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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是“农民起义的史诗”吗？实在是没有什么根据。一百零八将之中，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水浒传》是在鼓吹投降吗？我并不觉得它在鼓吹投降。招安是投降，但《水浒传》把招安的结局写得那么惨，一百零八将死的死，散的散，给人的印象是，梁山好汉如何委曲求全，也得不到统治者的信任和宽容，这很难说作者是在鼓吹招安。《水浒传》的思想内容和现代意识相比较，差距很大，格格不入。提起《水浒传》，人们马上就会想到林冲的逼上梁山，想到鲁智深的嫉恶如仇．见义勇为，想到武松的神勇。可是，《水浒传》里所讲的，并不只是光明，梁山自有其不为人所注意的阴暗面。人们早就注意到，《水浒传》很歧视妇女，但本文不想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梁山一百零八将之中，像林冲那样真正属于官逼民反而逼上梁山的英雄其实很少，大部分人是随大流上了梁山。鲁智深则不是官府压迫他，而是他积极地抱打不平，反抗官府而上了梁山。呼延灼、关胜、董平等人是作了梁山的俘虏，归顺了梁山。更有一些好汉不是被贪官污吏，而是被梁山逼上去的，譬如秦明、卢俊义、徐宁、安道全，他们中了宋江、吴用的圈套而上了梁山。而宋江、吴用在网罗人才方面是不择手段的。
梁山好汉之中，有的在水上杀人抢劫，谋财害命。船火儿张横在船上要杀宋江，他破口大骂：“你这个撮鸟，两个公人，平日最会诈害做私商的人，今日却撞在老爷手里！你三个却是要吃板刀面！却是要吃馄饨？”两个选择都是死，没有区别。有的开黑店，杀人劫财，做人肉包子来卖，譬如张清和孙二娘。揭阳岭上那催命判官李立做的，也是和张清、孙二娘一样的买卖。梁山好汉对于他们的仇人，照例是满门抄斩，决不手软，大概是江湖上快意恩仇的意思吧。宋江攻下青州，“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尽皆斩首，抄扎家私，分众军”。孔明、孔亮“两个因和本乡一个财主争竞，把他一门良贱尽都杀了，聚集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抓住仇人以后，常常要剖心挖肝，甚至吃仇人心肝，吃仇人的肉。攻打曾头市，“将史文恭剖腹剜心，享祭晁盖”。抓住了知府刘高，李逵“把他绑在将军术上，割腹取心，与哥哥庆喜”。
对梁山好汉来说，滥杀无辜是家常便饭。江州劫法场，为了救宋江，戴宗、李逵“那汉那里肯应，只顾跟着那黑大汉走。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推倒颠覆的，不计其数”。武松也是一条杀人不眨眼的汉子，他上梁山以前，已是二十多条人命在身。张都监算计他，他大闹飞云浦，杀了两个公人，两个蒋门神的徒弟，这还可以说是正当防卫。接着是血溅鸳鸯楼，连杀十五个人，除了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以外，还包括喂马的后槽、丫鬟、夫人、亲随、养娘，反正是进门以后，见人就杀，逮谁杀谁。
当读者阅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为什么并没有太大的反感，依然觉得他们是英雄？我想，阅读中的先入为主是第一个原因。如果《水浒传》一开始就写孙二娘的黑店，写张横的水上抢劫杀人，恐怕读者对梁山不会有什么好印象。但小说一开始先写一个高俅，接着写一个王进，接着便是史进，史进带出朱武等人，带出鲁智深，接着又是林冲，他们的遭遇，激起了读者对梁山好汉的极大同情。文化上的契合是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更加深层的原因。中国的传统文化，最重恩怨。有恩报恩，有怨报怨。这种恩怨观念超越了政治的分野，超越了党派的分野，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的伦理规范几乎都和它有关。读者读到武松血溅鸳鸯楼一节时，不觉得他是在滥杀无辜，只觉得他恩怨分明。李逵在排头儿砍看客时，读者也只觉得他哥们义气，为了救宋江不顾一切，不知道宋江的命是命，那看客的命也是命。一百零八将，身份不同，出身不同，但都讲恩怨分明。《水浒传》之所以能够长期地流传下来，除了文字的漂亮和艺术的出色以外，就是因为千百万人集中的认识和心理，它扎根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最难改变的。
（全文请阅读《文史知识》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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