生台启，马霍福德里三百九十号胡缄”，邮戳为“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

    这说明胡适先生是有意隐瞒的真相的，原因是甲戌本中的脂批正好坐实了他的考证。

    第三个问题：甲戌本是怎样炮制出来的？

    一些红学界的朋友也对我说过：“如果脂本是伪作，要炮制几千条批语，不免花的本钱太大了。”我带着这个问题读《还原脂砚斋》“脂本炮制过和揭秘”：

    俞平伯先生“有许多极关紧要之评，却也有全没相干的”的话，最值得寻味。从“证实”新红学假设之需要计，本来只要那十几条“极关紧要之评”就够了。但堂堂一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仅有光秃秃的十几条批语，难免被人识破真相，难售其奸。最好的办法，是让它们淹没在批语群中，不露痕迹。这时，与程甲本唱反调的有正本，正好适应了炮制者的需要：

    首先，有正本《石头记》是八十回的残本，而且是唯一在版本自身（封面、扉页）标榜“原本”的本子；

    其次，有正本有大量贬低程甲本的批语，并第一个提出批语是作者自撰的观点。如第三回回前总批云：“我为你持戒，我为你吃斋，我为你百行百计不舒怀，我为你泪眼愁眉难解。无人处，自疑猜，生怕那慧性灵心偷改。”眉批云：“此评非词非曲，或为作者自撰，亦未可知。”

    由此可见，新红学关于《红楼梦》版本的两大基石（原本仅八十回；原本就是有批语的，部分批语为作者自撰），早在1911年就已由狄葆贤奠定了。有了这些合乎需要的现成材料，只要稍加处理就可以应市了。检点起来，为了尽快炮制出大量批语，脂砚斋采用了下列几种办法：

    一、直抄录有正本上的批语。甲戌本脂批总数1587条，495条据有正本抄录，31.19％的数量就一下子解决了。俞平伯先生指出的“往往于钞写时将墨笔先留一段空白，预备填入朱批”，“误字甚多”，“有文字虽不误而钞错位置的”的现象，也就有了最合理的解释。请看事实：

    （一）错字：

    ⒈第一回“炼成高经十二丈”，两本的批语是：

    【有正夹】照应十二钗。
    【甲戌侧】总应十二钗。

    而在“方经二十四丈”后，【有正夹】是“照应副十二钗。”【甲戌侧】是“照应副十二钗。”可见，【甲戌侧】的“总应”是抄错的。

    ⒉第一回“人皆呼作葫芦庙”，两本的批语是：

    【有正夹】糊涂也，故假语从此兴也。
    【甲戌侧】糊涂也，故假语从此具焉。

    显然，甲戌本的“具”，是据有正本的“興”过录时搞错的。

    ⒊第五回“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着宝镜”（此句有正本作“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两本的批语是：

    【有正夹】设譬调谎耳。若真以为然，则又被作者瞒过也。
    【甲戌侧】设譬调侃耳。若真以为然，则又被作者瞒过。

    是“设譬调侃”，还是“设譬调谎”？从后文“若真以为然，则又被作者瞒过”看，当以“调谎”为是，甲戌本作“调侃”是错的。

    为省篇幅，下面所举之例，不再具体剖分：

    ⒋【有正夹】不回凤姐，却回王夫人，不交代处，正交代得清楚。
    【甲戌侧】不回凤姐，却回王夫人，不交代处，正交代得清趣。

    ⒌【有正夹】文章只是随笔写来，便有流丽生动之妙。
    【甲戌侧】文章只是随笔写来，便有流离生动之妙。

    ⒍【有正夹】作者又欲瞒过众人。
    【甲戌侧】作者又欲瞒过中人。

    ⒎【有正夹】如何便急了，话无头绪，可知张家理屈。此作者巧摹老尼无头绪之语，莫认作者无头绪，正神处奇处。摹一人，一人必到纸上活现。
    【甲戌夹】如何便急了，话无头绪，可知张家礼缺。此系作者巧摹老尼无头绪之语，莫认作者无头绪，正是神处奇处。摹一人，一人必到纸上活见。

    ⒏【有正夹】“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世上人个个如此，又非此秦钟意切。
    【甲戌侧】“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世上人各各如此，又非此情钟意功。
　

    ⒐【有正夹】看官至此，须掩卷细想上二十回中，篇篇句句点红字处，可与此处想如何。
    【甲戌夹】看官至此，须掩卷细想上三十回中，篇篇句句点红字处，可与此处想如何。

    （二）夺字：
    ⒈第一回“形体到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二本批语为：

    【有正夹】妙极。今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见此大不欢喜。
    【甲戌侧】妙极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见此大不欢喜。（夺一“今”字，遂使句读有异）

    ⒉同回“按那石上书云”，二本的批语是：

　　【有正夹】以下系石上所记之文。
    【甲戌侧】以石上所记之文。（夺“下系”二字）　

    ⒊第三回“今日只做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两本的批语是：

    【有正夹】妙极奇语，全作如是等语，焉怪人谓曰痴狂。
    【甲戌侧】妙极奇语，全作如是等语，怪人谓曰痴狂。（夺一“焉”字）
　
    ⒋第五回“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两本的批语是：

    【有正夹】按此联极俗，用于此则极妙。盖作者正为古今王孙公子，劈头先下金针。
    【甲戌夹】看此联极俗，用于此则极妙。盖作正因古今王孙公子，劈头先下金针。（夺一“者”字）

    ⒌第五回“大书七字云‘金陵十二钗正册’”，两本的批语是：

    【有正夹】正文点题。
    【甲戌侧】正文题。（夺一“点”字）

    ⒍第十五回“因有此三益”旁，两本的批语是：
　

    【有正夹】世人只云一举两得，独阿凤一举更添一得。
    【甲戌侧】世人只云一举两得，独阿凤一举更添一。（夺一“得”字）

    再如第五回“宝玉听如此说，便唬得欲退不能退，果觉自形污秽不堪”，两本的批语是：

    【有正夹】贵公子岂容人如此厌弃，反不怒而反欲退？实实写尽宝玉天分中一段情痴来。若是薛阿呆至此闻是语，则警幻之辈共成齑粉矣，一笑。
    【甲戌侧】贵公子不怒而反退，却是宝玉天外中一段情痴。

    甲戌本如较有正本减少，姑勿置论；正文言宝玉“唬得欲退不能退”，分明是未退；甲戌本批“不怒而反退”，夺了一“欲”字，就文不对题了。

    （三）衍文：

    如第一回“那僧则癞头跣足，那道跛足蓬头”，两本的批语是：【有正夹】：“此是幻像。”【甲戌侧】：“此门是幻像。”“门”字衍。

    又如第二回【甲戌回前】：“未写荣府正人，先写外戚，是由远及近，由小至大也。若使先叙出荣府，然后一一叙及外戚；又一—未写荣府正人，先写外戚，是由远及近，由小至大也。若是先叙出荣府，然后一一叙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仆，其死板拮据之笔，岂作十二钗人手中之物耶也？今先写外戚者，正是写荣国一府也。故又怕闲文赘累，开笔即写贾夫人已死，是特使黛玉入荣之速也。通灵宝玉于士隐梦中一出，今于子兴口中一出，阅者已洞然矣。然后于黛玉、宝钗二人目中极精极细一描，则是文章锁合处。盖不肯一笔直下，有若放闸之水、然信之爆，使其精华一泄而无馀也。究竟此玉原应出自钗黛目中，方有照应；今预从子兴口中说出，实虽写而却未写，观其后文可知。此一回则是虚敲傍击之文，笔则是反逆隐回之笔。”较有正本多“又一—未写荣府正人，先写外戚，是由远及近，由小至大也。若是先叙出荣府，然后一一叙及外戚”38字，显系过录时增出的衍文。

    （四）增文：

    增文与衍文不同，衍文为误加的字句，增文是有意的添加。如第一回“须得在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有正夹】：“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也。”【甲戌侧】：“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也。谚云：‘一日卖了三个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信哉。”甲戌本所增之“谚”，实袭自梦痴学人之《梦痴说梦》，将其增添到批语中去，简直牛头不对马嘴。又如第四回都有一条侧批：【有正夹】：“写黛玉心到眼到，但云为贾府叙坐位，岂不可笑。”【甲戌侧】：“写黛玉心到眼到，伧夫但云为贾府叙坐位，岂不可笑。”“伧夫”二字，带强烈之感****彩，当为甲戌本所添加。

    有正本《石头记》卷首，有题“德清戚蓼生晓堂氏”之序，此序不见于戚蓼生文集，故难以断其真伪。但它是加在八十回本上的，目的是为了抬高非“全璧”之残本，中云：“……乃或者以未窥全豹为恨，不知盛衰本是回环，万缘无非幻泡。作者慧眼婆心，正不必再作转语，而万千领悟，便具无数慈航矣。彼沾沾焉刻楮叶以求之者，其与开卷而寤者几希！”谓不必为“未窥全豹”而遗憾，且对一班“沾沾焉刻楮叶以求之者”进行嘲讽。据《韩非子•喻老》：“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序以八十回本为“真”，故讽刺一意求窥全豹者。有正本批语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时要披露一点“后三十回”的信息。第二十一回“贤袭人娇嗔箴宝玉，俏平儿软语救贾琏”，有正本回前总批说：

    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之三十回，犹不见此回之妙。此回“娇嗔箴宝玉，软语救贾琏”，后回“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今只从二婢说起，后文则直指其主。然今日之袭人、之宝玉，亦他日之袭人、他日之宝玉也。今日之平儿、之贾琏，亦他日之平儿、他日之贾琏也。何今日之玉犹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今日之琏犹可救，他日之琏已不能救耶？箴与谏无异也，而袭人安在哉？宁不悲乎！救与强无别也，但此日阿凤英气何如是也！他日之身微运蹇，亦何如彼耶！人世之变迁，倏尔如此。而【庚辰回前】云：有客题《红楼梦》一律，失其姓氏，惟见其诗意骇警，故录于斯：“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是幻是真空历过，闲风闲月枉吟哦。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凡是书题者不可，此为绝调，诗句警拔，且深知拟书底里，惜乎失石矣。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卅回，犹不见此回之妙。此曰“娇嗔箴宝玉，软语救贾琏”，后曰“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今只从二婢说起，后则直指其主。然今日之袭人、之宝玉，亦他日之袭人、他日之宝玉也。今日之平儿、之贾琏，亦他日之平儿、他日之贾琏也。何今日之玉犹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今日之琏犹可救，他日之琏已不能救耶？箴与谏无异也，而袭人安在哉？宁不悲乎！救与强无别也，甚矣，今因平儿救，此日阿凤英气何如是也！他日之强何身微运蹇，展眼何如彼耶！人世之变迁，如此光阴。

    “后卅回”与“后之三十回”，“此曰”与“此回”，“后曰”与“后回”，“后则”与“后文则”，“已不能救”与“已不可救”，“今因平儿救”与“但”，“他日之强何身”与“他日之身”，“展眼例如彼耶”与“亦何如是耶”，“如此光阴”与“倏尔如此”等异文，俱表明庚辰本之后出，则庚辰本“有客题《红楼梦》一律”至“惜乎失石矣”，皆为后增之文无疑。此“客”既“深知拟书底里”，又知晓“脂砚先生”之大名，且与“茜纱公子”相提并论，宜其为“圈子中人”无疑，然竟会“失其姓氏”，殊不可解。解释只有一个：此乃“脂砚先生”自造之文，以为自占地步耳。

    二、顺着有正本批语的路子加以发挥：如嘲讽“今本”的路子，暗示“后来结局”的路子，等等。

    三、采用最简单的批量生产方式，如频频地称“妙”道“好”，且“叹”且“哭”之类，即所谓“余批重出”者也。

    有了这三个办法，大量“全没相干”批语，就快速制造出来了。

    不过，狄葆贤与脂砚斋毕竟有本质的不同：他不需要、或未想到要与曹雪芹搭上关系，脂砚斋就完全不同了。为了“证实”胡适的自传说，他必须以“深知拟书底里”者自居，在他“新创”的批语中，就有了主观感情的肆意渲泄。于是种种漏洞和破绽，就从这里产生了。作为一种投入，炮制者总要考虑成本，使其与产出成相衬的比例。批语固然不能太少，太少了不成气候，不像样子；但又害怕太多，太多了耗费力气，得不偿失。周汝昌先生说过：“撰编《石头记》过程中，原是要搞得周全堂皇些，有个气象局势，故于回前特设总批，连着标题诗，郑重其事。可是，回前总批（如头两回所示）须有很强的概括能力，总论情节内容和文笔脉络等大端要义，不是容易事，而标题诗更难精彩得体，——弄了一阵子，折腾了几番之后，也只搞成零零落落断断续续，总不能齐全美备。于是，最后下决心，不再搞回前总批了。”（《红楼梦真貌》第105页，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要将批语弄得“齐全美备”，不仅要有“概括能力”，还要有充裕的时间。甲戌本虽仅有16回，脂批总数即达1587条，平均99.18条；若将80回全本统统加批，共需撰写7934条批语，这样巨大的数目，是会把人吓回去的。

    为此，甲戌本想到了一个极聪明的对策：炮制残本。张之洞《輶轩语•语学编》说：“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精校、精注）；三、旧本（旧刻、旧抄）。”善本的要义，首先是完整，甲戌本根本谈不上；第二是精校，甲戌本也根本谈不上；但它却取了“旧抄”的巧，又将其与残本统一起来。在版本史上，制造残本曾是最好的作伪手段。如明钱塘王慎修刊《三遂平妖传》二十回，题“东原罗贯中编次”，恰是将罗贯中原本《平妖传》四十回砍削而成的。此举既节缩了篇幅，又冒充了古本，实属一箭双雕。甲戌本的“制残”，既加快了速度，又节省了精力，实乃最明智的做法。

    论者早已注意到，甲戌本四卷一册的装订，是胡适先生亲自动手的，谁也不曾见过它原本的题签和卷次。第一册为第1－4回、第二册为第5－8回，这是小说的开头部分，又加进了许多“极关紧要”之批，自然不能或缺；第三册为什么一下就跳到第13－16回呢？因为其中写到了秦可卿之死。俞平伯先生在1922年就说过：“本书写秦氏之死，最为隐曲，最可疑惑，须得细细解析一下方才明白；若没有这层解析工夫，第十三至第十五回书便很不容易读。”（《俞平伯论红楼梦辨》第264页）又说：“第十三，十四，十五三回书，最多怪事，我以前很读不通，现在却豁然了。”（《俞平伯论红楼梦辨》第270页）要添加“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批语，当然也缺不得；第四册为什么又跳到第25－28回？那是为了让关于“南巡”的批语找到生发之地。总之，为了印证“新红学”的假设，这几回是万万不可缺少的；而反转来看，为了印证“新红学”的假设，有这几回其实也就足够了。这就是甲戌本脂批全部秘密之所在。

    不想人苦不知足，有人又想炮制更多的脂本以壮声势，而不知“言多必失”的道理。现在有的研究者爱将十几种脂本“捆绑”起来，以为可以相互呼应，相互扶持，好像是威力强大的集束炸弹，殊不知有时纰漏恰恰就出在这里。

    由于胡适说过：“因为我宣传了脂砚甲戌如何重要，爱收小说杂书的董康、王克敏、陶湘诸位先生方才注意到向来没人注意的《脂砚斋重评本石头记》一类的钞本。大约在民国二十年，叔鲁就向我谈及他的一位亲戚家里有一部脂砚斋评本《红楼梦》。直到民国二十二年我才见到那八册书。”（《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321页）他的宣传刺戟了书贾的热情，效尤者纷起，己卯本、庚辰本等相继问世。徐星曙1932年于隆福寺购得庚辰本，“八册完整，如未甚触手，并非是一部为众人传阅已久、弄得十分敝旧破烂的情形”（周汝昌：《异本纪闻》），证明它是新抄的本子。

    我读了上面的论述，才恍然大悟，炮制这么多脂批其实并不多难。我想广大读者与我一定有同感吧！

    有人说，甲戌本用的是乾隆竹纸，纸张“黄脆”。我认为这不是理由。乾隆纸，不仅在民国时期有，即使现代还有。最近我读章某写的书，其中写到她在1957年后想学画，她父亲就拿出了藏有的“康熙时期造的墨，给乾隆爷进贡的纸”来给女儿。（第95页）近年，我看到一种《读者报•旧闻周刊》就是用黄褐色的纸张印刷的。所以纸色纸质不能作为甲戌本不是伪作的佐证。

    从以上对史料的还原和分析来看，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可以肯定甲戌本是伪作。但为什么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是伪作呢？理由有三：

    第一，《红楼梦》最早确实是从抄本流传的。欧阳健先生是最推崇程甲本的。程伟元作的《红楼梦序》中说：“然原目一百二十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二十卷之目，岂无全璧？□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二十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既然程伟元可从“鼓担上得十余卷”，那么，别人难道就不能再从“鼓担上得十余卷”吗？程伟元所得抄本决不是唯一的，肯定还有别的抄本。这是甲戌本可能出现的现实基础。

    第二，欧阳健先生认为，刘铨福的甲戌本是一册，而胡适的甲戌本是四册。那么一册的甲戌本又在哪里呢？如果不能发掘出一册的甲戌本，要完全地肯定四册甲戌本是伪作，从法律意义上说，这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为了进一步证实其真伪，建议运用高科技对甲戌本的纸质和抄写年代进行测定。这需要有关部门的配合，难度也比较大，但只要有关部门的重视，进行可能性研究，还是有可能做到的。在未能做到这一点之前，对甲戌本的真伪还不能作最后的肯定。

三、第三者眼中的己卯本庚辰本真伪之争

    “主真说”，以己卯本与庚辰的避讳为证，说明这两个本子是怡亲王府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怡府书目》中并无这两个本子，这是一；其二，我认为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抄手原是怡亲王的人（幕僚之类），后来离开了怡亲王府，因迫于生计，伪造己卯本或庚辰本，以牟取高利。因为他们在怡亲王府中对“玄、祥、晓”三字书写常缺笔，已成习惯，所以己卯本上也现了避讳。对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并无实据。

    “主伪说”对己卯本、庚辰本的真实性进行了挑战，是相当有力的，但在第三者看来，乍看似乎还不足于全部驳倒“主真说”。这是因为：

    第一，如果己卯本、庚辰本的出现不与甲戌本联系起来，就很难说，有什么不正常的现象。

    第二，关于避讳问题。“主真说”的主要根据是：己卯本上“玄、祥、晓”三字书写常缺笔，以避圣祖玄烨、怡亲王祥及其子弘晓祖孙三代之名讳。但“主伪说”发现这种避讳是不完全的，如第十一至二十回总目中“贾天祥正照风月鉴”的“祥”字；第一回“世人都晓神仙好”、第三十七回“晓风不散愁千点”、第六十六回“晓行夜住”中，又有六个“晓”字没有避讳（《论庚辰本》第9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这说明有的抄书人并不懂得避讳的意义，由此可见抄书人是在民国以后的人。我认为由于己卯本是七至九人匆忙抄写的，难免有人忘却避讳的事。关于匆忙抄的原因。朱淡文的《红楼梦论源》是这样解释的：曹家急于将原稿取回，怡亲王没有充裕的时间用朱墨两色精工抄写。

    第三，从曹府与怡亲王的关系看，无论是“私交甚好”还是“专政对象”，从曹府弄到《红楼梦》稿本完全是可能的。若曹家是怡亲王的“专政对象”，怡亲王想要曹家的任何东西（包括《石头记》原稿），都是易如反掌的。

    第四，说己卯本、庚辰本书法拙劣，这并不符合实际。至于错别字多，这是并不奇怪的现象。现的书稿在出版时最少也要经过三校，但仍不乏错别字。即使“学术水平很高的著作”，经过反复仔细校对，但仍有一些错字、漏字之处。何况是抄本呢？

    第五，吴恩裕先生根据弘晓《明善堂集》中两篇他本人手书付刻之《自序》笔迹，与今己卯本抄手之一笔迹对照，发现这抄手就是弘晓本人，且其笔迹在《怡府书目》原抄本中亦曾出现（详见《曹雪芹丛考?现存己卯本<石头记>新探》）。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己卯本是怡亲王府的抄本。（关于这一点，我曾咨询于欧阳健先生，他认为“至于笔迹鉴定，我意关键不在’像’而在’不像’。中国的大书法家往往成为大家效法的对象，加之科举考试通行馆阁体，字迹相同的现象是有普遍性的，再说吴恩裕的鉴定也不一定是可靠的。录此备考）

    但“主伪说”另两个理由，我认为还是能成立的。这两点理由是：一、现存的己卯本、庚辰本都是过录本，并非己卯年（1759）抄录，而是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9）以后的过录本。庚辰本是从己卯本的过录本过录过来的，过录时间也不是在乾隆庚辰（1760），而是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过录的，所以现在见到的己卯本与庚辰本与曹雪芹的关系就很难说了。二、串行脱文现象严重，从而证明庚辰本是从程甲本抄录过来的。此外，欧阳健先生的《红楼新辨》还列举了庚辰本第一回“反复修改的地方”有26处，实际上属于漏抄加添、笔误改正、形似讹误的字。这也说明庚辰本是从程甲本本上录过来的。（《红楼新辨》第73页）

    此外，把己卯本、庚辰本的脂批与有正本的批语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不得不不使人相信的理由。下面是《还原脂砚斋》中的有关文字：

    据统计，己卯本脂批共754条，与有正本相同或相近者662条，占87.80％；庚辰本脂批共2319条，与有正本相同或相近者924条，占39.84％。这就为证明有正本到底是不是脂本的过录本，提供了充分的基础。为节省篇幅，拟以己卯本与有正本为考察重点。兹据不同情况，将两本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第1－11回。己卯本批语仅15条，多为侧批，用俞平伯先生的话说，都是“全没相干之评”，与有正本批语全然不同，故置而不论。

    第三部分：第41回以后。己卯本批语共56条，也与有正本无关，亦暂置而不论。

    第二部分：第12－40回。在这部分中，己卯本脂批共682条，占全部751条批语的90.81％。各回与有正本批语的异同如下：

    第12回 己卯本脂批41条，与有正同或近者41条，占100％。
    第13回 己卯本脂批20条，与有正同或近者20条，占100％。
    第14回 己卯本脂批8条，与有正同或近者8条，占100％。
    第15回 己卯本脂批38条，与有正同或近者36条，占94.74％。
    第16回 己卯本脂批58条，与有正同或近者58条，占100％。
    第17－18回 己卯本脂批206条，与有正同或近者201条，占97.5％。
    第19回 己卯本脂批186条，与有正同或近者186条，占100％。
    第20回 己卯本脂批16条，与有正同或近者16条，占100％。
    第31回 己卯本脂批3条，与有正同或近者3条，占100％。
    第32回 己卯本脂批1条，与有正同或近者1条，占100％。
    第33回 己卯本脂批1条，与有正同或近者1条，占100％。
    第34回 己卯本脂批1条，与有正同或近者1条，占100％。
    第35回 己卯本脂批1条，与有正同或近者1条，占100％。
    第36回 己卯本脂批6条，与有正同或近者5条，占80.33％。
    第37回 己卯本脂批59条，与有正同或近者51条，占86.44％。
    第38回 己卯本脂批21条，与有正同或近者18条，占85.71％。
    第39回 己卯本脂批14条，与有正同或近者13条，占92.86％。
    第40回 己卯本脂批2条，与有正同或近者2条，占100％。

    己卯本这一部分682条脂批中，与有正本相同或相近者多达662条，占97.06％；文字完全相同的占绝大多数，只有少量批语存有异文，正好为从“过录”角度考定二者的关系，提供了充分的便利。

    这些异文中，最惹人眼目的是己卯本大量的错字别字。如：

    ⒈【己卯夹】：“此搭连犹是士隐所捨背者乎？”（“捨背”不通，【有正夹】作“抢背”）
    ⒉【己卯夹】：“人生难聚，亦未常不如此也。”（【有正夹】“未常”作“未尝”）
    ⒊【己卯夹】：“话无头绪，可知张家礼缺。”（【有正夹】“礼缺”作“理屈”）
    ⒋【己卯夹】：“一段赵妪讨情闲文，却引出道部脉络。”（“道部”不通，【有正夹】作“通部”）
    ⒌【己卯夹】：“音光字，去声，出《偕声字笺》。”（【有正夹】“偕声”作“谐声”）
    ⒍【己卯夹】：“仍是沁芳溪矣，究意基址不大，全是曲折掩隐之巧可知。”（【有正夹】“究意”作“究竟”，“掩隐”作“掩映”）
    ⒎【己卯夹】：“这方是颦卿，不比别人一味固执死切。”（“死切”不知所云，【有正夹】作“死劝”）
    ⒏【己卯夹】：“大族规矩原是如此，一系儿不错。”（【有正夹】作“一丝儿不乱”）
    ⒐【己卯夹】：“盖宝玉亦是心中只有代玉，见宝钗难却其意，故暂陋彼去，以完宝钗之情，故少坐仍来也。”（何谓“暂陋彼去”？【有正夹】作“暂随彼去”）
    ⒑【己卯回前】：“前明显祖汤先生有怀人诗一截，读之堪合此回，故录之以待知音：‘无情无尽却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有正回前】“七截”作“七绝”，“影无波”作“水无波”）

    此外，尚有【己卯夹】之误“弛怠”为“驰怠”，【己卯回前】之误“不即不离”为“不寂不离”， 等等。正如赵冈先生所说，“这些错字不是写批时错写的，而是抄录时误抄的”；脂本与有正本确实存在“抄录”与“被抄录”的关系，但结论不是有正本过录了脂本，而是脂本过录了有正本，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错字。

    己卯本有的批语，因为将一、二字写错，致使断句困难，或文意有变。如第十五回老尼道：“阿弥陀佛。”【己卯夹】云：“开口称佛，毕有。可叹可笑。”几乎不知所云；而有正本作：“开口称佛，毕竟可叹可笑”，分明是己卯本将“毕竟”错抄成“毕有”。又如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往前一望，见白石峻嶒”，【己卯夹】云：“想入其中，一时难变方向。用‘前后’‘这边’‘那边’等字，正是不辨东西。”有正本作：“乍入其中，一时难辨方向。用‘前后’‘这边’‘那边’等字，正是不辨东西。”“想入”、“乍入”，文意不同，而“难变”、“难辨”，则正讹俨然。

    己卯本有的大段批语，错误就更多了。如妙玉登场时，【己卯夹】云：

    妙卿出现。至此细数十二钗，以贾家四艳，再加薛、林二冠有六，去秦可卿有七，再凤有八，李纨有九，今又加妙玉，仅得十人矣。后有史湘云与熙风之女巧姐儿者，共十二人。雪芹题曰“金陵十二钗”，盖本宗《红楼梦》十二曲之义。后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皆陪客也，《红楼梦》中所谓副十二钗是也。又有又副删三断词，乃晴雯、袭人、香菱三人而已，馀未多及，想为金玔、玉玔、鸳鸯、苗云、平儿等人无疑矣。观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费笔墨。

    而有正本作：

    妙卿出现。至此细数十二钗，以贾家四艳，再加薛、林二冠有六，添秦可卿有七，熙凤有八，李纨有九，今又加妙玉，仅得十人矣。后有史湘云与熙风之女巧姐儿者，共十二人。雪芹题曰“金陵十二钗”，盖本宗《红楼梦》十二曲之义。后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皆陪客也，《红楼梦》中所谓副十二钗是也。又有又副册三段词，乃晴雯、袭人、香菱三人而已，馀未多及，想为金钏、玉钏、鸳鸯、素云、平儿等人无疑矣。 观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费笔墨。

    “去秦可卿”与“添秦可卿”之一“去”一“添”，“副删三断词”与“副册三段词”中之一“删”一“册”、一“断”一“段”，分明都是己卯本据有正本过录而弄错了的。
又如【己卯夹】云：

    妙文。迎春、惜春故不能答言，然不便撕之不序，故插他二人问。试思近日诸豪宴集，雄语伟辩之时，座上或有一二愚夫不敢接谈，然偏好问，亦真可厌之事也。

    有正本作：

    迎春、惜春固不能答言，然不便置之不叙，故插他二人问。近日诸豪宴集之时，坐上或有一二愚夫不敢接谈，偏好问，亦可厌之事也。

    “撕之不序”为“置之不叙”之误，更是毋庸置喙。己卯本的“创新”，不过是增添了“妙文”二字，而这正是我们归纳过的脂砚斋最擅长的手法之一。

    己卯本过录时的出错，除了采用一人口念、一人耳听手抄方式外，还有繁体字简体字的混用错乱方面的原因。如元春省亲时，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话未说完，不禁又哽咽起来，邢夫人等忙上来解劝。【己卯夹】云：

    说完不可，不先说不可，说之不痛不可，最难说者，是此时贾妃口中之语。只如此一说，万千贴万妥，一字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减，入情入神之至。

    “万千贴万妥”不可解。查有正本原作“方千妥萬贴” ，己卯本过录时，在将“萬”字简化成“万”字的时候，无意中将前面的“方”字也写成“万”字，又改“入情入理”为“入情入神”，都是后出转录的显证。

    最能证明己卯本后出的证据，是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样正照风月鉴”，写跛足道人送来“风月宝鉴”，道：“这物出自太虚玄境宝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己卯夹】云：

    言此书原系空虚幻设。

    注意：己卯本正文“太虚玄境”中的“玄”字不避讳，而有正本的“玄”字则缺笔避讳。有正本印于宣统三年（1911），其时仍在大清朝。若己卯本真出于乾隆朝怡亲王之手，岂能公然触犯圣讳？更重要的是，己卯本正文为“宝灵殿”，批语中“言此书原系空虚幻设”的“空”字，便完全落空了；有正本的正文作“空灵殿”，“言此书原系空虚幻设”之批，恰为此字而发，足以证明己卯本确是据有正本过录的；它不光抄错了批语，还抄错了正文。

    再来看第二种情况：脂本上“有”的批语，有正本上却“消失”了的。

    考察这个问题，光举己卯本就不够了。因为己卯本与有正本不同的批语，在第二部分中只有20条。如第十七至十八回，【己卯回前】云：“此回宜分二回方妥。”又在“暂且搁过，此时不能表白”上，【己卯眉】（这是己卯本仅有的一条眉批）云：“‘不能表白’后，是第十八回的起头。”有正本是石印本，且已将第十七与第十八回分开，当然不可能有这类批语。其他几条，大多为空泛之论，如第十五回【己卯夹】：“一语过下。”【己卯夹】：“过至下回。”第十七至十八回【己卯夹】：“不板。”【己卯夹】：“便有含蓄。”无关宏旨，不足挂齿。惟有第三十八回，【己卯夹】云：

    伤哉，作者犹记矮[幽页]舫前，以合欢花酿酒乎？屈指二十年矣。

    有正本不仅没有己卯本这条唯一以“知情人”口吻写的批语，而且也没有甲戌本、庚辰本上所有的“极关紧要”之评。这个问题，甚至比二者到底谁“过录”了谁，更要重要百倍。拿甲戌本来说，占总数68.84％的1076条批语，在有正本上都没有；红学家们既把有正本的批语称作“脂评”，却好像并没有想过：有正本若真是脂本，为什么脂本中极重要的、极关键的批语，有正本反而没有了呢？甲戌本第一回【甲戌眉】：“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不遇獭头和尚何，怅怅。”记录了曹雪芹逝世的年分，有正本就没有。甲戌本第十六回【甲戌回前】：“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惜感今。”有正本不仅没有这条批语，反而有自己特殊的回前总批，道是：“请看财势与情根，万物难逃造化门。旷典传来空好听，那如知己解温存？”与甲戌本所云，简直风马牛不相及。

    这些“极关紧要”之评，为何没有“出现”在有正本上？假定脂本是脂砚斋乾隆间评阅的本子，后来为戚蓼生所得，最后传到狄葆贤手中，遂演变为1911年石印的有正本。线路的顺序是：脂砚斋→戚蓼生→狄葆贤。戚蓼生是看过脂本的；这就是说，脂本中的这些批语是被戚蓼生删除的。再退一步，此事也许与戚蓼生无关，批语是被狄葆贤删除的。

    对于这种假定，欧阳健先生又提出了问题：戚蓼生或狄葆贤为什么要删除这些“极关紧要”的批语呢？

    先说戚蓼生。周汝昌先生评论说：“读他的石头记序，笔调非凡，见地超卓，已足名世不朽。他原本是‘为人倜傥，不修威仪，使酒好狎侮人’的，性情与曹雪芹多少有相近处，怪不得他在当时就能那样欣赏这部新出世的小说了。”（《红楼真本》第121页）戚蓼生无疑是有学问的人，乾嘉学风对他应该有所感染；他又是《红楼梦》的真诚读者，对曹雪芹的种种当持关切态度。周春是雍正七年（1729）生人，比戚蓼生还大三岁，他的《阅红楼梦随笔?红楼梦记》云：“其曰林如海者，即曹雪芹之父楝亭也。楝亭名寅，字子清，号荔轩，满洲人，官江宁织造，四任巡检。”其后，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云：“此书乃康熙间江宁织造曹练亭之子雪芹所撰。练亭在官有贤声，与江宁知府陈鹏年素不相得，及陈被陷，乃密疏荐之，人尤以为贤。”俞樾《小浮梅闲话》云：“此书末卷自具作者姓名曰曹雪芹，袁子才《诗话》云：‘曹练亭康熙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极风月繁华之盛’，则曹雪芹固可考也。”赵烈文《能静居笔记》云：“曹实楝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给。”梦痴学人《梦痴说梦》云：“《红楼梦》一书作自曹雪芹先生。先生系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江宁织造曹练亭公子。”叶德辉《书林清话》云：“是书为曹寅之子雪芹孝廉作，曹亦内府旗人，以同时人记同时事，殆非架空之作。”都对《红楼梦》作者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关心。设若戚蓼生果真看到了如许“极关紧要”的、既包含作者家世，又涉及小说本事，且署有干支年号的脂批，焉能不高兴得手舞足蹈，大作其考证文章，岂肯将如此珍贵的资料统统删去？

    再说狄葆贤。他纵然做了书商，关心于他的生意经；但他确是新小说旗帜下的人物，更懂得小说地位空前提高的时代特征。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年11月），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响亮地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竖起了“新小说”的旗帜。曾经写过《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鼓吹过新小说的狄葆贤，如果真的读到如许涉及作品作者考证的脂批，即便是站在出版家的立场，也定会大事张扬和鼓吹，因为那比标举“国初原本”来懵人要有效得多；除非狄葆贤患了精神分裂症，否则是绝不会将价值连城的甚至可以说是脂批的“精华”弃置不顾的。如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是《红楼梦》的重头戏，有正本回前总批亦谓：“《葬花吟》是大观园诸艳之归源小引。”本回甲戌本脂批59条，如【甲戌眉】：“开生面，立新场，是书多多矣。惟此回处生更新，非颦儿断无是佳吟，非石兄断无是情聆，难为了作者了，故留数字以慰之。”向为论者所乐道，而有正本此回却一条夹批皆无。有些重要章回，如第六回甲戌本脂批102条，第八回甲戌本脂批171条，第二十七回甲戌本脂批59条，有正本与之对应的夹批均为0。因此，事情只能作相反的推论：戚蓼生和狄葆贤都没有读到脂批，更不曾从脂本上将它们删除；也就是说，不是脂批从有正本上“消失”了，而是有人在据有正本“过录”成脂本的时候，新添加了这些批语。有例为证：

    ⒈甲戌本第三回回目作“金陵城起复贾雨村，荣国府收养林黛玉”，【甲戌侧】云：“二字触目凄凉之至。”“二字”云云，指的是甲戌本回目独有的“收养”。有正本回目作“托内兄如海酬训教，接外孙贾母惜孤女”，根本不知“收养”之说，自然不会有“二字触目凄凉之至”之批了。

    ⒉甲戌本第三回叙黛玉被贾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 【甲戌侧】云：“几千斤力量，写此一笔。”有正本夹批同，正文少一“大”字，又有眉批云：“‘心肝儿肉叫着哭起来’，写来极有笔力，极有神情，不言大哭而大哭可知矣。今本于‘哭’字上加一‘大’字，便将此句妙处，一概抹却。”设若狄葆贤看过甲戌本，是不会把它归到“今本”中加以揶揄的。

    ⒊甲戌本第五回判词“可叹停机德”，【甲戌夹】云：“此句薛。”以为指的是薛宝钗；有正本却从典故考证的角度批道：“乐羊子妻事。”“堪怜咏絮才”，【甲戌夹】云：“此句林。”以为是指的是林黛玉；而有正本却批道：“此句薛。”双方对判词的理解，完全不同。尤其重要的是，“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甲戌夹】云：“寓意深远，皆生非生其地之意。”有正本中，判词是“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并有眉批云：“‘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今本有仍旧者，有改为‘金簪埋雪里，玉带挂林隈’者。”又被狄葆贤指责为“今本”。

    ⒋甲戌本第七回宝玉会秦钟，“形容出众，举止不浮”，【甲戌夹】云：“‘不浮’二字妙，秦卿目中所取止在此。”有正本正文作“不群”，批曰：“‘不群’ 二字妙，秦卿目中所取正在此。”按，此句程甲本、程乙本皆作“不浮”， 己卯本、庚辰本作“不凡”，惟有正本作“不群”。设若有正本的过录者见过脂本与脂批，是不会如此处理的。

    ⒌第十三回秦可卿之死，甲戌本作“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甲戌眉】云：“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有正本正文作“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叹，都有些伤心。”眉批：“无不纳叹，今本作‘闷闷’。”根本没有在意所谓“删去天香楼”。【甲戌眉】云：“此回只十页，因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却四五页也。”有正本却批道：“五件事若能如法整理得当，岂独家庭，国家天下，治之不难。”【甲戌回后】云：“‘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有正本回后总批却道：“借可卿之死，又写出情之变态，上下大小，男女老少，无非情感而生情。且又藉凤姐之梦，更化就幻空中一片贴切之情。所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所感之象，所动之萌，深浅诚伪，随种必报，所谓幻者此也，情者亦此也。何非幻，何非情？情即是幻，幻即是情，明眼者自见。”有正本批语感兴趣的是“情”，而不是命芹溪删去“秦可卿淫丧天香楼”。

    最后来看第三种情况：有的批语脂本上本来没有，在有正本上却“出现”了。

    周汝昌先生曾逐字用庚辰本校对有正本，得出结论说：“凡戚本无批的地方，在庚辰本里也没有；而且戚本不但未曾漏抄一条批，如第十三回十四回中，反有五条是庚辰本所无的。可知钞手躲懒的说法也是冤枉了人的了。”（《红楼梦新证》第835页）他所举的五条批语，就是脂本本无而有正本“多”出的。用有正本“过录”脂本的思路，这种现象是很难解释的。因为“未抄漏一条批”，固是“过录”的要求；但“多‘抄’”了五条，就不能算是“过录”了，任何“钞手”都没有擅自加批的权利。庚辰本“没有”的五条批语，是什么内容呢？请看：

    ⒈“幻情文字中忽入此等警句，提醒多少热心人。”

　　⒉“‘尽我所有为媳妇’，是非礼之谈，父母又将何以待之？故前此有恶奴酒后狂言，及今复见此语，含而不露，吾不能为贾珍隐讳。”

　　⒊“凡有本领者断不越礼。接牌小事而必待命于王夫人者，诚家道之规范，亦天下之规范也。看是书者不可草草从事。”

　　⒋“五件事若能如法整理得当，岂独家庭，国家天下，治之不难。”

　　⒌“不畏勤劳者，一则任专而易办，一则技痒而莫遏。士为知己者死，不畏勤劳，有何可畏？”

    这几条批语，不关痛痒，可以说是“全不相干”中的“全不相干”者，抄手据有正本“过录”为庚辰本时，弃而不录，以省笔力。唯有这样倒转来看，“抄漏”之说，才会成立。

    我们看了上面欧阳健先生的论述，完全可以确信己卯本、庚辰本的脂批与有正本的批语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为什么说是己卯本、庚辰本的批语抄自有正本，而不是有正本上的批语抄自己卯本、庚辰本呢？也就说，为什么说，是脂砚斋抄了荻葆贤而不是荻葆贤抄脂砚斋呢？这里还可举一个铁证：

    《红楼梦》第十三回写为秦可卿举丧，各本的文字是：

    [有正本]接着便又听喝道之声，原来忠靖侯史鼎的夫人来了（夹批：伏史湘云一笔）

    [己卯本] 接着便又听喝道之声，原来忠靖侯史鼎的夫人来了伏史湘云 。

    [庚辰本] 接着便又听喝道之声，原来忠靖侯史鼎的夫人来伏史湘云 。

    很明显，己卯本、庚辰本把有正本的夹批抄入了正文。

    有正本于1911年、1912年石印，其底本于1975年冬在上海发现，底本有“桐城张氏珍珍藏”、“桐城守诠子珍伅”、“瓮珠室”、“狼籍画眉”等。经查，藏书人张末模，别署守署守诠子，为桐城相国张黄后裔，工诗文，好藏书，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卒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存年六十岁。有正本的出现，至迟在同治、光绪年间。书名《石头记》，原为八十回（今存前四十回）。此书由张妻卖与俞明震（生于1860，卒于1918，字恪士，号觚庵。淅江山阴人。遺著有《觚庵诗序》，曾任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总办，曾送鲁迅赴日留学），俞以此书赠有正书局经理狄葆贤，1911年狄据以影印并改名为《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中缝则题《石头记》，首戚蓼生“石头记序”，次目录。正文每面九行，行二十字。双行夹评及回前后总评；前四十回有狄葆贤眉批。卷五封里有征求批评启事一则云：此书前集四十回，曾将与今本不同之点略为批出。此后集四十回中之优点，欲求阅者寄稿，无论顶批总批，只求精意妙论，一俟再版，即行加入。兹定润例如下：一等每千字十元；二等每千字六元；三等每千字三元。再前集四十回中批语过简，倘蒙赐批，一律欢迎。再，原稿概不寄还，以免周折。上海望平街有正书局启。关于有正本底本的来历虽有不同说法，但荻葆贤是用“重金租得版权” ，眉批是获葆贤所批，这一点已为论辩双方的共识，至于夹批不仅字迹与眉批完全一致，而且且遣词造句也具有获葆贤时代的特点（例如：“新医”），和个性特点（如：喜欢嘲笑“穷措大”）所以也可断为获葆贤所批。后四十回的批语是“请著名小说家加以批评”，上面的征集广告可证。由此可见，是脂砚斋抄了荻葆贤而不是荻葆贤抄了脂砚斋。

    关于文本谁先谁后的问题，究竟是有正本先于程甲本，还是程甲本先于有正呢？程甲本产生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有正本产生于1911年，程甲本当然早于有正本，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有正本的底本的来源有多种说法，上面所述，只是一种通行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戚蓼生在庙市购得的古本。据周汝昌先生推测，戚蓼生生于雍正十年（1732），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举，三十四年（1769）登进士第，四十七年（1782）出守南康，作盐法道；五十六年（1791）作按察使，次年（1792）卒于任。且推想他于三十四年（1769）到京应试，正《石头记》盛行之时，庙市争售钞本，便买得一部，作序大概不出此时前后（《红楼梦新证》第121页）这就是说戚蓼生获得了《石头记》古本。戚蓼生在这古本上作了序。后来这个古本最后落到了获葆贤手上，他把它石印出版。这古本上并无脂砚斋的批语，这一点可以肯定。石印本上前四十回的批语为获葆贤所加，后四十回的批语为当时集稿所得。至于有正本的文本，欧阳健先生认为晚于程甲本，他举了一个铁证：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关于元春与宝玉的年龄问题。程甲本作“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甲戌本、己卯本同，庚辰本夺一“了”字。程乙本发觉“次年”二字不妥，改为“不想隔了十几年又生了一位公子”，将“次年”改为“十几年”，时间跨度不免过大，使得很多事情说不通，于是有正本又改成“不想后来又生了一个公子”，用模糊的“后来”二字，既纠偏而又不失之于过，是它晚于程甲本的铁证。（《红楼新辨》第156页）
但戚蓼生的序言，荻葆贤又是怎么得到的呢？这至今还是一个“谜”。有待今后进一步探索。
另外，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的佐证。1977年在北京曾发现一对黄松书箱，第一书箱正面抽门处的右角刻有一丛兰花，一方怪石，并镌着“题芹溪处士”的诗：

    并蒂花呈瑞，同心友谊真。
    一拳顽石下，时得露华新。

    第二个箱子的正面前抽门处是落款，“拙笔写兰 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左角又画一丛兰花。字体也是学苏轼天际乌云帖的，和舒成勋家题壁诗中的拙笔笔法意态完全一样，画的兰花和舒成勋西壁的兰花画法相同。书箱背面是曹雪芹的手迹，写有五行字。这一发现通过媒体公布后，引发了旷日持久的真伪之争。后经故宫博物院著名的明清木器鉴定大家王世襄先生鉴定，认为书箱的木质确是清代乾隆年间的。但又有某家说，书箱上的“同心友谊真”的“友谊”一词为日本语，言外之意是说，书箱是日本时期歹人伪造。从此伪箱说基本成立。
但最近舒成勋先生在《红楼梦》中发现了“友谊”二字，在《说不尽的红楼梦》（胡德平著，中华书局，2004年4月第一版）一书中作了公布。笔者读了这本书，对到这一信息，很感兴趣。但该书并没有说明“友谊”二字出自《红楼梦》哪一回哪一页。我通过电脑搜索，在《红楼梦》（通行本，以程乙本为底本）中并没有查到“友谊”二字，只查到了“朋友”二字（程甲本也作“朋友”）。这二字在第58回。版本知识告诉我，《红楼梦》的版本不同，文字也有所不同。我又查了艺院本《红楼梦》，这是以脂本己卯本和庚辰本为底本修订而成的。果然程甲本、程乙本第58回的“朋友”二字成了“友谊”二字。现把原文抄录如下：

    芳官笑道：“你说他祭的是谁？祭的是死了的菂官。”宝玉道：“这是友谊，也应当的。”芳官笑道：“那里是友谊？他竟是疯傻的想头……”（艺院本《红楼梦》第58回）

    芳官笑道：“你说他祭的是谁？祭的是死了的药官儿。”宝玉道：“这是朋友，也应当的。”芳官笑道：“那里是朋友？他都不是傻想头……”（通行本《红楼梦》第58回）

    我查了己卯本影印本和《脂本汇校石头记》，均与艺院本同，都作“友谊”。查《汉语大大词典》，友谊一词早在明代就有。明?李贽《朋友篇》：“去华（潘去华）友朋之义最笃，故是《纂》（指闇然堂类纂）首纂笃友谊。”这里的“友谊”是朋友间的交情的意思。“朋友”在古代小说中往往写作“友谊”。例如，《廿载繁华梦》第八回：“次日即齐友谊亲串，同赴梅酌。”这里的“友谊”即“朋友”。程甲本、程乙本把“友谊”写作“朋友”是对的，比较合乎口语习惯。

    从“友谊”二字在《红楼梦》中的发现，可以证明曹雪芹书箱是真非伪，这是红学史有着重大意义的事。鉴于有关曹雪芹的资料极端缺乏，其书箱和手迹的发现一定会引起红学界的高度重视。曹雪芹本人喜欢用“友谊”一词，而程甲本却把它改成了“朋友”，这是己卯本、庚辰本早于程甲本的一个铁证。不知欧阳健先生如何解释这一情况。

    所以己卯本、庚辰本与程甲本孰先孰后，很难作出结论。冯其庸先生把己卯本称作“‘下真迹一等’的珍品”，把己卯本和庚辰本，誉为“《石头记》乾隆抄本中的一双拱璧”。（《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序》）而欧阳健先生却把它看成是商贾抄自有正本的赝品，这是两种绝然相反意见。就第三者看来，双方都可以拿出一些铁证来 ，谁也说服不了谁。我认为这只能存疑。

    据我的判断，己卯本、庚辰本可能有真有假。这话怎么讲？我认为这两本脂本，有一部分是从曹雪芹的手稿上过录下来的，因为残缺不全，后人又从有正本（据程甲本）补录了过来。至于上面的脂砚斋评语，则是伪作无疑。

四、脂砚斋应有的历史地位

    通过还原脂砚斋，我们认识他的本来面貎。他不是曹雪芹家族中一个身份特殊的人，也不是直接进入曹雪芹创作过程中的评论家、知情者、指导者，而是一个伪托者。这个结论对广大红学研究者和广大《红楼梦》爱好者来说，是很痛苦的，但又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那么是不是脂砚斋真的一钱不值呢？欧阳健先生在他的巨著结束时曾说：“脂砚斋作为‘评红’的一家，在红学论坛上还会有他的位置。小说理论史、小说批评史家对他还会有兴趣，要给他以应有的评价，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可惜他并没有展开论述。我想在这里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第一，脂本本身是残缺不全的，错别字多，异文多，很难卒读。正如周汝昌先生所说：“更不好办的是现已发现的十来种抄本，文字又各各歧异——说得夸张一点儿吧，简直是句句都有异文，甚者一句话，每本与每本都不全同，令你目迷五色，绕得人头晕而莫所适从。 ”（转引自《蔡义江论红楼梦》第310页，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但很多脂本研究者和爱好者，从胡适到俞平伯，到周汝昌，到冯其庸，以及朱一玄、郑庆山、潘重规等等海内外的红学家，通过长期难苦卓绝的努力，1982年红楼梦研究所出版了以庚辰本为底本的《红楼梦》，2003年又出版了郑庆山整理的《脂本汇校石头记》。这些以脂本为底本的《红楼梦》（《石头记》），变得好读了。欧阳健先生曾在《红楼新辨》一书中从《红楼梦》前八回摘出脂本之间重要异文四十例，并与程甲本列表对比。以第一例为例：

    程甲本 饥餐秘情果，渴饮灌愁水。
    甲戌本 饥则食密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每水为汤
    己卯本 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
    庚辰本 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

    欧阳健先生分析道：第一回叙绛珠仙草得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溉，修成女体，饥餐“秘情果”，渴饮“灌愁水”，文笔优美，寓意深湛。甲戌本改为“饥则食密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 【甲戌侧】批道：“饮食之名奇甚，出身履历更奇甚，写黛玉来历，自与别个不同。”竟不管“秘情果”成了蜜渍青果，西方灵河岸上居然有一片“灌愁海”了。且“食……为膳”、“饮……为汤”，构词亦复大不通，海水之味绝苦，亦不可饮，皆可见改动者之妄诞。而蔡义江先生则为脂本辩解道：“‘密青’谐音‘秘情’便是‘寓言’，犹‘青埂’谐音‘情根’，这是作者惯用的方法，若都以其寓意直接命名，反无‘深湛’可言，否则，青埂峰何不就叫情根峰？”（《<史记>抄袭<汉书>之奇谈》）以笔者愚见，蔡先生的辩解有点勉强，既然“密青果”是谐音，为什么“灌愁海水”不用谐音呢？

    欧阳健先生曾撰《脂本掺假离析录》长文，列举了脂本之误共有三十二回之多，例如，第十四回文字：凤姐便说道：“明儿他也睡迷了，后儿我也睡迷了！本来要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人就难管，不如开发的好。”登时放下脸来，喝命带出去打二十大板，一面又掷下宁府对牌：“出去说与来升，革他一月银米！” 众人听了，又见凤姐眉立，知是恼了，不敢怠慢，拖人的出去拖人，执牌传谕的忙去传谕。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挨了三十大板，还要进来叩谢。凤姐道：“明儿再有误的打四十，后日的六十，有不怕打的只管误！”（甲戌本）黑体字是脂本所有，但在程高本中，这段描写却是：登时放下脸来，叫：“带出去打二十大板！”众人见凤姐动怒，不敢怠慢，拉出去照数打了，进来回复。凤姐又掷下宁府对牌：“说与赖升七他一个月的钱粮！”

    孙逊认为，脂本描写有声有色，一气贯下，非常生动地刻画出王熙凤的性格。“眉立”两字如神，但程甲本将“眉立”二字改为平平的“动怒”二字，真不知是何肺腑！

    而欧阳健认为，众人非木头，听了那一番气话，尚不察知风色，直需“眉立”，方知着恼？此处风姐的命令有二：一是打人，可以立即执人；二是革银米，须以对牌为凭，传谕来升照办。程甲本写得层次分明，语言简结。而脂本以为掷下对牌的动作可显示凤姐的威风，遂把二事搅有一起。挨打之人就立在跟前，脂本又误为“拖人的出去拖人” ，且挨打之人还要进来“谢恩”，均系想当然之举。

    笔者认为，双方所言各有道理。孙逊是从描写生动的角度分析的，而欧阳健是从描写简洁，层次清楚的角度分析的，二者都有道理。不过以我之见，脂本是从程甲本原有的文字扩写出来的，而决不会是程甲本把脂本有意删去的。“眉立”两字确实生动，程伟元、高鹗如果看到这两字，决不会随意删去的。

    再举一例：甲戌本第一回独有四百二十九字：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别，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能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适问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通；况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二仙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度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位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特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兄听了，感谢不尽。那僧寺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艺院本保留这段文字）

    程高本：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寺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别，来至这青埂峰下，席地坐谈。 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甚属可爱；便托于掌上……（人民文学通行本，用这段文字）

    欧阳健先生认为：“前文已经交代，此石自经锻炼，‘灵性已通’，而此段又说‘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前后矛盾。程高本写‘在石头的外观和大小之间，加一连词‘且’，文从字顺，十分自然；而甲戌本中，石头是那僧大展幻术‘登时’变成美玉的，这本是一刹那间完成的过程，根本不需要经过‘变成’、‘缩成’两个阶段，‘且’字就完全不通了。”而且四百二十余字的内容也很庸俗，与宝玉的性格不合，与全书的基调不合。（《红楼新辨》）

    对于甲戌本所独有的这段文字，也有持肯定态度的。例如，胡德平的新著《说不尽的红楼梦》中说：“一僧一道对梦的认识则为‘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而曹雪芹这部伟大的著作，一方面向人讲述了一部貌似温柔富贵、花团锦簇的《红楼梦》，实则却是一场险梦、凶梦、恶梦！另一方面，作者通过石兄之口，说出它的红尘生活是真实的，是有意义的。”

    俞平伯先生认为：“这（按：指程高三）就完全通顺了。第一，他说来到青埂峰下，不说‘来至石下’，就无形中减少了一个麻烦。第二，石头既不由僧道作法变化，那它必自个儿变化才行，所以在上文添了‘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八个字，这是脂庚本戚本都没有的，添得有理。”（《红楼梦研究》）

    我本人完全同意俞平伯先生的意见。程高本这段文字，简明扼要，流畅自然，前后呼应，又与全书的基调和宝玉的性格相一致。像这样程优脂劣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从总体上来说，凭笔者的语感受来说，程高本的文字，它较之脂本流畅，自然，堪称白话文的典范。但是，脂本的文字并不是一无是处，也有不少地方好于流行的120回本。现举例证之：

    例一， 第一回：

    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贷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功夫看那理治之书？（庚辰本）

    程高本：无此段文字。

    脂本这段文字是对当时“康乾盛世”的社会贫富不均的现实的真实写照和无情抨击，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战斗性，但程高本却没有这段文字。

    例二，第八回：

    黛玉已摇摇的进来（脂本）

    黛玉已走了进来（有正本）

    黛玉已摇摇摆摆的进来（程乙本）

    “摇摇摆摆”四字丑化了黛玉的形象，所以有正本眉批这四字“唐突潇湘”，但有正本无描写语，就显得不形象，而脂本写作“摇摇”，是却到好处。

    例三， 第六十九回：

    贾母细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手来我瞧瞧。” 鸳鸯又揭起裙子来。贾母瞧毕……（脂本）。

    贾母细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他的手来我瞧瞧。”贾母瞧毕……。（程高本）

    程高本无“鸳鸯又揭起裙子来”这一句。鸳鸯揭起裙子是为了瞧瞧尤二姐的小脚，这一个细节反映尤二姐是汉人，而不是旗人。瞧小脚是当时汉人大家族的习俗。据考证，鸳鸯也是汉人，所以她懂得这一点。脂砚斋也懂得这一点，而程伟元和高鹗却不懂这一点。

    诸如此类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孙逊的《红楼梦脂评初探》举了19例，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高曹艺术性比较”一文中举了7例，俞平伯的《红楼梦》脂本（甲戌）戚本程乙本文字上的一点比较》举了9例。这里恕不一一援引。。总之，我认为现在勘印的脂本是脂砚斋与现代很多脂本研究者共同辛勤劳动的结晶。它与程高本的《红楼梦》互有优劣，它们完全可以并驾齐驱，双星同辉。至于读者则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大可不必辩出个谁优谁劣来。我认为由脂本整理出的《红楼梦》，不妨叫《石头记》，而程高本则叫《红楼梦》，以示二者底本的区别。

    第二，脂砚斋也是早期的红楼梦评论家和鉴赏家。虽然他的很多观点（如：褒薛贬林）并不正确，但他确是一个评红家，而且评得非常投入，评出了自己的感情。有时评得声泪俱下，有时评得手舞足蹈。他把评红写批作为一种“乐事”。他说过“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处”（甲戌本第二回眉批）。写下了如此面广量大的批语，确实不是一件易事。他确实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尽管他也许是受书贾之托，也许是为了糊口，但在客观上，他给红学添了砖加了瓦，尽管不少地方加得并不好，但也确实留下了一些真知灼见。很多红学爱好者爱好它，甚至像鼎鼎大名的作家张爱玲也爱它入了迷，写了《红楼梦魇》一书。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不能抺杀的。

五、几点感想

    1921年5月，胡适在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标点本《红楼梦》一书上发表了他的《<红楼梦>考证》一文，于同年11月改写定稿，全文长达两万六七千字，用于证明：《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书中所写内容是自叙其身世。从此《<红楼梦>考证》成了新红学诞生的标志，“自叙说”成了新红学的核心思想。以蔡元培为首的旧索隐派曾对胡适的新红学进行过反诘与商榷，对他们的诘难胡适也难以一一回答。

    在20世纪50年代胡适红学模式经受了严厉的批判。胡适的新红学，被指责为美国哲学家杜威“实验主义”的产物，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际应用。但到20世纪80年代又得到了意外的确认。特别是支持“自叙说”的脂本脂批被推上从未有过的神圣地位。对了所谓脂学、曹学的研究成了红学研究的主流。在这些研究中当然不乏真知灼见，但他依据的材料大都是脂本脂批。

    “脂砚斋是谁？”历来被红学家认作红学研究中的“死结”。古代有个寓言记载，上帝为人间制造了一个怪结，被称为“高尔丁死结”，并许诺：谁能解开奇异的“高尔丁死结”，谁就将成为亚洲王。然而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解开这个错综复杂的死结。最后，轮到亚历山大，他绞尽脑汁，但依旧一筹莫展，最后，他低头沉思了一会儿，随后便面带微笑地抬起头来。众人问他：“您想到办法了吗？”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腰间抽出配剑，一剑把那个死结斩断！当人们惊讶地看着他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张口结舌时，亚历山大轻松地说：“只规定要人打开它，却没规定方法啊！可是千百年来人们都只想到用手去解它而已。”亚历山大造就了自己的规则，这种规则属于创造性思维。《红楼梦》“脂砚斋是谁？”这个死结，很多红学家皓首穷经，想解开它，结果只能一筹莫展，因为他们采用的是常规的方法。而欧阳健先生不迷信权威，不迷信书本上现成结论，而是运用“倒过来想”的方法，以不寻常的角度，来研究这个“死结”，终于解开了它。这里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欧阳健先生为什么能够提出脂砚斋伪托说？他创造思维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而是有其自身的原因的。

    首先，他的新说是建立在他本人丰富的古代小说研究的基础上的。欧阳健先生原是江苏省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后为福建师大教授，他主要是研究古代小说,在古代小说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因为要编写《古代小说版本漫话》而涉足红学的。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误入白虎堂”。正因他不是专门研究红学的，所思想上的框框条条比较少，又因为他对古代小说有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所以视野比较开阔，加上他在辨伪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知识，所以能从新的角度来审视脂砚斋，提出了崭新的观点。

    其次，他的新说是建立在研究红学的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的。他用了十二年时间对脂砚斋的有关资料作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正如北大侯忠义教授所说，欧阳健先生“从事实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审视有关脂砚斋的全部材料，包括对三千六百多条脂批，毫不遗漏地逐条加以辨订；通过大量的资料和史实，对脂批的年代、性质和价值作出全面阐释，最后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具体的脂砚斋来，从而得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结论。此书论述缜密，辨析细腻，针对性强，颇富说服力”。就我孤陋寡闻来说，从未看到如此全面，如此细致，如此深入的对脂砚斋的研究。

    第三，他的研究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大成者。俞平伯先生说过：“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上了胡适的当。” 早在1953年他就对脂本脂批提出过怀疑。他说，脂本的“文字并非全出脂砚斋手”（《俞平伯论红楼梦》第919页），“特别是脂砚斋庚辰本，到了七十回以后，几乎大半讹谬，不堪卒读” （《俞平伯论红楼梦》第921页）。对于脂批，他又说“批注每错得一团糟糕” （《俞平伯论红楼梦》第925页），对于脂砚斋其人，他也说“人人谈脂砚斋，他是何人，我们首先就不知道”（《俞平伯论红楼梦》第926页）。吴世昌认为甲戌本“并非世间最古写本”，其“凡例”及批语中都有“后人擅加”的成份；而庚辰本则是“一个不同时间内用若干底本拼凑起来的合抄本”，其所谓“四阅评过”“某年某月定本”云云，“都是随意加上，以‘昂其值’于‘庙市’的花招”。（以上引文均见《红楼梦探源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当代文学家徐迟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写的红学专著《红楼梦艺术论》对脂批作过严肃的批判。旅居泰国的华裔学者张硕人对脂砚斋及其批语也提出过不少质疑。欧阳健先生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也往往引用了别人研究成果。这一点，只要认真读一读他的著作就清楚了。

    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后人伪作说后，红学界作出了不同的反响。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不置可否者有之。

    我认为他的新说中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有的问题还可商榷，但主流应该是肯定的。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人家说对了，我们应该接受，原来的观点应该修正的则应该修正。有不同意见的应该进行辩论，拿出自己的论据来。真理是不怕辩论的，真理将越辩越明。这是一个《红楼梦》爱好者的一个心声，我想也是广大《红楼梦》爱好者的共同心声吧。

    第二点感想：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欧阳健先生的“主伪说”？

    欧阳健先生早期论文收在《红楼新辨》《红学辨伪论》两本书中，对这些论文，红学界由先初的不应战到公开论战，《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三、第四辑曾先后刊了五篇论文与之商榷，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学术问题只有越辩越明。而欧阳健先生的新著《还原脂砚斋》于1993年10月问世后，红学界对此至今未作任何反映，似乎世上任何事都没有发生过。对他这部巨著置若罔闻，不屑一顾，这不是对待学术问题的正确态度。我期望红学界的人氏，特别是研究脂砚斋的专家们能认真看一看这部书，他说得有理，我们就接受，说得不对就与之商榷。我们应该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进行讨论。

    用冯其庸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世间学问是不怕比较和不怕历史检验的，而世间的假学问、骗人的把戏，哪怕喊得更响，到头来总归要被人识破的。被搅浑的水，不可能永远浑下去，到头来总归是会被澄清的。”（《祝贺<俞平伯全集>的出版》，《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2期）

    第三点感想：欧阳健先生的“主伪说”为什么很多人会如此反感？

    我认为，其中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因为并没有认真看过他的论文，只是道听途说，像我当初一样，一听欧阳健先生的“主伪说”，就认为他是在哗众取宠，不屑一顾。有的是盲目崇拜权威，脂本脂批是胡适等这样的红学权威肯定的，难道欧阳健能否定权威们的观点吗？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有的因为本身是研究脂砚斋的，对脂砚斋有着深厚的感情，如果说脂砚斋是个伪托者，从感情上说，他们确实是难于接受的。还有的人是对欧阳健的为人不太了解，认为他对胡适红学模式的否定是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结果。老一代知识分子，受“极左”的迫害极深，他们与“极左”路线有着深仇大恨，一听到“极左”的言论，就义愤填膺。我是深深了解欧阳健其人的，他虽然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但他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日记，四载冤狱”，是轰动江苏省的事。他在狱中所受的迫害是骇人听闻的，几乎命丧黄泉。粉碎了“四人帮”，才有他的今天。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与“极左”思想是决不会沾上边的。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对胡适评水浒的观点作了肯定，这是需要勇气的。这就是他与“极左”无关的明证。对欧阳健的误解除了上面四个原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习惯势力的影响。自20世纪20年代《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问世以来，在长达八十多年的岁月中，在各种媒体中，在教材中，甚至在考试中，脂砚斋都活生生地存在着，“脂砚斋”三个字早就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了，凭欧阳健先生的几篇论文，几本书，就能把这个固定的概念改变吗？这是万万做不到的。中学教材中有篇传统教材《口技》，上面写着作者是林嗣环。其实早在1962年，聂绀弩先生就宣布：林嗣环抄金圣叹的文章被他“捉住”了。聂先生说，林嗣环《秋声诗?自序》（即《口技》）与金圣叹的《第五才子书水浒》第六十五回总批文字大同小异，而金批《水浒》刊行早于收录《秋声诗?自序》的《虞初新志》四十年；又说：“《秋声诗?自序》是康熙癸亥（二十二年）的‘时贤’所作，而金圣叹的《水浒序三》，记时为崇祯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去康熙二十二年已四十一年，金氏本人已死二十二年（被杀于顺治十七年）”。著名的《水浒》专家张国光先生著文，指出应将《口技》的著作权归给金圣叹。他从行文整体角度，论证了林嗣环抄本拙劣。这个意见，亦未引起学术界和教育界的足够重视，以致今天的语文教材上仍然堂而皇之写着《口技》作者“林嗣环”三个大字。我想欧阳健先生的关于脂砚斋的意见，要写上钦定的教材谈何容易啊！列宁曾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强大的势力。”要改变人们对脂砚斋已有的定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四点感想是：欧阳健先生的“还原脂砚斋”具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红学，顾名思义，应当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我们理应把它作为一部小说来读。这本来是一个常识，不容置疑的，但是奇怪的是，以胡适为开山祖师的新红学，从其开创至今，八十多年里，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去与历史对号，去找寻作者“隐”去的东西，去破译那些掩埋在字里行间的“真事”。而脂砚斋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向导，他的批语就是最好的指南。这种“楼外红学”，长期以来，在红坛上，竟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这就好比语文老师上课，与学生只讲课文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而对课文本身却置之不理一样，这是非常可笑的。自新红学创世以来，很多有识志士，曾不止一次地大声疾呼，要把《红楼梦》研究回归到《红楼梦》文本研究的正确轨道上来。最近，李希凡先生还在呼吁：“无论是伟大的曹雪芹，或伟大的《红楼梦》，都该是几千年中华古老文明的辉煌结晶，因而，小说的文本研究，仍应是‘红学’领域的核心命题和重中之重。所谓小说的文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