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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朱湘在1904年生于湖南省沅陵县，比我父亲赵景深晚生两年。他后来名朱湘，字子沅，就是表明他是生在湖南沅陵县的。他原籍是安徽太湖，却没有到太湖去过。

　　朱湘写过一个中篇《我的童年》，原刊赵景深所编《青年界》5卷2号，原名《我的文学生活》。从此篇中我们知道他7岁进私塾改良式的小学，先读《龙文鞭影》，后读《诗经》，9岁就读《四书》和《左传》。12岁进高小一年级(即今小学五年级)，就与同学商量，要合写一部《彭公案》式的侠义小说。13岁写成第一篇小说。

　　1921年，朱湘18岁，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并加入清华文学社。朱湘1923年冬天停学。大约就在此时，朱湘与刘霓君结婚，住在上海宝山。1926年，朱湘重回清华大学修读。

　　1927年朱湘乘船赴美留学，住在威斯康州北部的亚坡屯，进罗伦斯大学四年级，进修拉丁文、法文、古英文以及英国文学。后转学芝加哥大学，选修希腊义、比较文学以及德国短篇小说。

　　他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写信给开明书店，要出版他的诗集《草莽集》当时我父亲正在开明书店当编辑，就在《草莽集》付排的时候，大约也是1927年，朱湘从北平到上海，接洽《草莽集》的排版。他的设计很新奇，封而不写字，只有一个图案(这图案仿佛画是一个人在水里游泳，难道正是预言么？徐志摩《自剖》的封面不是有许多人说是谶言么？)只许书北脊有字。每面上下都有图案，必须直排加空嵌，新定出几种雅洁的标点，必须这样，不能更改。他的这一固执的脾气，我父亲早就从与他相交最深的郑振铎先生处听到。

　　我父亲看了《草莽集》的原稿。感到十分高兴，并且觉得这样清丽柔婉的诗，在当时中国诗坛是少有的。我父亲喜欢他的《热情》和《眼珠》，认为这两首诗才气纵横，热情迸溢，颇似屈原的《天问》。把9个太阳都挂起，使世间小再寒冷，想把天河的水都喝完，使牛郎织女永远相会……这些是多么快心的事。朱湘想到了人民的利益，朱湘有博大的利他的心肠。我父亲还喜欢《采莲曲》和《棹歌》，将这两首选入《现代诗选》(1934年，北新书局。共选5首，其他3首是《摇篮歌》、《昭君出塞》和《残灰》)。当时我父亲认为：“这样优美的诗，我还不曾见第三个人作过，即使善用叠句的刘大白亦有所不及。”再三重读，仍能感觉到音乐节奏的美妙。

　　从此我父亲就与朱湘时常通信。1927年我父亲当了开明书店第一任唯一的编辑，1928年到1929年又任开明书店的特约编辑，译了《柴霍甫(契诃夫)短篇》8卷100万字，并以余暇编辑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周报》第五、六、七卷，常向朱湘约稿。1929年9月11日朱湘从美国乘船回国，到上海大约是1930年春天。我父亲陪他到海关把他的一箱书取了回来，寄存在我父亲家里。他取出一部《爱伦坡全集》10册赠给徐霞村，又取出一部《世界小说选》10册赠给我父亲：没过几天，他就到安徽大学当外国文学系主任去了。

　　1931年暑假，他到上海来过一次：邀我父亲到安徽大学去教书，我父亲因北新书局的坚留，向他辞谢了，但我父亲很感激他的盛意。1932年5月，暑假未到，他又到上海来，邀我父亲和戴望舒到安大去教书，此外还邀有方光焘等。但校方只要他一个人继续教书，不要另聘多人：不知是否为厂这个原因，他就不在安大教书了。

　　此后他就失业，没有找到职业，并且有不当教员的表示；其实1929年闻一多就写信给他，安排他到武汉大学去教书，好像当时柳无忌也清他到南开大学去过，可是他不愿意，宁可再过漂泊的生活。他的诗像正维，后来他的生活竞像杜甫。他自己在《我的童年》里曾经谈起过，倘若他有钱买书的话，首先一定要把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买来。他又自比为“一个行乞的诗人台微司(W．La Davis)”，可见他的生活之潦倒。

　　1933年春天，朱湘忽然跑到北新书局去找我父亲、我父亲吃了一惊，他竟穿了一件破棉袍，面容憔悴不堪。他附着我父亲的耳朵说：“轮船上的茶房跟我来的，我还没有买船票，行李还押在那里呢!”我父亲连忙替他付了钱。第二天他又去看我父亲，说是见不得人，要借5元去买一件稍新的棉袍。

　　朱湘和夫人刘霓君也很有意思，他夫人似乎总在“追寻”他、朱湘去了，她来了；她去厂，朱湘来了。朱湘去青岛，她赶到青岛，朱湘义到北平，她赶到北平，朱湘义到杭州去了……总之，好像走马灯似的，彼此不碰头。刘霓君结婚时的金项链。当了300元，就在“追寻”的期间用掉了。就是他们在安大，生活也不怎么优裕，因为安大时常欠薪。他俩在安庆所生的一个幼子，不到一岁，因为没有奶吃，哭了七天七夜，活活地饿死。这使我想起杜甫的诗句：“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夏秋间，安大寄了两次欠薪给朱湘，都是由我父亲转的，一次90元，一次190元，一共有280元，他的生活稍觉宽舒。

　　在上海时，我父亲介绍他投稿给《自由谈》、《读书杂志》、《新中华》等刊，大都须刊出后付稿费，远水不救近火。他的生活就更加艰难。即使靠这点稿费维持生活，也是不容易的。

　　刘霓君谈起1933年他俩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榆德公寓，每天早晨6点钟，她要到南京路胜家缝纫公司学刺绣，以不让朱湘独自负起生活的重担。她怕朱湘寂寞，晚上特地回家与他一同用晚饭，自己烧来吃。中午让他到广东店吃鱼生粥。她看朱湘冷天还穿夹袍，就替他做了两件棉袍。他还要吸白金龙香烟，一天要吸50支。他说不吸就写不出文章。一天晚上他想起自己的身世不禁流泪，他们拥抱着哭了一场。他说：“我们不该生下小沅(大儿子)来，让他在人世间受片!”又说：“恐怕我要去在你们的前面了!”有时他半夜醒来，忽然对霓君说：“你要替我抚养我们的小沅和小东啊!”霓君当时也不在意，事后才知道他早已萌了自杀的念头。

　　朱湘于1933年12月4日买三等船票，从上海到南京。5日晨6时朱湘从随身携带的小皮箱里取出酒来喝。他倚着船舷读海涅的诗，船过采石矶，他就纵身跳入长江。急放救生船捞救，已无踪影。朱湘逝世以后，刘霓君将他的遗稿交我父亲整理。我父亲编好以后，就请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和生活书店出版。朱湘的散文、杂文均由我父亲编成《中书集》，收文34篇。没有收入上述文集的诗，我父亲编成《永言集》(1936)，写了一篇序，送给时代图书公司邵洵美出版，不收稿费和版权费。至于罗念生编的《朱湘书信集》(1936)，收入朱湘给罗念生、罗皑岚、柳无忌和我父亲的信，由人生与文学社发行，实际是凑钱印行的，当然也不会有稿费给遗孤。

文章出处：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