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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先世

    俞平伯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己亥岁的十二月初八。己亥岁合公历是1899年，而农历的十二月初八已到了1900年，是1 月8 日，所以他属猪不属鼠。1900年合农历当是庚子年，而俞平伯仍属猪之尾，而不是鼠之头。所以他在《我生的那一年》中这样写道：我生在光绪己亥十二月，在西历已入1900年，每自戏语，我是19世纪末年的人，就是那有名的庚子年。追溯前庚子，正值鸦片战争，后庚子还没来，距今也只有十二个寒暑了。故我生之初恰当这百年中的一个转关，前乎此者，封建帝制神权对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尚在作最后的挣扎，自此以后便销声匿迹，除掉宣布全面投降，无复他途了。这古代的机构毁灭了，伴着它的文化加速地崩溃了，不但此，并四亿苍生所托命的邦家也杌陧地动摇着。难道我，恋恋于这封建帝制神权？但似乎不能不惦记这中国（文言只是个“念”字），尤其生在这特别的一年，对这如转烛的兴亡不无甚深的怀感，而古人往矣，异代寂寥，假如还有得可说的，在同时人中间，我又安得逢人而诉。［1］

    这篇《我生的那一年》写于1948年，正是在新中国建国前夕。所以，俞平伯的着眼点把自己定位在新旧交汇点上，此时他尚未接受完整的新思想。这时的他已四十八九，由此完全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新旧交替时代的知识分子。

    俞平伯出生在名门大族。他的曾祖父俞曲园，是清季著名大学者。俞曲园的祖上务农，到祖父那一代才学文有成。俞曲园的祖父叫俞廷镳，字昌时，号南庄。

    俞家世代居住在浙江德清县城东门外的南埭村，他家有一块图章就刻着“南埭村民”四个字，以志不忘其本。俞廷镳自幼聪慧，4 岁时大人教他唐诗，他便能出口成诵，6 岁进私塾读书，他就知刻苦努力。一般学生只要老师一走，便抛书玩耍，而他却依然正襟危坐，读书不辍，因此学业大进，得以补博士弟子员，在县学颇有名声。当年他家家贫，只有薄田几亩，仅靠卖文写字为生。夫人戴氏则以养蚕、绩纺来补贴家用的不足。俞廷镳直到70岁时才中举人，虽然明明已考了第一，但主考官与他商量说，像你这样七十高龄的人，皇帝是可以恩赏举人的，希望他把名额让给别人。他竟欣然同意，结果皇帝只恩赏了他一个副榜，还不能算是中举。这时主考官很后悔，而俞廷镳却很坦然地说： “吾已年老，以此留与子孙，不亦善乎？”这样的人品与气度，一时传为美谈。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所谓祖上积德，荫于后世，果然在他孙子俞曲园身上应了验。

    俞廷镳一生读书，虽仕途不顺，但学识渊博，并有著作传世。他的儿子俞鸿渐，字仪伯，号剑花，晚年又号磵花。他是清嘉庆丙子年（1816年）举人，曾任知县，后在常州等地任家馆，授徒。著作有《印雪轩文集》2 卷、《印雪轩诗集》16卷、《印雪轩随笔》4 卷等。他的次子俞曲园，是清季著名国学大师。

    俞曲园，名樾，字荫甫，号曲园。清道光元年辛巳（1821年）十二月初二出生于浙江德清东门外南埭村的鹊喜楼。鹊喜楼是因为屋后有一棵老树，树上有喜鹊窝而得名。他家门前有小河，宽宽的。距门不远处有座桥，名为拱元桥。俞曲园出名后，曾书写桥名镌刻在桥上，至今尚存，并成为著名的古迹，而他的出生地鹊喜楼却已不存。清道光年间南埭村尚无陆路可通，与外界交通靠水路。俞曲园出生时，父亲俞鸿渐在北京任职，所以俞曲园在《曲园自述诗》中有句云： “乌巾山下旧居家，鹊喜楼头静不哗。一夜春风吹喜气，迢迢千里到京华。”俞鸿渐得子的喜讯，当然要飞送京城。

    一般人都说德清俞氏是十世单传，其实不然。俞曲园有个哥哥，叫俞林，长弟弟7 岁。俞曲园4 岁时，因南埭村难以从师读书，便随母亲和哥哥到仁和临平去读书。临平属杭州，比之南埭村，自大不同。虽外婆家不在镇上，是在史家埭村，而过年、过节却很热闹。也就在4 岁那年，俞曲园开始跟母亲读《四书》。

    还是在这年里，家里为他聘定他的外表姊为妻。这在那个年代里是很正常的。

    临平的孙家，是清乾隆年间大学士孙文靖公的近族，与俞曲园外婆家有亲戚关系。俞曲园10岁时，即就读于孙家的砚贻楼，而请的老师则是他祖母戴太夫人的侄孙孙竹荪。那时每年给老师的束是3 个银元，前后共读了5 年。俞曲园一生中交学费上的学就这5 年，也就是说，他的家长只为他付过15个银元的学费，而他的后半辈子却过的都是教书收学费的教书生涯。他这一辈子的读书教书，也真可以“奇缘”二字来形容了。这5 年的读书，为他一生的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俞林、俞曲园两兄弟在孙家读书的时候，一次与孙竹荪同桌吃饭，有人说：“大俞、小俞将来都会有成就，前途无量。”孙竹荪听后却说： “不能这样说，小俞岂止是簪缨之士，乃当代之传人也。”可见学生时代的俞曲园就被老师看出了成才的苗头。后来俞曲园在《春在堂随笔》中写道： “余时方治举子业，为八股文字，惧不中绳墨，了不知可传者为何物也。”后来中举时，孙竹荪已病危，俞曲园到病榻前去看他，他拉着俞曲园的手说： “吾死后，子为我做小传或铭诔，但得见名字于集中，九泉无恨矣。”俞曲园当然不会辜负恩师临终的嘱咐，认真地写了篇《竹荪孙公诔》，收在他的《宾萌外集》里，而自己认为“文体卑弱，未足报公地下也”。由此可见，俞曲园在少年时代即已崭露头角，才华出众。而这位老师也真可谓慧眼识英才啊！

    俞曲园15岁时，俞鸿渐去常州新安汪家教书，他随父亲前往，在汪家的醉经书屋继续读书。常州东门外有老圃种的菊花极盛。一日正当九月花盛开，他随父赏菊，做了一首五言长歌即题为《兰陵菊花歌》。

    道光乙未岁，予年十有五，即侍大人读书于南兰陵，主人海阳汪君樵邻喜酒好客，每至菊花时，与客分题选韵，有《兰陵菊社诗》行于世。予时亦有所作，然皆不足存，姑存此以志当时裙屐之乐云尔。

    秋风秋雨兰陵城，绕城菊花如云平。
    花农担花入城卖，万家秋色肩头轻。
    殷勤折花向我道，此花不如城外好。
    士入朱门颜色低，女藏金屋年华老。
    东门城外竹篱笆，竹篱笆内老夫家。
    诸君无事试过我，与君遍看城东花。
    书生各有看华癖，一枝短筇几两屐。
    花农一见迎花间，笑拣好花指向客。
    城中爱花不惜花，苦将新样年年夸。
    根被铁丝盘屈曲，枝从瓷斗插横斜。
    几人解看花真面，今来城外真花见。
    一丛月下舞霓裳，一丛风里摇金线。
    独怜零落满天星，篱边瘦影偎伶仃。
    硕人黄裳岂不贵，妖冶不如尹与邢。
    万顷黄花看未足，花农招我坐茆屋。
    自言抱瓮作生涯，才了春兰又秋菊。
    兰陵城中年少郎，争选花枝侑客觞。
    谁料老夫看已厌，落英岁岁春为粮。
    话久斜阳上城堞，拗花赠我连枝叶。
    归去不知满袖香，但惊飞满黄蝴蝶。

    “裙屐”是指仅知衣着修饰而不知世事，难堪重任的少年。15岁的少年俞曲园能写出这样老到的诗来，难怪老师会如此器重他。诗的层次脉络如此清晰通畅，看来他自己也非常喜欢，所以他自己把这首诗列入诗集，作为开篇第一首。

    俞曲园16岁应县试，17岁始到杭州应乡试，直到24岁才得中举人。本来已名列第二，后因文章中略有纰漏，被改列第36名。旧时中举是件大事，也称进学，算是进入了仕途。

    次年，俞曲园即同俞林一同进京考会试，但均未考中。直到庚戌（1851年）春，他俩再度进京赶考，俞曲园中了第64名进士，这年他已30岁了。中进士也称通籍，三十通籍也不算太晚，他为此做了首诗，题目是《礼闱揭晓口占四十字》。

    三十初通籍，微名敢怨迟。
    所嗟登第日，不逮过庭时。
    灯火仍兄共，门闾慰母思。
    长安春有信，早报故园知。

    俞曲园比七十通籍自然不晚，但他父亲没能见他中举，当然这是很遗憾的。

    而科举时代，中进士自是人生头等大事，三十考中一般还不算晚。他特以诗记之，心情的愉悦，自不用多说。

    俞曲园考中以后，还要在保和殿复试，这一届的主考官是曾国藩，考试的诗题是“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曲园试帖诗的头一句是“花落春仍在” ，曾国藩大加赏识，认为咏落花而无衰瑟之意好，并与诸考官共商，决定列为第一。复试第一，俗称“复元”，当然不能与状元比，但也是十分荣耀的事。后来他在《曲园自述诗》中谈到复试的那一首诗写道：

    金殿簪毫赋暮春，岂因花落见精神。
    如何谬被群公赏，也算巍峨第一人。

    得到主考官曾国藩的如此赏识，在当时自是十分得意，因此俞曲园便自起室名曰春在堂，乃至他的全集即名为《春在堂全书》。后来曾国藩与他的师生之谊很不错，还特地为学生题写了春在堂的匾额。这匾额的真迹，至今仍保存在俞氏后人手里。

    俞曲园考中进士后，即入翰林院。翰林院是储备人才的地方，无可外放，也可能一辈子储存在那里，当个白发老翰林。俞曲园运气还不错，于清咸丰五年乙卯（1855年）八月被任命为河南学政，这是皇帝亲自任命的，所以也算是钦差。

    官不大，却十分荣幸。这本是个好兆头，或许从此大展宏图，没想到，他却因出题倒了大霉。清代规定，出试题，必须从《四书》中择句为题，但《四书》中毕竟字句有限，出来出去，势必要重复，后来为了避免重复，允许出所谓“截搭题” ，就是用某一章的末一句，连上下一章的头一句。这样有一个好处，即考生无法提前准备，因为两句内容不相干，论述起来也较难，从而出截搭题，已相当普遍。也因为两句不搭架，出题时就往往不假思索，俞曲园出的题是“ 君夫人，阳货欲” ，他出此题当然无心，然而被人一捉摸，一告发，问题可就大了。“ 君夫人”是《论语。季氏》章末三字，“阳货欲” 是《论语。阳货》的头三个字，内容当然不搭架，但有人一发遐想，告到西太后那里，可就了不得了。当时慈禧刚生了同治而被咸丰帝宠爱，有人告来自然要严加处理，从此俞曲园便被罢了官。

    苏州俞曲园故居春在堂，春在堂的匾额为曾国藩题写。

    世上总是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俞曲园从此做不成官了，晚清却出了个大学者。从此他埋头于学问，著书立说，写出了276 卷的《春在堂全书》来。要是他继续做大官，学术上决不会有如此大的成就，这是可以肯定的。

    2.在诗歌中成长

    俞平伯出生时，俞曲园已80岁了。老来得曾孙，当然十分高兴。他是腊月初八出生的，所以小名就叫僧宝。当时俞平伯的父亲俞陛云在北京做官，俞曲园立即拍电报给他，并做诗四首云：

    吾生腊月刚初二，此子还迟五日生。却好良辰逢腊八，不虚吉月是嘉平。

    夜阑回忆我生前，尚有先人旧句传。七十九年春不老，又吹喜气到幽燕。

    争向床前告老夫，耳长颐阔好肌肤。怪伊大母前宵梦，莫是高僧转世无？

    曾孙三抱皆娇女，今日桑弧真在门。自笑龙钟八旬叟，不能再抱是元孙。

    虚岁八十，喜得曾孙，俞曲园除在诗中表达了欣喜之外，还流露出恐难再见玄孙之憾，这也是封建时代的人之常情。俞平伯出生前，俞陛云先得了三个女儿，当时封建思想笼罩一切，非要得子，才算有后。“桑弧”是“桑弧篷矢”之省，古代男儿出生时，以桑木为弓，篷草为矢，射天地四方，为的是盼望男儿长大后，亦必如篷矢之雄飞四方也。

    孩子满月要理发，旧时南方多称剃头，而旧时风俗，正月里是不许剃头的，就改为双满月剃头。俞曲园又做了一首七律：

    腊八良辰产此儿，而今春日已迟迟。欣当乳燕出巢候，恰直神龙昂首时。胎发腻仍留丱角，毛衫软不碍柔肌。吾孙远作金台客，劳动衰翁抱衮师。

    父亲俞陛云在北京，只好由曾祖父来抢着为曾孙剃头。俞平伯3岁时，曾祖父即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他：

    培植阶前玉，重探天上花。

    从内容看，这副对联当然是兼示孙曾两代的，词语多双关，俞陛云，字阶青，在俞平伯出生前一年戊戌，刚中了探花。曾祖父寄希望于曾孙，盼他也得中探花，这是多么美好的祝愿啊！

    俞平伯4岁时，摄影术刚发明不久。那时代迷信太多，都认为摄影要摄去魂魄的，而俞曲园很开通，即带了俞平伯在苏州曲园照了张相，并题诗一首：

    衰翁八十雪盈头，多事还将幻相留。杜老布衣原本色，谪仙宫锦亦风流。孙曾随侍成家庆，朝野传观到海陬。

    欲为影堂存一纸，写真更与画工谋。00这张照片当时就添印了不少，并一一分送亲友。可是过了21年，俞家自己却没有了，俞平伯特地从舅舅家借回一张。当时已能照相制版，他便把这张照片制成铜版，并附印了一段文字，说明来龙去脉，在引录俞曲园诗以后，俞平伯自己又赋诗一首云：

    回头二十一年事，髫髻憨嬉影里收，心镜无痕慈照永，右台山麓满松楸。

    至今这铜版印件都已成了宝贝，也没有几个人拥有了。更有意思的是，《俞平伯全集》中把这张老照片与俞平伯晚年携曾孙俞丙然的彩照印在了一页上，这100年间的踪影与变化，尽收在一页之中，相映比照，倒真是很有意思的。

    曾祖曾孙合影的那年，正是重宴鹿鸣的那一年，还照了一张俞曲园、俞陛云、俞平伯三个人的合影，俞曲园中坐，俞陛云立俞曲园左侧，俞平伯则立其右侧，都是一身清朝官服打扮，只差俞平伯胸前一串朝珠了。由此又可看出，曾祖父、父亲两代都是殷切希望俞平伯长大也做官的。俞陛云34年后，在照片背面做了题记并题了首诗：

    光绪癸卯，先祖重宴鹿鸣，携孙（陛云）、曾孙（铭衡）在春在堂前衣冠摄影。越三十四年丙子正月，重拓于故都，敬纪以诗。

    杖履依依四十春，衰迟瞻拜独伤神。生天灵爽仍奎宿，易世衣冠恸鲜民。联步丹宵仙籍远，孤孙白发泪痕新。汉官仪制今存几，旧德绵延盼后人。

    当时俞陛云已69岁，心情应该说是十分复杂的。他对祖父的怀念，与对后人的期盼兼而有之。

    俞曲园是一位经学大师。他的主要著作是《群经平议》、《诸子平议》。所以《春在堂全书》中，这两部著作列在最前面；《清史稿》把俞曲园的传列入《儒林传》中，是很合适的。俞曲园学识渊博，多才多艺，著述宏富，又是位诗人。除《春在堂诗编》外，还有《曲园自述诗》等，他确为一位大学者、大儒、大诗人。李鸿章还为他题写过“德清俞太师著书之庐”的匾额，他在清末的学术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俞平伯的祖父俞祖仁，字寿山，行二，大哥俞绍莱，字廉石。这两兄弟相对于他们的上下代而言，事迹较少，一般都略而不谈，甚至有些人误认为俞平伯是俞曲园的孙子。

    俞平伯的父亲俞陛云，字阶青，号乐静，是戊戌变法那年的探花。从他中进士的名次而论，他超过了祖父俞曲园。他也与祖父一样，放过学政，担任过四川省副主考。在去四川的回途中，他记之以诗，有《蜀輶诗纪》一书行世。从戊戌变法到清朝灭亡没有几年，又赶上父母相继亡故，按清制一定要在家丁忧。等他丁忧结束，清朝已快灭亡了，他也就没再回京赴任。1911年，俞陛云出任浙江图书馆馆长。1914年，他又被聘入北京清史馆任提调，编写清史。俞陛云作为前朝的翰林，由他为前朝来修史，看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正好儿子俞平伯这时也在北京大学念书，于是俞陛云就没有再作过多的考虑，毅然地决定迁家到北京。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扶持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请俞陛云去做官，他毅然拒绝。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了整个华北。俞陛云虽没有举家逃难去内地，仍艰守在沦陷的北平，但坚决不与日伪合作，而是闭门不出，其高风亮节有目共睹，受到世人的敬仰。敌伪时期北平的生活十分艰难，物价飞涨，迫于此他一度不得不以卖字为生。靠着前朝探花的牌子，登门求字的还真络绎不绝。一时还不好对付，只得通过荣宝斋，规定出统一的价格，即所谓润格，挂出笔单。一度求字的人太多，还不得不让儿子俞平伯来代笔。为此，他请人刻了大大小小不少“戊戌探花”的印章。其中“御赐金粟重荣”印中的“金粟”是桂花的别称，魏了翁《桂诗》有“虎头点点开金粟”之句，科举考试定在农历八月，八月亦称桂月，科举时代中举后又过了一个花甲，人还健在，皇帝要赐宴这些老举人，这叫做“重宴鹿鸣”，俞曲园24岁中举，84岁还健在，所以是被招参加鹿鸣宴的。这“金粟重荣”与“重宴鹿鸣”同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正科重赴鹿鸣宴，先期陈奏，奉上谕： “俞樾早入词林，殚心著述，教迪后进，人望允孚，加恩开复原官，准其重赴鹿鸣宴。”没想到，八十衰年得此殊荣，不但可以参加鹿鸣宴，还开复原官。这当然不是官复原职，因为年纪毕竟大了，不可能真的再出来任职。而其心情至为愉悦，是可想而知的。为此他特意做了七律四首，其中两首是：

    四六年来草莽臣，重烦丹诏起沉沦。试从废籍稽昭代，再入词林得几人。喜有故官题墓碣，怅无前辈列朝绅。只愁计较芸香俸，甘为吾孙步后尘。

    忽闻恩命降从天，自抚衰躬转黯然。竟许祖孙同翰苑，未容兄弟共宾筵。望中长路五千里，梦里前游六十年。尚有琼林一杯酒，春风能否再流连。

    屈指算来，俞曲园罢官至此已48年了。老来重得殊荣，他的心情之激动，可想而知。其实，48年做学问真比做官高明得多，这才真能名垂青史。翻回来讲俞曲园的《重宴鹿鸣诗》，是俞陛云还有一方“祖孙重延鹿鸣”的图章。这块图章只是表示自己活到了“重宴鹿鸣”的年纪，而并不存在真正的鹿鸣宴，因为那时清朝早已灭亡了。

    俞陛云的著述当然没有俞曲园多，但也有不少，如《小竹里馆吟草》、《乐静词》、《诗境浅说》、《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梅花纪事百咏》、《绚华室诗忆》、《蜀輶诗纪》等。


    3. 入学

    俞平伯，名铭衡，字平伯，以字行，乳名僧宝。原籍浙江德清，出生在苏州马医科巷曲园中的乐知堂，他也可说是在苏州长大的。所以他往往对苏州朋友说，我是半个苏州人。他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可谓门禁森严，所以很少接触苏州民间的生活。他开始读书是在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的正月初八，虚岁刚5岁，俞曲园认为：“是日甲子于五行属金，于二十八宿遇奎，文明之兆也。“旧时相信五行，重大的事情都要查历书后，择日行事。俞曲园寄厚望于曾孙，由此可见一斑。他不但隆重择日，还专门做诗一首：

    喜逢日吉又辰良，笑携曾孙上学堂。一岁春朝新甲子，九天奎宿大文章。更兼金水相生妙，能否聪明比父强。记有而翁前事在，尚期无负旧书香。

    这首诗的字字句句，把俞曲园殷切的期望全写了进来。

    为了容易把孩子带大，于是起了小名僧宝，还就在这一天，由家人送俞平伯到寺庙里去，挂名为僧。腊八生日给俞平伯带来了这一连串的趣事，这也是他人所没有的。而他自己于1932年9月8日在《戒坛琐记》中写道： “四五岁入寺挂名为僧，对于菩萨天王有一种亲切而兼怖畏之感，甚至于眠里梦里都被这些偶像所缠扰，至今未已。这个童年大印象，留下一种对于寺庙的期待。”这可谓十分矛盾的相生相依不可思议的事情。从此由他的母亲来教俞平伯读《大学章句》，有时还由他长姊俞琎来教唐诗。

    清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俞平伯虚岁6岁，由母亲开始教他外文，俞曲园有诗云： “膝下曾孙才六岁，已将洋字斗聪明。”

    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正月初五，俞平伯入家塾读书。俞曲园也有诗记之：

    厅事东偏隔一墙，卅年安置读书床。今朝姊弟新开馆，当日爷娘上学堂。婉娈七龄尚怜幼，扶摇万里望弥长。待携第二重孙至，记得金奎日最长。

    为俞平伯请的塾师是很有学问的宿儒谢敬仲。这年端午节，俞曲园还在俞平伯的扇子上题了“青云万里”四个字。后来俞陛云将扇面揭裱了，并做题记说： “祖庭最爱僧宝，此为晚年所书，期望至厚。”

    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冬，俞平伯开始跟曾祖父学写字。俞曲园的《补自述诗》中关于此事有一首云：

    娇小曾孙爱似珍，怜他涂抹未停匀。晨窗日日磨朱矸，描纸亲书上大人。

    俞曲园还做注云： “僧宝虽未能书，性喜涂抹。每日为书一纸，令其描写。”后来俞平伯还取其中“性喜涂抹”四字，专门请刘博琴刻了块章，并且常常钤用。

    俞曲园去世时，俞平伯虚岁8岁，他十分悲痛。老人葬于杭州西湖右台山法相寺旁。参加曾祖父的葬礼，是俞平伯第一次到杭州。

    就在这时期，清朝废除了科举，后来俞平伯回忆道： “余于诗未有所受。群经呫哔之暇，日课一对，时有拙言，共引为笑。”还说： “我小时候还没有废科举，虽然父亲做诗，但并不让我念诗；平时专门背经书，是为了准备科举考试。在我八九岁时废除了科举，此后古书才念得少了。不过小时候背熟了的书，到后来还是起了作用。”俞平伯没赶上科举考试，但赶上了准备科举考试的读书背书，并且养成了诵读的习惯，这对他后来成为诗人，对诗词有研究，是大有好处的。现在的儿童教育与小学教育不注重背书，其实是很大的失误。

    辛亥革命时，俞平伯12岁，为避乱，全家由苏州搬到了上海。在这前后一年里，俞平伯除了继续读古文之外，又系统地学习了英文和数学。也是在此时，他接受了大量新思想、新事物。后来他曾有诗记录此事：

    从此神州事事新，再无皇帝管人民。纪年远溯轩辕氏，又道崇祯是好人。

    俞平伯的另一首诗写道：

    皕年编辫循胡俗，豚尾空教异国嘲。烦恼青丝今尽剪，光头吃肉最逍遥。

    由此不难看出，辛亥革命时俞平伯心情舒畅之一斑。与剪辫光头并提的，却是吃肉。这也是大实话，俞平伯一生喜好的是吃肉。

    1911年，俞平伯13岁，他开始读《红楼梦》。这是读闲书、读小说，而且还不能完全读懂，他也不太感兴趣。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他还说，“而且不觉得十分好”。这完全是真实的，他说： “那时我心目中的好书，是《西游记》、《三国演义》、《荡寇志》之类，《红楼梦》是算不得什么的。”13岁的男孩不懂《红楼梦》，不爱《红楼梦》，那完全是合乎常情的。就在这年冬，俞家又搬回了苏州。俞平伯在家读书，直到1915年春，才入苏州平江中学读书，但也只读了半年。

    俞陛云搬家到北京的原因，是为了照顾俞平伯在北京大学上学。北京大学的校址在沙滩汉花园，为了就近，俞陛云把家安在东华门箭杆胡同，两处相距的距离不远。

    1915年，俞平伯开始与傅斯年、许德珩在北京大学同学。傅斯年由预科升入文科国文门，许德珩则由英文学门转入国文门。俞平伯在国学大师黄侃指导下，正课之外开始读《清真词》，为后来研究《清真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在《清真词释.序》的一开头便这样写道： “我小时候于词毫无了解，最大的困难为‘读不断’。诗非五言定七言，词却不然了，满纸花红柳绿的字面，使人迷眩惊奇。有一些词似乎怎么读都成，也就是怎么读都不大成。这个困难似乎令人好笑，却是事实。”这其实是旧时读书人普遍遇到的共同困难，因为旧书都没有标点。现在的读书人已读不到线装书，似乎词的断句好像倒不成问题了，其实读古文的能力是更差了。如果直接去读没标点的线装书，那岂止读不断书，跟看天书也差不多呀！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改良文学的“八不主义”，俞平伯对写白话文是积极响应的。同年1月4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推行“学术自由，兼蓄并包”的办学方针，开创了北京大学的良好校风。蔡元培在就任演说中强调指出：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还谆谆告诫大学生说：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这真是掷地有声的言辞，它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学人志士。

    这年1月15日，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因此，《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京，就设在陈独秀的家中。而陈独秀的家就在箭杆胡同9号，与俞家成了近邻。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期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诲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俞平伯对此是十分赞同的。

    这年夏天，刘半农被聘为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员。9月4日周作人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辑员。9月10日胡适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9月末，因傅斯年与顾颉刚同宿舍，俞平伯由此而与顾颉刚相识。也就在这年9月，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一时期正是俞平伯新旧思想交融并蓄的时期。他既写旧诗，又开始新诗创作。可惜这时期留下的旧体诗不多，因为诗集毁于“文革”中。而这年秋天他写的一首《秋夕言怀》却意外地保存下来了。

    飒飒秋风至，凉气入庭帏。灯光照我读，废读起长思。思多难具说，对卷略陈辞。生小出吴会，雏发受书诗。颇自不悦学，督责荷母慈。十岁毕《五经》，未化钝拙姿。后更遭鼎革，十七来京师。野里无言仪，自愧贵家儿。入学经三载，远大岂遑期。身心究何益，唯有影衾知。繁华不足惜，所惜在芳时。先我何所继，后我何所贻。爱轻令慧照，感重心自衰。既怀四方志，莫使景光追。君子疾没世，戒之慎勿嬉。勉力信可真，长叹亦何为。

    这首诗确实平平，但却是那时代他留下的少有的作品，而且说的都是实话。1973年夏，俞平伯谈起这首诗时说： “诗因不佳，其后编诗集时遂未收入，却据实而道，绝无掩饰，荏苒将六十年，未酬此诺，是诗不负我，而我之负诗多矣，可叹息也。”晚年重读少作，感慨系之。这完全合乎人之常情，尤其在“文革”中毁了他的诗集以后，又偏偏留下了这一首，感触应该是很复杂的。　

    1917年10月31日，农历九月十六，俞平伯结婚。俞平伯的夫人许宝驯，是他舅舅许引之的女儿。许宝驯，字长环，后来俞平伯又改其字为莹环，晚年又自号耐圃。她长俞平伯4岁，在北京长大，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填词度曲，诗、书、画无一不通，又是位贤妻良母，一生照顾俞平伯十分周到，伉俪间感情深笃，从未吵过架，甚至没红过脸。他们的婚礼，老师黄侃，同学许德珩、傅斯年等都来祝贺。

    俞夫人许宝驯擅长昆曲，俞平伯心向往之，但曲韵方面略差，为此，还专门向曲学大师吴梅学曲。有“偶闻音奏，摹其曲折，终不似也。后得问曲学于吴师瞿安”的记载。

    就在结婚的这一年，俞平伯选定了小说作为研究课题，当时这研究课题的导师有周作人、胡适、刘半农三人，同学中也只有傅斯年一人。

    4. “五四”新诗人

    1918年2月1日，俞平伯参加北京大学文科国学门研究所第四次小说研究会，听周作人讲俄国的问题小说。在会上，他认定自己的研究项目为“唐人小说六种”。而此时他的求学志向未定，尚属广涉博览的阶段。此时尚在五四运动前一年，但各种新思想已在萌生，尤其新文学正在萌生，所以他一面阅读《新青年》，一面跟吴梅攻读曲学。正好此时吴梅刚到北京，住在北城二道桥。也就在这一时期，为他一辈子酷爱昆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年4月15日，胡适在《新青年》第4卷第4期上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主张。一个月后，俞平伯的新诗《春水》发表。

    五九与六九，抬头见杨柳。风吹冰消散，河水绿如酒。双鹅拍拍水中游；众人缓缓桥上走，都说“春来了，真是好气候”。

    过桥听儿啼，牙牙复牙牙。妇坐桥边儿在抱，向人讨钱叫“阿爷！”

    说道“住京西，家中有田地。去年决了滹沱口，丈夫两男相继死；弄得家破人又离，剩下半岁小孩儿”。

    催车快些走，不忍再多听。日光照河水，清且明！［2］

  这首新诗似乎还没有完全脱离旧诗词的影响，内容一般，所以俞平伯在选编第一个诗集时，没有把它收进去。还有一首写得更早，写于1918年3月18日夜，应该是他的处女作，它一直没有发表，直到1992年才首次发表在南京《文教资料》上，题为《奈何》。

    父母生了我，世间有了我。自从堕地呱呱，便生出啼啼笑笑，嗔嗔喜喜，许许多多！是真有我？是假有我？是真是假，尽随着去忖度。好说，百年比大梦！但醒了如何？未有之前是什么？怎么忽然而有？这话无从说得过。跳他不出，问他不说，看他不清楚。有些自己欢喊着“觉悟”；有些直着嗓子叫“奈何”！［3］

    这首诗确比《春水》更一般些，但它确实是俞平伯新诗创作的开始，从中也可看出他当时思想之一斑。

    同年10月16日，俞平伯以书信的形式写了一篇论文，题为《白话诗的三大条件》，次年3月15日在《新青年》第6卷第3期上发表。文章据理驳斥了那些非难白话诗的保守派，同时，提出了白话诗的“三大条件”，他认为： “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文词粗俗，万不能抒发高尚的理想。”这一观点得到胡适的赞扬。

    同年11月7日，农历十月初四，长女俞成出生于北京。

    1918年11月19日，新潮社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反对封建伦理和封建文学的新文化团体。俞平伯被推为该社干事部书记，负责《新潮》杂志社编辑事务的记载和对外信件往来等工作。后来俞平伯在《回忆〈新潮〉》一文中写道： “1918年下半年，北大文科、法科的部分进步学生组织了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为《新青年》的友军。新潮社设在沙滩北大红楼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与北大图书馆毗邻。……我们办刊物曾得到校方的资助。校长蔡元培先生亲自为我们的刊物题写‘新潮’两字。”“我参加新潮社时仅18岁，知识很浅。由于自己出生于旧家庭，所以对有关新旧道德的讨论比较注意，曾写一篇有关新道德的文章。”

    此后俞平伯的新诗写了不少，陆续出版了几个诗集。《冬夜》、《西还》、《忆》是他的三部专集，还有与别人的合集《雪朝》等。

    俞平伯的第一部新诗集《冬夜》，是在1922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共收入1918年至1921年所做的新诗101首。1923年5月《冬夜》再版时，俞平伯删去了初版时的自序，因为那篇自序使读者产生了不少误会。他把《致汪君原放书》一文补进去，作为《冬夜》的代序。1924年4月，俞平伯的第二部新诗集《西还》，也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共收诗作85首，分“夜雨之辑”与”“别后之辑”两部分，另附录“呓语”18首。

    1925年12月，俞平伯的第三部新诗集《忆》，由北京朴社出版。这部诗集与前两部不同，是用俞平伯自己的手迹影印的，开本也不同，是袖珍本。《忆》的内容很别致，是用诗歌的形式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在当时似乎还没有别人做过同样的尝试。这部诗集共收诗作36首，书前有自序，还有俞夫人许宝驯的题词，书后有挚友朱自清的跋。更使这本《忆》增色的是，漫画家丰子恺为这部诗集画了18幅彩墨插图，画家、作家孙福熙为诗集画了封面。书后还附有旧体诗词15首。总之，《忆》是部至今看来仍颇具特色的书。后来，夏宗禹曾基本照原样翻印过宣纸线装本。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过一种本子，右面基本照原样，左面排印释文，其后还附有俞平伯之子俞润民的一篇《关于〈忆〉的话》。由此可以看出，《忆》直至今日，还是十分受欢迎的。

    注释

    ［1］《我生的那一年》，见《俞平伯全集》（第2卷），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99-700页。

    ［2］载《新青年》第4卷第5期。

    ［3］俞平伯： 《俞平伯全集》（第1卷），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页-334页。

    1. 赴英留学读《红楼梦》

    1920年1月4日，俞平伯从上海出发，乘轮船赴英国留学，他北京大学的同学傅斯年与他同行。船上生活十分单调与孤独。他一路上做新旧体诗寄给夫人许宝驯，其中有两首题为《身影问答》的诗，正反映出他思念夫人之情：

    身逐晓风去，影从明镜留。形影总相依，其可慰君愁。

    颜色信可怜，余愁未易止。昨夜人双笑，今朝独对此。

    轮船在大海上行驶，开始的时候，俞平伯还带着巨大的好奇心理观看着涛起涛落，时间一长，一种莫名的寂寞不由得弥漫周身。也许是这难耐的寂寞和相对完整的时间，让俞平伯开始细读《红楼梦》，这是他13岁的时候不爱读，也没有读懂的一部书。

    在船上，傅斯年倒并不感到太寂寞，他在给校长蔡元培的信中说： “船上的中国旅客，连平伯兄和我，共八人，也不算寂寞了。但在北大的环境住惯了的人，出来到别处，总觉得有点触目不快；所以每天总不过和平伯闲谈，看看不费力气的书就是了。在大学时还不满意，出来便又要想他，煞是可笑的事！平伯和斯年海行很好，丝毫晕船也不觉得。”［1］他俩所读的不费力气的书当然不止《红楼梦》，但主要的应该就是《红楼梦》了。他二人不但都细读了，而且还细谈了。后来俞平伯在《〈红楼梦辨〉引论》中回忆道： “孟真（傅斯年，字孟真）每以文学的眼光来批评他，时有妙论，我遂能深一层了解这书底意义、价值。但虽然如此，却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底兴味。”但无论怎么说，这次海上西行的空闲，正好给俞平伯打下了研究《红楼梦》的基础。由此还可看出，他搞上红学研究，开始就只是打发空闲，并不是当学问来研究的。

    俞平伯在英国住的时间很短，在伦敦只住了13天，便又乘日本邮船“佐渡丸号”启程回国了。说得出的原因只是英国英镑涨价，自费筹划尚有未周，只好决定回国。那是1920年3月6日。回程的船上，俞平伯把张惠言的《词选》念得很熟，这对他后来填词、讲词、研究词都很有好处。同年3月9日，船还在大西洋上飘摇，俞平伯做了一首新诗，题为《去来辞》，开头的几句是：

    从这条路上来，从来的路上去。来时是你，去时还是你！想了什么，忙忙地来？又想些什么，忽忽地去？要去，何似不来；来了，怎如休去！去去来来，空负了从前的意。

    由此不难看出，俞平伯的心里是十分矛盾的，也觉得这次赴英留学是毫无意义的。

    3月13日，船刚过直布罗陀海峡，还没到马赛，俞平伯又写了首诗寄给夫人许宝驯：

    长忆偏无梦，中宵怅恻多。递迢三万里，荏苒十旬过。离思闲中结，豪情静里磨。燕梁相识否，其奈此生何！

    诗题为《庚申春地中海东寄》。这首诗正反映出俞平伯所以急于回国的一些原因。

    令人感动的是，当船在马赛靠岸时，傅斯年从伦敦渡海，穿越法国，赶到南岸来再次为俞平伯送行。当然，傅斯年的意思是想再次挽留俞平伯继续回英国留学，但此时的俞平伯已归心似箭。无论傅斯年怎么劝，也是劝不进去的了。由此可看出，傅斯年对俞平伯的情谊有多深，同时对俞平伯的来去匆匆，也实在是难以理解。

    这回国的一路上，俞平伯的孤寂之感，更胜于去时了。一是归心似箭，二是少了个傅斯年这样的好同学。这一路上，他做诗填词不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仅有的伴侣》：

    一密织就的螺纹，乱拖着的絮痕，半规荒广的场，如走了太阳，便剩您俩没缝儿依傍。来来往往，后浪追前浪。云底浪！海底浪！耀耀漾漾，青光翻白光，云底光！海底光！模糊不定，上下无雨。凝沉这般的景色，守得神疲，看得眼花，想得心头腻。紧闭了不济的双睛--半日；眼缝开，偷偷觑，还是你？是你！

    二孤零零一个人在海上，没头没脑尽着去想，没声没响尽着去讲。行哟，坐哟，躺哟，单是行坐和躺！今天这样，明天这样，明天的明天可想！只老去的日头，磨来磨去，东升西降，仿佛和人一样匆忙。但太阳，太阳！我说： 幽凄蒙昧的人，你纵光亮，也怕照不到他的心上！

    三一秒半秒地挨着，盼到苍苍凉凉火珠儿遮掩，总算又长别了一天！没有想他，何曾惜他；不说“辜负”，“再见”。只走了喜你不重来，来了催君快去。想人人爱恋，你偏电光波溜；我翻厌倦，又丝线磋磨。最不肯体谅人情的，去！难做朋友。

    这是诗的头两节，后面还有四节，而且更长。仅就从这两节来看，这种海船上的孤寂生活，也真是烦人透顶的，更何况是归心似箭的俞平伯呢！在船上一路东归，一路做诗填词。4月5日，俞平伯填了《玉楼春》一阕，遥寄夫人许宝驯，题目即《和清真韵寄环》。

    画画草草随人住，形影相依无定处。江南人打渡头桡，海上客归云际路。消愁细把愁重数，执手正当三月暮。今朝悄对杏花天，那日双看杨柳絮。

    这还真有归乡之心更切的味道，真是掐着指头数日子，就盼着早日回到夫人许宝驯的身边。从中正看出一个诗人的有别于一般人的地方。

    4月19日，俞平伯终于回到了上海，次日就回到杭州岳父母家，见到了由北京特地赶来的父母亲和夫人，其欢快的心情实在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啊！直到1963年，俞平伯在整理《国外日记》时还这样写道，1920年“余方弱冠，初作欧游，往返程途6万余里，阅时则三月有半，而小住英伦只十二三日，在当时留学界中传为笑谈。岂所谓‘十九年矣尚有童心’者欤，抑亦所谓‘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者耶”！过了这么多年，仍颇有“终不悔”的味道，甚至于仍十分欣赏，这也只能用诗人气质来解释了。

    2. 与顾颉刚通信《红楼梦辨》成型

    从英国回来后的这段时间，俞平伯不断地写诗、写文章，陆陆续续在刊物上发表，后来又陆陆续续收入集子。此时，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已出到第六版，这版的自序，副题即《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俞平伯读后，颇有感触，又产生了讨论《红楼梦》的极大兴趣，于是他写了《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一文，发表在1922年3月7日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学灯》上，署名一个“平”字。胡适读到这篇文章后，在3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平伯的驳论不很好，中有缺点，如云‘宝玉逢魔乃后四十四回内的事’。内中只有一段可取。”这一段的原文是：

    这序的本文共分四节。第一节的大意是说著作的内容有考证的价值，这我极为同意，但我却不懂这一点与所辩论的何干？考证情节的有无价值，是一件事，用附会的方法来考证情节是否有价值，又是一件事，万不能并为一谈。考证情节未必定须附会，但《石头记索隐》确是用附会的方法来考证情节的。我始终不懂，为什么《红楼梦》影射人物是考证情节，以《红楼梦》为自传便不是考证情节？况且托尔斯泰的小说，后人说他是自传，蔡先生便不反对；而对于胡适之的话，便云“不能强我以承认”，则又何说？至于说《离骚》有寓意，但这亦并不与《红楼梦》相干。屈平是如此，曹雪芹并不因屈平如此而他也必须如此，这其间无丝毫之因果关系，不成正当的推论。［2］

    这一段论述正如胡适说的，不很好，但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校长，进行辩论，这种精神是很勇敢的。批判索隐派，可以说，是新红学诞生的先声。

    此时，俞平伯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的通信已积攒了很多。1922年4月中旬，俞平伯特地从杭州去苏州看望顾颉刚，和他商量是否把来回的信件，编成一部辨证《红楼梦》的书。而此时顾颉刚太忙，实在没时间来编书。于是二人决定，由俞平伯一个人来编这部书。俞平伯将来回的信件全部带回杭州，“答应回去后立刻起草，到5月底已经做成了一半”。7月初，《红楼梦辨》一书的初稿已完成，共分3卷17篇。他自己希望此书能尽两种责任： “一是游人游山地向导，使读者从别方面知道《红楼梦》作者的生平，帮助读者对于作品作更进一层的了解。二是做一个扫除荆榛、荡瑕涤秽的人，使读者得恢复赏鉴的能力，认识《红楼梦》的庐山真面。”看来这两个目的当然是达到了，不但如此，还开创了新红学研究的先河。

    俞平伯是位感情十分细密的人。1922年4月28日，他收到郑振铎的信，信上说： “我们的泪流了，但人间是顽石，是美的悲惨的雕刻呀！”俞平伯反反复复读信，竟至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个不认识的人墓前慨然高歌《红楼梦》中《祭晴雯》中语： “天何如是之苍苍兮！……地何如是之茫茫兮！”热痛的泪一时倾泻，浪浪然不可止。醒后犹有余哀，却不知其所从来。他以为“因人间的冷酷，故泪改流向温馨的梦中”。4月30日，他在杭州做了第二首以梦为题的诗。他一生都有记梦的习惯，有不少诗作的完成，大概也与梦有关。后来的《古槐梦遇》等书，即都是记梦之作。

    1922年5月30日，俞平伯应顾颉刚之邀，带着《红楼梦辨》的初稿，去苏州做一日游，同游者还有王伯祥、叶圣陶。这一天当然玩得很高兴。他们一同游了石湖之外，还同游了石佛寺与治平寺。而在送俞平伯上火车的马车上，却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关于此次苏州游，顾颉刚在《红楼梦辨》序中，只带到了一句： “果然他再到苏州时，已经做成一半了。”而在初稿中有较详记述：

    他（俞平伯）第二次到苏州时，我邀了伯祥、圣陶，和他同游石湖。他急于回杭，下午船到胥门，赶乘马车到车站。这稿件是他一个多月中的精力所寄，所以他不放在手提箱里而放在身边。马车行过阊门，他向身边摸着，忽然这一份稿子不见了。这一急真急得大家十分慌张。我说： “马车倒回去罢！看路上有没有纸包。”伯祥主意好，跳了下去，对准迎面来的人手里看。一路过去，他忽然远远看见有一个乡下人，手里拿着报纸包着的东西，就上前问道： “这是什么？”拿来一看，果然就是平伯的稿子！于是他抢了回来，大声喊道： “找到了！找到了！”我们都上了马车，我笑着对平伯道： “你的稿子丢了，发急到这样，古人的著作失传的有多少，他们死而有知，在九泉之下不知如何的痛哭呢！”平伯道： “倘使我这稿子真的丢了，这件事我一定不做了。”我道： “那么你做成这部书真是伯祥的功劳了。你嘱我做序，一定把这件事记了上去，做这部书的历险的纪念。”［3］

    如果这初稿丢了，从此再也找不回来，也许就此浇灭了俞平伯继续研究《红楼梦》的兴趣，从而半途而废，也不是没有可能。那么此后的风雨跌宕，或许根本不会发生。王伯祥找回初稿，到底是福是祸，是好是坏，都当另论了。

    1922年7月，俞平伯在杭州将《红楼梦辨》已基本整理好。7月6日去上海，他正巧在车站就遇上了朱自清，一路有谈有说地到了上海。这次去上海，一是候船去美国，一是将《红楼梦辨》稿交给顾颉刚去找人誊抄、出版。

    当天下午，俞平伯就去美国领事馆办理护照，他又与朱自清同访了郑振铎。当晚与朱自清下榻孟渊旅馆，并邀顾颉刚、叶圣陶同住，老友难得相聚，肯定有说不完的话。第二天下午又一同出席了在一品香举行的文学研究会南方会员年会，讨论会务，同时也是为俞平伯赴美而饯行。还是就在这一天，俞平伯写完了《红楼梦辨.引论》，他希望书的刊行能渐渐把读者的眼光“从高鹗的意思，回到曹雪芹的意思”，使《红楼梦》的本来面目得以显露，开辟出一条还原的道路。至此，《红楼梦辨》全部脱稿，共3卷17篇。

    7月9日下午，俞平伯向顾颉刚、叶圣陶辞行，并把全稿交给了顾颉刚，让他去找人誊抄。他连夜赶到吴淞登上“中国号”船，以浙江视学的身份，受浙江教育厅的委派，赴美国考察教育。

    3. 美国之行考察教育

    俞平伯这次东行，是横渡太平洋。船刚到吴淞口，俞平伯已完成了第一首新体诗《东行记踪寄环（一）吴淞江》。一路海行一路做诗，这些诗后来都收入他的新诗集《西还》中。出国而还没迈出国门一步，他已开始念家。幸亏是短期出国考察，如若是长期的，必也同赴英留学一样，非待不住而提前逃回不可。他这次从吴淞口启程后就写诗寄内，这只能说是他诗人气质的又一次充分流露。

    从小生长在苏州而又不接触社会，一旦见到劳苦大众的生活，俞平伯的同情心是十分强烈的。7月11日，船泊日本长崎，他亲眼见到无数男女工人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地背煤上船，便写道： “煤屑飞扬，鼻为之窒，肤为之黑。做工者状如鬼魅，筋力疲惫，仍复力作；而船上员司及旅客，则凭栏闲眺，既恶其扰，又嫌其迟缓，似金钱之力远胜于人生矣。”除记述此目睹的惨状外，他还进一步写道： “此等情景，真是万恶的象征，不信人间应当可以如此。”由此，他“始信现代文明，一言以蔽之，罪恶而已，掠夺而已。吾辈身列头等舱，尚复嗟怨行役之苦，可谓‘不知稼穑之艰难’，亦可谓毫无心肝。苟稍有人心者，睹近代罪恶底源泉在于掠夺，则应当以全心力去从事社会活动，即懦怯的人，至少亦须去从事民间运动。高谈学术，安富尊荣，此等学者人间何贵？换言之，不从制度上着手，不把根本上的罪孽铲除了，一切光明皆等于昙花一现。‘九泉之下尚有天衢’，世界之酷虐岂有穷极耶？兴思及此，一己之烦闷可平，而人世之悲哀愈烈，觉前路幽暗，如入修夜，永无破晓之新曦矣”［4］。由此不难看出，工人运煤的场景，在他心灵中的触动是很深的。他既想到了社会制度的罪恶，也想到了一己之社会责任。同情与感愧交并，真可谓是这次考察的又一重大收获。

    7月14日，船泊日本横滨，要停半天，俞平伯就到东京去玩一趟。去的是上野公园，参观了东京博览会。其中的所谓“满蒙馆”，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看到了日本侮辱中国的种种劣迹，首先不叫中国馆而叫“满蒙馆”，就让俞平伯受不了。听说是在中国有关人士的抗议下才改名为“聚芳园”的，这一改，其侵略的野心依然暴露无遗。尤为可怪的是，唯独“满蒙馆”还有特别赠品--书一本，书名叫做《满蒙之现状》，专门说明“满蒙”物产如何如何丰富，日本现在的势力又如何如何强大，而中国的行政又如何如何腐败，无非要促使日本国民的注意，激发他们侵略的野心。这本书之外，还有《满铁事业概况》与《满蒙馆出品物解说书》两本，还赠送彩画明信片两张，一张是“满蒙馆”外景，一张是大连舟车联络图，画了许多有辫子的人。俞平伯对此震动很大，他认为： “此等侮辱固可恨，但其心思更可畏惧。日本之窥伺中国，已可谓无微不至。而我国人士除有一种盲目的排日气息外，便不见有何等实际调查。此等光景，较之‘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尤为奇险。我原不要鼓吹一种狭隘的国家思想，但邻邦既有那种侵略的态度，我们也不得不作自卫的准备。抵抗强暴，正是一种正义。在现今的状况下，我不相信消极的无抵抗，有实现的可能。”［5］由这段最直接的感受引发的论述，不难看出，俞平伯的思想比之当时的当政者来不知要高明多少。要是当时举国上下都能同心同德，一致警惕日本的侵略野心，抗战中就不会吃这么大的亏。日本一面正加强侵略意识，而中国一面却在嚷嚷不抵抗，不遭侵略有待何日？

    1922年7月31日，俞平伯到达美国旧金山，8月7日动身去芝加哥，8月10日到，即换车去华盛顿，11日到。这次美国之行比留学英国的时间稍长，10月26日登车离美，取道加拿大回国。10月28日至30日，在火车上横穿加拿大。11月1日上午抵达温哥华。11月2日上午登俄国“皇后号”船，中午即开航。回来的船上俞平伯读了《儒林外史》、《牡丹亭》等书，一路写诗，主要是新体诗。11月19日上午回到上海，下午即回杭州。从离开纽约算起，路上共走了23天。最妙的是，第二天偕夫人与表妹同游月下老人祠，俞平伯说，“太平洋的风涛澎湃于耳边未远”，而今已与家人乘舟“在一杯水的西湖中”清游，遂有一种轻松感。“非但不用我张罗，并且不用我说话，甚而至于不用我去想。其滋味有如开笼的飞鸟，脱网的游鱼，仰知天地的广大，俯觉吾身之自在。月余凝想中的好梦，果真捏在手心里，反空空的不自信起来。我唯有惘惘然，‘我回来了’。”［6］俞平伯的念家，也真是出了名。由此反证，他一人出门在外，精神上有多么紧张，只有回到了家，才得到彻底的放松。

    这年年底，俞平伯在北京校对顾颉刚请人抄写的《红楼梦辨》书稿。

    1923年4月，《红楼梦辨》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俞平伯时年24岁。

    次年2月27日，俞平伯在杭州城头巷寓所做了一篇《重刊〈浮生六记〉序》，文中详细论述了对“文心之妙”的理解。他说：

    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这个通例，于小品文的创作尤为明显。我们莫妙于学行云流水，莫妙于学春鸟秋虫，固不是有所为，却也未必就是无所为。这两种说法同伤于武断。古人论文每每标一“机”字，概念的诠表虽病含混，我却赏其谈言微中。……我们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着意，着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7］

    这正是具备诗人气质的人才能具有的观点。他认为，文心之妙，正在这不“离”不“着”之间。他之所以一生喜欢《浮生六记》，也可称之为诗人气质独具的表现之一。

    4. 谈文艺问题

    俞平伯这次的北美之行，除第一位的考察教育之外，一路上写诗写信自是不可免的。他还挤出时间写了篇文艺论文，即《常识的文艺谈》。此文初次发表在1923年4月《小说月报》14卷第4号上，题为《文艺杂论》。1924年收入《剑鞘》时，改为此题。《剑鞘》是俞平伯与叶圣陶合著的一部散文集。从题目也可看出，“杂论”也好，“常识”也好，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著作，所以首发于《小说月报》上，并作为一般散文收入散文集。可以说，它是篇介于散文与论说之间的文艺性随笔，但不乏自己文艺观点的阐述。文章共分八节，约有万字，其中第五节不太长，却是全文中较为突出而生动多趣的：

    文艺的本身不但找不出目的、标准来，且也没有尽然分明对象。我们平常说生活是文学的对象，这虽不甚错，但究竟还不密合真相。拿生活做文学的对象，仿佛文学和生活是两个分立的；而其实文学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它的自动的表现。我在《诗的进化的还原论》上说： “诗是人生表现出来的一部分，并非另有一物却拿它来表现人生的。”现在的意思也正是如此。人生真相，只有从自己反射出来的影子里去窥测，不能拿外物来说明。我们若不承认文学是生活的一部分，怎么能解释“文学是人生的表现”这个判断呢？譬如树上开着美丽的花，自然花是树的生命的表现，但花自己也是生命，并非花是一物，根条株叶各另是一物，而整个的树又是一物。他们自己分不开，因我们说话时的便利硬分割了。分割原有它的意义，只是不可太严刻了。所以说文学以生活为对象，通常时并无妨碍；但如仔细研究，则知此语尚不免有语病，充其量，将使人觉得文学只是描写批评生活的工具，而忘了文学自身便是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区别，虽文字上相差极微，关系却很大。因为如只把文学当做表现生活的工具，一方面会养成一种冷酷旁观的态度，一方面又会在涂炭之中建起缥缈空虚的乐园。这正是文艺界空虚、衰落的光景。诗神原有歌哭的自由，只是我们总不希望它永远闭着眼，更不希望它以金枷玉锁终其身。歌哭原是自由的，只是请--请您睁开眼罢！睁开眼之后，她沉沦在生活的旋涡里去了，便永拥恋着那人生了！［8］

    这篇寓论说于文艺的文章，把文艺与人生的关系，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以树的花叶根枝做比喻，让人在文艺欣赏之中，理解了二者之间相互的内在联系，不能不说是篇普及性的好文章。当然，这只是全文中的一节，还不能以点概全。文中警句甚多，如第6节中说： “作者必浸在社会中间，忘了社会的影响，然后他的作品方才有真的社会的价值。若站在社会外边，去迎合社会，则反而把价值丧失了。”这种深入社会的观点，至今看来，仍是十分精辟而可贵的。又如第7节中说道： “他们实在太拘执，且把轻重颠倒了。他们常常说，不修饰不成为文艺，而不知道虚伪、矫揉造作的文艺，其价值远逊于一句老实真挚的话。有人以为新诗不是诗，只是白话罢了。我不能对他说什么。因我觉得，做了人痛痛快快把要说的说出，就很够了，定要争来做诗人，不是傻瓜吗？”看来都是大白话，然而又多么实实在在！同时却已简明地表露了自己的创作观。关于文艺与修辞的关系，他也进行简要的论述，第7节中还说： “我再申论文艺与修辞的关系。修辞为解析文艺而有，文艺不必定守修辞的律令。”

    总之，俞平伯的北美之行还是很有收获的。仅就《常识的文艺谈》而言，也足以说不虚此行。

    5. 太平洋归途

    1922年11月1日上午，俞平伯到达加拿大的温哥华，下午即将行李送上俄国“皇后号”船，然后去公园一游。11月2日凌晨，他还在旅馆做了一首新诗《没有我底分儿》，此诗先在《诗》杂志上发表，后收入他的诗集《西还》。这天上午登船，中午即起锚开航了。这次归航的心情，似与欧游归航有所不同。11月3日在船上先读《儒林外史》，下午又读英国作家凯本德的《爱之成年》，心情虽亦无聊，却比上次归途似乎麻木得多，“归心”好像不如上次那么“似箭”了。他自己的感受就是有所不同，所以这天的日记这样写道： “此次舟中与上次欧游归途心境不同。前凝盼船到上海，此则无所可否，船上固甚闷，但亦并不想如何也。心绪如斯颓暮，可惊之至。”为何如此，一时连他自己也没完全想通。

    11月4日，俞平伯又读《牡丹亭》，从他读书的杂乱，也可看出其心绪之不宁。所以1月5日的日记写道： “听碧浪打窗，又是欧游景况。翻阅旧日记，为之怅然。昔游闲而焦烦，此次则沉闷，虽亦盼到吴淞而显得麻木，殆一次不如一次了。”他自己也发现情绪有点麻木，而认为是每况愈下，不免有些颓伤。

11月6日，俞平伯在船上做了一首七绝，题为《太平洋归舟》。

无际云寒泼墨鲜，长风撼海乱于烟。莫嫌后浪催前浪，颜色苍苍似往年。

这首诗也正是俞平伯麻木颓伤情绪的一种表现。这种莫名的情绪当然首先来自海上的孤独，其次还因为是第二次经历这种孤独。

    11月16日，离吴淞还有两日的旅程，俞平伯又得七绝一首：

    家山傍到夕阳红，寒夜苍波色愈浓。清梦随人最多事，醒来犹自话喁喁。

    这首诗略有近乡情更怯的味道。11月18日，船终于停泊在吴淞了，俞平伯做了一首新诗，题为《西还前夜偶成》。

    船儿动着，只我最爱睡，一天要睡去大半天。

    船儿泊着，只我睡不着，一夜睡不到小半夜。

    这首诗全是大白话、大实话，却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对偶齐整而一无修饰，言之有物而十分感人。海洋上漂泊了十七八天，如从离开纽约算起，则归途共23天，也比欧游归途短得多。11月9日上午，船停靠在上海新关码头。他下午即乘火车赶回杭州，与家人团聚。此时的俞平伯仍然西装革履，在他的小舅子许宝骙眼里留下的印象却十分别致与深刻： “兄西装革履，持一硬木手杖，有翩翩洋少之仪表。又购带五分钱小丛书多种，有莎翁戏剧故事及《福尔摩斯探案集》等，分赠余及七弟，皆大欢喜。”回到家的喜悦与放松，俞平伯自是不用多说。

    注释

    ［1］载1920年2月18日《北大月刊》。

    ［2］载1922年3月7日《时事新报.学灯》。

    ［3］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

    ［4］载1922年3月7日《时事新报.学灯》。

    ［5］俞平伯： 《俞平伯全集》（第2卷），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38-539页。

    ［6］同上书，第168页。

    ［7］同上书，第98页。

    ［8］同上书，第3卷，第617-618页。

文章出处：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