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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与红楼论集》后记

2013-4-9 12:17|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2387| 评论: 0|原作者: 刘世德 |来自: 中国古代小说网 《三国与红楼论集》,刘世德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摘要: 本书分为四卷。  卷一名“《三国》论”。  “《三国》论”共收论文七篇和演讲稿两篇。其中的《三国志演义朝鲜铜活字残本试论——《三国志演义》朝鲜铜活字残本研究之一》、《朝鲜铜活字本底本考辨——三国志演义 ...

  本书分为四卷。

  卷一名“《三国》论”。

  “《三国》论”共收论文七篇和演讲稿两篇。其中的《<三国志演义>朝鲜铜活字残本试论——《三国志演义》朝鲜铜活字残本研究之一》、《朝鲜铜活字本底本考辨——<三国志演义>朝鲜铜活字残本研究之二》、《<三国志演义>魏氏刊本试论》、《在第三十三节与第三十四节之间——〈三国志演义〉版本散论》是和夏薇合作撰写的。

  《论〈三分事略〉与〈三国志平话〉的异同和先后》初稿写于1983年冬,1984年春改定,发表于《文学遗产》1984年第四期。发表时的标题是“谈《三分事略》:它和《三国志平话》的异同和先后”,现改易此题。

  《罗贯中与<三国志演义>——醉耕堂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校点本前言》,写于1994年四月中旬。此《三国志演义》排印本封面的副标题是“醉耕堂本四大奇书第一种”,为“中华版古典小说宝库”第一辑之一,中华书局(北京)1995年三月出版,其后亦由中华书局(香港)另行出版。

  这篇前言系应校点者郑铭先生之请而写。郑先生说,此前,外间许多毛评本排印本的底本来历不明,他认为,此醉耕堂本是现知最早的毛评本。这是此排印本难能可贵之处。

  《<三国志演义>朝鲜铜活字残本试论——<三国志演义>朝鲜铜活字残本研究之一》、《<三国志演义>朝鲜铜活字本底本考辨——<三国志演义>朝鲜铜活字残本研究之二》乃是提交 “第80回韩国中国小说学会定期学术发表会”、 “第九届中国古代小说文献暨数字化国际研讨会”(2010年八月,韩国首尔,成均馆大学)的两篇论文,发表于会议论文集《前近代东亚小说的交流》。前一篇的另一修改稿曾提交“东吴文化暨第二十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2010年八月,镇江),并刊载于《东吴文化暨第二十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八月)。这两篇的合并与改写稿后又应竺青先生之约,刊载于《文学遗产》2011年第一期。

  《谈<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系应王小宁女士之约,发表于《人民政协报》(2010年6月14日)“学术家园·讲坛”,是一篇演讲稿。文前刊登了作者的一张照片,并有“演讲人简介”和“编者按”。

  《<三国志演义>魏氏刊本试论》一文系应胡伟先生之约,发表于《辽东学院学报》2012年第二期。

  《在第三十三节与第三十四节之间——〈三国志演义〉版本散论》系提交“第二十一届全国《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发表于《第二十一届全国〈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八月,北京),后又应邓骏捷先生之约,刊载于《澳门文献信息学刊》第五期(2011年十月)。

  《“捉放曹”——从<三国志>到<三国志演义>》是一篇演讲录音稿。那次演讲,是应蔡萍女士之约,于2009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第473次讲座所作。此演讲稿的内容,我还在韩国高丽大学和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作过演讲。

  由于是工作人员整理的录音稿,我为了保持原貌,就没有在文字上作什么改动。此前,我曾于2005年七月三十日在“文津讲坛”作过一次题为“关于曹雪芹的佚著、文物等几个问题”的演讲,可惜演讲稿没有保存下来。

  《谈<三国志演义>中的正统观念问题》,原载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已改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九月,北京),后又先后转载于《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91年二月,北京)、《名家解读<三国演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月)二书。这是我到文学所以后所写的第一篇论文。当时,根据何其芳同志的安排,古代文学研究组内的几个年轻同志每个月都要集体编写《古代文学研究情况》(油印本),我负责小说部分。此文就是这项工作的一个“副产品”。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此文初稿经过何其芳同志亲自命题和修改,其中有些文字更是何其芳同志亲笔在原稿上添加的,作为纪念,至今我还保存着发排时的原稿。

  卷二是“《红楼》论”。

  卷二共收论文十四篇和演讲稿一篇。其中《关于〈红楼梦〉杨继振旧藏本的总目》、《王子腾与王子胜:增添与更换》是和夏薇合作撰写的;《论曹雪芹画像真伪问题》则是和陈毓罴合写的。

  《红楼梦》词条是于二十一世纪初为《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石昌渝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九月)而写,事先主编指定《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大型词条均需写出三万左右的字数。我是努力遵照这一要求去做的。

  《论曹雪芹画像真伪问题》写于1978年十月,发表于《学术月刊》(上海)1979年第二期。当时,编辑部来约稿,指定写有关曹雪芹画像辨伪的题目。我们回答说,我们已于1974年三月和1978年三月写了《曹雪芹画像辨伪》正续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后来合并成一篇,收入我们的《红楼梦论丛》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八月),后又收入《红学探索——刘世德论红楼梦》一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一月,北京)。——他们说,不怕题目和内容重复,只要重写或改写即可。盛情难却,遂在上述二文的基础上,压缩、改写而成此文。

  《解破了〈红楼梦〉的一个谜——初谈舒本的重要价值》发表于《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二辑。这原本是我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1986年六月,哈尔滨)的一个发言稿。会后改写成此文,发表于《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六辑。

  有一件好笑的事情,不得不在这里提一下。我在此文中有这样两段完整的文字:

  现存的各种《红楼梦》的早期抄本,无论是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还是列宁

  格勒藏本、蒙古王府本,本身都没有留下它们的抄写时间的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

  杨继振藏本的两个影印本都题为“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那“乾隆抄本”四字

  只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个别人的看法,其实并没有获得书中任何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

  的支持。相反的,舒本是唯一的例外。

  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舒本的重要价值吗?

  有人援引其中的文字为他的“程前脂后”说张目,不禁使我啼笑皆非,殊不知我是“程前脂后”说的反对者,我的上述两段文字一点儿也帮不了“程前脂后”说的忙。请读者看看,我在上述两段文字是怎样说的?第一,我把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彼本(即“列宁格勒藏本”)、蒙古王府本等脂本称为“早期抄本”。什么叫做“早期抄本”呢?这在我所写的论文中有着十分明确的概念,即:在程甲本出版(乾隆五十六年)之前的《红楼梦》脂本。第二,我指出,作为脂本之一,舒本的“抄写时间”有“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即:在乾隆五十四年。明明我的说法是反对“程前脂后”说的,怎么竟会被割裂、歪曲为“程前脂后”说的佐证?真是匪夷所思了。

  《戚本:〈红楼梦〉脂本中的一种重要的版本》是应周绚隆先生之约,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影印本所撰写的前言。

  《三论〈红楼梦〉眉盦藏本——答季稚跃先生质疑》发表于《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三辑,《四论〈红楼梦〉眉盦藏本——提供一项新证据》发表于《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四辑,《五论〈红楼梦〉眉盦藏本——再答季稚跃先生质疑》发表于《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一辑,《六论〈红楼梦〉眉盦藏本——再提供一项新证据》发表于《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辑,是四篇论驳文章。此前的“一论”、“二论”是指《〈红楼梦〉眉盦藏本试论——新发现的〈红楼梦〉残抄本研究》(《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一辑)、《〈红楼梦〉眉盦藏本续论——“眉盦”究竟是谁?》(《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一辑)二文。

  《从<红楼梦>前十回看程乙本对程甲本的修改》,原是提交“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版本专题学术研讨会”(2008年十二月六日,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论文,打印稿曾在会上散发,原文本来分为二十三节,约四万余字,发表于《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版本研究和数字化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三月),后经压缩修改,略作调整,刊载于《文学遗产》2009年第四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哲学学部集刊(2012)》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7月)。

  《四种<红楼梦>程乙本的差异》写于2012年五月之际,是向“中国古代小说前沿问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北京大学古小说研究会主办,2012年六月,北大博雅国际酒店)提交的论文。

  《赖大与赖二:角色与名字的转换》发表于《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六辑。

  《王子腾与王子胜:增添与更换》系应郑铁生先生之约而写,发表于《曹雪芹研究》2011年第一辑。

  《从“红学漩涡”谈起》是2006年六月十九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演讲稿。

  和本书收录的另一篇《“捉放曹”:从<三国志>到<三国志演义>》一样,由于是工作人员整理的录音稿,我为了保持原貌,就没有在文字上作什么改动。这篇演讲录音稿的编辑整理者是邱霞。我在这里要向她表示感谢。

  《贾宝玉和王玉辉》发表于《羊城晚报》1980年三月四日。当时,黄苗子、周绍良、沈玉成和我四人共同在《羊城晚报》和《文汇报》(香港)开设了一个专栏,名曰“三鱼小札”,以“三鱼”谐音“三余”,取《三国志·魏书》王肃传“三余”之义。另外,和《红楼》、《三国》有关的内容,我当时还写过《关于红学》、《曹雪芹佚诗的来历》、《撕罗》、《张飞断桥》等篇,匆促间找不到保存的剪报资料,只得暂付阙如了。

  卷三是“读红偶说”。

  “读红偶说”共收札记十二篇。其中的《凤姐是谁的女儿?》、《檀云回家》、《何几与何三》、《何谓赤金绦?》是和夏薇合作撰写的。

  《虚化 ? 虚花 ? 虚话》、《可着》、《两个程甲本的差异》三篇发表于《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二辑。《“转来”与“回来”》、《三个歧异的人名》两篇发表于《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一期。《凤姐是谁的女儿?》、《檀云回家》、《何几与何三》、《何谓赤金绦?》四篇将发表于上海的《红楼梦研究辑刊》。这几篇的写法是和我以前写过的“读红脞录”(已收于《红楼梦版本探微》一书)相仿的。

  《贾雨村的籍贯》刊载于《学林漫录》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三月,北京)。《学林漫录》创办之初,向我约稿,于是交出了《稗乘脞记》三篇。这是其中的第三篇。其余两篇为《金圣叹的后人》和《马中锡的生卒年》。

  我和陈毓罴先生、魏同贤先生等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创办了《红楼梦研究集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共出了十四辑。没有专职的编辑人员,没有办公室,单位没有拨给任何的经费,出版社也没有向我们要过一分钱。编辑工作实际上就是由我和陈先生,再加上当时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就读的石昌渝、胡小伟两位,利用业余或课余的时间,共同操作的。没有继续出版下去的原因,是因为出版社改变了初衷,由他们给我们发编辑费变成了要我们向他们交纳资助费。由于经费没有来源,无奈之下,只得被迫停刊。

  卷四是“附录”。

  卷四共收我和其他同志所写的四篇文章。

  日前参加了文学所举办的“纪念何其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我在发言中,表达了对何其芳同志的怀念、感激之情。我于1953年在北京大学礼堂听了何其芳同志所作的关于学习古典文学的报告,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下决心要在大学毕业后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在我大学毕业之时,又是何其芳同志亲自到北大挑选我到文学所工作,然后又亲自担任我的导师。当年,他不但是所领导,还亲自先后担任古代文学研究组组长、元明清文学研究组组长,其间我都是组秘书,在他身边工作,亲身聆听他的教诲。我在业务上的成长都是和他密不可分的。为了悼念他,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辛苦的种树人》。现再在此书中附录我写的《〈何其芳论红楼梦〉序》,以寄哀思。

  《何其芳论红楼梦》(白山出版社,2009年四月)一书是白山出版社总编辑董志新先生整理、校订的,董先生屡屡下问有关何其芳老师的著作、学术见解、学术活动等等。他的热情、认真,使我甚受感动。对他的询问,我尽自己所知,一一作出了令他满意的回答。后又应约于1909年四月间为他的《何其芳论红楼梦》一书撰写了这篇序言。

  夏薇的《〈红楼梦〉与古代小说版本学的创立——刘世德先生访谈录》是2007年六月七日对我的访问记。文末的“附记”已说清了这篇访问记的来由。该文曾发表于《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编,方志出版社,2007年八月,北京)一书。

  《光明日报》记者付小悦的《刘世德:古代小说的新实践》是对我的访问记,发表于《光明日报》2006年九月二十二日第一版“走近大家”栏。

  最后,我想在这里说一件和王佩璋有关的事。

  王佩璋曾是我在文学研究所的同事。于“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

  我经历了两次有关王佩璋的访谈。

  第一次是孙玉明先生的访谈。他在撰写《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一月)之前,曾偕竺青先生对我进行访谈。访谈是在当时我家楼前的一座小饭馆里进行的,边吃边谈,前后约三个小时。我尽我所知,回答了孙先生的全部提问。后来,一些谈话内容已写进了孙先生大著之内。

  第二次是《北京青年报》记者刘净植的访谈。她后来写出《消失在历史中的小人物》,发表于《北京青年报》2010年七月二十六日C4版“探索之旅”。

  她的访问内容和孙先生有所不同。除了谈王佩璋的生平遭遇之外,主要是请我鉴定一件“文物”的真伪。她说,那是《北京青年报》的某位读者在潘家园古玩市场化两千元购买的一个“文物”,即署名“王佩璋”的一篇文章《我代表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文章是用毛笔抄写的,抄在印有朱丝栏的类似记帐本的纸上。我一看,便说:“这是假的!”

  我记得记者当时给我看的是这篇文章的复印件。但是后来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的张伟《邂逅历史》一文,却说是:“在今年北京的一次小拍卖会上,偶然发现一册解放初期写本没,题王佩璋款《红楼梦简说》,起拍价八百元,民国纸,工整书法”。

  我当时所作的鉴定意见是:

  1)此乃伪托之作。

  2)从笔迹看,显然不是出于王的手笔。

  3)王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其底稿无用毛笔书写者。

  4)王是1953年毕业的青年学生。第一,她写稿用的是简体字,而不是繁体字;

  第二,他写稿用的是文学所的专用稿纸,而不会是这种纸;第三,她写文章

  用的是新式标点;第四,她不可能用朱墨修改文章。

  5)作伪者似不知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大学生,或者是不知晓那个时代的年

  轻人的写作习惯,或者是根本不知晓王的年龄。

  书中几篇文章,因系发表于几十年前,手头没有保存原件,此次得以录入,有赖于国家图书馆于鹏先生的鼎力相助,他的高谊我一直铭记在心,在这里再一次向他道谢。

  本书的责任编辑郭晓鸿同志,工作热情、认真、细心、耐心,谨在这里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2年六月

                                                                              老妻八十寿辰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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