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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贵晨:《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山东东平人--罗贯中籍贯“东原说”的外证与内证

2010-7-3 10:51| 发布者: 寥风斋| 查看: 2519| 评论: 0

摘要: 【内容提要】历史上东原即山东东平。从《三国演义》多种明刊本署名等情况看,其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即山东东平人;《三国演义》、《水浒传》也有多处内证共同表明其作者罗贯中为“东原”人,而非“太原人”。近百年 ...
     【内容提要】历史上东原即山东东平。从《三国演义》多种明刊本署名等情况看,其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即山东东平人;《三国演义》、《水浒传》也有多处内证共同表明其作者罗贯中为“东原”人,而非“太原人”。近百年来被抬得很高的“太原说”不能成立。
 
     【关键词】 三国演义/罗贯中/东平人
 
     《尚书·禹贡》:“东原底平。”郑玄注谓东原“即今之东平郡”。清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进一步说明:“东原,今山东兖州府东平州及济南府泰安州之西南境也。”今本《辞海》释“东原”说:“据郑玄注,即汉东平郡地,相当于今山东东平、汶上、宁阳一带。”所以,作为地域之称,东原即山东东平。
 
   东平在汉代以后建置屡变,或称国,或称郡、府、州、路等,从来是鲁西南重镇;隋唐以后,东平因地跨京杭大运河两岸,为商旅必经驻足之地,经济文化格外发达;至金、元二代,人文荟萃,更成为文化名区,出了许多文学家,如高文秀、王继学、顾仲清、赵良弼、陈彦时、张寿卿、张时起、李显卿、张好古等,皆一时名家,近世有“东原作家群”之称。其中擅长水浒戏的高文秀甚至有“小(关)汉卿”之誉,而最杰出的代表,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
 
     一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名本,字贯中。他是山东东平人有文献的根据。首先,今见明刊《三国演义》有多种版本署名“东原罗贯中”,如最早版本之一,刊于嘉靖27年(戊申,1548)的叶逢春本题“东原罗本贯中编次”;其次,今见明刊《三国演义》最早的序文,即嘉靖壬午(嘉靖元年,1522)刊《三国志通俗演义》首载别号庸愚子的金华人蒋大器所写的序中称“东原罗贯中”是该书作者。这篇序写于明弘治甲寅(1494)年间,序称“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1],比今见录载它的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要早28年,说明早在明弘治甲寅之前,《三国演义》已经成书并流行于世。这两种最早的版本以不同方式表明其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后出各版本均无异辞,使我们可以相信,《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至少是明清出版界公认的事实。
 
   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刊本题“东原罗贯中编次”类字样,是根据最早罗贯中本人的题署,这至多是一种可能,或说可能性很小。但是,至少可以相信,当时刻书、写序的人,不会没有根据地把这样一部大书归于某个人名下。至于有人认为可能是书商托名牟利,就更没有道理。古代虽有托名著书、刻书的风气,但是,所托之人必是先已有了名气,才可以收到托名牟利之效。而据现有资料可知,在《三国演义》之前,罗贯中并没有成名。以罗贯中为《三国演义》作者的托名完全不合逻辑,而《三国演义》“东原罗贯中”的题署不会是任何意义上的伪托。总之,以平常心度之,当时刻书、写序的人以《三国演义》的作者为罗贯中,必有当代文化人值得相信的理由,后世不可以也不应当随便怀疑它。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三国演义》两种嘉靖本虽是今存最早的版本,却没有一部是作者原本,而且难以确定它们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关系。上已提及两种嘉靖本《三国演义》为“东原罗贯中”所著的方式不同:壬午本“东原罗贯中”字样出现在序中而题署无“东原”,叶逢春本“东原罗贯中”出现在题署中而不载庸愚子的序。这个重要的不同可使我们大致认定,后出叶逢春本的题署并不源于壬午本,两种嘉靖本以《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各自有据。也就是说,在嘉靖本之前,至少有两种以上的资料线索表明《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东原罗贯中”,从而后世无论从何处看,都只能把它作为同一“东原罗贯中”的作品,这大概是《三国演义》版本不止一个系统的多种明刊本都署“东原罗贯中”类字样而从无异说的原因。总之,《三国演义》作者“东原罗贯中”不仅有可见最早版本的证明,而且这种证明又是来自不同方面的互证,后世就更加不可以也不应当随便怀疑它。
 
   最后,除了《三国演义》,还有《水浒传》(115回本)、《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传》、《三遂平妖传》等四部小说也署名罗贯中。这四种小说除《残唐五代史传》不题罗贯中籍贯,其他也均题“东原罗贯中编辑”类字样。一般公认罗贯中是《水浒传》的作者或作者之一,《水浒传》各版本中独有115回本《水浒传》题“东原罗贯中编辑”,以罗贯中为“东原”人,也不会完全没有根据。至于《残唐五代史传》与《三遂平妖传》有托名罗氏的可能,但为其托名的人也是以罗贯中为“东原”人,说明这四种小说作“东原罗贯中”的署名即使不尽可信,却都能从不同角度间接地起到旁证作用,加强《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的可信性。
 
   当然,明人记载中也有说罗贯中是“钱塘人”、“杭人”、“越人”即浙江杭州人的,也有说他是“庐陵人”即今江西吉安人的,但是皆晚出,而且其口气似据传闻,比较“东原罗贯中”有《三国演义》等书版本的说明,并不足信。同时在上个世纪20年代之前,小说的地位还不够高甚至很低,很少有人在意罗贯中是哪里人,因而诸说并存,并没有什么争论。但在那时,多数读者因《三国演义》而知道其作者罗贯中,自然大都以他为“东原”人。但是,到了1931年,古典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研究受到学界空前重视。当时有赵斐云、郑振铎、马隅卿三位学者访书宁波天一阁,合抄明蓝格抄本《录鬼簿》公诸于世。其中《录鬼簿续编》所载“罗贯中”条是这样写的: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风云会》(赵太祖龙虎风云会)、《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谏)
 
   这条资料被当时乃至今日众多学者认作20世纪有关《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生平资料的唯一重大发现。近百年来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著作凡涉及罗贯中生平的,大都以此为据,弃多种明刊本“东原罗贯中”的题署等于不顾,称罗贯中为“太原人”,进而推论其生卒年等等。这就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籍贯“太原说”的由来。它不仅使包括“东原罗贯中”说在内其他诸说受到极大排斥,而且也给社会文化造成一定影响。最突出的是去年报载山西太原列《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入“三晋文哲壁”,弄出把《三国演义》开篇“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词镌为罗贯中所作的笑话[2]。
 
   以《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为《三国演义》作者及其籍贯的根据,定《三国演义》的作者为山西太原人罗贯中,目前看来,是一件极不稳妥的事。理由也极简单,就是这条资料并没有说“罗贯中,太原人”写过《三国演义》。而我国从来同姓名现象屡见不鲜。我在《近百年〈三国演义〉研究学术失范的一个显例》[3]一文中已经举过许多古代的例子,而据中新江苏网8月21日消息:“南京大学……今年录取的1400多名新生中,竟有65人或两个或三个同名同姓,甚至还有四人共取一个名字。”这更加使我们相信,即使元明之际同姓名现象并不如今天这样严重,而在中国这样的姓氏文化传统里,“东原罗贯中”之外另有一个“罗贯中,太原人”——他是古代山西太原一位优秀的戏曲家——也并没有什么稀罕。“学贵有疑”,我们至少应当并且可以抱这样的怀疑。如果连这样的地方都径自确信无疑,那还谈什么科学精神、学术考证!而且,白纸黑字可以看得明白,《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条资料没有记载这位太原罗贯中写过《三国演义》,而多种明刊本《三国演义》显著标明“东原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研究者若不抱成见,据实立论,就只能无处说无,有处说有,而决不可从《录鬼簿续编》无中生有,推翻多种明刊本的实有;否则,就是对学术规范的冒犯。但是,这一种冒犯却由来已久,部分是因其始于大家名流而不得纠正,为一些学者盲目推崇而愈演愈烈,使我们不能不把它作为“学术失范”的个案加以批评。
 
   这的确是一种“学术失范”。且不说我国古代治学要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等基本的态度和无征不信的原则,单就学术研究技术操作的层面而言,也有一个如何对待资料的规范问题,即要求对无论何种资料都要先经过认真无误的鉴别,弄清其真伪及其与所探讨问题相关的程度,看其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作证据。此即胡适所说:“凡做考证的人,必须建立两个驳问自己的标准……第一个驳问是要审查某种证据的真实性。第二个驳问是要扣紧证据对本题的相干性。”[4](P285)这是我国考证学最根本的传统,汉唐以来有成就的考据学者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近世学者把《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条用为研究《三国演义》作者资料,显然没有经过这样的驳问,所以就是“学术失范”;其论证没有在这条资料与《三国演义》作者之间建立起证据链,所以结论就不能服人。这看起来只是一条资料的适用不当,其实“学者考订史实是一件最严重的任务,是为千秋百世考证历史是非真伪的大责任”[4](284),当事者又怎么可以掉以轻心?而后来者又怎么可以对如此明显的失误等闲视之或视而不见?
 
   另外,退一步说,即使不排除“罗贯中,太原人”是《三国演义》作者的可能,但是,历史上有一段时间今济南长清为中心毗连东平的一带正叫做“东太原”。因此,这位“太原”罗贯中也有可能是“东太原”即山东东平人[5]。总之,上世纪30年代初《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条资料的发现,根本不足以改变明代以来有《三国演义》版本为据的“东原罗贯中”约定俗成的结论。这位世界性的大文豪是元代东原即今山东东平、汶上、宁阳一带人。他一生可能到过许多地方,所以他的籍贯有“杭人”、“庐陵人”等多种说法。但是,《录鬼簿续编》那位“罗贯中,太原人”,除了同姓名外,却很可能与《三国演义》没有任何关系,至少现在应当这样认为。
 
     二
 
   除了以上版本、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以外,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东原罗贯中”而不是“罗贯中,太原人”,我们还可以从罗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文本风格及具体内容方面找到内证。当然,这是难得的,也未必十分可靠,但是结合已有研究,我们认为以下四例值得注意:
 
   一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诸书风格看,《三国演义》作者不可能是“罗贯中,太原人”。我的理由是,这位太原罗贯中“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是一位浪迹江湖的诗人气质很重的文学家。他可以以诗笔为戏曲——也确实是一位戏曲家,却好像很难成为一个以史笔为小说的演义家——《录鬼簿续编》“罗贯中”条也正是没有他写作《三国演义》等小说的记载。此原因无他,大概史与诗的分野或界限,即使到了野史小说与乐府、隐语以及戏曲同属文学的范畴而更为接近的地步,其在风格手法也有很大区别甚至难以兼容的地方。所以,古代作者于诗、戏曲与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很少兼擅。象吴伟业的戏曲,李渔的小说,其实都与他们各自擅长的诗歌、戏曲是两样文字,一副笔墨。而《三国演义》、《水浒传》并非不具诗意,很多描写也可以说有戏剧性的,但其总体风格毋宁说是史笔。所以与《红楼梦》不同,书中没有或者极少作者自撰的诗文,而多引“史官曰”、“后人有诗叹曰”或沿用书场的韵语,也不甚依赖戏曲家常用的误会与巧合等构造情节,更看不出作者有刻意显扬文才的表现。而如果《三国演义》的作者象吴伟业、李渔那样是一位诗人或戏曲家,恐怕少不了“传诗”之想,总要忍不住自己“叹曰”一番。总之,就作者性情、文笔风格而论,笔者宁肯相信“据正史,采小说”写作《三国演义》的罗贯中是那位“有志图王”的罗贯中——他当是一位史家作风很重的人,而不敢相信那位诗人气质很重的“太原人”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
 
   附带说到,作家总是就其所熟悉的题材进行创作,如果这位“罗贯中,太原人”是一位戏曲家而且还是《三国演义》作者的话,那么他至少应该写有一部三国戏曲,或者在他的戏曲中有与三国相关的内容、语辞等。但是,我们还未见有研究者举出这方面的证明来。这岂不是说,不仅《录鬼簿续编》没有载他写有《三国演义》,而且他的文学创作与三国题材根本就不沾边?
 
   二是已故著名学者王利器先生为“东原说”所找出的根据之一:“我之认定罗贯中必是东平(即东原)人,还是从《水浒传》得到一些消息的。《水浒全传》有一个东平太守陈文昭,是这个话本中唯一精心描写的好官,东平既然是罗贯中父母之邦,而陈文昭又是赵宝峰的门人,也即是罗贯中的同学,把这个好官陈文昭说成是东平太守,我看也是出于罗贯中精心安排的。”[6]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也启发了新的思路。以至于信从《三国演义》作者为“罗贯中,太原人”的研究者,也发现了于己说有利的论据,如所举《三国演义》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关羽是山西解州人之类,却实在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关羽作为“武圣人”,决不是只有太原人才崇拜他。倒是另有学者为“太原说”找出的根据之一,即发现繁本百回本《水浒传》第99回顾大嫂“封授东源县君”,以为罗若是东原人的话,就不该把“东原”错为“东源”。但是,在我们看来,却相反地成为《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的又一内证。
 
   三是正如发现者所指出,上引“封授东源县君”中“‘东源’二字,在简本中,或同……或作‘东原’(例如115回本)”,这使我们很容易想到“东源”的“源”字是“原”字在传抄翻刻过程中的音讹,“东原县君”才是作者原文。其间道理也并不复杂:我们知道,《水浒传》极少虚构郡县地名,而历史上虽无“东源县”,却有“东原”地,并且是载在《书经》的。所以,虽然古代称“东原”的地方也有一些,甚至《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21《诸葛亮六出祁山》则还提到陕西渭水之滨的“东原”,小字注说“地名”,但是《水浒传》写山东事,我们只能相信“东原县”是作者据《尚书·禹贡》古“东原”之称的捏造。按照例一举王利器先生所开辟的思路,顾大嫂在《水浒传》中是最后活下来的唯一女将,作者因《尚书》“东原”而捏造出一个“东原县”来,为顾大嫂结末“封授”为“君”之称,也应该不是无所谓的安排;而可以作这样的推断:罗贯中若果为山西太原人,就难得想到为顾大嫂封一个“东源(原)县君”;而只有在“东原罗贯中”笔下,这个“女将一员,顾大嫂,封授东源(原)县君”的设计才合乎情理。
 
   第四个内证是东原即山东东平与泰安临近,今东平为今山东省泰安市属县,《水浒传》第73至第74回写那位在泰安州东岳庙前设擂,“自号擎天柱,口出大言”,后来被燕青“撺下献台来”的任原,倒是“太原府人氏”。这当然不是作者有意褒贬这两大名区。但是,可以看出作者对临近东平的泰安州东岳庙至少是熟悉的,而对“太原”并无“故土”情结。进一步,又把《水浒传》(120回本)行文中一回称“太原府”,一回称“太原县”,而对“东平”一例称“东平府”的情况相比较,可知作者对“东平府”和“太原府”熟悉、认知乃至热情的程度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对“东原”有某种“故土”情结呢?
 
   以上四点作为“东原罗贯中”的内证,各自来看,有的还可以说比较牵强。但是,合而观之,就不能不承认《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不像是“罗贯中,太原人”;他在小说中对东原(东平)情有独钟的诸多表现,与各版本“东原罗贯中”的题署与记载相印证,说明《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是可信的。
 
   当然,《水浒传》成书过程漫长,前后文本变化很大,而今存可据考者已经不多。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上述四例一定都是罗贯中所为。但是,即使如此,也仍然不能根本动摇“东原罗贯中”的可信性。因为,极端的情况虽然并不完全排除,但是,在确认此书为罗贯中所著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者对罗氏籍贯一般只在“东原”或“太原”二者之间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四例中只要有任何一例可靠,特别后三例中那怕只有一例是《水浒传》的编定者罗贯中亲笔所为,也足以说明他不是山西太原人,而是东原即山东东平人。
 
   总之,在对《三国演义》作者籍贯作了尽可能详尽的“内查外调”之后,我们只能尊重多种明刊本“东原罗贯中”的古传,而不能信从据《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断《三国演义》作者为太原人罗贯中的新说。进而近百年来各种教科书与传媒几乎无不以“罗贯中,太原人”为定论,客观上封杀了“东原罗贯中”等其他诸说的偏颇,也应当尽快修正为以有版本为据的“东原罗贯中”说为主、诸说并存的客观表述上来。若不得已而简言之,自应以《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东原(今山东东平、汶上、宁阳一带)人为是。至于杭州、庐陵,则应该是他南下后的客籍。而《录鬼簿续编》所谓“罗贯中,太原人”只是一位优秀戏曲家,还不能说他与《三国演义》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从而这条资料能否用于《三国演义》的研究也还不确定,只能悬置或存疑——目前看来,《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籍贯“太原说”完全是想像力的产物。
 
   尽管如此,从最彻底的意义上说,《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东原说”还不是最后的结论。但是,在这类问题上,研究者不能更起古人而问之,从来能做到的,不过言之有据,言之成理;信所当信,疑所当疑。在这个意义上,罗贯中籍贯“东原说”就是这一学术问题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A].三国志通俗演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 杨荣.太原“三晋文哲壁”错误百出[N].光明日报,2001-09-15.
   [3] 杜贵晨.近百年〈三国演义〉研究学术失范的一个显例[J].北京大学学报,2002,(2).
   [4] 胡适.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A].读书与治学[C].北京:三联书店,1999.
   [5] 杜贵晨.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A].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C].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6] 王利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上篇)[J].社会科学研究,1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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