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2期目录

  ·《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3期目录

  ·《红楼研究》2008年第3期目录

    赵景深（1902－1985），曾名旭初，笔名邹啸。祖籍四川宜宾，生于浙江兰溪，中学时期就读于南开中学，“五四”运动中参加周恩来领导的宣传队。1922年毕业于天津棉业专科学校纺织科，因嗜好文学艺术改行做《新民意报》文学副刊主编。1923年参加研究会，1925年主编上海《文学周报》，后任开明书店及北新书局编辑，1930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逝世。1933年受郑振铎的影响和鼓励，从创作与翻译转而研究古代戏曲与小说，好学勤奋，成果丰硕。

    赵景深培育了一批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传人。如陆萼庭、蒋星煜、胡忌、徐扶明、李平、江巨荣、彭飞、朱建明，及故世的叶德均、戴不凡等，因而国内外有“赵门”之说。下面几篇回忆赵景深的文章，摘自《赵景深印象》。

    考证豫园浮雕的一封信

    1960年夏秋之交，我访曲京华，得到北京昆曲研习社社长俞平伯先生的邀约，于9月4日下午到文化俱乐部参加京社曲会。那天北京的曲友济济一堂，冠盖云集，只有赵景深先生和我是外地的“来宾”。俞先生主持曲会，要我俩必须参与唱曲。盛情难却，赵先生当场唱了《琵琶记·盘夫》（红衲袄），我随后唱了《牡丹亭·惊梦》（山桃红）。有了这次同场曲叙的巧遇，赵先生便约我以后赴沪时，一定要到他家作客。

    1961年春节期间，我有事赴沪，顺便到淮海路四明里登门拜访了赵先生。他热情接待，并介绍我到上海昆曲研习社，结识了一批沪上的曲友。1962年暑期，我又到上海拜访赵先生。当他获悉我写了《论昆曲艺术中的“俞派唱法”》一文后，竟给全体社员发出通知，定于8月19日下午举行“俞派唱法专题讲座”，约我主讲，赵先生亲自主持。这次盛会当然是赵先生为了提携我而精心组织的，我从心底里感激他老人家对晚辈的培植。我经常跟赵先生通信，向他讨教一些学术问题。1976年夏，我考察了金坛县太平天国戴王府彩绘的徽昆《凤仪亭》、《空城计》等戏画。我把鉴定情况函告赵先生，他很快回信说：

    新雷同志：

    我想起一件事，与你审查的太平天国壁画类似。那就是上海城隍庙内园即豫园的壁画和门饰。

    大约是1972年春，上海博物馆约我到豫园去审阅豫园的壁画和门饰。你知道，豫园内园“点春堂”，是小刀会聚会的地方，而小刀会又是太平天国的支派，我曾到过一处，十几扇落地门当中都有饰画，画的是全套吕布和貂蝉的故事，当然包括《凤仪亭》。我说这是全部明王济的《连环记》。

    《空城计》没有看到。但假山里面有一处墙上有圆形的浮雕：我断定是《三国演义》中关云长到古城去会张飞的故事。关门开着，里面有仆人迎接，外面是山路，关羽押着许多行李和车骑盘旋着上山。我抄了《三国演义》的几句话来做印证。

    还有一个大厅，旁边有两个小浮雕在墙上。有趣的是，男英雄都包着头巾，我相信那就是太平天国式的头巾，是小刀会用的。

    另外几处，如大假山旁作为屏风门的浮雕“暗福禄寿”，“禄”用鹿代替，桃则代替“寿”，是“天官赐福”。

    还有一处是唐明皇游月宫，另一处有蟾蜍吐气，大约是“刘海戏金蟾”。事隔几年，有些记不清了。他们既不拓像，我也没有写成文章，只是将感想告诉博物馆里的人。据他们说，是外国人来参观，时常发出询问，只要知道了以便回答，并不想写文章在《文物》上发表。

    你所断定的《凤仪亭》和《太白醉写》，也可以猜是《连环记》和《惊鸿记》，《空城计》则可以猜是《鼎峙春秋》，总之，都是联曲体的后裔，或有脉络相传。

    江西的唱本传到浙江，当然要到安徽后才能成为徽剧。

　　祝好！

　　赵景深1976．7．10．

    赵先生对豫园壁画的口述鉴定，上海博物馆的同志只是听听并未记录。所以这封信是惟一形成文字的见解，弥足珍贵，可供豫园文物工作者参考。（吴新雷）

    难得的大学问家

    赵景深先生是上世纪30年代很有成就的文人。他不以诗人名，但却是徐志摩的追随者，曾经热衷于诗歌创作，第一本诗集《荷花》出版于1928年，那时他才26岁。在天津，他有一些同门诗友，包括焦菊隐和于赓虞。他实在是很适宜写诗的，他童心可掬，又爱好民间文学，创作多带有童话色彩。他的散文与他编的书都有诗意。

    赵先生写过不少小说，也不以小说家名。近年有人把他归之于海派小说家。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栀子花球》，也出版于1928年，作品平易而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

    赵先生也不以翻译家名。他译契可夫、格林与安徒生童话都为时很早。他花了相当工夫为国人按年介绍世界文学，连鲁迅先生也提到在外国文坛信息方面得到他许多帮助。这也是他一生为人作嫁衣工作的一部分。

    先生也不以文献家名。他在考证、校勘上所花的精力与功绩，值得文坛永远感谢。《雍熙乐府》探原，《词林摘绝》与《雍熙乐府》，《雍熙乐府》与南戏……等等考索，都证明我国老一辈学人对于学术的痴情与严肃态度。在小说考证方面，他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先生的本行是戏曲曲艺。他依照郑振铎的将令与鼓励，在1937年就出版了《大鼓研究》与《弹词选》。后来写了《弹词考证》与十多本戏曲论著。他一辈子醉心戏曲，被推选为上海昆曲研习社社长。在《我与文坛》一书中，他描写了顾仲彝家和他自己家，与田汉、熊佛西等的唱曲自娱活动，不仅令读者怡神悦目，也提供了研究中国戏曲的正确途径。我国老一辈的戏剧家，大多是能演、能导、能做戏剧史学问的，说中国的戏曲是最热闹的职业，一点也不过分。然而中国的戏曲史岗位却是最寂寞的，是迟开的花。

    赵先生最后一部戏曲专著《曲论初探》开创了戏剧理论批评史的先河，在那部书中，先生对民间戏剧，特别是明代的民间戏曲加以特别的注意，这方面可以看到先生突破传统观念的勇气与视野的开阔。（金名）

    向邓颖超约稿

    1919年夏，赵景深受“五四”爱国运动影响，从安徽北上天津，就读南开中学。当时爱国学潮在天津非常汹涌，他就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学生运动，跟随队伍到省政府和警察厅请愿，在街头宣传抵制日货。因此，也认识了邓颖超、许广平等爱国女同学。邓颖超那时正在编印《醒世周刊》，赵景深做过义务的周刊推销员，因销售有成绩，还得过一块银奖牌。

    因经济困难，赵景深第二年便转读天津棉业专门学校。他自小喜爱文学，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就经常向《新民意报》投稿；在棉业专门学校时，又与几位同学为天津《益世报》编过一个《新知识》期刊，在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学纺织，非他志向，两年毕业后，原南开中学的校长马千里正在《新民意报》社，就约赵景深去担任该报的副刊编辑。

    《朝霞》副刊是1923年5月赵景深为《新民意报》开辟并主编的。同月，马千里又让邓颖超组织的“女星社”创办《女星》旬刊，作为《新民意报》的附刊随报发刊。《朝霞》积极宣扬新文化，《女星》则大力倡导妇女运动，都办得有声有色。“女星社”经常集会，马千里就指派赵景深参加该社的活动，为报社作记录采访。“女星社”集会时，赵景深是惟一的男性。有一次集会，是讨论当时教育厅通令童女需一律穿裙的问题。大家要他发言，他就说：“主张童女穿裙的人是完全不懂得儿童学的。儿童并不是缩小的成人，她们有她们的世界。要她们学做大人，穿起裙子，简直把她们的天真活泼全埋没了。难道教育厅要使得每一个小女孩都变成人家的小媳妇么？否则他便是印度人，看惯了女子八九岁便嫁人的！”这番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哄笑，而笑得最厉害的，便是邓颖超。她连声说：“好！好！”

    有了这样经常的联系，赵景深自然向邓颖超约稿了。一首署名“颖超”的新诗《竟肯》，就刊登在《朝霞》上。诗歌针对着当时一些女学生过早地恋爱甚至结婚，而放弃了事业、理想的现象，发出惋惜。诗的第一段是：

    一朵红色的玫瑰花，
    栽植在春天美丽的花园里。
    伊呈艳含笑地开着。
　　温和的日光笼罩着伊，
　　愈显得伊美丽。
　　伊也很喜悦，
　　努力不停地向上滋长着！
　　伊是可爱的哟！
　　伊是有希望的哟！
　　但伊不自爱、不自卫、不自量，
　　甘任伪诈的蜂儿，
　　卧在伊的纯洁的心房，
　　锦绣的怀里，
　　任意地恋着，……

　　这恐怕是目前惟一能找到的邓颖超年轻时所写的一首新诗。（赵易林）

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