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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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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非首发] 百年“嘉靖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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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1 19:52: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百年“嘉靖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许勇强  李蕊芹   
(《贵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摘要:《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比较权威和主流的观点,但反对的声音亦未销声匿迹。近30年来以张国光、石昌渝等为代表学者提出的嘉靖说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并得到不少学人的响应,大有取代元末明初说之势。文章在爬梳大量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学术史的视角对嘉靖说的学术源流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回顾和反思。
关键词:《水浒传》;成书时间;嘉靖说;学术史
和众多古典小说一样,《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一直是小说研究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又直接牵涉到古代小说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书写,如《水浒传》应该属于元代文学还是明代文学?如果小说产生于嘉靖年间,那么如何看待兴化施耐庵的文物?当前学界对《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主要有元代说、元末明初说、明初说、成化弘治说和嘉靖说五种观点[1]。在这五种观点中,除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居于主流地位的元末明初说外,近三十年来嘉靖说因为张国光特别是石昌渝等先生的提倡而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并形成两次比较大的论争,甚至有取代元末明初说之势。为了对嘉靖说有一个更全面清楚的认识,有必要对这一学术假说进行回顾和反思。
诸说并存与嘉靖说的滥觞
《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在明清时期已经众说纷纭了,大体来说有以下三种说法。一是南宋说,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罗贯中是“南宋时人”。二是元代说,如王圻《稗史汇编》称“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亦即以罗贯中为明初以前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认为施耐庵是“元人”;三是明初说(明代说),如高儒《百川书志》说罗贯中是明人;周亮工也认为《水浒传》是“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可见尽管明清时期的学者对《水浒传》成书时间已经很模糊混乱了,但并没有任何一种文献记载《水浒传》成书于嘉靖时期。
但是,根据明代文献我们知道《水浒传》在嘉靖时期曾经出现过一次比较重要的版本变化,即武定版的出现。天都外臣撰《水浒传序》中说:“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袁无涯《忠义水浒全书发凡》也说:“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万历野获编》卷五说:“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可见嘉靖时郭勋曾对《水浒传》作过增删改造的工作,被时人称为“武定版”,号为善本,晁瑮《宝文堂书目》曾予以著录[2]。
1920年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提出《水浒传》原本是元末明初罗贯中的百回本,因为比较幼稚,所以在弘治正德时被一个假托为施耐庵的人删改为七十回本,嘉靖时的郭勋再次根据这个七十回本来修订原本百回本,形成新的百回本。后来他在《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嘉靖间郭勋本则是根据包括罗本在内的几个早期本子“重新改造过的”,“其中创作的成分必然很多”[3]。稍后的鲁迅认为罗贯中的《水浒传》简本在前,而施耐庵的繁本在后,施耐庵“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非古本所有”[4]。尽管胡适、鲁迅并没有正式提出《水浒传》产生于嘉靖时期,但由于他们都认为郭勋刻本就是现存百回本的祖本,因此他们实际上是间接的否定了今本《水浒传》产生于元末明初的说法,成为建国后嘉靖说的滥觞。
1931年郑振铎等在天一阁藏本《录鬼簿续编》中发现了一则罗贯中的材料。由于早期文献多著录罗贯中为《水浒传》的作者之一,因此这则材料的发现让《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说几成定论,所以鲁迅在《〈小说旧闻抄〉再版序言》中不无感慨的说:“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由于鲁迅、郑振铎等人崇高的学术地位和建国后特殊的时代环境,使得元明末初说成为当时居于绝对主流的学术观点。如何心《水浒研究》就认为:“到了元末明初,有人搜集了话本中和杂剧中一部分梁山泊英雄故事,连缀起来,再加上他自己的创作,成为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原始的《水浒传》。”[5]当时几部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如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编写《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编《中国文学史》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小说史》等也均持类似观点。

嘉靖说的提出与第一次论争
尽管元末明初说在建国后成为绝对权威的观点,但仍然有一些与主流观点不同的声音出现,其中比较早的代表是戴不凡和聂绀弩。
戴不凡《疑施耐庵即郭勋》(该文系据1975年发言稿整理)首先从《也是园书目》《古今书刻》《百川书志》的著录信息和两种国外简本进行分析,认为“郭勋刻的《水浒传》该是今天所知的最早水浒小说全书刊本”。其次作者根据古代小说发展规律,认为“从我国长篇小说的形成和发展史来看,在元朝以前,要出现一部和今传百回本这样有头有尾的完整大部头《水浒传》,这是不可能的”。他还对罗贯中、施耐庵的材料进行了分析,认为“有志图王”的罗贯中是不会写招安投降的《水浒传》的,兴化施耐庵的材料不可信。戴不凡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在内容文风上进行比较,认为罗贯中很难与后者发生联系,而施耐庵“在明朝崇祯以前,除了那些《水浒传》小说上署他的名以外,对他没有一条较为确切可靠的记载”。作者还根据周宪王水浒杂剧与小说的差异、杨慎《词品》没有提及《水浒传》、小说征方腊内容的乖谬、崇尚道家以及嘉靖时的社会矛盾等材料,认为“郭勋刻的《水浒传》该是今天所知的最早水浒小说全书刊本”,“施耐庵其实并无其人,极可能就是郭勋门下御用文人的托名”[6]。稍后聂绀弩在《水浒五论》中也指出:“《水浒》在那些书中间是完成得最早的一部,它在明嘉靖时就完成了。”[7]至此,学术界影响甚大的《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年间的学术假说正式诞生了。
这一时期力主嘉靖说并与反对者持续论战的是著名学者张国光先生。1982年他发表《水浒祖本探考》一文,首次从五个方面详尽的论证了嘉靖说:一是书中不少地名都是明代的建制;二是郭本没有反映宋元时代的民族矛盾;三是明初以前从无人提到过《水浒》,而所有可考的早期述及《水浒》的文献,均出现于嘉靖以后;四是从文学进化的观点来看《水浒传》不会早于明中叶;五是从小说受《三国演义》影响来看,其成书应该在嘉靖壬午刊《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因此张国光认为“郭刻本就是《水浒》最早的刻本,它其实就是郭勋的门客执笔的,成书不早于嘉靖十一二年,即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初”[8]。显然此文是对戴不凡《疑施耐庵即郭勋》观点的细化,并进一步将施耐庵坐实为郭勋之门客。
次年,张国光再次重申他的“嘉靖说”观点。他在《再论水浒成书于明嘉靖初年》一文中提出四条证据力证《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为嘉靖十一二年左右。他的四条证据是:1)《水浒》的地名、官制有不少是明代的建制,加上鼓吹招安与宣扬道教种种内证,均可证明此书成于明嘉靖中叶。2)郭勋之前无关于《水浒》的记载。3)郭勋又是最早出现的《水浒》版本的刊行者。4)根据《皇明从信录》可知郭勋使人写《英烈传》在嘉靖十六年稍前,而《英烈传》又是仿《三国志》、《水浒传》作的,则《水浒》的下限必在嘉靖十五年以前。又郭勋的得势在嘉靖九年以后,因此推测他授意其门客撰写《忠义水浒传》的时间当在嘉靖十一、二年[9]。
张国光先生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如王根林认为:明代地名有可能是后人写前朝事误用或者后代刊刻窜入等原因;用后人插增的征辽部分来论证小说作者与成书年代不可靠,作为虚构的小说没有必要一定要反映民族矛盾;根据述及某书的文献年代来考证该书的成书年代根本站不住脚,朱有燉传奇取材未必一定要依据小说;《水浒》作为话本文学发展的产物,在元明之际成书完全顺理成章;嘉靖本《三国演义》并非最早本子,不能排除《水浒传》参考了更早的本子。此外作者还就小说反映道教和《皇明从信录》等进行了考辨,认为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10]。李永祜则具体考证了“山东济州”、东昌府、兖州府、应天府、南京建康府和信州等地名,认为从小说中这些地名的角度不能够证明小说的成书时间[11]。两年后,李永祜又继续撰文反驳张国光的嘉靖说,他从所谓郭勋托名著《水浒》于理不合、于史无据;《水许》在嘉靖前就已存在;元末明初能创作出成熟的《水浒》三个方面论证了《水浒传》只能够成书于元末明初,而不是嘉靖年间[12]。此外,袁世硕、欧阳健等学者也纷纷撰文反驳嘉靖说。[13]
80年代持嘉靖说的学者主从内证(地名、崇尚道教、反映民族矛盾)、外证(嘉靖前无《水浒传》相关文献,《皇明从信录》水浒传播材料)和文学规律(元末明初不能产生《水浒传》)三个方面立论。但由于崇尚道教和反映民族矛盾与小说产生时间之间没有绝对的联系,从文学发展规律角度考察小说产生时间也难以操作。唯有地名的考辨和嘉靖前是否有相关文献证明《水浒传》存在两方面是比较客观有力的证据,但持论者并没有充分展开论证,因此在这场论争中,持嘉靖说的学者整体上处于劣势。

世纪之交的嘉靖说
在1999—2009的十年间,石昌渝、侯会和王齐洲、王丽娟等发表了14篇文章,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嘉靖说,形成了嘉靖说研究史上的第二个高潮,同时也引发了90年代末期至本世纪初《水浒》研究史上一场学术大论争。在这次论争中,持嘉靖说者主要围绕外证(小说传播资料的考辨)和内证(小说描写名物的考辨)两方面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论证。
一、关于小说传播史料的考辨。持嘉靖说者一个主要的论据就是嘉靖前没有任何关于《水浒传》的信息。世纪之交的论争也从多条小说传播史料的辨析入手,讨论嘉靖前《水浒传》是否已经成书。
反对嘉靖说的学者根据张丑《清河书画舫》和《真迹日录》记载文徵明手书小楷古本《水浒传》的材料,认为《水浒传》最迟应当在正德末年之前就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14]。对此,石昌渝反驳说:“即使张丑所记无误,即便肯定文徵明精抄古本《水浒传》是在正德末年之前,也不能证明百卷本《水浒传》在嘉靖前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因为既称‘古本《水浒传》’,显然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百卷本《水浒传》。”[15]王齐洲则认为文征明手书《水浒传》肯定在万历年间流传过,但其时间“不可能是其20岁至30岁时所书,甚至不可能是其嘉靖二年做翰林待诏之前所书,而只可能是其嘉靖五年致仕后所书。”因此这一信息就《水浒传》早期传播而言意义有限[16]。
钱希言《戏瑕》记载文徵明等听人说《水浒传》的材料常常为研究者所征引,但解读各有不同。石昌渝从“宋江”与“水浒”的区别入手,认为文徵明听人说“宋江”说明当时《水浒传》“尚未成书,当时讲说宋江很吸引听众,己接近于成书”,而文徵明有暇日听人说书“一定是正德末年入翰林院之后”,因此《水浒传》不会成书于元末明初[17]。王丽娟、王齐洲考证出“功父犹及与闻”中“功父”即出生于嘉靖一十年的钱允治,因此钱允治和文徵明“听人说宋江”的时间只能在嘉靖一十年之后,而这时《水浒传》在社会上己得到广泛传播,因此这条史料不能用来证明嘉靖以前《水浒传》在社会上流传过[18]。
80年代刘知渐提出《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记载有《水浒传》的相关信息[19],萧相恺、苗怀明据此认为“至少正德七年以前《水浒传》一书已经在社会上流传”[20]。石昌渝则认为《墓表》不是嘉靖以前的文献,《水浒传》写“燕青月夜遇道君”这段情节正是“根据刘七等人的素材创作出来的,而决不是刘七模仿《水浒传》”[21]。王丽娟、王齐洲则抛开个别字词的纠缠,通过对熊过生平、《墓表》撰写目的、材料来源、成文时间等的考察分析,结合熊过与杨慎的交往以及他们与《水浒传》的关系,认为《墓表》作于嘉靖三十八年至隆庆元年(1559-1567)之间,非采自嘉靖之前的原始材料,而是熊过自己对刘七事件的理解或说明,因此“这则材料并不能成为正德七年前《水浒传》已经成书并在社会上流传的证据”[22]。
二、关于小说名物的考辨。80年代的学者已经试图通过小说中名物的历史时间来考证小说的成书,这一时期以石昌渝为代表的学者根据“腰刀”、“土兵”、“子母炮”和小说中白银的使认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
关于腰刀,石昌渝根据天启元年的《武备志》和戚继光的《练兵实纪》等众多文献的记载,认为腰刀是明朝的产物,在嘉靖年间才成熟和普及,《水浒传》中频频出现而与朴刀并举,说明小说成书时间不在元代,甚至不在明初,而在靠近戚继光的时代[23]。针对张培锋等的质疑,王颖认为环刀只是蒙古兵使用的武器之一,其外形和功用都与明代的腰刀有所差异;元代和明代前期都严禁民间私藏兵器,戚继光在抗倭战斗中用腰刀装备军队,使得腰刀成为明代最著名的兵器之一,因此《水浒传》中众英雄多佩带腰刀,这种兵器遍及民间的经验应该来自于明代中期以后[24]。另外,对于小说中出现的土兵,石昌渝认为《水浒传》中出现的“土兵”主要职能是巡察地方、缉捕罪犯,“有些还要承担都头的勤务,其角色又类似皂隶仆役”,由于宋朝土兵职能是“战斗部队”,《水浒传》描写的那些“形同皂隶”和被“私役”的情况只能出现在明朝中期以后,因此《水浒传》的写成,不会早于弘治时期[25]。此外,石昌渝还从火器发展史的角度认为《水浒传》中凌振的子母炮就是正德末年出现的佛郎机,它开始制造和装备军队在嘉靖初,因此《水浒传》写作的时间上限不可能早于正德末年[26]。
除了小说中的腰刀土兵等名物外,石昌渝还注意到小说中商品买卖和日常生活都大量出现使用白银的细节。作者从货币史的角度考察历代白银的使用情况,认为宋代的白银不能够作为货币流通,元代和明初的统治者严厉禁止金银作为货币,生活中大多使用铜钱和纸币,弘治正德间纸钞逐渐废除,白银成为主要的货币形式。《水浒传》中广泛使用白银作为流通货币这种情形的出现最早也早不过弘治正德年间,因此《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很可能在弘治正德以后[27]。
从以上简要概述可以看出,世纪之交持嘉靖说的学者从小说传播的外证和小说描写名物的内证两方面考证小说成书时间,相对80年代的学者而言更为完善充分,故而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遭到不少持元末明初说学者的反驳。如沈伯俊先生针对白银使用的情况,从宋元小说话本、宋元讲史话本、永乐大典、明初文言小说和元代戏曲中货币的使用几个方面例举了大量文献,证明在元代至明初“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交易中使用的货币是多元化的,白银、铜钱、纸币都有,而白银的使用则明显地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企图以白银的使用来证明《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未必可靠,反之却可以成为《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的重要依据[28]。此外萧相恺、苗怀明和张培锋、陈松柏等学者也针对嘉靖说者提出的若干论据进行反复辩驳[29]。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行撰文进行详细论述。

嘉靖说的学术反思
综观近百年来嘉靖说学术流变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嘉靖说滥觞于20世纪胡适、鲁迅,在70年代由戴不凡、聂绀弩等学者正式提出,80年代经张国光提倡而广为学界知晓,世纪之交复经石昌渝等学者的大力提倡,最终成为《水浒传》研究史上仅次于元末明初说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假说。
2.嘉靖说的主要论据包括三方面:一是从小说传播的角度认为嘉靖以前没有任何关于小说的信息;二是从文学发展的规律,认为元末明初还不足以产生《水浒传》这样水平的小说;三是从小说中描写的具体内容(如地名、兵器、货币使用等)来论证小说的成书时间。
3.嘉靖说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学研究法(如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或从文学作品风格角度)、历史考据法(如《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和文学传播研究方法(如王丽娟《<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等。相对而言,历史考据因为立足小说内证,更具有说服力,文学传播方法则另辟蹊径,让人耳目一新,而文学本位的研究方法因为操作性不强,往往容易陷入主观臆断的泥潭。
4、良好的学风。在嘉靖说历次讨论中,无论是早期的胡适还是当代学者张国光、石昌渝,他们在面对尖锐的批评和商榷都无一例外的表现出虚怀若谷的端正学风和友好的学术批评态度。这种优良的作风无疑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它对当下一团和气的文学批评现状显然也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
5、尽管嘉靖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上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在逻辑的必然性与事实的可能性之间,究竟如何选择?朱有燉水浒杂剧是元末明初说的重要障碍,反对者认为朱氏杂剧以《宣和遗事》为蓝本并不能说明那时没有《水浒传》,因为戏曲创作未必一定以小说为蓝本。从逻辑上分析这句话自然是成立的,但从戏曲史来看,小说成书后的戏曲创作往往以小说基本情节为框架,这可以说是常识。那么朱有燉未据《水浒传》改编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总之,从目前来看,尽管嘉靖说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圆满解决,似乎还不足以完全推翻传统的元末明初说。然而通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却使《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为这个世纪难题的最终解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详见许勇强.百年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检讨[J].中华文化论坛,2010,(4):148.
[2]详见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Z]相关部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3]胡适.章回小说考证[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84.
[4]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A].鲁迅全集[C]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35.
[5]何心.水浒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84.
[6]戴不凡.小说见闻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90-125.
[7]聂绀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981:32.
[8]张国光.水浒祖本探考[J].江汉论坛,1982,(1):39.
[9]张国光.再论水浒成书于明嘉靖初年[J].武汉师院学报,1983,(4):113.
[10]王根林.水浒祖本探考质疑——与张国光先生商榷[J].中华文史论丛,1982,(4):79.
[11]李永祜.水浒中的地名证明了什么——水浒成书“嘉靖说”质疑之一[A]//水浒争鸣[C],第4辑:106.
[12]李永祜.水浒成书“嘉靖说”质疑之二[A]//水浒争鸣[C],第5辑:66.
[13]袁世硕.郭勋与水浒传[A]//水浒争鸣[C],第4辑:90;欧阳健.关于水浒作者施耐庵之我见[J].吉林大学学报,1983,(6):80.
[14][20]萧相恺、苗怀明.水浒成书于嘉靖说辨证——与石昌渝先生商榷[J].文学遗产,2007,(5):77.
[15]石昌渝.明初朱有燉二种“偷儿传奇”与水浒传成书[J].文学遗产,2009,(5):90.
[16]王齐洲.论水浒传的早期传播——以张丑著录文征明小楷古本水浒传为中心[J].社会科学研究,2010,(3):183.
[17][23][25][26][27]石昌渝.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水浒传成书研究之一[J].文学遗产,1999,(2):64.
[19]王齐洲、王丽娟.钱希言戏瑕所记水浒传传播史料辨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4):56.
[19]刘知渐.水浒的书名及其所谓“真义”——罗尔纲同志水浒真义考质疑[J].明清小说研究,1986,(1):74.
[21]石昌渝.水浒传成书年代问题再答客难[J].文学溃产,2007,(5):89.
[22]王丽娟、王齐洲.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辨析——以南沙先生文集·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为中心[J].中山大学学报,2010,(5):44.
[24]王颖.也谈水浒传成书时间之内证——与张培锋先生商榷[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4):62.
[28]沈伯俊.文学史料的归纳与解读——元代至明初小说和戏曲中白银的使用[J].文艺研究,2005,(1):47.
[29]参见陈松柏.朴刀杆棒子母炮辨疑[J].中国文学研究,2000,(2):20;张培锋.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与石昌渝先生商榷[J].贵州大学学报,2004,(2):72;张培锋.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再质疑[J].贵州大学学报,2005,(4):109等文.


发表于 2013-2-10 11:27:29 | 显示全部楼层
嘉靖说的倡导者都是仅着眼于某个局部来立论,所以难免偏颇。而元末说的学者多是学养深厚特别是能从宏观上思考的,所以只能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发表于 2013-2-10 11:29:18 | 显示全部楼层
不过错误的看法对正确看法的冲击也不是坏事,因为真理越辩越明,让嘉靖说继续给元末说充当反面教材只会令元末说更加深入人心。
 楼主| 发表于 2013-2-12 11:14:31 | 显示全部楼层
就目前的材料來看,傳統的元末明初說略占優勢,但也有不少缺陷。心平氣和的對待各種觀點,以材料說話,才是正途。
发表于 2013-2-12 21:18:17 | 显示全部楼层

您说元末明初说有哪些缺陷呢?
发表于 2013-2-14 22:36:24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武定侯:我觉得您大可不必动摇,因为持嘉靖说论者对所谓局部的异议越多就越能暴露他们先天逻辑的漏洞。请尝试分析一下他们的逻辑基础:第一、某年代不可能产生某种程度成熟度的文学作品。这类论调多是早期论者的口吻,最著名者如张国光等人,他们的前提就是元代只可能产生象宣和遗事、五代史评话那种简短浅陋的讲史文字,而不会产生象繁本水浒传那种成熟的白话小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十分幼稚武断的逻辑基础,试问你根据什么能断定距今七百年前的文学发展水平?你掌握多少资料来支撑你的假设?且不说宋元时代说话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就说那时流传下来的文字到底能占到多大的比重?我想稍微有些常识的人都会知道,通俗小说这种问题的流失率是很高的,时代越靠前流失率越高,所以仅凭宣和遗事的水平来断定元代白话文学的发展程度是十分不可靠的。
第二、某个年代的人的著作中没有提到某部作品,就断定这个时代这部作品还未问世。我想这个逻辑的漏洞也同样是明显的。姑且不论古代传播条件的限制,单就白话小说这种文体来看,在封建社会文人的意识形态中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更何况是在元末到明初这段文化相对贫瘠的时代,通俗小说的流播条件与嘉靖后不可同日而语,怎么能够说明初人没有提到有水浒传就能够断定水浒传没有产生呢?怎么能够说明初人的水浒题材戏剧创作没有参照水浒传情节就断定这部作品没有产生呢?我举个极端一些的例子,宋末有位遗民写了部心史埋在井里,直到万历年间才重见天日,那么谁又能够说这部书直到万历才产生呢?
第三、本书中某些名物制度只能出现于某个时期之后,因此这部书只能说这个时期之后的作品。我想考据学有个尽人皆知的原则,就是说有易,说无难,你占有多大比例的文献就这么肯定这种东西就这个年代才有?土兵、银两、腰刀、火炮、灵官庙等等,请问你的阅读范围穷尽了现有典籍了吗?远的不说,现代学者王利器先生的那部水浒传校注所占有的资料,你们这些学者谁敢说有他的多,有他的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可是学术的大忌,劝某些急于立论的学者还是多读书为妙。
我这三条可能总结很不全面。我相信古人的话比我们今天某些学者的话更可靠,明代中期以来的任何著述都没有说水浒传是明代中期的作品,难道四百年前的古人所闻所见都不可靠,偏要等四百年后的今人才破这个谜吗?
 楼主| 发表于 2013-2-16 19:12:04 | 显示全部楼层
《歧路灯》也是一个明显的反驳例子。惯例和特例有时候真不好说。
发表于 2013-2-21 14:18:26 | 显示全部楼层
我认为就算这是明代的作品也不会在明代中叶以后。
发表于 2013-6-16 17:08:32 | 显示全部楼层
前天在菏泽会议论文中看到此作,今天又在这里读到。问好映雪斋。
发表于 2014-10-16 07:42:09 | 显示全部楼层
小说的大量刊印,大概是从明嘉靖年开始的:三国,水浒(可疑残卷),清平山堂话本,都有流传下来。这肯定有其历史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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