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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希明:叙商海沉浮 见世情冷暖──试论《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商人形象之异同 ...

2010-5-8 15:32| 发布者: 寥风斋| 查看: 1360| 评论: 0

摘要:   摘要:  《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都描绘了商人形象,两部小说的共同点在于都没有把商人看作社会重要成员,都认为商人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人格缺陷,都将商人当作劝善惩恶的生动素材,也一致赞扬了对家庭有 ...

  摘要:

  《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都描绘了商人形象,两部小说的共同点在于都没有把商人看作社会重要成员,都认为商人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人格缺陷,都将商人当作劝善惩恶的生动素材,也一致赞扬了对家庭有责任感的商人。两部作品在刻划商人形象时最大的分歧在于,《阅微》是将商人作为道德教化的反面教材,对人物形象着墨较为简略,《聊斋》则将其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加以表现,形象丰满逼真,笔触细腻生动。

  关键词:商人 道德 批判

  作为志怪文言笔记小说两座并峙的高峰,《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和《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古人想象的怪异世界,实际上也是为我们全方位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长卷,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于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人们还有着很强的认知意义。

  在两部作品的人物长廊中,商人都占据了一席之地。我们随时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活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或喜或怒,或行善或作恶。在表现这些商人形象时,由于两部作品的作者生活在基本相同的时代,对于价值观、道德观有一定程度的共识,所以他们笔下的商人有其共性;但由于两位作者的身份各异,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世界观不同,因而他们塑造的商人形象又有着鲜明的个性差异。

  《聊》和《阅》商人形象的共性主要体现在这一人群作品中所占的比重、人物的品格特征、所表现的作者思想倾向等方面。

  我们首先看到,在作品人物长廊里,商人群象只是占据了一席并不引人注目的位置。《阅》凡二十四卷,记载各种类型的故事多至千余,但涉及商人的只有二十余则;《聊》对商人形象刻划笔墨多一些,然全书有十二卷400多则故事,描写商人的故事仅占十分之一。 就是在这些数量不多的篇目中,还有些商人只是线索人物,作者用来引出故事,或者只是作者发表意见的证据。如《聊•卷一》叙述一个商人的妻子被狐纠缠,丧失羞耻感,全家不胜其赧。商人父子延医驱禳全无效果,商人的儿子最后不得不大开杀戒,设计用毒酒除掉了狐害。这里面的商人只是儿子的陪衬。《阅•滦阳消夏录(三)》叙述一张姓商人的奇遇:“娶一妇归,有大家风”,但事先不知道夫人曾是某侍郎之妾,而这位夫人因为违背了誓言,“精魂昼现”,突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屁股上挨了三十大板。再如《阅•如我是闻(二)》借一“剧盗”之口说“巨商富室,重息剥削之财,以及一切刻薄计较、损人利己之财,是取之无害。罪恶重者,虽至杀人亦无害,其人本天道之恶所也。”作者把商人视为众恶之一,作为立论的佐证。总的来说,作者对这一人群是粗线条勾勒者为多。

  两部作品的另一个共同点,就是表现商人普遍有着明显的人格缺陷。《聊》对商人的批评比较温和,但作者细致地刻划了几个无良商人的形象,很有典型意义。如小商人梁有才,“寡福,又荡无行”,对云翠仙始乱终弃,赌资罄尽时竟然将妻子以八百金卖给富人为妾,(卷六)金陵卖酒人乙先是在酒中投水置毒发了昧心财,又对邻家美色女子起不良之心(卷九)。在这类商人身上集中了商人的种种恶习。至于意外得到狐鬼帮助的商人,则是因为他们比一般的商人多了一份真诚。马二混有“仙女缘”,意外得到仙女的帮助,“顿更旧业,门户一新。笥中貂锦无数,任马取着”,作者叙完这则故事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惊讶,“马生其名混,其业亵,蕙芳奚取哉?”而后又自己释然,说明仙女看重主人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朴讷”,是因为他具有别的商人不可多得的好品质(卷六)。这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讥讽了商人的无德,对商人真算得上不留情面。相比之下,《阅》对商人的否定态度还要激烈的多。除了一两个商人,《阅》作者笔下的商人个个都遭到了针砭。有的商人一旦发迹,便忘恩负义,恩人落魄上门求助时“神情索漠,一茶后别无寒温”,恩人“语讫絮泣”,商人却“似不闻”(滦阳消夏录三);有的商人“抑勒剥削,机械百出”(如我是闻四);有的商人“年少美风姿”,行为却肮脏不为人齿(槐西杂志一);有的商人与妻子长年离散,双方都以为对方已死,意欲组建新的家庭,新婚之夜夫妇意外相逢,丈夫却对妻子“且垢且殴”(滦阳续录五)。商人与狐为友,称兄道弟,却对狐家女子轻薄非礼(如我是闻四)。两部作品还都写到了商人离家外出以后家庭的变故,比如狐或鬼乘虚而入,商人妻或死于非命,或被引诱拐骗,作者没有点明原因,有时干脆说成是因为狐莫名其妙地来骚扰,鬼无缘无故地“求代”,实际上已经明明白白地表现出“商人重利轻离别”对妻子精神上的伤害,揭示了作为“商人妇”的实际生活状况。

  《聊》和《阅》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劝善惩恶,在刻划商人形象时也都体现了善恶果报的观念。凡是品行不端的商人,都受到了这样那样的报应。贩枣的李某诱骗别人的妻子,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妻子早已跟别人私奔,而拐来的女子不久又“复随一少年遁”(《阅•滦阳消夏录三》);忘恩负义的山西商人翻脸不认恩人,随即被术士戏弄,“检箧中少百金”,“又失一狐皮半臂”,“惭沮,亦移去,莫知所往”(《阅•滦阳消夏录四》);沧州商人“逼嫁其弟妇而鬻两侄女于青楼”,不久便遭横祸,“自膝以下,筋骨糜碎如割切,号呼数日乃死”,在作者笔下,作恶在前,遭报在后,这两件事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联(《阅•槐西杂志一》)。《聊》则细致描绘了无良商人的可耻下场和行善商人的意外幸运。“荡无行”的梁有才被狐女云翠仙痛骂怒责,置身于悬崖峭壁之上,得救后苟且存活,不久死于狱中;卖酒的金陵乙“化为狐,四体犹着人衣”,“数月寻毙”;某商人从屠夫刀下救了一只狗,这只义犬后来不仅救了他的命,还保住了他的财产(《聊•卷九》);商人偶入废寺,允诺出资修建山门,不料被僧人敲诈,“神佛现化”使之获救(《聊•卷十》);最有惩诫意味的是《聊•卷五》叙述贩布商人的经历。这位商人请相面先生为自己卜吉凶,“运数大恶”,于是急忙带上积攒的钱财赶着回家。路上遇到一个差役,“渐渍与语,遂相知悦”,“屡市餐饮,呼与共啜”,无意中得知这就是去家乡勾自己性命的鬼吏,鬼吏劝他:“子行死矣,一文亦将不去,请即建桥,利行人”,他照办了,令他大喜过望的是,竟因此一善举免去了厄运。

  耐人寻味的是,两部作品还不约而同地赞扬了有着强烈家庭责任感的商人。牛成章死后,魂魄至金陵经商六年,待儿子找到他后,牛成章处置了背叛自己、无视儿子死活的妻子后溘然而灭,让儿子继承了自己的遗产,“富有万金”(《聊•卷七》)。任建之临终前托付申竹亭二百余金,嘱其一半用来料理后事和赡养妻儿老小,一半作为申的酬金,申得金后昧财而逃,时间过去十几年,任建之携鬼友报复,使得儿子有足够的钱作为经商资本,“十年间,财雄一方”(《聊•卷十一》)。《阅•槐西杂志(一)》也写了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出外经商死在异乡,魂魄先于凶信回到故里代子偿还了赌债。

  相比较而言,两部作品表现商人形象有着更多的不同之处。

  最为明显的差别是作者对商人的态度不同。

  在《阅》作者笔下,商人几乎是缺德、狡诈的集大成者,是作者进行道德教化的反面教员。他们或是为富不仁,或是行为肮脏,与人相处根本无所谓真诚的友谊,面对朋友家的女子照样兽性大发;他们多是依靠骗术赢得利润,如某商人“携柴窑片磁,索数百金,云嵌于胄,临阵可以避火器”,作者一语亲自揭穿了骗局:“何不绳悬此物,以铳发铅丸击之”,商人“急怀之去”(如我是闻二)。他们一般都很吝啬,挥金如土往往是为了满足肉欲享受(槐西杂志一)。他还描写了小商人张福的懦弱和愚昧,明明是自己受到了欺凌性命已危在旦夕,公堂之上却作伪证,指望里豪能够赡养老母使之得以善终(滦阳消夏录四)。

  《阅》对商人也有肯定,但正面描写的实在太少,真正到了惜墨如金的地步。《如我是闻(四)》中的商人是一位正人君子,因此得到了狐的信任和尊重,“将商于外”,便“以家事托狐”,而狐也很尽责尽力,“凡火烛盗贼,皆为警卫;童婢或作奸,皆摘发无遗家政井井,逾于商未出时”,但商人的妻子与邻居有私,狐却知情不报。商人认为自己正直有德,不应该蒙受这样的耻辱,不料狐却振振有词地告诉他,因为他前世侵占邻人钱财,今世该由妻子偿负。今生有德,却难保前生清白,作者对商人的成见可谓深矣。《阅》中的商人群中,只有杜奎是唯一的落落君子,他“刚劲有胆,不畏鬼神”,在途经六盘山麓时独自投宿废堡破屋。夜晚,有女鬼裸入其怀,“拟以一宵之爱,乞市薄彗,移骨平原”,杜奎慨然正色,表示“乘人窘急,挟制求欢,则落落丈夫,义不出此。汝既畏冷,无妨就我取温;如讲幽期,则不如径去”,他“拥之酣眠”,特意为此事耽搁了几天,“为营葬营斋”,没有一丝邪念(姑妄听之四)。遗憾的是,象这样的正面商人形象,在《阅》中硕果仅存。布商韩某不忍心眼看邻居因债务所逼卖子入贱业,筹措赎身费用,连狐女也觉得他“刚气砭人”,但这样一个善人的生活却不检点,要不是狐女觉悟,认识到“害善人者有大罚”自动离去,他寿将不永。(如我是闻四)作者借一修行有素的道士之口斥责想要得道成仙的商人:“尔曾闻笙歌锦绣之中,有一人挥手飞升者乎?尔曾闻炫术鬻财之辈,有一人脱屣羽化者乎?……此在尔辈之自度,仙家安有度人法乎?”(姑妄听之三)这一席话,简直是对商人的盖棺定论。

  与《阅》作者的刻意丑化不同,《聊》的作者是把商人作为社会的一个层面来反映的,描写商人的生活是展示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商人是社会的重要成员,因而对商人的看法显得比较客观。在《聊》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群奸诈无耻的商人,他们因为哄吓诈骗赚了昧心钱,一度得意或者得势,但最终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甚至象贩蝎子的南商那样,并没有做什么欺心的事,只是“伤生既多”,“见怒于虿鬼”而遭到报应被伤害了性命(卷十二)。我们更多地看到,《聊》的商人队伍,成员遍布社会各个角落,其中有奸商,但绝大部分是有些心计但并不很坏的,甚至还有一些是忠厚老实、有些木讷迂腐的;有的是世代经商,也有的是书生改行;商人大部分是男性,但也不乏精明的女子;有的是活生生的人,还有的是人死后的魂灵;有的亲身在商海漂浮,有的则在幕后经纪;有的是狐,有的是鬼,还有的是花神树精。由于职业的原因,他们总是外出打拼,所以他们往往见多识广,很多人博学多才;由于生活经验丰富,他们又常常显得足智多谋;常年离家,使得他们的婚姻和家庭常生意外变故,他们的感情生活也比常人复杂丰富。作者在描写他们的生活经历时,饱含着同情和关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聊》所刻划的商人,绝大部分不是为了牟取暴利,而是为了生活而挣扎,想从社会的最底层往上爬得高一些而已。所以,即使是象王十那样贩私盐、公然违法的小商人,作者也没有把他写成一个坏人,而是借阎王的口为他开脱:“私盐者,上漏国税,下蠹生民者也。若世之暴官奸商所指为私盐者,皆天下之良民。贫人揭锱铢之本,求升斗之息,何为私者!”在冥中,阎王非但没有让王十服苦役,而是作为监工督诸鬼清理奈河,让他狠狠整治了平时为非作歹的“高苑肆商”。作者并没有居高临下俯视这一人群,而是跟他们处在同一平面上,向读者说着他们的故事。

  由于创作目的不同,两部小说在刻划商人形象时手法也就各异。《阅》作者较多理性的分析,人物形象的刻划简洁,人物故事梗概化,用的是写意手法;而《聊》则倾注了作者浓郁的感情,故事情节大多完整曲折,人物形象丰满生动,栩栩如生。

  在《阅》中,我们看到的商人,几乎浑身都写满“无商不奸”的标记,时时刻刻都表现出他们的职业特点:他们往往轻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不讲信誉,为人机巧,多疑,也许正因为自己常以巧言惑众,在许多关系个人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他们决不轻信。《阅•姑妄听之一》叙述几个商人行至山间,遇到一老道,口称接引,几个人“坚谢不往”,而后来有人发现,这个老道实为虎精所化,轻易上当的人让老虎果腹而还。这几位商人之所以能够虎口逃生,就是因为他们善于审时度势,分析权衡利弊,他们的“疑骇无应”是一事当前作为商人的必然反应,他们的明哲保身绝非侥幸和偶然。作者在为我们展示着几个商人形象时,既无环境背景的渲染,也无肖像外貌的描写,只是几句简略的对话,一位商人的“私念”这一心理活动的平铺直叙,几个谨慎机智的人物形象就跃然纸上。纵览全书,《阅》中的商人形象比较单一,是一种类型化的表现方式;除了一两个有人性有善举的,大多属于应当鄙薄和批判一类。

  《聊》中商人形象则饶有风趣,既有粗线条勾勒的写意人物,也有描绘极其细腻的人物工笔。刻划细致的有如下四类。

  一类是隐在幕后运筹帷幄者。车生“耽饮”,因此结交同样善饮的狐为酒友。狐答谢车生,为其“少谋酒资”,先是让他晨起拾得遗金,又告诉他“院后有窖藏”得钱百余千,当车生沾沾自喜“囊中以自有,莫漫愁沽矣”,狐却说“辙中水胡可以久掬?”指点车生用这些钱作为资本经营贸易,车生“由此益富”(卷一)。王成为贫家子,且性懒惰,生涯日落,在狐媪的严厉督促下经商,而他的一切取舍全由所住旅店的主人决定,这个旅店主人将王成的事视为己任,一一筹措谋划,帮助王成捞回了初次经营亏损的本钱。回家后,在狐媪的安排下置田造屋,“居然世家”,在狐媪的监督下运作,“家益富”(卷一)。

  第二类为“半路出家”的商人。《聊》中有许多商人原本是书生,有的是对科举绝望,有的则迫于生计,弃学经商,这其中有的很快就完全褪尽书生气,还有的则本色不改。卷十一中慕姓书生的父亲“以文业迂”,逼着他学做生意,而慕生却“每舟中无事,辄便吟咏”,因此打动鱼精所化少女白秋练的芳心,“意欲附为婚姻”,闻慕生不肯,竟卧病不起,听慕生吟诗几遍则病愈。因婚事受到严父阻挠后慕生“凝思成疾”,“久之,支离益惫”,白秋练为之吟诵数首,慕生顿时“沉疴若失”。白秋练得到慕翁的认可是在“从女言,得厚息”之后,这是因为白秋练深知“凡商贾之志,在于利耳”,“妾言验,则妾为佳妇矣”。几年下来,“谋金不下数万”。这一家三个商人形象各有异趣。慕翁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人,他轻视读书人,更不甚理会年轻人的感情,开始时极力反对儿子与白秋练交往,因为儿子生命垂危才迫不得已“哀请”之,白秋练的到来使儿子恢复了生机,他还批评她“自总角时,把舵棹歌,无论微贱,抑亦不贞”,拒绝接纳为儿媳。一旦依白秋练所言大赚了一笔,随即主动寻亲。慕生虽然身在商海,但始终没有真正进入角色,先是按照父亲的安排做事,后来又完全听从妻子的计策,他除了潜心读书外对生意上的事没有发生过兴趣,只是想要说服父亲时,才对白秋练的生意经大加夸张。而白秋练则堪称“儒商”,她青睐慕生,是因为他的“执卷哦诗,音节铿锵”,独自一人时“吟益苦”,她生病要听慕生吟诗方愈,她也曾为病体支离的慕生吟诗治病。她对一般的商人有着深刻的了解,知道怎样才能赢得慕翁的信任,又有着极其精明强干的商业头脑,这样才稳固了她在慕家的地位。然而对诗歌的爱好并不稍减,在生命危急时还嘱咐慕生:“如妾死,勿瘗,当于卯、午、酉时,一吟杜甫梦李白诗,死当不朽”,这里透露出来的,竟也是书生的执着和可笑。

  第三类是“雅商”。商人身上沾染铜臭,这似乎是无可避免情理之中的事,因此,当爱花的书生马子才听到花友陶三郎(《聊•卷十一》)说“为今计,卖菊亦足谋生”时,立即“甚鄙之”,陶三郎力辩“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马生尚且不以为然。然而陶三郎和黄英姐弟虽然为商,却儒雅、豪爽、旷达不减丝毫。黄英对马生说:“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这是黄英陶生姐弟经商的宗旨,显然就是《聊》作者对书生经商的理解。也正因为如此,《聊》才会有一个个可爱可信的商人形象。

  第四类是值得注意的女商人。卷七写周生得一佳妇,“女持家逾于男子,择醇笃者授以资本,而均其息”,“每诸商会计于檐下,女垂帘听之;盘中误下一珠,辄指其讹”,数年后,“伙商盈百,家数十巨万矣”,简直是一个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女总裁。卷九刻划了一个“勇健如男子”的农妇,她的奇异之处颇多:与丈夫异县而居;夜里分娩,天明时已负重百里;闻听订为姊妹的尼姑有秽行,“忿然操杖”,“拳石交施,至不能号”。她以“贩陶器为业”,经商风格与她的为人一致:“有盈余,则施丐者”,作者赞叹道:“世言女中丈夫,犹自知非丈夫也,妇并忘其为巾帼矣其豪爽自快,与古剑仙无殊”。至于那些在幕后指挥经营的仙姝狐女,在《聊》还有笔墨。《聊》是女性的理想境界,作者赞美了许多美丽聪慧的女性,在商人群象中有她们的身影,当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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