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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后记

2015-8-13 15:24|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2511| 评论: 0|来自: 本站原创

摘要:   第四届(五莲)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确定召开的时候,人类历史正面临着一个千年纪元、百年世纪之交。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成为会议的首要选题。作为《金瓶梅》的基本研究人员和中国《金瓶梅》学 ...

  第四届(五莲)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确定召开的时候,人类历史正面临着一个千年纪元、百年世纪之交。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成为会议的首要选题。作为《金瓶梅》的基本研究人员和中国《金瓶梅》学会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产生出强烈的写作冲动。于是,本书的主体部分正式提交给了五莲会议。此前,也曾部分地发表于《枣庄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和《文教资料》2000年第5期。其后,又全文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刊出。现在,当本书全稿完成以后,掩卷冥想,历经沧桑的感觉油然而生。

  1981年春,我尚在江苏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导师郑云波先生筹划编纂《中国古代小说辞典》,命我撰写章回小说等部类的词目,才第一次接触到《金瓶梅》这部小说。

  当时忙着赶写词条,对《金瓶梅》只作了一般性的了解。《中国古代小说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一版)关于《金瓶梅》开列的九个条目(金瓶梅、金瓶梅词话、崇祯本金瓶梅、张竹坡评金瓶梅、第一奇书、真本金瓶梅、古本金瓶梅、玉娇丽、续金瓶梅、三世报隔帘花影),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问题。词条的具体文字,也有不少错漏之处。

  1983年4月,我去武汉出席中国古典小说理论讨论会,再次加深了对《金瓶梅》及其评点的认识。会后,受吉林大学中文系王汝梅先生督策,方才利用地利之便,着手寻访张竹坡的家族文献。应该说,我的《金瓶梅》研究,是从张竹坡研究入手的。或者说,我所做的是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乾隆42年刊本《张氏族谱》1983年5月被发现以后,紧接着大半年之内,关于张竹坡与《金瓶梅》,我写出一组二十多篇论文发表,后来结集为《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一版)与《张竹坡与金瓶梅》(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9月一版)两部专著。我的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就是从1981年初次接触《金瓶梅》计起,前后也只有三个年头。这是我研究《金瓶梅》的全部过程和著述。

  其后至今18年过去,我基本未再写作有关《金瓶梅》的文章。但我并没有离开“金学”事业,相反,我与“金学”事业如影随形,更加密不可分地连接到了一起。这就不能不说到我与《金瓶梅》的另一种联系。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句话,中国的知识分子传说了几千年。我不是圣人,无“立德”可言。再说我既不通权谋,又无缚鸡之力,没有能力“立功”。剩下来只有“立言”。总不能白来世间一游,既然不乐意无功无过、无迹无痕地度过一生,那就姑且栖身文道吧。后来,“立言”也因涉足仕途,冗务缠身,而无暇自我成总选题谋篇。为师友提供一些学术服务,推动若干学术领域的进展,成为我从政的一个重要思路。虽然我只是在一座小城的一个基层岗位工作,但我没有妄自菲薄。好在我从事的是文化工作,学术建设也是文化发展战略的应有内容;好在徐州此时已经形成了一个《金瓶梅》研究群体,而我已经基本完成了张竹坡与《金瓶梅》的研究,建设“金学”也并非好高骛远。

  于是而有1985年6月、1986年10月首届与第二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的召开,徐州也因此成为全国《金瓶梅》的研究与活动中心;于是再接再厉,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又于1989年6月在徐州召开,同时成立的中国《金瓶梅》学会并挂靠在我时任局长的徐州市文化局。

  《金瓶梅》研究由此完全打破禁区,走出国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没有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不会如此,没有“金学”同人的团结奋进不会如此,没有徐州三次会议的召开不会如此,没有以徐州市文化局为基干的徐州市众多的《金瓶梅》研究者、爱好者与热心人积极而有效的筹备与组织也不会如此。

  中国《金瓶梅》学会自1989年6月14日成立迄今12年,联合有关地区,共举办过第1—4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与第4—6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会同有关出版单位,计出版过9辑《金瓶梅》研究专刊;依托有关图书机构,创办起一处国际《金瓶梅》资料中心;并与国内外“金学”同人建立了广泛的经常的联系。因为中国《金瓶梅》学会在徐州办公,其日常工作与具体工作由我承担,自是责无旁贷。这其中最困难的是活动经费的筹集。徐州市文化局与徐州教育学院担负了学会的不少日常开支,徐州市人民政府给予过一定的补助,徐州市一些有识之士慷慨解囊相助,而学会秘书处人员与历次大会工作人员全系无偿服务。

  “金学”大厦已经高耸在学术之林,中国的“金学”宝塔已经屹立在世界东方,众多的“金学”专著与“金学”论文已经存鉴传世,数以百计的“金学”同人已经集结有年、活动有期。凡此种种,都已经载入“金学”史册、学术史册、群团史册。而本书,只不过是雪泥鸿爪,留下一点痕迹、一个纪念而已。

  徐朔方先生在本序中宣告结束他的《金瓶梅》研究,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要集中时间完成其煌煌巨著《明代文学史》。相信朔方先生在《明代文学史》中一定还要再写《金瓶梅》的。不过,即使是截止本序为止,朔方先生也是功成身退,他的《金瓶梅》研究,学术思想颖脱高远,治学风格求是真切,非我等后学小子所敢望项比同。

  然而我的《金瓶梅》研究,在完成本书以后,确实是想结束了。虽然,本书只是一种长编,不但没有充分完成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的撰述,而且更没去全面搭设“金学”史架构。祈愿本书能作为一个台阶,用供有兴趣的“金学”同人,迈上中国金学史的更高层面。而我则打算用后半生的主要精力从事戏曲研究,希望在中国戏曲文献研究和格律研究等方面能有所建树。

  所以,当本书付梓之际,借此机会,我要感谢在本课题研究方面给我以指导与鼓励的王进珊、王利器、吴晓铃、魏子云、徐朔方、冯其庸、宁宗一、郑云波、邱鸣皋等先生,感谢在本课题活动方面给我以帮助与支持的中国《金瓶梅》学会的会长刘辉先生与副会长黄霖、王汝梅、张远芬、周钧韬先生,感谢学会理事会各位理事、学会秘书处各位同人(尤其是及巨涛、孔凡涛、张辰明等)的通力合作,感谢江苏省文化厅、徐州市人民政府、徐州市文化局、徐州教育学院以及其他相关单位的有关领导(尤其是辛原、王鸿、司平等)和师友,感谢出版拙著的辽宁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台湾文史哲出版社、文汇出版社,感谢出版“金学”学刊的江苏古籍出版社、成都出版社、辽沈书社、知识出版社,以及发表过拙文的众多报刊(尤其是江苏师范大学学报)的各位编辑,以及被收入本书的专著与论文的作者等。

  当本书出版的时候,大约我已经或将要从一线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这对我无疑是一种解脱。我已经误入仕途二十年,早就期盼着这一解脱。当然,人生无悔,但毕竟只有我自己才知道什么叫从政与求学不可兼顾!老子说:“大象无形”。庄子说:“至人无梦”。这应该是我认识的回归和生活的复原。因此,包括中国《金瓶梅》学会的社会兼职性工作岗位,我也应该一并退出来。“金学”队伍之中,已经涌现出很多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后来居上,“金学”事业正呼唤着他们!

  虽然我尽了不少努力,本书一定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譬如,重考证而轻论述,即为一端。马衍、赵天为君帮我弥补着这些缺憾。附录一《20世纪〈金瓶梅〉研究专著叙录》与附录二《20世纪〈金瓶梅〉研究论文索引》,成为本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然,这类资料很难说无一遗漏,特别是附录二更难免少许错谬。谨祈博雅君子鉴谅,并请“金学”同人补正!

  吴 敢

  2001年12月10日于彭城病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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