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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话的流行，原因固然很多，但三联书店的推波助澜，应当说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980年，唐弢的《晦庵书话》率先出版，随后，一大批同类著述相继推出。其中较著名的，有郑振铎《西谛书话》、黄裳《榆下说书》、孙犁《书林秋草》、杜渐《书海夜航》、叶灵凤《读书随笔》、冯亦代《书人书事》，以及姜德明《书味集》、董鼎山《天下真小》等。几年下来，已形成了相当可观的阵容。

    不过，一位重要的书话大家却给遗漏了。这便是阿英。

    阿英自打二十年代步入文坛，就非常注重新文学史料的搜集和研究。所以在他早期的一些随笔杂著中，就已具备了一些书话的成份。1933年他在编选《现代名家随笔丛选》时，就注意到对“读书杂记”这一体裁的选收，并表示了他的偏爱。如他在该书序记中说：“施蛰存的《无相庵随笔》，里面有很多好作品 ……在这里选用的，我最喜欢《买书》一篇，这大概是由于和我自由的生活接近的缘故吧。”又说：“顾颉刚写的‘读书杂记’很多，在《日记文学丛选》里已经收了一些，这里收的是更短小的。……在读书随笔写作的方法上，这是可以帮助的。”而在这同时，他已经开始了读书随笔的写作。他的以读书小品、考订随笔为主的《夜航集》。于1935年3月出版，与周作人的《夜读抄》差不多同时。而唐弢先生的开始撰写书话，已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更重要的是，现在通用的“书话”这一概念，以阿英为最早的采纳者，这便是作于1936年的《〈红楼梦〉书话》。如果说这篇文章做的还是考订古籍的工作，那么，发表于1937年的三则《鲁迅书话》，则完全是新的意义上的书话了。黄裳先生就称阿英为新的书话的“最早的先行者”，并指出：“他在一九三五年写《版本小言》、就将‘新书’的版本价值拿来与旧书相提并论，在当时可能是惊世骇俗，在今天，则正是高明的预见”（《银鱼集·阿英与书》）。唐弢先生亦称赞阿英的《夜航集》“收入的是读书小品、考订随笔，读来也颇有趣。 ”

    在此后出版的《海市集》（1936）和《剑腥集》（1939）等书中，也同样收入了不少的书话作品。综观阿英三十年代以前的书话，可以说，现在流行的几种书话写作的方式，他大都已做过尝试。譬如：偏重于品评内容和分析写作技巧的，有《小品文谈》，《〈周作人书信〉》；主要考证出版始末、版本变迁的，有《鲁迅书话》、《〈老残游记〉版本考》；记载书的命运、遭遇的，有《关于清代的查禁小说》、《新文学初期的****》；叙述访书、买书的经过，描绘书市风景，抒发对书的痴情的，有《城隍庙的书市》、《西门买书记》、《海上买书记》，阐述对于写书、编书的看法的，有《论文选》、《〈新文坛秘录〉前记》；由读书而引发的杂感，有《吃茶文学论》、《明末的反山人文学》。

    阿英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仅把书作为单纯自娱的手段，有时还把它作为战斗的武器。例如在抗战期间所写的一组《国难小说丛话》，就是借着记述几种与抗击外寇有关的晚清小说，来表达“日人今番侵略中国，其凶残自不让于甲午时期”的义愤，以独特的方式进行抗战的宣传。

    解放以后，阿英对于书话写作的兴趣依然不减，在1951年和61、62年，更出现了两次书话写作的高峰。五十年代主要写外国文学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情况，如《易卜生作品在中国》、《关于歌德作品初期的中译》、《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赫尔岑在中国》等。六十年代初则以连载于《人民日报》的《辛亥革命文谈》为最有影响。

    阿英先生非常珍爱自己的书话文字，早在《夜航集》出版时，他就说过：“ 其内容虽‘不三不四’，每一篇的写作，却也曾用过相当的心力，于是，闲时翻检，便不免有‘敝帚自珍’之意。”到晚年，又透露过想把此类文字单独结集的愿望。但1964年以后，他就再也不能写自己喜欢的文章了。直到1977年，可以重新发表作品了，阿英先生却带着十年浩劫中所留下的满身创痛，悄然离开了人世。

    1979年出版的《阿英文集》，对阿英一生所作随笔、日记、序跋文字多所搜集，也许正是出于此种考虑，三联书店才没有编选一册《阿英书话》。但我觉得，以阿英先生在书话写作中的卓越成绩和产生的深远影响，编选这么一册纯粹意义上的书话，并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