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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根民 王道乌托邦:《水浒传》的替天行道思想

2013-1-30 08:28|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1820| 评论: 1|来自: 本站原创(原发表于《菏泽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摘要: 摘要:王道思想是士人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富有王道乐土色彩的梁山政权与腐朽没落的赵宋王朝形成鲜明的对照,梁山小天下允符了人们基本权力追求的需要,人民的复仇诉求与反抗欲望,只有到《水浒传》中才得到酣畅淋漓 ...

摘要:王道思想是士人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富有王道乐土色彩的梁山政权与腐朽没落的赵宋王朝形成鲜明的对照,梁山小天下允符了人们基本权力追求的需要,人民的复仇诉求与反抗欲望,只有到《水浒传》中才得到酣畅淋漓的释放。世俗功名心的作祟,葬送了作者所精心构筑的王道图景,王道思想之于《水浒传》,还只是一种观念乌托邦,梁山英雄的集体毁灭抒写了一曲王道思想的哀歌。

关键词:王道;《水浒传》;替天行道;乌托邦

 

“替天行道”是梁山好汉的口号,是九天玄女娘娘的法旨,“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梁山好汉高揭“替天行道”的政治大旗,标举惩奸肃贪、扶困济贫的社会使命。梁山一百零八位头领都是“上应天星”的人间英雄,并非一味“犯上作乱”的妖魔,他们行走江湖,践履着“替天行道”的神旨律令,也直接显示英雄群体对基本生存意识的坚守与维护历程。关于《水浒传》的主题,众说纷纭,主要有农民起义说、市民说、忠义说、为游民代言等说法,出现了不拘一尊多元的主题研究状态,杜贵晨先生新近提出“替天行道”一说:“《水浒传》的主旨与其说为‘逼上梁山’或‘忠义’,不如说是‘替天行道’更为贴切作品实际”。[1] 对“替天行道“思想的梳理是解读与阐释《水浒传》文化底蕴的一把钥匙,综合考察《水浒传》的人物言行和梁山政权的性质,“替天行道”恰好反映了朴素的王道思想。

一、下凡历劫与王道思想的化合

上符天数、下合人心,“仁者爱人”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流淌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形成一股源远流长的道德震慑力量,也积淀成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习惯势力。王道思想率先由孟子正式揭橥而出,其实早在孔子、墨子那里已经萌芽,民贵君轻的儒家思想更展示一类饱含人道主义色彩的温情,只是诸侯逐鹿中原的现实,致使其还未能找到一块适合自己生长的水土。《水浒传》尽力建构一幅“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王道乐土图景,挖掘《水浒传》“替天行道”观,或从儒家传统道德,或就墨侠思想,或于道家无为观切入,前贤时彦阐发了形态各异的思想追溯,而只就某一家学说来考察“替天行道”,总掩盖不了其单向的比附色彩。春秋战国之际,王室式微、诸侯角力,形成百家争鸣的开放思想视阈。诸子百家思想化合趋势自战国中后期已经开始,同样,一家学说若不吸纳其他学说的积极元素,就很难经得起历史与社会的筛选。王道思想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而化合墨家的“天志”说,阴阳家的“五行”说的德治观。王道思想在强调君权神授的前提下,对君臣的为政、行事提出种种规定,仁政与爱物就是其中要义。自汉儒董仲舒推举儒学的权威地位以来,“取法于天”的王道观成为文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董仲舒融儒、道、墨思想于一炉,将王道盛世描绘成“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2]111 在天人合一观基础上建构的王道思想,强调推行教化,行仁政的政治趋向,下层文人也往往在“替天行道”的前提下,为正面塑造起义者形象和反映人民的抗争获得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水浒传》是一出江湖游民的颂歌,“替天行道”说最早见于元代的水浒戏,现存6种元代水浒戏中,就有5种出现“替天行道”一词,对应《水浒传》小说文本,自19回到120回,该词凡28见。洪太尉于龙虎山误开石碣,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拉开梁山好汉搅乱大宋江山、下凡历劫的序幕。“三个‘石碣’字,是一部《水浒传》大段落”,[3]20梁山好汉经历石碣→石碣村→石碣的社会游历,正是形成一种扫除奸佞、皈依王道的太极思维模式。宋江受三卷天书,其本身显露了神道设教的色彩:“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3]789 王道以治理天下为目标,还世上一个朗朗的清白乾坤。宋徽宗一出场亮相就定位于纨绔子弟:“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3]51 这样的天子与高俅等朝廷六奸的君臣遇合,形成窳败政治的黑幕铁网。处于铁幕统治下平凡百姓翘盼上天除旧布新,还世上一个清明政治,从这一层面上说,梁山好汉与其说是洪太尉误放,倒不如说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宋江率领众魔星君惩奸肃贪,澄清圣上视听,他们是为着洗涮现世社会的罪孽而出现的,就是对臭味相投、逆天行事的无赖政治进行解构,间接执行上天的使命。天杀星李逵、天伤星武松两形象染有破坏一切的冲动,他们凶狠残暴、好勇嗜杀,肆意烧杀的行为直接对应其星宿定位,从这一层面上说,嗜杀职能乃是上天所赐去腐生新使命的变相替代。“替天行道”意味着用天道来涤荡现世邪道,促使现世的王道得以贯彻与畅通,这就包括惩罚不遵王道的宋徽宗,不法臣道的高俅之徒,不恪守妇道的潘金莲之流,凸显天人感应视野中“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2]33的王道思想。

二、梁山政权与王道思想的实践

王道观念是士人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王道文化糅合其他学说的理论,成为人们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当奸佞蒙蔽皇上,士人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往往会激于情势而得以凸显,士人通常假借自我道德的修养,实现王天下的目标。“替天行道”不是单向地维护上层社会的权益,而是重在诛奸除恶,“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借以传达民众的愿望和期待。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宋江三十六赞》载:“余尝以为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偱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一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4]20 颂唱宋江之辈守一归真的王道趋向。梁山好汉攻城掠地,多为针对贪官污吏而发,不以占有为目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均称头领,他们只有兄弟之义,没有君臣之分,无论富豪将吏、猎户渔人,均能识性而居,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梁山泊杏黄旗上所打出的“替天行道”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梁山英雄的“盗贼流寇”身份,他们之所以能为社会所接受乃至喜爱,就在于王道观念赋予他们以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品格。清人刘廷玑《在园杂志》认定《水浒传》“然所尊尚者贼盗,未免与史迁《游侠列传》之意相同”,[4]315 以正史为参照,标举了《水浒》英雄“义侠”的道德风范。近人黄人《小说小话》认为《水浒传》“特取史迁《游侠》中郭解一传为蓝本,而构成宋公明之历史”,[4]358 陈洪先生也明确说明《史记》的侠客郭解是“塑造宋江的毛坯”。[5] 将历史上的造反作乱与游侠行为相比照,原本就是对基本人权的礼赞与肯定。宋江“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士。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3]333仗义疏财、排难解纷,折射王道思想崇尚“德性之知”的观念取向,也为宋江奠定了替天行道、领袖群伦的地位。这样,在“替天行道”的堂堂大旗之下,其与同梁山英雄的种种抗争类似于一种义侠行为,他们的反抗与烧杀也得到合理的道德阐释。

梁山泊里无奸佞、忠义堂前有诤臣,富有王道乐土色彩的梁山政权恰好与腐朽没落的赵宋王朝成一鲜明的对照。黄人《小说小话》云:“且更取山泊之团体与赵氏之政府而一比较之,呼保义与道君皇帝,孰英明孰昏暗乎?智多星、小李广等与蔡太师、童郡王、高太尉辈,孰贤孰不肖乎?花石纲、生辰纲之敛万民膏血,以资一二人之欲,与挥金如土求贤若不及者,孰是孰非?孰得孰失乎?”[4]357 梁山好汉多是被无道社会逼上梁山的,亦不乏象鲁智深、李逵这类主动出击之举。在梁山,有福同享、有苦同受的生活原则,大秤分鱼肉、小秤分珠宝的分配观念,显然构建一幅迥异于浑浊现实世界的人间桃花源:“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3]13031304这是一个开放、平等的政权,一个充满活力的理想社会,它并非按照血缘关系来确定宗法关系,包含着对个人实际本领与事业地位的体认,展示“不偏不党、王道荡荡”古老政治秩序尊重人格的人本趋向。这种带有明显的游民意识的社会图景,虽还带有相当的空想成分,却流露出世人对基本人格自由的尊重和维护。以往论者斤斤于“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等言词,得出《水浒》英雄不反皇帝,只反贪官的结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历代正邪之争的社会底线,也是文人坚守的道德准则。赵宋王朝奸臣当道、积贫瘠弱,士人空有报国之志,却无报国之门,他们在万般无奈之下,啸聚山林、对抗官府,梁山小天下允符了他们基本权力追求的需要。“忠义”观只是给“替天行道”蒙上一层能被社会所接受的保护色,人民的复仇诉求与反抗欲望,只有到《水浒传》中才得到有力的伸张和酣畅淋漓的释放。

三、追逐功名与王道思想的消解

一百零八人的英雄谱,肇始于王进避害私走延安府,并由此楔入王道思想的基调:“一百八人,则成王道所必诛矣,何用见王进之庶几为圣人之民?曰: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犹其可见者也。更有其不可见者,如点名不到,不见其首也;一去延安,不见其尾也。无首无尾者,其犹神龙欤?诚使彼一百八人者,尽出于此,吾以知其免耳,而终不之及也。”[3]48金圣叹深谙王道思想壸奥,推举王进这种神龙藏头藏尾式的人物,也为破译《水浒》人物的言行提供了一种精神向标。《水浒传》大致以第71回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一清晰界线,之前历数各路英雄追求基本权力而未能遂愿,造反抗争、汇聚梁山的过程,之后则受制梁山领导集体逐渐膨胀的功名心,慢慢堕入招安的陷阱,偏离王道观念的轨辙。表面上看来,宋江动辄以“替天行道”为说辞,在被俘官军首领面前表白自己的心迹:“宋江等本无异心,只要归顺朝廷,与国家出力,被这不公不法之人逼得如此,望将军回朝,善言解救。”[3]1383 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宋江暂居水浒、专等招安之心也频频在呼延灼、关胜、董平、韩存保、酆美、高俅等人面前表演过,特别是面对朝廷大奸,宋江居然如此奴颜屈膝,功名心促使其沦为权奸一流,潜滋暗长的奴性生存意识恰是消解了“替天行道”的原始使命,这适如鲁迅《三闲集·流氓的变迁》所论:“‘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传》,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6] 奴性意识的暗流致使其堕入迎合权奸的漩涡。“替天行道”由早先的“保境安民”嬗变为受招安之后的“顺天护国”,以及后来出征讨伐田虎、王庆、方腊等武装,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替天行道”,而从另一层面来说,日益膨胀的功名追逐致使其将颠覆赵宋的同党视为仇雠,削弱了王道执行的力度,腐朽昏聩的赵宋王朝依然故我。小说叙及征讨方腊之时,公孙胜被罗真人招走,安道全被宋徽宗截留宫中,就是质疑这次战争合理性的有力注脚。

《水浒传》成书于南宋至明初的漫长时期,南宋末的《大宋宣和遗事》直接影响到《水浒传》的主题意旨。作为世代累积型的一部小说经典,会不同程度地受到“说三分”等话本的影响,从这一层面上说,《水浒传》的宋江类似于《三国演义》的刘备,创业之时的虚怀若谷与事业巅峰之后的专横独断,恰是一个鲜明的反差,其间膨胀的权欲应为其买单。刘备不听诸葛亮的规劝,出伐吴国,致使兵败连营,遗恨白帝城。《水浒传》小说文本多处叙写征辽、讨方腊之时,宋江、卢俊义一改以前对军师吴用、朱武的言出必从,不采纳逆耳之言:“吴用、朱武便道:‘幽州分兵两路而来,此必诱引之计,且未可行。’卢俊义道:‘军师错矣!那厮连输了数次,如何是诱敌之计?当取不取,过后难取,不就这里去取幽州,更待何时?’宋江道:‘这厮势穷力尽,有何良策可施?正好乘此机会。’遂不从吴用、朱武之言,引兵往幽州便进”。 [3]1494 一意孤行的直接后果便是输掉这次战争。拨开宋江、卢俊义被权欲蒙蔽的心灵而进行挽救,前有罗真人的告诫:“只是所生命薄,为人好处多磨,忧中少乐。得意浓时,便当退步,切勿久恋富贵”;[3]1485后有小说第119回卢俊义、燕青主仆的一番对话也从侧面点明了耽于功名的严重后果:“卢俊义道:‘自从梁山泊归顺宋朝已来,俺弟兄们身经百战,勤劳不易,边塞苦楚,弟兄损折,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你如何却寻这等没结果?’燕青笑道:‘主人差矣!小乙此去,正有结果,只恐主人此去无结果耳。’若燕青,可谓知进退存亡之机矣。”[3]18921893 对功名利禄的痴迷不悟,正从另一层面标示了“替天行道”的戏谑味道。梁山事业位居巅峰之时,即是其衰败之日。梁山队伍功成赴京之际,鲁智深坐化、武松出家、公孙胜归师、燕青不辞而别、李俊、童氏兄弟泛舟太湖,以及赴京受职之后,柴进、戴宗、李应等人纳官不做,急流勇退。淡泊名利,善始善终;贪图功名,有花无果,这也标示了一座现实的界标。宋江临死之际,明知遭奸人陷害,还不忘扯上李逵同饮毒酒,走向枉死城,从结果上否定了功利心的追逐行为。浦安迪评价宋李最后一幕,不无创见:“我倒是相信,作者特地写上结尾这一幕为的是给这种特指宋李两人、兼指梁山一群总体的关系按上相互毁灭的印记。至少可以这么说,宋江让李逵同归九泉的动机与其说是出于结义兄弟同生共死的情谊,倒不如看作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名誉。”[7] 照此看来,毁灭的是替天行道共患难的梁山担当精神,世俗功名心的作祟,葬送了作者所精心构筑的王道图景。

四、结 

《水浒传》绘制了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的个性张扬与情感奔放的真实图景,抒写惩奸诫贪、快意恩仇而带来的生命舒张与惬意,成为人本理念视野下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主要形式。《水浒传》揭櫫“替天行道”的大纛,赞美一种基于享受和行使基本人生自由和权利的生活理想,成为包括赵宋王朝、辽国上下在内的《水浒》社会各界体认梁山精神的主要窗口,显示了人民群众乐意接受的中国气派。在污秽混沌的现实世界之中,这些传奇式的草泽英雄,是世人寄寓王道思想和变革现实的重要力量。同时,《水浒传》也以冷峻而客观的笔触刻勒一群“替天行道”者没有结局的圆圈,王道荡荡的思想观念在梁山展示了人间乐土的文化魅力,却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功名心的牵引,走向“忠义”的怪圈,走上招安之路,意味着他们认同以宋徽宗为首的权奸政治,这种倒向于无赖政治的取向解构了“替天行道”的现实效应,宣示着自我毁灭的开始,这场偏离王道轨辙的英雄行举决定他们无力承担扭转乾坤的作用,世道并不因为他们的冲涮而有根本的改变,王道思想之于《水浒传》还只是一种观念乌托邦,梁山英雄的集体毁灭抒写了一曲王道思想的哀歌。 

 

参考文献:

[1] 杜贵晨.《水浒传》“替天行道”论[M].荷泽学院学报,20086):2338.

[2]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

[3] (明)施耐庵著、金圣叹评.金圣叹批评水浒传[M].济南:齐鲁书社,1991.

[4]  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5]  陈洪.浅俗之下的厚重[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127.

[6]  鲁迅.鲁迅全集[M](第四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9.

[7] (美)浦安迪著、沈亨寿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317.

 

 

作者简介:贺根民(1971-)    湖南邵东人,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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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尹一朋 2013-2-28 15:08
能严惩北宋的贪官污吏和恶霸豪强就行了,消灭了与官府勾结的地方地主两大武装集团——祝家庄和曾头市,这就足够了,还讲究那么多作甚?水浒寨又不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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