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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彬儒的著作一共有三部，两部文言小说《谏果回甘》、《吉祥花》，一部通俗小说《俗话倾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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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邵彬儒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的却很少，至少现在看来还很扑朔迷离。邵彬儒生活于清同治时期，广东省四会县荔枝园人，他长期在广州一带，以一略通文墨的乡间说书人的身份，通过宣讲几十篇劝善惩恶的劝世文，得到当地士绅的支持，并从农村走向城市，在广州、佛山、香山（今中山市）等地开讲，还将这些故事整理刊印成书。应该说，邵彬儒的这段经历不无传奇色彩。

    和邵彬儒同时期的广东南海人何文雄在《吉祥花》一书序中，对邵彬儒的著述有一个总的评价：“作者以前说古，现说今；以前说外省，现在说广东；以前说发贵，现在兼说发财发丁发寿，总之不离乎吉人为善，和气致祥。”何文雄的文名，比邵彬儒要大得多，他的这一评价，应该说还比较准确。

    邵彬儒所处的同治时期，史称“同治中兴”，所谓中兴，当然指盛世的回光返照。同治朝的时代背景，乃是“叛上作乱”的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西方的政治军事文化对中国传统形成了一定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从上到下一致响起了改变社会风气，重建封建伦常秩序的呼声。邵彬儒正属于这一呼声的“鼓吹者”。

    严格说来，用半文半白写就的《俗话倾谈》，很难称得上是一部通俗小说。在这部书中，有的故事通篇大发议论，还有的则充斥着大量的说教，故事似乎是为了特定的说教而设置的。不过令邵彬儒应该感到满足的是，1903年，距他的《俗话倾谈》初次印行的1864年三十多年后，还有人没有忘记这样一部曾劝导人遵守封建纲常的书，将它取出来再版。不过当时的中国，封建统治已经日落西山，邵彬儒的书也无法像几十年之前那样形成气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