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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付生:中国文言小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影响

2010-5-8 15:34| 发布者: 寥风斋| 查看: 2346| 评论: 0

摘要: 摘要:中国文言小说是伴随着汉字和汉文化的不断传入而东传朝鲜半岛的。在其影响下,朝鲜半岛汉文小说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并在题材、表达手段和语言风格等方面与中国文言小说极为一致。但也表现了朝鲜民族的文化 ...
    摘要:中国文言小说是伴随着汉字和汉文化的不断传入而东传朝鲜半岛的。在其影响下,朝鲜半岛汉文小说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并在题材、表达手段和语言风格等方面与中国文言小说极为一致。但也表现了朝鲜民族的文化和精神。

    关键词:中国文言小说 朝鲜半岛传播 影响

    古代朝鲜半岛收藏有大量中国古代小说的古抄本和古刊本,近世以来,不少在中国本土已经失传的古代小说,如《型世言》、《文苑楂橘》、《九云记》等,都在朝鲜半岛图书馆被发现,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中国古代小说大量流传古代朝鲜半岛,必然会对朝鲜半岛古代文学,特别是对汉文小说的创作产生影响。其中文言小说不但传入朝鲜半岛时间最早,也影响很深。研究中国文言小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影响,无论对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还是研究汉文在朝鲜半岛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等,都是很有帮助的。

                          一

    中国文言小说是伴随着汉字和汉文化的不断传入而东传朝鲜半岛的。正如日本史学家所说:“古代东亚文化圈的特征之一,是汉字和汉文化的扩展。”(2)汉字和汉文化的传入,不但影响了朝鲜半岛的典章制度、宗教哲学、科学技术,也影响着朝鲜半岛文学的发展。据载,朝鲜半岛最早的歌谣《箕子麦秀歌》、《箕子河水歌》、《箜篌引》等很可能都用汉文传唱或书写。而高句丽第二代琉璃王创作的汉文诗《黄鸟歌》很明显是受《诗经》和汉乐府影响而产生的。其后,汉文诗和文一直是朝鲜半岛汉文学发展的主要样式,涉足的作家最多,成就也最高。正如李仁老在《破贤集》跋文中概括的那样:“我本朝境接蓬瀛,自古号为神仙之国。其钟灵毓秀间生五百,现美于中国者,崔学士孤云唱之于前,朴参政寅亮和之于后,而名儒韵释,工于题咏,声驰异域者,代有之矣。”李氏朝鲜文人也应作如是观。

    相对而言,小说是人类“成年”的艺术,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叙事艺术达到一定高度的产物。中国七世纪初出现并在八世纪达到相当繁荣的唐代文言小说,是世界范围内最早成熟的短篇小说。在此之前,则除了史传的叙事积累外,还有大量杂史、杂传、志怪书和叙事文学作品的长期累积。唐代是朝鲜半岛输入中国文化的高潮时期,所以唐人小说及汉魏以来的大量叙事作品也同时传到了朝鲜半岛。如武后时张文成(名鷟)以能文著名,《旧唐书》记云:“鷟下笔敏速,著述尤多……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卷一四九)张文成是最早的唐代文言小说作家之一,其《游仙窟》小说虽然后来在中国失传,但因其生前已经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而得到完整的保存。其时,两国往来相当频繁,派往唐土的留学生与日俱增。据《旧唐书》记载,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学成归国的留学生达105人之多。据统汁,自贞观中叶至五代中叶约300年,新罗派遣的留唐学生达2000余人。像《游仙窟》一类的文言小说流入朝鲜半岛的肯定不在少数。

    朝鲜是一个好读书的民族,对中国的小说尤为钟爱。明末陈继儒(1558—1639)曾说:

    朝鲜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六十人,或旧典、新书、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值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太平清话》卷上)。

    许筠是李氏朝鲜时代中期著名的作家,他于甲寅(1614)、乙卯(1615)两年多次访问中国,曾“斥家贷购,得书籍凡四千余卷”(《闲情录凡例》)。这四千余卷中就有大量的中国文言小说,他提到的书名有《仙传拾遗》、《问奇语林》、《笔谈》、《明野汇》、《耳谈类林》、《避暑馀话》、《玄关杂记》等。《朝鲜王朝实录》有燕山君令使者到中国购买《剪灯新话》、《剪灯馀活》、《效颦集》、《西厢记》等小说、戏曲的记载(燕山卷六二)。李德懋曾随李溵等使节出使北京,他遍访北京琉璃厂书肆,找出30余种贵重图书并抄录了目录,其中就有中国的文言小说。其《青庄馆全书》曾有他“幼时看十余种”中国小说的表述(《婴处杂稿》)。另据李德懋日记载:

    每年使臣冠盖络绎,而其所车输东来者,只演义小说及《八大家文抄》,《唐诗品汇》等书。(李德懋《入燕日记》下卷)

    正因为如此,朝鲜纯祖年间(1831—1834)的宰相李相璜(1763—1841)靠朝贡使团贸得的中国小说竟有数千卷之多(李裕元《林下笔记》卷二七,“喜看稗说”条)。其孙李圭景在《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中辟专章《小说辩证说》谈论中国小说,其中就有《聊斋志异》、《齐谐记》、《虞初志》、《虞初新志》等文言小说。

    朴趾源出使燕京时,在辽东一个富商家里看到一个书单,其中有《香祖笔记》(王士祯著)、《无声戏》(李渔著)、《鬼输钱故事》(李渔著)、《虞初新志》(张潮著)、《说郛》(吴震方著)等小说,朴趾源因“此书皆我东所有”而没有购买(《热河日记》卷一)。

    为了扩大东传中国文言小说的影响,朝鲜半岛文人对那些艺术成就高的文言小说或翻译、或句解、或语录等。《剪灯新话》传入朝鲜半岛后,文人林芑在《剪灯新话》中对那些朝鲜读者生疏的地名、年号、皇帝和一些字词等予以详细注解,取名《剪灯新话句解》(3)。《太平广记》亦有《太平广记详节》和《太平广记谚解》流行于世(4)。

    古代朝鲜半岛不仅从中国输入大批典籍,自己也不断刊印汉文书籍,以满足各方面读者的需要。如李朝世宗时,大举编印汉籍,凡经学、史学、文学乃至天文、兵法、医药、农事方面的书籍无不刊印,又编纂各种丛书、类书。成宗时也是有书必印,刻印了中国和朝鲜大量文史类书籍,甚至中国的杜甫、苏轼、王安石等个人文集也全部翻印。小说重刊相对诗文、史书可能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但刊刻的数量还是惊人的。有关刊刻的信息经常见诸文人的笔记、序文中。如李成宗二十三年(1492)覆刻段成式《酉阳杂俎》(见《朝鲜王朝实录》)。据现今韩国一些图书馆所藏之中国古代小说版本来看,在朝鲜刊刻的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有:《列女传》、《世说新语》、《酉阳杂俎》、《太平广记》、《剪灯新话》、《删补文苑楂橘》等。这些书有的版本多达数十种之多,反映中国文言小说在朝鲜的刊刻情况。

                          二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流传朝鲜半岛并广泛传播,对朝鲜半岛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对朝鲜半岛汉文小说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则更为直接。这种影响不仅促进了朝鲜半岛汉文小说的“早熟发生”,而且又因不断更新的中国小说新的、更大规模的输入,推动了朝鲜半岛汉文小说文体的更新和小说艺术的进步。

    随着汉籍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影响,朝鲜史书如《古记》、博士高兴编撰的《百济书记》、居柒夫编撰的《国史》等都陆续面世。这些都是朝鲜半岛早期的汉文叙事作品。《古记》、《百济书记》(5)、《国史》(6)现都已不存,但受中国史传文学影响的事实却是不容否定的。公元414年,高句丽长寿王臣琏为表彰其父好太王勋绩而立好太王碑(7),即可视为朝鲜半岛叙事性文学发展的良好开端。共一千七百余字,叙述高句丽始祖邹牟王创基的神奇过程,文章重在记载好太王的领土扩张、击退入侵的倭寇等史实。全文思路清晰,用语平实而不乏文采。可以说是三国早期最成熟的叙事作品。

    新罗假唐朝力量统一三国,“造成了汉文化对韩国的征服”(8)。朝鲜半岛的汉文叙事文也出现了可喜变化。薛聪和崔致远是新罗时期最有成就的两位叙事文作家,尤其是崔致远,成为朝鲜文人的一个象征。高丽时代著名诗人李奎报(1169—1241)在《白云小说》中郑重写道:“三韩处夏时,始通中国,而文献蔑蔑无闻,隋唐以来,方有作者,如乙支之贻隋将,新罗王之献颂唐帝。虽在简册,未免寂寥。……至崔致远,入唐登第,以文章名动海内。”还说:“崔致远孤云,有破天荒之大功,故东方学者皆以为宗。”其创作的《新罗殊异传》是这时期成就最高的汉文叙事作品(9),其《双女坟记》是一篇典型的“唐代短篇小说”,非长期濡染唐代“土风”与“文风”者所不能为。正如赵润济先生所言:“《崔致远》已经是一篇完全的传奇小说,同后代出现的《金鳌新话》相比毫不逊色。”(10)

    16世纪自《剪灯新话》传入朝鲜半岛后,朝鲜半岛汉文小说的创作又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金时习仿照《剪灯新话》创作的《金鳌新话》被称为古代朝鲜文学史上第一部符合“小说”美学要求的短篇小说集。《金鳌新话》原已失传,后发现于日本,仅5篇,即《李生窥墙传》、《万福寺樗蒲记》、《龙宫赴宴录》、《南炎浮洲记》和《醉游浮碧亭记》。其原文后有作者题《书甲集后》一诗七言八句,末两句为:“香罐铜瓶乌几净。风流奇话细搜寻。”可见作者创作时之心境。以上所列五篇为“甲集”,不知原书是否还有乙集、丙集、丁集。现存的这五篇作品颇似中国唐代的传奇、志怪,以人与神相交通来表现作者的情思、体现作品主题,其表现内容和方法都说明其时朝鲜半岛汉文小说发展已翻开崭新一页,为汉文小说的繁荣开创了局面。并且为同时及以后的短篇汉文小说,如《企斋记异》、《元生梦游录》、《皮生冥梦录》、《云英传》、《崔陟传》、《周生传》等提供了典范。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通俗小说相继东传,为朝鲜半岛的汉文小说发展注入了活力。金万重(1637—1692)《九云梦》和《谢氏南征记》是在其影响下的两部汉文长篇小说。但这两部作品仍用高雅的文言写成。《九云梦》最早的版本是英祖元年出现的汉文本,另有朝鲜国文本。在朝鲜半岛汉文小说史上《九云梦》是一部长篇梦幻小说,对朝鲜半岛汉文长篇小说和朝鲜半岛国文小说的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稍后的《谢氏南征记》是金万重另一部家庭题材的长篇小说。《谢氏南征记》有手抄本、木刻本、活字本、1914年朝鲜永丰书馆本等十余种朝文本和汉文本,内容皆同。金春泽在《北轩杂说》中说:“西浦多以俗言为小说,其中所谓《南征记》者,有非等闲之比。余故翻以文字而其引辞曰:言语文字以教人,自六经然尔,……稗官小说非荒诞则浮靡,其可以敦民彝、裨世教者,唯《南征记》乎?”类似的作品还有《彰善感义录》、《五楼梦》、《玉树记》、《玉麟梦》等。

    18世纪,朝鲜实学产生,很多作家把目光投注于现实生活,与此相应,汉文短篇小说又呈现出一个创作高潮。朴趾源(1737—1805)、李钰(1760—1812)、金鑢(1766—1821)是十八、十九两世纪最出色的汉文短篇小说作家。同时,以“野谈”为名目的汉文短篇小说也大量出现,如《东野汇辑》、《青邱野谈》、《青野谈薮》、《破睡篇》、《海东野书》、《此山笔谈》等中都有很多艺术上乘的文言短篇小说。一直到20世纪初,因日本对朝鲜半岛领土的侵占,朝鲜民族陷于内忧外患,为民族兴旺计,汉文逐渐退出朝鲜民族的视野,汉文小说也随之衰落下来。

                          三

    大体说来,朝鲜半岛的汉文小说是中国文言小说影响下的产物。无论是小说的叙事,还是表达手段、语言风格等都能很清晰梳理出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文言小说影响的痕迹。

    用“诗笔”写小说,自中国唐传奇始。对唐传奇的“诗笔”,宋朝陈师道《后山诗话》曾概括云:“范文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道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所谓“用对语说时景”,即是用骈语来写景抒情,其实,唐传奇的“诗笔”,其内涵要丰富许多。传奇中的“对语”并不像陈师道说的只写“时景”,除景物外,还包括人物外貌、心理的描写以及人物的对话。夹杂其中的诗歌,让传奇这种文体诗意更浓,诗味更足。值得称道的是,它与宋元话本中那些游离于情节之外的诗篇不同,它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作者塑造人物性格的手段之一。

    金时习、权囗等许多朝鲜文言小说作家都谙于此道,他们在进行类似题材创作时,运用起“诗笔”来,得心应手,娴熟自如。

    首先,“用对语说时景”是朝鲜半岛汉文小说作家构成其作品诗化的第一个因素。对语,即骈语。中国自汉初开始,由骈语构成的骈文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出现了很多声情并茂的佳作,如曹植的《洛神赋》、王勃的《滕王阁序》等。唐传奇借鉴此法,开创了用骈语写小说的先河。如《游仙窟》开篇写积石山的景色:

    嗟命运之迍邅,叹乡关之眇邈。张骞古迹,十万里之波涛;伯禹遗踪,二千年之坂蹬。深谷带地,凿穿崖岸之形;高岭横天,刀削岗峦之势。烟霞子细,泉石分明,实天上之灵奇,乃人间之妙绝。目所不见,耳所不闻。日晚途遥,马疲人乏。行至一所,险峻非常;向上则有青壁万寻,直下则有碧潭千仞。

    朝鲜半岛汉文小说作家完全仿照如《游仙窟》之类的唐宋传奇做法,把富有韵味的“对语”运用于写景、人物环境描绘、乃至人物形象、心理的刻画上。金时习《金鳌新话》是在《剪灯新话》的启发下创作的一组传奇,其中一个重要的表征,是大量采用我们称之为“诗笔”的表述方式,尤以爱情题材为著,《李生窥墙记》、《醉游浮碧亭记》和《万福寺樗蒲记》自始至终都弥漫着一种诗情画意。写景、叙事甚至人物的对话都洋溢着激情和理想,读之,如身临其境、亲闻其声,很受感染。以《李生窥墙记》为例。这是金时习写得最好的一篇传奇,文章叙李生与崔氏的生死恋情。崔氏因爱李生而魂归九泉,却仍然热恋着李生,但终因崔氏“已载鬼录”,不得已离李生而去。临别时,嘱咐李生,把自己的骸骨归葬在亲人墓旁。这个经典故事是完全中国化的叙事,再用诗贯穿之,辅以诗情化的描绘语言,构成了文章的肠断气回的凄美意境。

    其次,引诗歌入小说,把诗歌创作作为虚构小说情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主要表现在:第一、营造气氛。《达川梦游录》叙坡潭子梦见阵亡将士齐登台亡,“左则起舞吟诗,右则弹剑作歌”,其声悲壮,其情凄凉,如其中一旨云:“万辑迷津一枕安,六年桑海动波澜。暗马岛弹丸小,霜肃辕门尺剑寒。誓指山河心已许,恩同天地报还难。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于英雄泪不干。”《皮生冥梦录》则叙洛下人李宪死在壬辰祸乱中,魂无归所,遂吟诗以表其凄凉、怨恨之情。其中一首云:“不出空桑里,还忘父母恩。春风一杯酒,谁复慰孤魂?”他有三个儿子,可无一人前来收尸安葬,“山鸟野猿浑寂寂,满林风雨自昏黄”,凄凉难耐,也寂寞难耐,渴望亲人的慰藉。其诗强化了这种感情。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

    第二、推动情节。仍以《李生窥墙传》为例,李生和崔氏相遇后,彼此吟诗传情达意,让他们的恋情在“荧煌映彻,恍如白昼”的小屋中徐徐展开、发展,直到“极其情欢”,两人亲密得不可分离。不久,其事被李生父母发觉,强行支走李生,痛苦的崔氏因目睹见证他们爱情的“唱和诗”而“情念日深,沉疴日笃”,其情感动了男方家长,当李生吟出“破镜重圆会有时,天津乌鹊助佳期”的诗篇时,金氏“病亦稍愈”。其后,红贼祸起,全家遭难,唯李生独存。崔小姐鬼魂前来与李生相聚,仍以一首《玉楼春》把故事推向高潮。

    金时习可谓朝鲜半岛作家中中国文言小说的点睛手。细究起来,这与金时习的思想和创作观很有关系。金安老(1481—1537)《龙泉谈寂记》说:“东峰金时习,……入金鳌山,著书藏石室曰:‘后世必有知岑者。’其书大抵述异寓意,效《剪灯新话》等作也。”《金鳌新话》作于金鳌山,作者在后记中写道:“自居金鳌山,不爱远游,因之中寒,疾病相连,但优游海滨,放旷郊履,探梅问竹,常以吟醉自娱。”恰与唐人的诗性生活相映衬,也见出他接受中国文言小说中诗化结构并娴熟运用之的思想基础。

    与诗化相应的是,《金鏊新话》等汉文小说还营造了一种人鬼相恋的情感氛围。《金鳌新话》是在《剪灯新话》的影响下创作的。现存的五篇作品都不同程度地移植或借鉴了《剪灯新话》的写作思路和情节。朝鲜学者金思烨、赵铉、李在秀和朴晟义教授都列举了《金鳌新话》借鉴《剪灯新话》的具体篇目(11)。尽管有学者强调指出,《金鳌新话》故事发生的地点、时代、背景都已朝鲜化,添加了朝鲜半岛传统的民间故事,使这组脱胎于《剪灯新话》的作品具有了较强的地方色彩与民族精神(12)。然而,弥漫其中的仙怪文化和浓浓的“诗笔”叙述是很难因表面的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抹去的。

    在中国,表现人鬼之恋的仙怪题材有一个从延续后代为母题到互叙衷肠为目的的演变过程,《谈生》、《新道度》、《卖胡粉女子》、《徐玄方女》、《崔少府墓》、《刘长史女》等基本是前类主题的体现。唐朝及以后,作品的“鬼性”越来越淡,人性却越来越浓,赋予女鬼形象世俗化、审美化色彩,她们不再是传种接代的工具,而是男性视野中某种理想和愿望的化身。她们不但有艳丽的外表和杰出的才华,且有世俗人所具有的情感困惑。言谈清朗、颇有词藻的陈朝贵妃(《传奇·颜浚》),通晓文理、擅长音律的歌妓(《唐阕史·韦氏子》),吟诗吹箫的美妙女子(《异闻录·沈警》)等,都是通身散发着灵气的女鬼。他们对情的执著和忠贞确实可通鬼神。宋代编纂的文言小说总集《太平广记》五百卷正文中约四百卷言神仙鬼怪。如此庞大的仙怪世界历年相承,积淀了中华民族很有厚重感的仙怪文化。《金鳌新话》直接借鉴的《剪灯新话》即是这种文化的承袭和具体体现。《剪灯新话》大都写元末天下大乱时的一些故事,具有幽冥怪奇的虚幻色彩。其中也以人鬼之恋的描写为工。《藤穆醉游聚景园记》、《渭塘奇遇记》、《联芳楼记》、《爱卿传》、《翠翠传》、《秋香亭记》和《女钗凤记》演绎的都是书生与美丽女鬼之间的缠绵恋情。金时习仿佛用自己的身心在吸纳这种迷人的仙怪文化,并出色地表现在其作品中。《万福寺樗蒲记》和《李生窥墙传》是有代表性的两篇。两篇的女主角都因忍受不了阴间的寂寞,而勇敢地寻找感情的寄托。“秋月春花,伤心虚度,野云流水,无聊送日。幽居在空谷,叹平生之薄命;独宿度良宵,伤彩鸾之独舞”(《万福寺樗蒲记》),何氏和崔小姐都正处豆蔻年华而魂归地府,渴望得到人间美好的感情,因此,年轻有才华的书生成为她们追逐的目标。何氏得遇梁生、崔小姐得遇李生,都激发了她们潜藏已久的情欲意识,她们尽管心情忧虑、伤感,但也少了几分人世间难以回避的顾忌,因而,其情欲心理更显得真实感人。

    女(何氏)秋然曰:“曩者蓬岛失当时之约,今日潇湘有故人之逢,得非天幸耶?郎君若不遐弃,终逢巾栉;如失我愿,永隔云泥。”生闻此言,一喜一惊曰:“敢不从命。”女(崔小姐)谓生曰:“今日之事,必非小缘,郎须尾我,以遂情款。”

    像类似题材的中国作品一样,这些被情所困的“女鬼”是非常主动地去规定自己的行为、把握自己的命运的。至于她们的结局,作者更愿意处理成一个阴阳两隔的悲剧,兼之使用大量的诗词穿插,使文章通篇都弥漫着一股浓郁的伤感氛围。如下段描写:

    (何氏)曰:“妾之犯律自知甚明。少读诗书,粗知礼义。……然而久处蓬藁,抛弃原野,风情一发,终不能戒。曩者,梵宫祈福,佛殿烧香,自叹一生之薄命,忽遇三世之姻缘,拟欲荆钗推髻,奉高节于百年。……自恨业不可避,冥道当然,欢娱未及,哀别遽至,……临别凄惶,不知所云。”送魂之时,哭声不绝至于门外,但隐隐有声曰:“冥数有限,惨然将别,愿我良人,无或疏阔。哀哀父母,不我匹兮,漠漠九原,心纠结兮。”

    这种情感基调唯中国唐宋以来的文言小说所独有,金时习除了模仿了《剪灯新话》之外,还得归功于他深厚的汉文化和汉文小说的修养。唯有如此,写起这些东西来才与中国作家并无多大区别。

                          四

    梦幻小说是朝鲜半岛汉文小说中大类,从三国时《调信梦生》(载《三国遗事》)始,至19世纪《玉楼梦》和《玉麟梦》问世,前后盛行达五个世纪之久,构成了朝鲜半岛汉文小说中非常有特色的梦幻系列。其间也折射出中国文言小说的巨大影响。

    这些梦幻小说都是由三部分组成,即入梦、梦境和梦醒。其中梦境是作者着力经营的部分,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章,梦境都是整个作品所要表达的中心。《寿圣宫梦游录》是李氏朝鲜前期梦幻小说中最长的作品,达两万一千余字,叙万历辛丑春三月十五日,青坡居士柳永游览安平大君旧宅寿圣宫,睹景思人,醉卧岩边,进入了梦乡。梦见成仙的金生与云英向生(柳永)哭诉他们相恋不得而幽怨终身的故事。安平大君畜养了云英、小玉、芙蓉、飞瑷、翡翠、玉女、金莲、紫鸾、宝莲十个宫女,不让他们出宫门一步,否则以死论处。金生才华横溢,成为安平大君的座上客。云英初次接触金生,便“魂迷意阑”,金生也对她很有好感,从此,只要金生在,云英都要从门缝里窥视,金生心有感应,因见不到云英也“形容癯瘦,风概消沮,殊非昔日之气象”。云英从壁孔传简于金生,金生请巫女捎去他的思念之情。但不知何故,传信的巫女一直没有出现,与金生无法联系。在一年一度的浣纱节,云英的同伴紫鸾说服南宫姊妹都去荡春台,希望在那里能够碰上传信的女巫。云英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金生,并约在西宫见面。金生在其奴特的帮助下轻易地越过高墙,与云英幸福地相聚一起。但是金生总感觉这样下去终会大祸临头,想携带云英远走高飞。云英征求紫鸾的意见,紫鸾坚决反对。云英和金生的事终于被大君知道了,后来又知道其偷运了财物,大君更加恼怒,云英主动请死。紫鸾等西贡姐妹情愿同死,在此情况下,大君宽宥了她的作为。但云英在当夜还是自尽而死。金生在佛像世尊前超脱云英。“沐浴洁身,着新衣,卧于安静之房”,升天而去。云英哀婉的倾诉让柳永感慨万千。金生与云英也感觉作为天上仙人不减人间快乐。最后,金生、云英各吟诗一首,与柳永惜别.柳永醒过来一看,“云烟满地,晓色苍茫,四顾无人,只有金生所记册子而已”。柳永自觉人间的无奈,放弃了对尘世的眷念,“遍游名山,不知所终”。是道家的出世思想让他明白了这个道理,入梦和醒梦加在一起不足千字。

    而李氏朝鲜中叶的《九云梦》已是一部情节曲折、人物关系繁多的长篇,作者仍然按照这三个部分构思故事。韩国著名学者丁奎福说:《九云梦》……作者在广泛涉猎《太平广记》、《西厢记》、《三国志演义》的基础上创作了泛东洋式的幻梦结构(FantaRboructu)小说.换言之,在《九云梦》中内容与形式的有机融合已达到了艺术的极致。”(13)稍微不同的是,《九云梦》的性真由虚幻而入现实,感觉在天庭“不过一盂饭,一瓶水,教三卷之经文、百八颗之念珠而已”,“寂寥太深”,而幻想人世间的出将入相、功德圆满。

    这种结构很明显源于中国唐代开始的文言短篇梦幻小说《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樱桃青衣》等。这些小说都以现实-梦幻-现实的结构形式来反映当时士人们的一种普遍的心念,即厌弃浮沉的宦海生活。而这类小说写得最详尽处也是在对梦幻的描述。在梦幻之中,小说的主人公往往享尽荣华富贵、或表现宦海沉浮,而一旦梦醒,方知是一场春梦,于是悟道入仙。这些作品都见于《太平广记》。据学者考证,《太平广记》于1100至1200年间传入朝鲜,在三国时期,这种梦幻结构已被朝鲜文人运用于创作中,且在作品中多有验证材料。《调信梦生》结尾诗有云:“不须更待黄粱熟,方悟劳生一梦问。”《安凭梦游录》的作者借安凭的口说:“世传槐安之说,甚诞吁!亦怪哉!”这说明,朝鲜半岛文人创作这些梦幻小说是以中国的同类小说为蓝本的。

    本来,梦境是不分民族和国别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人的正常生理和心理现象。但文化却不是。唐代是中国以科举选官的时代,读书人把登进士第喻为“登龙门”,称一旦登科,“十数年间”,就能“拟迹庙堂”,朝廷“台阁清选,莫不由兹”。因此,从唐代开始,社会各阶层读书作文的热情,不仅较往古读书人大大增加,而且造就了一个人数众多、以科举为轴心的新型读书士子人群——或可称之为“科举士子人群”,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却共同生活于科举制度所形成的引力场中,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取向和观念心理,并围绕着科举演绎他们各自的人生。顺利者或者通过与高门士族联姻的方式者,都进入了上层政治圈。而那些失意的士子不得不在虚幻的梦中得到某种满足。这就是唐代以及此后梦幻作品出现的背景。卢生苦恼的原因是不能“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家益肥”,范阳卢子(《樱桃青衣》)因“在都应举,频年不第”而入梦,淳于棼也因醉心功名而想入非非。

    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朝鲜半岛的文人很自然接受中国流传过来的梦幻小说,幻想着功成名就、富贵双至的美好,并能自觉地以本民族的审美风尚和习惯特点来演绎这种小说。

                          五

    朝鲜半岛文人喜欢来自中国的文言小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人物的传奇性和故事情节的曲折有致,《五台剑侠传》的作者金祖淳(1765—1831)曾借作品中人物的口转述道:

    闰人曰:“余童子时,爱太史公《刺客传》,读之,往往忘食,以为天下之奇,无过于是。及读唐传奇《韦十一娘》、《红线》诸传,又茫然自失。譬之荆、聂诸公,如猛虎下山,终始具涂人耳目,见之悍然增气而已。若韦娘、红线之类,如神龙入云,时露鳞爪,其神变殆不可测,似乎胜之,所处异而所用殊也。”(《五台剑侠传》,见林明德主编《朝国汉文小说全集》卷九)

    《韦十一娘》是明代文学家胡汝嘉的一篇传奇,在朝鲜珍藏三百余年后于最近才影印给中国学者(14),该作言韦十一娘剑侠传奇一生。《红线》属唐代传奇,写红线盗盒故事。这些传奇都因情节“如神龙入云,时露鳞爪,其神变殆不可测”而在朝鲜半岛流传甚广,并成为朝鲜文学家创作汉文小说的范本之一。

    《五台剑侠传》即是受此影响而成。作品叙徐生游五台山时,露宿一少年家,目睹少年和另一少年当夜行走千里刺杀一仇人的故事。作品重在反映少年为友报仇的侠气和其高超的武艺。该作在题材和主题的提炼上,明显受《韦十一娘》、《红线》、《聂隐娘》等武侠传奇的影响,甚至还可往前推至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等。中国素有侠义之称。先秦时,武侠称游侠,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慷慨好义,疾恶如仇,待人以诚,生死必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就是游侠的品格,尽管有“以武犯禁”的不法行为,但社会一点也不减少对其崇拜和赞赏,甚至成了人们心目中“正义”的代名词。历代相承,成为侠文化的核心内容,反映在小说创作中,形成源远流长的侠义小说。唐代传奇中《昆仑奴》、《聂隐娘》、《红线》等,宋代的《解洵娶妇》、《江淮异人录》、《荆十三娘》等,明代的《水浒传》、《禅真逸史》、《水浒后传》等,清代的众多长篇武侠小说,构成了中国文学史武侠小说发展的历史长河。这些武侠小说都是因为人物的传奇性、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而被历代受众所接受。

    朝鲜半岛是否有行侠之风,手头没有资料,不敢妄下结论,但是,《五台剑侠传》确实是朝鲜半岛接受中国武侠小说并影响较为深刻的一部代表作。该作谋篇布局很有新意,以徐生为视点,前半段悬念迭起,两少年的诡秘行动让一个不速之客莫名其妙,闪着寒光的匕首,又让徐生胆战心惊。后半段才一一揭底。其言凝练,表现力极强。如描写少年舞剑一段。文曰:

    (少年)沉吟而起。复至闺藏中,取一笼抖之,满笼皆鸡翎也。少年乃运剑匝翎堆边,已而不见,只一道白气围亘室中,鸡翎皆肃肃自舞,乱飘壁上。灯穗青荧,随而上下,寒光冽气,毛发为竖。生惝恍战傈,不敢正坐。俄而铮然一响,少年投剑而笑曰:“薄技毕矣,客观之否?”生瞠然如愚,噤不能语。良久始定神,视地上数千翎皆中断。

    以高超的剑技渲染故事的离奇性,是中国武侠小说惯用的手法。《聂隐娘》中聂隐娘被一尼带至一神秘处,教之以空中击人之术,聂隐娘心领神会,出手不凡,她自己描绘道:“尼与我药一粒,兼令长执宝剑一口,长二尺许,锋利吹毛,令逐二女攀缘,渐觉身轻如飞。一年后,刺猿狁,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禽遇之,不知其来也。至四年,……授以羊角匕首,刃广三寸,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全唐五代小说》卷六四)剑术之神奇与上所引异曲同工,但前者描述之精巧似有过人之处。既有正面的剑技描写,也有旁观者的侧面烘托,最后一句“良久始定神,视地上数千翎皆中断”,可谓神宋之笔,画龙点睛,让全篇为之生色。从此亦已说明,朝鲜的文言小说取法于我,又有胜于我之处。《银爱传》、《蒋生传》、《剑女》等应作如是看。

                          六

    中国文言小说对朝鲜半岛汉文小说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并不限于以上几点小论。这就容易使人们产生某种误解,以为朝鲜半岛汉文小说就是朝鲜文人事大主义的产物,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简单翻版。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厘清的学术问题。

    事实上并非如此。朝鲜半岛汉文小说尽管在语言表述上与汉文一致,但渗透其中的大多是朝鲜的民族文化和精神。这是无可置疑的。金时习《金鳌新话》多将背景选在朝鲜,人物风貌也多具朝鲜特色。《崔陟传》描写的是十六七世纪的李氏朝鲜人的真实生活,以崔陟一家人的散聚为主线,既写出了由于明朝皇帝穷兵黩武而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幸,也写出了朝鲜人民倍受“倭奴”侵扰的痛苦。《郑氏奇遇记》叙郑生因胡人入侵京城而被虏至中原,与未婚妻李氏一别就是六十余年:他们之间仅靠“婚事字画、梅花一枝”得以重逢。像这样透过家庭事而写国事痛、民族恨的题材,在朝鲜半岛汉文小说中是较为普遍的,如《皮生冥梦录》、《云英传》、《醉游浮碧亭记》、《浮碧梦游录》、《江都梦游录》、《周生传》、《达川梦游录》等都表达了因战争对国家、民众带来深重灾难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更不用说《壬辰录》《朴氏夫人传》《林庆业传》等直接以壬辰倭乱和丙牛胡乱为题材的爱国小说了。这些作品都直接或“隐含着一种民族自主意识,可称为一种时代精神”(15)。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朝鲜半岛汉文小说是朝鲜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朝鲜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在进行中国小说对汉文小说影响研究的同时,也要对其民族性和时代性作实事求是的探讨。这才是正确的学术态度,也是促进东亚文化圈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注:

    (1)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古代小说在古代朝鲜半岛传播影响研究》(项目号NX05WX03)成果。

    (2)[日]上田正昭《汉字文化的接受与展开》,《古代日本和渡来文化》,日本学生社1997年版,第12页。

    (3)林芑,约于16世纪后早期,号垂胡子,庶蘖出身,吏文学官,当时庶予出身的,法律上不能被正式任伞为朝廷高级官吏。《剪灯新话句解》是其最有成就的工作。据其跋文,句解工作完成于1549年,1599年刊行。

    (4)《太平广记详节》50卷,朝鲜成任于李朝世祖八年(1462)编辑刊行。《太平广记谚解》存5卷5册抄本,译者、年代不详。1957年由金一根校注刊行。

    (5)《三国史记》卷24"近肖古王三十”条记载:“《古记》云:百济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博士高兴始有《书记》。”近肖古王三十年为公元375年,由此可以推断,《古记》和《百济书记》都是近肖古王三十年出现的史书。

    (6)《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四:“六年秋七月,伊餐伊斯夫曰:国史者,记君臣之善恶,示褒贬于万代。不有修撰,后代何观?王深然之,命大阿餐居柒夫等广集文士,俾之修撰。”

    (7)该碑于清朝末年发现于今集安市区之东4公里处,西南距好大王陵200米。该碑用整块角砾凝灰岩制成,呈不规则方柱形,高6.39米。碑底以花岗岩石为座,长3.35米、宽2.7米,为不规则长方形。碑文自东南面开始,四面环刻,计44行1775字,全部为隶体汉字,古朴方正。由碑文得知,该碑系公元414年高句丽第20位王长寿王为其父第19位王好大王所立。碑文第一部分首先追述了高句丽的创世传说和前三位王的承袭关系;第二部分为碑文主体,具体记述了好大王一生的攻伐业绩;第三部分是对守墓人的规定。该碑是研究高句丽历史非常珍贵的文字资料,发现之后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重视。该碑至今仍屹立在集安原地,受到了我国各级政府和人民的精心保护。

    (8)(10)(15)《韩国文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第51、63-64、155页。

    (9)关于《殊异传》的编撰者,历来有崔致远和朴寅亮二说。《太平通裁》、《大东韵府群玉》、《海东文献总目录》、《增补文献备考》谓《殊异传》为崔致远编撰;《海东高僧传》则谓朴寅亮编撰。按:朴寅亮(? —1096)是高丽朝著名文臣,字代天,号小华,高丽文宗朝文科及第,历任要职,官至参知政事。文宗王徽三十四年(1080)以礼部侍郎身份同金觐出使宋朝,宋人盛赞二人之诗,将二人诗作刊印成《小华集》。撰有史书《古今录》等。高丽诗人李奎报(1168—1241)称:“我东之以诗鸣于中国,自三子始。”(《白云小说》)“三子”是指崔致远、朴仁范和朴寅亮。

    (11)参见金思烨、赵演铉著《朝鲜文学史》(1971年版),李在秀著《韩国小说研究》(宣明文化社刊,1969年版),朴晟义著《国文学背景研究》(宣明文化社)。

    (12)参见王晓平《唐明小说与金时习的<金鳌新话>》,载《延边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13)丁奎福《九云梦研究》,韩国高丽大学出版都,1974年版,第318-321页。

    (14)见王汝梅、薛洪勣《初论在韩国发现的剑侠小说<韦十一娘>》,《吉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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