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研究－－阿英一篇违心的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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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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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一篇违心的改稿

刘德隆

阿英是人们熟悉的学者，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和近代文学史家。他对中国近代文学资料网罗之多，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之深，至今尚无人可同其并列。周扬在《〈阿英序跋集〉序》中写道：“他致力于近代文学、特别是俗文学的研究和历史剧创作。他对近代文学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作出了前人未有的贡献。他对中国革命文艺事业是卓有功绩的，我们永远纪念他，人民也将永远纪念他”。⑴这一评价阿英是当之无愧的。

阿英的《晚清小说史》自1937年问世后，凡是研究者无不奉为至宝。他的《小说闲谈》、《小说二谈》、《小说三谈》、《小说四谈》几本书，更是人们作为研究近代文学、研究阿英的重要依据。

1957年8月，阿英在为原名《中国俗文学研究》、后易名为《小说二谈》一书出版的“叙引”中写道：“这里面还是有一些资料，足供小说研究者的参考。因此，我把原书重新校阅了一遍，井作了一些必要的删改，用现在的名称重新出版。”⑵

此后《小说二谈》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初版，中华书局新一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有新一版。因为《中国俗文学研究》“于1944年lO月印成，还没有发行，就遭到水患，全部浸毁了。外间极少流传，以后也没有再印”。⑶”所以研究者们往往就以《小说二谈》为研究的依据，谁也没有再去寻找《中国俗文学研究》一书了。

但是研究者没有注意到阿英所说的“作了必要的删改”几个字。有何“必要”？“删”去什么？“改”了何处？删改之处与原文之出入是一般字句的润饰，还是观点的改变？以及这“删改”的原因是什么？都被人们忽略了。

    笔者将《小说二谈》和《中国俗文学研究》两书中的《庚子联军战役中的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以下简为《庚子》）一文加以对照，发现经过“必要的删改”、刊于《小说二谈》一书中的《庚子》，是阿英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篇违心的改稿。因此有必要对这“必要的删改”作一探讨，以求恢复《庚子》一文的本来面貌。

    一、《庚子》一文的成稿、刊出、署名

    《庚子》一文何时成稿？有两说。

“这里收的一些有关小说的研究和札记，都是1935到1936两年间所写，……”⑷《庚子》一文亦在此列。

“本文作于1938年，……”⑸

前者为阿英本人所写，后者为他人所记。当以阿英本人所写为准。此文应写于1935至1936年之间。

《庚子》一文何时刊出？亦有两说。

“此书在1940年曾交中华书局印行、题作《中国俗文学研究》……”⑹《庚子》一文当属此例。

“本文作于1938年，最初收入《剑腥集》”。

前为阿英本人所记、后为他人所记。当以前者为准。《剑腥集》⑺出版于1939年，此文最迟也在1939年以前刊出。笔者至今未能见到《剑腥集》原书。所幸经查阅，发现《庚子》一文初次发表的《文汇报》，则早于《剑腥集》。

    中华民国27年3月25日《<文汇报》第八版刊有署名“婴”者作《庚子联军战役中的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一）》一文。此后在同年3月26日、3月27日、3月28日、3月29日该报第8版一位置刊出的该作者同题文章（二）、（三）、（四）、（五）。3月25日文后有“未完”两字、3月28日文后有“明日续完”四字、3月29日文后有“完”一字。将《文汇报》和《中国俗文学研究》中（庚子）一文对照，除两处措词改动外，仅有在引用陆树藩的《救济日记》时，一处引文变动。对照如下：

    《文汇报》3月28日            | 《中国俗丈学研究》第55页
    九月初九日。刘铁云由上海来， | 九月初九日。刘铁云由上海来，
    巳改东洋装，束带。           | 已改东洋装，束带。
    与铁云至义和成晚饭。         | 十日与铁云至义和成晚饭。

    查对日记原文是“（九月）初九日。纪锦斋、杨竹瞻至义和成早饭。刘铁云由上海来，已改东洋装，束带。带到上海信九封。有毛毓泉来见，允为帮办掩埋事宜。与铁云至义和成晚饭。……”⑨所以会出现引文不同的原因是：《文汇报》排版如上。阿英在将其编入《剑腥集》和《中国俗文学研究》时末查对原文，而是以为《文汇报》排版漏字。而且《文汇报》引文是“九日”后并未再引用“十日”，而是直接引用“十一日”。阿英擅自补入了“十日”两字，以至使人感到引文正确，而实际上错误。

《文汇报》与《中国俗文学研究》除上述不同外．其余完全相同。因此本文在探讨“必要的删改”时以《小说二集》和《中国俗文学研究》中的《庚子》为据。

《庚子》一文的作者是谁？有四说。这似是多余的问题，但有必要说明一下。

《文汇报》刊出此文时署名：婴。

“对1900年赈灾事件收集最详尽的当属鹰隼的《庚子联军战役中的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一文，发表于1938年。”可知又一署名：鹰隼。

“台湾河洛出版社出的《老残游记》一书亦收此文，作者却改成魏如晦，则不知所据何从。”（11）可知又一署名：魏如晦。

《中国俗文学研究》、《小说二谈》署名：阿英。

鹰隼、魏如晦、阿英被人们熟知，无需考证。“婴”这一笔名，从未见于著录，但《文汇报》所刊《庚子》一文可证，“婴”是钱杏邦——阿英的又一笔名。

    总之，无沦《庚子》—文成稿于何时、刊于何时、作者署名如何变化，其为钱杏邦——阿英的作品是无可怀疑的。在这一前提下，以《小说二谈》和《中国俗文学研究》中的两篇《庚子》加以对照才是可靠的。

    二、《庚子》一文删改的情况

    现在常见于《小说二谈》中之《庚子》是经阿英删改的文字，然而是一篇违心的改稿。因此有必要将其“删改”之前后加以对照。

删去了文中凡是流露阿英本人感情的字句；

删去了阿英以为刘铁云进入北京进行赈济活动的动机的字句；

删去了有利于“美化帝国主义”的字句。

改动了阿英撰写本文的动机；

改动了对刘铁云的评价以及刘铁云流于新疆、死于新疆的原因的分析。

甚至不惜“删改”引文——违背了学术研究最基本要求——引用材料必须真实。

    难道这些”删改”确实出自阿英本人的意愿么？这样的“删改”果然“必要”么？这样的“必要的删改”能使人信服么？

    三、常见的《庚子》是一篇违心的改稿

    经过删改的《庚子》一文虽然从原文的3800字左右改为3000字，作者的基本观点已改变，但是亦有三不变。一是题目不变，二是基本材料——立论的根据不变，三是全文结构不变。

引用相同的材料、经过相同的论证，却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岂非咄咄怪事？其实不怪，原因是，这是一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改稿。

阿英的《小说二谈·叙引》写于1957年8月。那么此文的删改则应在1956—1957年间。把这一时期文艺界的状况排列一下可以看出一斑：

1954年9月开始对俞平伯、胡适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批判。

1955年3月对胡风集团的反动文艺思想批判开始进行。

1956年12月文艺界展开对何直（秦兆阳）等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

1957年6月6日开始，中国作协党组连续举行多次扩大会议，揭发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

1958年1月《文艺报》对王实味、丁玲、艾青进行再批判。

这是1954年到1958年文艺界的总体情况。

对于近代人物刘铁云这个人物呢？

1955年2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了《〈老残游记〉的反动性和胡适在〈老残游记〉评价中所表现的反动政治立场》，1955年第三期《文艺学习》发表了《略谈〈老残游记〉》，已为刘铁云和《老残游记》的研究划定了一个框框。

无论是文艺界的总貌，还是对刘铁云和《老残游记》这一具体人物，具体作品，批判形势已经形成。要么“改变”自己的观点，要么“固执己见”（因“固执己见”而碰得头破血流者不计其数，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在这种形势下，阿英在不改动自己立论的根据的前提下，将自己所作《庚子》一文中带感****彩的字句全行素删去，得出与原文完全相反的结论，这难道会是出自内心的改动么？他因《中国俗文学研究》一书“外间极少流传”，“删改”之后仅是因为“这里面还是有一些资料，足供小说研究者的参考”。这沉重的语气，不是在告诉读者，文中的观点不必考虑，而应重视其中所存“资料”么？

对刘铁云的思想及其所为，修改后的《庚子》说：“铁云在赈济工作，以至购放太仓粟问题上，确有不少错误，甚至于可以说是严重的违反爱国主义原则的错误，……”但未经改动时却说：“致铁云于死的还有另外一种‘交恶’的原因。‘爱国其罪’不幸铁云因此而丧其生。”白纸黑字，都是阿英本人所写，含义截然相反，这种改动又如何理解？不妨再看阿英的另外一篇文章：《关于〈老残游记〉——〈晚清小说史〉改稿的一节》（以下简为《关于》）。

这又是一篇改稿。成稿于1955年（16），刊出于1962年（17）。《庚子》一文的“删改”正是在两者之间。在《关于》中，阿英凡是“结论”性的语言都说刘铁云的思想是“反动的”，其政治主张“在本质上是卖国的”。但是在同一篇文章中，阿英在讨论“洪都百炼生为什么要写《老残游记》呢？”这一问题时，肯定地说刘铁云在《老残游记·自叙》以及该书第一回中所反映的感情是“当时一般中国人民的感情”。在解释什么是人民的感情时，又明确说明“人民的内外受害、愤激和渴望‘国家得救’的爱国热情”。可以说在这一时期阿英正徘徊在他所掌握的事实材料和政治形势所“必要”的结论之间。因此他的改稿也就陷入了一种矛盾的、无法自圆其说的境遇之中：论据与论点发生矛盾，论述的问题前后发生矛盾，这绝非阿英思维的混乱而是形势所迫，无可奈何的“删改”。《关于》一文若此，《庚子》一文亦然。
《庚子》一文作此违心的“删改”并非孤立的现象。在《小说二谈》中诸如此类的“删改”亦非一处。

《太平天国的小说》一文，阿英讨论“太平天国是有自己的小说”时，翻去了《起事来历真传》一书“其基础仍然是建在宗教上，把一切人间的事实都‘神化’起来”。这是作者的观点，但他不惜一笔勾去。不难看出，在那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一句话，足以引来“污蔑农民起义”这一顶帽子，只有删去，方可幸免于难。

《重刊〈庚子国变弹词〉叙》一文亦有此种现象。他把“曾根据他（李伯元）侄子李祖杰致胡适书“改为”曾根据他侄子李祖杰写的材料，……”将“按胡适《官场现形记·序》与此略有出入……”一句删去。对“胡适”一词噤若寒蝉若此，足见阿英当时心态。他又将“李伯元写到团民与甘军在北京可怕的烧杀”，改为“李伯元对于北京可怕的烧杀”。甚至在引用《庚子国变弹词》原文时亦将“要把这拳匪闹事的情形”、“都因拳祸结深”等字词用省略号代替。

由《小说二谈》中阿英对其他文章的改动，我们亦不难看出，阿英在“删改”时确实是迫于一种压力之下，而不是自己真正观点的改变。《太平天国的小说》若此，《重刊〈庚子国变弹词〉叙》若此，《庚子》一文更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

阿英是一位受人尊重、治学严谨的学者。《庚子》一文中引用的《救济日记》、《救济文牍》都是鲜见的，从未被人引用过的珍贵资料。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马幼垣先生曾写道：“我随时留意这两部书的下落，前后近二十年，香港、台湾、美国各图书馆都没有。”（18）足见这一材料的珍贵。《庚子》一文自刊入《小说二谈》更是广泛被研究者引用的文字。《庚子》一文的改稿阿英是经过推敲的，这从一些文字的推敲上是容易看到的。但遗憾的是阿英在引用这些材料中，两次“改变”了原文。一是将“商请美国派兵保护被难官商出京事”改为“商保护被难官商出京事”。一是将“纵有洋兵保护，各军尚未周知”用省略号代替。

阿英是认真读过《救济日记》和《救济文牍》的。关于“商请美国派兵保护被难官商出京事”在这些材料中有确切无误的记载。在陆树藩的日记中“初十日。九句钟登车起行，共计被难官商二百余人，装车一百六十余辆，由美国派来兵官两人、马队百名护送出城”。（19）以后又有逐日记载，到天津后还有“十四日。天雨。牵羊担酒至美兵官处，谢其保护周妥”（20）；“十五日。天雪。邀美兵官至义和成酒叙，尽欢而散”。（21）更详细的还有在《申报》上所登的公启：“……因京津一带陆路驻扎各国兵丁甚多，且沿途匪类出没不常，必须多派兵队方足以资护。旋由（美国总提督）鹊飞君派出兵官拔达克君带领马队百余名、马车二十余辆，于l0月l0日随同陆部郎保护官商家眷等车共三百数十辆出齐化门……”。（22）这一“公启”在《救济日记》中作为附录收入，在《救济文牍》第六卷亦全文刊出。事实俱在，阿英知之，阿英有何必要将“美国派兵”四字删去呢？

至于“纵有洋兵保护，各军尚未周知””这一句，在《救济文牍》中亦不止一次出现，在《致时蓬仙观察函》中有，在<致余晋珊观察函》中亦然。这些阿英不可能没有看到。但在《庚子》的改稿中前后照录，独将这两句省略，又作何解释呢？

凡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引用材料力求正确，这是学术研究最起码的准则，阿英在其诸多文稿中已为我们作出了表率。为何在此处他却有意识地让自己的改稿与自己的原稿、与引文出现如此难以理喻的错误呢？所以笔者以为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特别是阿英这一位一向以史料搜集为特色的文学史家，必定有难言之隐，而这改动是违背阿英本人的治学准则、治学习惯和本人的意愿的。

    基于对阿英《庚子》一文改动的时代特点，阿英《关于》一文中出现的矛盾，阿英在《小说二谈》中其它文章的删改，阿英在《庚子》一文中引文的“变动”四个方面的分析，笔者以为刊于《小说二谈》中的《庚子》，是经过阿英本人精心修改的一篇文章。但这一修改，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违心的修改，其并不能代表阿英本人的真正观点。

    四、结论

    笔者在对中国近代小说研究的过程中，凡阿英所著录之书籍无不拜读而以为快，得益于阿英的研究成果非止一处，对阿英充满钦佩之心。但对照《小说二谈》及《中国俗文学研究》两书，时时感到阿英在删改原文时态度是严肃的、认真的，但又是压抑的、充满矛盾的。所以，虽然在对待字句的删改时他是逐字斟酌，极其谨慎，力求准确，但是在自己的观点表达上又不能不受到当时形势所左右，甚至有时是违心的。《庚子》一文的改稿就是在这种心境中出自阿英之手的，他那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执笔形象，时而浮现在脑际，使人感到压抑、激愤。

1982年，马幼垣先生赠舍弟刘德平《中国小说史集稿》。在此书《小说研究的点点滴滴——代序》中，他对《小说二谈》中《庚子》一文的“结论”作如下评论：“不是我们应该怀疑阿英的判断能力，究竟这样严厉的指控，有细读这些证据的必要。”马先生最终见到了《救济日记》和《救济文牍》，那是1977年的事。我不知马先生见到《中国俗文学研究》一书否？此书确可一读，届时便可知，阿英并未有“严厉的指控”刘铁云。而是肯定他是“为着对自己国家和同胞的热爱”而去北京的，他的所为是反映中国“知识阶级的为国服务精神真无时不然”，他的死因是“爱国其罪”。

    笔者将《庚子》一文的删改情况，不惜笔墨详加对照，供关心近代文学、关心阿英的读者及学者参照，并希望出版界能在出版《小说二谈》的同时，再版《中国俗文学研究》一书，使研究者们能根据原文对阿英、对近代文学进行研究。

    注：
    1，周扬：《阿英序跋集·序》。《人民日报》1989年4月29日8版。
    2、3、4、6，阿英：《小说二谈·叙引》上海古籍出版杜、1985年新一版。
    5、7，中华书局：《老残游记资料》第133页，1962年版。
    6，陆树藩：《救济日记》。光绪丁末苏省局印。
    9、2陆树藩：《救济日记》第6页。
    10、11，王着雪：《50年代大陆的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台湾《中央日报》1988年4月23日。经查《阿英文集·附录：阿英著作目录》：“1939年。《剑腥集》，署名：鹰隼署。收1938年所写杂文、序、跋十余篇、风雨书屋三月版。”
    12，阿英引用之《救济文牍》是“光绪丁未秋江苏省印刷局刊，全书四册”。笔者所见之是“光绪丁未秀秋苏省印刷局刊”，全书四册。但封面及扉页题签均为《救济文牍》，而非《救济文牒》。但从引用看内容完全相同。
    13，阿英所见《救济日记》是辛丑、商务印书馆排本。笔者所见为“光绪丁未苏省印局”本，共26页，系陆树藩庚子（1900年）闰8月23日--10月26日日记。日记后有一附录：《申报所登公启》。
    14，“此事”二字在1938年3月28日《文汇报·庚子》一文中是“此时”。
    15，“之款”二字在1938年3月28日《文汇报·庚子》一文中是“款项”。
    16，阿英：《小说三谈》第231页。上海古藉出版社1979年版。
    17，阿英：《关于〈老残游记〉》刊于1962年第2期《文学评论》。
    18，（美）马幼垣：《中国小说史集稿·代序》第10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1970年版。
    19，陆树藩：《救济日记》第20更。
    20、21，陆树藩：《救济日记》第20、2l页。
    22，陆树藩《救济日记》第29页。《救济文牍》卷六。均全文刊出此文
    23，陆树藩编《救济文牍》卷四中，第27、28页。有此二函全文，此段文字完全相同。

文章出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l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