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2期目录

  ·《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3期目录

  ·《红楼研究》2008年第3期目录

    冯其庸是《红楼梦》专家，对传统戏曲也研究有年，又有书法绘画方面的成就。我现在要说的则是另一方面的事情。一位学者为别的作者的投稿提供一些对口的刊物，或向出版社、刊物作推荐，在彼此之间起了桥梁作用，这当然也是常有的；但我觉得冯其庸在这方面做得特别认真负责，甘愿为之花去许多时间、精力。当然没有任何报酬，他却无怨无悔，始终坚持这样做。我现在以切身的经历，谈一谈1980年前的往事。

    “文革”以前，我学术论著写得不多，但是关于《西厢记》的研究和思考则从未间断，并未因受迫害、被隔离而忘记了这部“天下夺魁”的古代名著。因此，虽然有关《海瑞上疏》的冤案平反稍迟，但从粉碎“四人帮”起，我就凭多年来关于《西厢记》的考证、思考陆续写出了一批初稿。

    这些文章基本上都先请赵景深教授审阅，他不仅看得快，又都作了必要的修改，而且他主动写信推荐给《中华文史论丛》主编之一朱东润教授。不久，我的论文就开始在《论丛》陆续刊发了。

    考虑到《论丛》每年至多出四辑，而我写出的初稿越积越多，关于《西厢记》版本的研究心得投寄北京《文物》等刊，均被退还，我的心情相当沉重。在和远在北京的刘厚生通信时，我谈起了内心的苦闷。刘厚生一向办事慎重，他要我先寄两篇给他，看过之后再研究其他的问题。就这样，我把《从佛教文献论证“南海水月观音现”》等寄去。很快，回信来了。他说，对文章质量是满意的，已经和冯其庸同志谈过，而且冯其庸同志乐于帮这个忙。又说，他已写了介绍信，让即将南下的冯其庸同志到上海时来看我。此时冯已南下杭州，而且从杭州写信，让马彦祥老带给了我。原信如下：

    星煜同志：您好。厚生同志给写了一介绍信，让我去拜访您。我是早已拜读过您的不少大著，很想能见到您。您的论《西厢》的版本的文章，我也拜读了，我虽是外行，觉得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不知可不可以给《社会科学战线》发表，如可以，我当与他们一谈。另外，《戏剧报》要厚生同志和我各写一篇关于周信芳同志的文章，这也是一定要向您请教。我现在杭州，已决定七号上午八时五十分的一趟车到沪。马彦祥老与我同在杭州，今天他乘这趟车先到上海，我迟两日到，到后一定去拜访您。这封信先请马老他们带来，见面再谈吧。我到沪后，可能与马彦老他们住在一起，我带的介绍信是文化部给市革委会的。匆此即问近好

        其庸敬上

                 十一月五日清晨于杭州

    这封信我是从马彦祥老手里接过来的，看了之后很是激动。因为在“文革”之前的十七年间，我们一直没有打过交道，如今他如此热情、诚恳，真是使我喜出望外。

    他到上海之后，我们虽然初次见面，却无话不谈。他再一次表示将推荐我的论文，而且决不限于《西厢记》版本考证。他回北京之后，又来了第二封信：

    星煜同志：沪上一别，瞬已一月，奉书未能速复，诸事丛集，谅之为幸。尊稿已交“社科战线”，据云前稿已收入“论丛”。此稿弟嘱其争取补入，或可赶及。照片弟只见一张，见附件中三张，是否要补？可速与该刊王慎荣、林之满同志联系，林是负责编排的，王是编辑部主任。另一关于鲁迅稿，可先在“社科”发，兄论《西厢》版本专著，弟前与古籍谈，当时他们很肯定，或因事忙一时未暇顾及耳。稍等，如彼无此计划，则此间亦可为推荐也。嘱为《学术月刊》撰稿，月内弟尚压有二篇论文债，势不能拖，编辑部郑心永同志亦来信，热情可感，无奈月内实在事忙。加之弟一入冬，心脏即有反应，近日已有此兆，故事非得已，只得缓待后日也。弟有一事相恳，拟恳兄代借周信芳《乌龙院》剧照（《刘唐下书》一，《宋江杀惜》一，最好是杀后的一张，弟曾见过，眼神极好，赵晓岚饰阎惜姣。《跑城》剧照一或二张，盖叫天《武松》一或二张，华传浩《芦林会·姜诗》剧照二张）。以上用毕即归还，不知兄能与有关同志一商否？因弟昔年习作论剧诸文，出版社拟结集出版，如有照片附于书端，则是文虽陋，有此诸家剧照，亦可略免读者失望也。匆匆不一，顺问

     近安

             其庸

                十二月十八日

    我的研讨《西厢记》版本的论文出版单行本事，在谈话中，我只是随便提了一提，因为当时已发表的篇数还不够出专书也。没有想到他已经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谈了，而且他们也同意了。他如此热心，现在想想，也是一贯的。

    不过我后来并未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系，我的《明刊本西厢记研究》编成后，是由刘厚生决定交中国戏剧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的。但冯其庸的推荐还是起了作用。1988年的《西厢记考证》，1997年的《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二书，都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很可能冯其庸并不是一般性地向“社科”介绍我的文章，而是将我对古典戏曲研究的成果向“社科”的各级领导作了高度的评价，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此后，不再是我向“社科”投稿，而是“社科”向我积极地组稿了。

    接着，过了年之后，冯其庸又来了第三封信：

    星煜同志：前蒙惠书赐赠珍贵资料，极感盛情。近又于报端屡见大文，益增怀想。前足下所交我的两篇大文，均已由《社会科学战线》要去，他们会刊用的。最近我室已经文化部批准正式成立，九号我要去昆明开会，约月底回京。三月中旬，可能还要因事来沪，届时当再图把晤。我院刘恩伯同志有一信，今附上。信已写了多日，因我为别事牵缠，至今才发，歉甚歉甚。匆匆不一，顺问

    近好

          其庸

               二月五日

    我真是对冯其庸感激万分，可是除了信中表示感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表示，他来上海多次，我也没有请他进过馆子。在社会风气讲究厚礼重谢的环境中，他却乐此不疲，是颇为罕见的。

    此后，全国各学术刊物都对我敞开了大门。从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之中，我的《西厢记》研究论文82篇，其他古典戏曲论文50多篇得以先后刊发，主要是赵景深前辈和冯其庸的热情推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文章出处：《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