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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希明:试析《阅微草堂笔记》女性伦理思想

2010-5-8 15:33| 发布者: 寥风斋| 查看: 1174| 评论: 0

摘要:   摘要:  《阅微草堂笔记》对于一部分正面女性形象评价标准有时显得特别,并且表现了相当深度的人性关注,看起来与正统思想大相径庭,值得重视。但总的说来,这种关注的背景仍然是男权语境,作品肯定的正面形象 ...

  摘要:

  《阅微草堂笔记》对于一部分正面女性形象评价标准有时显得特别,并且表现了相当深度的人性关注,看起来与正统思想大相径庭,值得重视。但总的说来,这种关注的背景仍然是男权语境,作品肯定的正面形象,依然是为男性的存在而存在,作品着力塑造理想的标准女性,力图构成一种文化规范,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巩固了对女性的束缚。

  关键词:男权 女性 人文关注 伦理

  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凡1200则,描写女性的有112篇,占了10%的篇幅。这些女性有着多重社会角色,有官宦家庭的妻妾女媳、婢女仆妇,有村妇,有僧尼、道姑,还有女流民、丐妇等,涉及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还有一定数量的鬼狐精怪以女性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作品对于这些女性形象,有褒有贬,评价的标准颇为耐人寻味,表现了作者特有的女性伦理观照。

  一.批判和否定女性未脱俗套

  我国传统社会是男权社会,传统社会的主体文化也就是男权文化,因此形成的惯性思维就是:男性是强健的,而女性是柔弱的,封建的性道德主张男性为主体,女性为客体,男性在社会、在家庭处于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男权统治又不断利用各种控制优势强化这种现状,利用强有力的话语巩固女性的劣势处境。男性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制约着女性主观能动的发挥,男性权力运作的结果造成女性生存的社会秩序完全以君、父、夫来否定臣、子、妻的绝对地位,否定其独立的认知意识和行为意识,女性只有对男性唯命是从。因为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因,《阅微草堂笔记》在描述被批评和否定的女性形象时,其评价标准与社会、时代的正统思想、主流意识一致。

  (一)女性在作品中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她们总是受害者,有些时候完全是无辜的却得不到应有的同情。《滦阳消夏录五》中记载有人隔涧遥见六女子被“鞭之流血”,“号呼凄惨,声彻林谷”,被打得如此惨状,既不知所见是何神,又不知所鞭因何事。这是女性遭遇的形象写照。女性枉死,作者常不置一辞;能够幸免于难的,一定是“别有善行”(《如是我闻一》),表现了对女性的苛求。

  1.女性必须为父兄的过错或罪孽承载灾祸报应。如《滦阳消夏录一》记载,做父亲的砍伐了老桑树,女儿当夜就被吓成痴呆。因为父亲丧失医德,其女就遭“流落入青楼”的厄运(《如是我闻二》)。作品屡屡记述,当天灾人祸降临时,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男子一走了之,把养育子女侍奉老人的责任推卸到女性肩上,女性以违背当时的道德规范的手段支撑起将要倾覆的家庭,而当一切都恢复正常后,她们却不得不以死谢罪,非如此不足以正视听。轻淡一点的如《滦阳消夏录四》侠义心肠的好汉倾囊相助一个家庭,丈夫竟于酒酣之际“抱儿出,以目示妇,意令荐枕以报。”

  2.女性必须是为别人活着。她们为男人、为婆婆、为子女、为家庭,如果这一切都不复存在,要么以身殉节,要么含辛茹苦地守节,而不应该有自己的幸福生活。《滦阳消夏录三》写到一个女子此时有狐姊妹感其孝顺婆婆之心,夜夜助其磨面,婆婆去世后,她怎样养活自己,就不重要了。 “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①女性不仅没有话语权,连改写话语权都没有。

  3.作品常把女子的性别定位成一种耻辱,是罪恶和过错的形象化符号。作品中能够移步换形的狐鬼精怪,常常是变化成女子形象对有关人或引诱之,或恐吓之,或威逼之。男性德行有损的标志,就是女性鬼怪愿意亲近,或者是被女子欺骗。《如是我闻一》有接连几则故事记述道德品德方面有缺损的官员及备选官员被不良妇女趁虚而入。作品还记载了为数不少的故事,凡能见女色而目不旁视者即能远离灾祸,见女色不动心者一定是正人君子。《阅微草堂笔记》还不止一次地写到,因为前世作孽,后世被罚为女身,《姑妄听之二》甚至让一个德行有损的官员借了别的官员家一个新死仆妇的尸体还魂,不仅要作为仆妇侍奉主人,还必须作为妻子满足当奴才的丈夫的种种要求,这个故事看似荒诞,其实是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命本相,也足以证明作者的男权视角。这不仅是一种性别悲剧,更是一种时代悲剧。

  (二)女性是恶德的化身。

  《阅微草堂笔记》深恶痛绝的女性恶德有二,其中之一是“妒”。正妻虐妾的故事,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比比皆是,结局各各不一,妒妇的下场则大同小异。 一夫多妻,“这是汉儒一种理想化了的与外治相应的内治模式”②,作品肯定了一夫多妻的合理性,称赞那些甘于婢妾地位的妇女,把二女(甚至多女)和谐共处同事一夫视为家庭伦理道德的典范,而将反对丈夫纳妾者写成悍妇、妒妇。为了让读者接受其观点,作品还特别展示了如果没有嫡系子孙,生前凄惨无状、死后为鬼在阴间无靠的情景。

  再一是“淫”。自《滦阳消夏录二》起,《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了一些所谓的淫妇,作品给予了激烈的抨击。而作者似乎并不单纯为了规范女性节操,还另有深意。作品常用女性的“淫”作为对缺德父兄或丈夫的惩罚,如《滦阳消夏录六》、《如是我闻二》因丈夫品行不端,作者就把妻子写得极为不堪,丈夫只能“惭而自缢”。

  (三)谮越旧女德的形象展现。

  1.对女性“失节”的定义:孀妇如果改嫁称之为堕节,有的遭遇故夫亡灵阻止(《滦阳消夏录三》),甚至连家养的牲畜也会啮咬、狂吠着反对(《滦阳消夏录五》)。而作品所谓的“泼妇”,有些是有悖家庭伦理,斥之允当,还有一些其实不过是女性主动勇敢大胆地追求爱情和幸福,是她们发现做不稳奴隶时的垂死挣扎。

  2.对女性是否有违妇德的评判依据,按《礼记•内则》:“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凡违背者必受谴责。《阅微草堂笔记》中典型的一例是女子被罚为暗鬼,只能“带业往生,尚须三世作哑妇”(《滦阳消夏录一》)。这个女子遭到如此冥罚,到底是因为说了什么样的话?责罚如此严厉,一个极其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女子,尤其是一个“翰林侍妾”,如若不甘只是俯首帖耳、低眉顺目地生活,在男权视野中实在是太突兀了。

  二、肯定和赞扬女性别有深意

  《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一批正面女性形象,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淑女或贤妻良母,作者对她们作了旗帜鲜明的褒扬、对她们的处境表示同情、为她们的行为辩解,其评价标准显得特别,看起来与正统思想大相径庭,值得重视。

  (一) 正面赞扬的女性形象的实质。从表面上看,她们堪称能够用来教育感化男性的典范,相比之下,男性远远不如她们崇高,不如她们有智慧,鲁迅说过,中国的封建妇女只有“娼妇”和“母妇”,没有“人妇”,而《阅微草堂笔记》里这些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人妇”,然而究其实质,这是一组男权语境视野里的理想女性群像。

  1. 道德高尚。她们严于律己,从道德教化的角度看,显得比读书做官的男人都高尚。如《滦阳消夏录一》中的女鬼,坚拒太学生长达一年的挑逗。有些女性鬼狐见识高远,博学真知。如《滦阳消夏录四》中那个女怪,隔窗斥责“讲道学三十年”的耆儒,不仅思想深刻,而且颇具君子气度,不与之争口舌高下。《槐西杂志一》中的一个妓女,大有侠士之风,助人于落魄之时,相拒于腾达之日,被作者誉为“奇女子”。

  2.对于家庭及家庭成员极端负责。如《滦阳消夏录三》的寡妇拼力夜夜转磨卖面赡养婆婆,《滦阳消夏录五》记载自己幼时无知偶尔把玩父亲的剑,“前母”亡灵于母亲梦中示警;强烈的责任感使得有的母亲为了救治儿子委身于医者(《滦阳续录五》),有的母亲临终呜咽着执子女之手,至死不释,死后灵魂常常回家探视(《如是我闻四》),被群鬼怂恿祟人求食的女鬼得知受害的竟是曾孙,先是“似凄咽”,继之“不胜太息”,最后“呜咽数声而寂”(《滦阳消夏录四》),她们始终对婚姻和家庭尽职尽责,即便已经成为异类还不放弃努力,但作品的肯定,是在男权语境下的一味称颂,并没有跳出贞节牌坊式的俗套。

  3.对爱情执着。作品常常赞颂夫妻间纯正的情义。如《如是我闻四》写丈夫早亡,妻子守孀五十余年,得以在地下夫妇团聚,作者在评论时直截了当地指出:“不近人情,又乌知《礼》意哉?”突出强调了重情比刻板地守“礼”更应受到重视。《槐西杂志一》开篇写再嫁而为后夫守节的女子面对前夫亡灵义正词严的自我辩白,表明作者在“守节”这个问题上更为看重的是夫妇间的情义。《槐西杂志一》、《槐西杂志三》、《滦阳消夏录二》一再褒扬 “质美而未学”的女子。在“情”与“理”之间,作者再三称道的是浓厚人情味。

  在爱情婚姻方面,《阅微草堂笔记》中最自由的是那些女性鬼狐精怪。她们有着自主意识,可以不必依赖外在的力量,自由支配自身的一切活动,她们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大胆追求个人幸福,可以主动求偶,往往无媒自嫁,与异性的结合或离异都格外迅速、果断。只要两情相悦,便以身相许,还能为异性带来意外的安康和财富;一旦发现异性道德品行方面的问题,她们断然采取措施,或批评或惩罚,然后毅然离去。有的在男子去世后,还继续承担起救助其家庭的责任,或代育子女,或帮助遗孀,或终养父母,等等。

  应当注意的是,无论是这些女性鬼狐精怪是表现得特别孝敬,倾力维护稳定的家庭结构也好,还是表现出强烈的责任心,直接的原因往往是要躲避雷劫,也就是说,她们还是有道德伦理缺损的经历在先,才会有道德伦理典范的行动在后,她们只是为了赎罪。另外,尽管她们神通广大,能救人于贫困窘迫之中,究其经济来源与救助的技术来源却都为电光泡影,虚幻得很,只能用来作为道德说教的佐证,比较而言,作品鄙薄女性时显得更加实在。

  4.在意外灾祸面前,表现得格外大胆,如《滦阳消夏录三》中那个在月夜独行的荔姐,情急之中装扮成缢鬼,巧妙地摆脱了无赖少年的追随。这本来是个大快人心的结局,也符合作品一贯的叙事习惯,但作者对这样的女子似乎不那么情愿表彰,在议论时还要说无赖被吓倒“或由恐怖之余,邪魅乘机而中之,未可知也。”

  (二)同情遭受欺凌的女性

  1. 下层女性,如婢女、仆妇等

  《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许多篇幅记载了被鞭打的婢女。《滦阳消夏录四》中记叙因为主人家丢了钱,婢女是“不承死”──被主人打死,“承亦死”──被父亲勒死,绝无生路。《如是我闻一》中记载小女奴因为母亲“饿垂毙”盗主人钱,因此被“鞭捶甚苦”,几十年同住未尝为祟的众狐闻之尚且“哭声鼎沸”。对于肆意凌虐婢女的主人,作品表示了相当的愤激,对那些命运凄惨的婢女们则寄予深切的同情。

  作品中有的女性遭遇更惨。《滦阳消夏录二》、《如是我闻二》、《槐西杂志二》都记叙女子有的象牲口一样被卖到厨房里作菜,或被剖腹刮血做茶,这是男权社会中女性被物化的极致。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女性的悲惨命运,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封建社会的“吃人”,然而可悲的是,《如是我闻二》中的那个女子原本是可以逃脱被任意宰割,却因为赎身者“手触其乳”便毅然就死。时代吃人,女教吃人,这一则故事却表明女性心甘情愿被吃,作者又是在赞美这样甘心被吃的人,不仅是削弱了同情意味,更是透露了陈腐女教的血腥气息。

  2. 受婆婆压制而无奈的媳妇

  对于那些遭受婆婆迫害的女性,作品同情她们,但对暴戾婆婆没有明确的批评,只是偶尔表现了对于婆婆专制的怀疑和否定,相反,作品却用奇闻逸事来加强婆婆的威望,如《滦阳消夏录五》中农妇在冰雹袭击时意外获救的故事。作品要读者明白,婆婆的尊严甚至超过了天地鬼神。即便是婆婆错误决定、无理要求子妇也要忍气吞声服从,不堪忍受只能含恨自尽,《滦阳消夏录一》中的一个女子只是因为在背后指责婆婆,就遭雷击毙;《滦阳消夏录二》中的寡妇经常遭受婆婆的无理打骂,背地里偷偷咒骂,其亡夫托人捎口信以地狱治罪之惨状力劝。《滦阳消夏录四》更是明确表示“姑虐妇死,律无抵法”,子妇无论是而生是死都无法逃避婆婆的绝对权威。

  婆媳关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从《阅微草堂笔记》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下一代男性家长的母亲,婆婆在家庭里的崇高地位没有任何争议,婆媳关系中作为子妇必须无条件服从也不容置辩。婆婆的权威称得上是女性主观能动的发挥,可是这不过是为虎作伥,作品中的婆婆是巩固男权文化的直接帮凶。

  3. 被虐待的妻子

  《槐西杂志三》一连写了虐待妻子遭到报应的两个故事,在夫妻情分面前,作者认为应当男女平等,可是且看他的一番议论:“夫夫为妻纲,天之经也。然尊究不及君,亲究不及父,故妻又训齐,宜各得情理之平”,自有他的一套理论依据。同卷中还叙述一“高行尼”细致入微地指点“不见容于夫”的女子要“逆来顺受”,“修尔内职,事翁姑以孝,处娣姒以和,待妾媵以恩”,此言效果甚好,女子与丈夫“果相睦如初” ,可见其理论根据仍是传统妇德。

  (三)为遭受非议的女性辩解

  1. 在“孝”与“淫”之间选择:如果孝养与其他道德标准发生矛盾,作者首肯孝养者。《滦阳消夏录三》中农妇为赡养公婆不得已而“公然与诸荡子游”,?作者引言“此一事非圣贤不能断,吾亦不敢置一词也”,不妄作评论。对于“节”与“孝”的褒奖,如果一人而行正反两极,“至淫而至孝”,作品则未能贸然下断语,但给读者的信息则很明晰:至孝理应表彰。例如作品中为公公送终后“易彩服”再嫁的子妇,《槐西杂志二》中为了救治病饿的丈夫自愿为娼的妻子等女性都得到了首肯。

  在“孝”与生死之间选择:如《滦阳消夏录三》中有位女子所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从父母命则身受奸污,要保住自己的贞洁父母性命就不保。《如是我闻一》中有个女子鬼魂诉冤,说自己拼死相拒被杀害,官府“竟不旌表”,表现了贞烈女子的双重不幸,作品鲜明地表达了对这两位女子的同情。纪昀超越常人之处,在于重情,“在特定情况下,天理更应该让位于人情,这就昭示了封建天理的弊端。天理终于被艰难地撕开了缺口。”③

  2. 抗争的女性:《滦阳消夏录一》一连写了两个复仇的女性,纪昀一向痛恨小民多智慧,但对这个女子的评价却是“不以阴险论,《春秋》原心,本不共戴天也。”但同时必须看到,作者并不是一概称赞复仇女性,如《滦阳消夏录二》中那个大闹考场的披发女鬼就被责之为“殊愦愦”;即使是肯定女性的复仇行为,女性的形象也往往大不妙,如《如是我闻一》中的复仇女子,简直活脱脱一个泼妇。《槐西杂志二》中有一群恶少,逼迫戏弄狐女,这些人遭到杀女焚屋的报应,作者的评价只是“狐不扰人,人乃扰狐”,置恶少对女性的污辱与欺凌而不顾。

  《阅微草堂笔记》中还有一些颇具反抗精神的女性,如《滦阳消夏录五》中写到与神祗争斗尔获胜的农妇,但作者感兴趣的是神祗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式,议论的中心并不在于肯定农妇的斗争性。《如是我闻二》中那个新寡的女子,被公婆卖给富户,改嫁之日,“举声一号,旋风暴作”,可如此抗争得来的,则是苦熬守节岁月。

  3. 为自己的生存而越礼的女性:《槐西杂志三》中的一个新娘,在风浪中临危不惧的壮举遭到了世俗批评;同一则中还叙述了一个未婚女子为捍卫自己的名声的越礼故事,对这类事件作品评论道:“然危急存亡之时,有不得不如是者,讲学家动以一死责人,非通论也。” 但作品为这一类女子辩解时,往往以一种居高临下俯瞰众生的姿态,发表评论的缘由更多的是出于对讲学家的不平。

  《阅微草堂笔记》时代的女性只是在法律和制度的某些层面上被恩赐了极其微小的与男性对话的权利,事实上从总体来看女性女权意识和主体精神等方面依旧处于劣势,可怜的是,即使是那样微小的的一点权利,女性要么是不知道应该享受,要么是不敢享受,《阅微草堂笔记》中这些所谓越礼的女性,其实还并没有越过法律和制度的规定,作品对她们的赞赏因而还在礼教的范围内。   4. 对情急时无可选择,已经遭受不幸,还要受到讲学家的指责的女子,作者明确表示同情;再如《槐西杂志二》中讲到,“急流汹涌之中”“少纵即逝”之时,丐妇“弃儿于水中,努力负姑出”“有著论者”喋喋不休地论证究竟应该先救谁,对女子反复责难。这一类柔弱的女性,不仅必须接受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而且还要承担本阶层人们强加给她们的种种苛责,另外还要接受道学家们泼来的脏水,作品明确表示了对这些指手画脚大放厥词的道学家的鄙视。

  再如《滦阳消夏录三》作者并不反对原谅再嫁的女子;责备女子再嫁失节的官员或道学先生则遭到作者旗帜鲜明的嘲笑和批评。《如是我闻三》以科学道理为女性辩护,难能可贵。《如是我闻四》中的故事则明确表明应当给予女性一个相对清净的独立空间。

  一个男人“若能知哀妇人而为之代言,则已得圣王之心传,其贤当不下周公矣” ④。在程朱理学甚嚣尘上的年代公然表明对女性的同情,纪昀的确显得难能可贵,但我们应当注意,《阅微草堂笔记》所表现的对女性赞赏也罢,同情也罢,都只是男权语境下的一种人性关注,而不是提倡妇女解放。说到底,作品依旧激赏传统女德,而以三从四德为主导思想的封建道德伦理体系贯彻的必然结果是妇女最基本权利的丧失,身心遭受摧残,没有任何权利,没有独立人格,是男性的附属,是观念的形象符号而已。作品没有也不可能提倡消灭性别歧视,没有也不可能要求改变社会制度,实现男女在社会中的平等地位,达到女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三、评价女性时关注人性的原因

  《阅微草堂笔记》中还有一组受到称赞的女性形象,总的说来,于伦理道德未有新见解,淫则罚,贞则奖,突出的仍然是贞节观。这些女性有的人品出众,聪慧能干,有的愚陋笨拙,一无所长;有的出生高贵,有的身处下贱,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她们都适合男人的口味,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孝敬公婆、相夫教子为天职,即便是鬼狐精怪仙姬神女概莫能外,有些篇目的用意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⑤,作品特别表现,守寡几十年的,连鬼神都敬畏(《滦阳消夏录四》),因为这种女子正气浩然,非但不敢侵扰,甚至不敢靠近(《槐西杂志三》),即便是死期将近气势仍然刚劲(《槐西杂志四》);冥冥之中也有帮助女子守节的力量,(《如是我闻三》)。

  对于贞妇,《滦阳消夏录二》还特别借一个兼职东岳冥官的口吻将其分为三等,其中重感情、牵挂家产的为最下等,有感情方面的欲求而“能以礼义自克者”为中等,最上等的是“心如枯井,波澜不生,富贵亦不睹,饥寒亦不知,利害亦不计”者,并称“如是者千百不得一,得一则鬼神为起敬”,这与纪昀所反对的讲学家们推崇的贞妇观完全一致,作者却道“其言则有理”。

  《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两首诗是作者标明“敬录于此”的,一首见于《槐西杂志二》,这是一首弃妇诗,这位弃妇表明她心甘情愿生殉,纪昀于“校勘《四库》偶见之,爱其缠绵悱恻,无一毫怨怒之意,殆可泣鬼神”而令人抄录下来,以为“贞魂冤魄,精贯三光”,另一首见于《姑妄听之二》,称颂马节妇六十多年在极度孤独贫困中守节。作者褒奖她们的 原因就是因为她们的“贞”、“节”,在《槐西杂志三》中作者评价一个贞妇时说,“节妇非素有定志,必不能饮冰茹蘖数十年。”而这又被作者誉之为“正气”,可见,作者彰扬女性时的态度,并不是人们所期待的人性关怀,而这样的评价前提,证明作者跟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陈腐。在保守贞操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这种大背景之下,还要以这样的宣教方式强化贞节观,只能表明,蔑视女性的男权政治国度,首先规定了女性必须也只能依附于男性,接着便将原本应该是女性自我约束的道德感规定为单纯制约女性的“贞节观”,女性既不可能怀疑反抗,更不允许伦理试错,即便是《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允许女性稍有迂回的极小空间,最终也只能屈从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女性行为伦理,而这正是《阅微草堂笔记》的主流思想。

  因此我们不难分析作品中人性关注的原因所在:

  第一是社会和时代的原因。

  首先看时代的因素。程朱理学在明清时代发展到最为完善,对妇女的束缚和戕害亦在这个时代发展到极致。随着新的社会经济因素不断生长,与“以理窒欲”的主张相对抗的人文主义思潮也风起云涌,纪昀的主导思想和《阅微草堂笔记》的创作实践,正是这种时代风潮的呼应。

  其次看社会的因素。古代社会以男子为轴心,女性是繁衍后代的工具和家庭劳动者,是男子的附属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古代妇女还是具有相对独立的活动范围,有相对独立的生活模式;同时,在儒家文化建构的性别制度中,为女性指认和派定的社会文化角色是“母亲”,这种角色规定界定和塑造着“母性”,撇开其政治意义不谈,母性恰恰是建立和巩固亲情的要素,而亲情关系是家庭伦理的核心,以男性家长为中心、以母性亲情为内核的家庭,这是古代女性的又一个活动空间。在这样的生活圈子里,女性在精神心理、行为伦理方面可以得到若干抚慰和相互补正,在男权重压之下得以略略喘息,纪昀注意到了女性的这种自我调整,在作品中客观反映并首肯之,使《阅微草堂笔记》多了些许人性关怀的气息,昭示了人性发展的可喜前景。

  第二是个人的原因。纪昀毫无疑问是正统思想的代言人,纪昀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崇拜和推行者,正统儒学思想则是他的精神主体,他痛恨篡改儒学要义的讲学家,借狐鬼故事不止一次地强调,四书五经由世代宿儒胡乱转注,以讹传讹,主张子弟读真“圣贤”书。众所周知,儒学精神的核心是“爱人”,人性的主体是人的欲望,而儒家从未断然否定过人的正当欲望,只是要求人们必须在正义和道德原则下满足欲望,儒教宣扬的道理与人之常情基本一致,因而奉儒学为经典的《阅微草堂笔记》的说理叙事都比较接近人们真实的伦理生活。

  第三是说理的需要,多一些人性关怀,更近人情,更加易于被接受。作者注意到了女性特有的天性,如柔弱、爱美、母性等等。例如《如是我闻二》中写到敝帚成精化成垂髫女子,尚知买通草花戴,作者议论这一离奇故事时却将女子的天性当成了人性的弱点,成为作者抨击时弊的切入点。有时为了达到说理的目的,作者甚至危言耸听。关爱子女几乎是母亲的本能,《如是我闻二》则特别说到因为偿冤而以慈母的面目溺爱骄纵,使夙冤得报。同卷中还有一则故事再次强调,“以太夫人偏爱之故”,便被冥间判定儿子“削减官禄”。描述女性的作品时常突出其善良一面,《如是我闻三》还说到狐女媚人“无相害意”;《如是我闻四》中发现被媚者有善念,狐女马上施救。作者虽未直截了当说女人是祸水,但女性容易使人迷失本性,这一点却再清楚不过了,《槐西杂志二》中纪姓书生拒狐的故事可互为发明。作品意在警示世人当自爱,如此说理,易于被人接受。

  第四是意识深层方面的原因,说到底仍是男权思想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曲折反映。男权文化在道德上把贤妻良母作为女性的楷模,同时又要求,作为儒家父权文化系统中起辅助作用的这种理想女性,必须朴素,必须心如止水,她们不必有才有貌懂风情。这样的女性在感性层面上必然乏味无趣,于是男性又愿意欣赏那些有趣的女性,《阅微草堂笔记》亦未能免猎奇之俗。

  “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机智的、富于洞察力和社会良心的思想家。……既有对被科举戕害心智的迂腐儒生的揶揄,又多对宋明道学家虚伪丑恶、腐朽僵化品性的毫不容情的讥弹;既有对空谈心性学风的尖锐批评于对‘实才’、‘实学’的热烈呼唤,又有对…… ‘人之大欲’的深切同情。⑥”《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女性形象,固然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客观存在,但经过作者的主观意识的淘洗成为其宣教伦理思想的生动材料,毫无疑问浓重地浸染了作者的主观印记。《阅微草堂笔记》讨厌才子笔法,无意创造某种艺术境界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感染,其创作主旨很是直截了当,用作者自己的话,即是“念古来潜德,往往借稗官小说,以发幽光。因撮阙大凡,附诸琐录。虽书原志怪,未免为例不纯,于表章风教之旨,则未始不一耳。(《槐西杂志四》)”作品为人们展现的正面女性形象,尤其是那些似乎是冲破藩篱的勇敢女性,表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但也从侧面表现了社会对这种觉醒意识的不认同,这些女性,依然是为男性的存在而存在,仍然以男性为中心,这些形象仍然是功能化的。社会接受了作品,并且极其欢迎,也就构成了一种文化规范,就在自己所在的环境中着力塑造着理想的标准女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阅微草堂笔记》是从另一个角度巩固了对女性的束缚,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事实。

  注:

  1.法?西蒙•波娃《第二性》,桑竹影、南珊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787年3月第1版第23页,湖南长沙
  2. 杜芳琴《封建社会上层世俗妇女观》,转引自《书摘》1984年第2期,52页
  3. 王欲祥《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断论》,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4. 周作人《我的杂学》,载周作人自编文集《苦口甘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新版,第77页
  5. 鲁迅《坟•我之节烈》,鲁迅全集第一卷1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7次印刷
  6. 周积明《纪昀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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