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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俗词叫“恶搞”。时下，“恶搞”已渐次成为时尚，连我们的传统文化也难逃其厄。《红楼梦》，当然被“恶搞”的更多。如说什么秦可卿与公公贾珍“真挚”的“互恋”，秦氏因焦急等待来联络的间谍而得病，张友士就是负有传递信息使命的间谍等等。虽然荒唐可笑，但能满足某些读者“好奇”、“窥秘”的心理，所以传播得很快。
《红楼梦》是中国人引为骄傲的文学名著，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如果不引导读书人去领略《红楼梦》的艺术丰采，不引导读书人去理解其中蕴涵的人生和历史的真谛，却把它当做一本古怪的“秘语”去破解，去无中生有地穿凿附会，那就不只是糟踏经典、戏弄曹雪芹，其负面影响将难以估量。
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说过，学者“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真正的学者向来淡泊名利，专注于学术。如今，尽管名利双收的“恶搞”之声不绝于耳，但我们看到，仍有学者甘于寂寞、专心致志地在做学问，红学领域也有一批学者甘于寂寞、专心致志地在做学问。最近我读了李广柏先生的新著《历史的哀吟，人生的悲叹——谁懂红楼梦》（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谁懂红楼梦》），愈加相信这一点。
李广柏先生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红楼梦》，陆续发表一些论文。上世纪90年代初，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约请李广柏撰写《曹雪芹评传》，经过数年努力，他完成了这个艰巨任务。近年，他看到对《红楼梦》的“恶搞”，看到各种刁钻古怪的穿凿附会，心中十分忧愤，便把自己历年写的文章清理出来，选择较有流传价值的作适当订补，编成此集，题曰：“历史的哀吟，人生的悲叹——谁懂红楼梦。”像是感慨，又像是疑问，李先生希望，他这本自选集，能够帮助青年读者较为正确地认识曹雪芹和《红楼梦》，能起一种“正视听”的作用。
书中囊括现今所知曹雪芹史实，首先对曹雪芹的家世、身世、创作历程及《红楼梦》早期抄本印本，作了系统、切实的介绍，阐述了曹雪芹经历的沧桑梦幻同他小说创作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而联系中外文化背景，深入探讨《红楼梦》美学的、文化的、历史的蕴涵与价值，着力阐明《红楼梦》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作为中华文化代表的意义。著者在书中表达的基本观点是：《红楼梦》对专制社会上层“兴盛——腐败——衰亡”的轨迹作了生动的描写和出色的演绎，反映了农本经济的封建专制社会的积弊和危机，是饱含对人生和历史深沉哀痛的一部伟大的悲剧作品。同时，它又是一部人文主义启蒙书，其蕴涵的思想属于近代文明的滥觞。
除“正说”之外，《谁懂红楼梦》书中还有与周汝昌、杨向奎、刘心武诸先生辩论的文章。作者认为：“五四”以后，胡适批判“索隐红学”，提倡“有证据的探讨”，在《红楼梦》作者和“本子”问题上的考证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为以后红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实在的基础。但是，胡适把《红楼梦》当做作者的传记和家世身世之实录，既漠视小说艺术的特性，也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包含着“很牵强”的比附。
对一部世界名著的研究来说，仅仅用考证的方法是远远不够的。然而，就在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出版的时候，周汝昌先生仍然局限于胡适、顾颉刚、李玄伯的“考证”路子，继续搜集材料。虽然周汝昌在材料的搜罗上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他“长于搜罗，昧于识断”，其推理和论断大多是不能成立的；尤其是他把胡适的“自传说”推向极端，把胡适考证中的牵强比附的因素，极度扩大。近年，周先生更由极端的“自传说”回归于“索隐”。刘心武先生在周先生的启发和支持下杜撰的“秦学”，实际就像炒作“公鸡下蛋”一样可笑，无学术价值可言。
《谁懂红楼梦》中这样一些看法，是李广柏先生的个人见解，不可能代表任何团体和组织。章太炎说过：“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王国维也说过：“学问之发达其必自争论始矣。”他们的话是符合中外学术发展规律的。今天的红学，必须通过论战来开辟前进的道路。李广柏先生的《谁懂红楼梦》，就是一本论战的书。 作者：方寒友 原载《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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