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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根民:晚清民初小说期刊发刊词与小说观念的新变

2013-1-24 12:51|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2723| 评论: 0|来自: 本站原创(原发表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5期)

摘要: 摘要:小说期刊发刊词携带着晚清民初文人的道德立场与文明构想,从小说审美视野到分类标目的界定,从叙事角度的抉择到叙述语言的锤炼,小说发刊词展现了晚清民初文学丰富多重的文化特性。小说期刊发刊词以其崭新的批 ...

摘要小说期刊发刊词携带着晚清民初文人的道德立场与文明构想,从小说审美视野到分类标目的界定,从叙事角度的抉择到叙述语言的锤炼,小说发刊词展现了晚清民初文学丰富多重的文化特性。小说期刊发刊词以其崭新的批评方式存在,部分革新了小说批评的物质载体。从异域参照转向传统文化寻根,透露了小说观念的自我更新和变通化用的文化魅力

关键词 小说观念;小说期刊;发刊词;异域小说;本土转化

寻绎中国文学观念的转型,晚清民初小说无疑是一个富有张力的文本,形形色色晚清民初期刊的副刊和小说专门杂志的存在,改变了小说传播的传统积习。涵养民德、开启民智,晚清启蒙思潮鼓荡的新民说酝酿着新的文学期待,晚清民初的小说报人也在启蒙思潮的旗帜下书写和引导小说观念的嬗变。小说期刊发刊词以其崭新的批评方式存在,部分革新了小说批评的物质载体,即兴会悟的自我遣性之具转变为面向公众的文明利器,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也因为传媒的革新而呈现出贴近现实的社会取向。

                      一、异域参照与本土转化

晚清民初传播媒介的巨变,明显是借助于异域文明的输入风潮。虽然,唐代存在的“邸报”,肇始了古代文化传媒,但这一传媒雏形跟晚清民初期刊相差甚远,它是一种官办性质的朝政公告,小说根本无缘进驻传媒的殿堂。古代期刊的发行,通常采用免费赠送与雇人兜售的方式,并以罕言政事的办刊策略来求得自我的生存,以致其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相对有限。真正的传媒在晚清民初才得以出现,特别是甲午海战的失利以后,明治维新后日本综合国力的诱惑,动荡危殆的时局和异域文化的刺激,为晚清期刊的勃兴提供了现实条件。遇事畅言、意无不尽,晚清民初的文艺期刊为报章体的一体风行准备了物质载体,“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藉报纸以发抒其意见,亦势也。……其忧伤之情,自然流露于字里行间。故其感人也最深,而发生影响也最速。其可得而称者,一为报纸以捐款而创办,非以谋利为目的;一为报纸有鲜明之主张,能聚精会神以赴之。”[1] 176-177报纸有鲜明之主张,自然形成一定时空的舆论圈,也相对解构了昔日单一板滞的皇权话语。异域小说救国新民的神话功效对晚清民初文人来说,不啻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文人借重异域小说杂志凸显小说传播效能的契机,在建构集体文学理论的同时,也实现着小说报人共同的社会期待。

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进路的大方向,附带着社会启蒙与大众情趣追求的枝叶,二者缘时而动的轻重调和才真正实现小说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晚清民初是“小说最为流行的时代”,[2] 246 当下定期刊物和日报,往往留给小说以一定的篇幅,小说期刊和日报的副刊成为新小说家社会宣传与文学批评的重要载体。发刊词是指刊物创刊号上说明本刊的宗旨、性质等的文章,小说杂志发刊词编织和汇聚了小说报人的审美理想和集体意识,尽管各家小说期刊的具体政治思想不一,而其小说观念的大体倾向则是唤醒国民、改革弊俗。兹将晚清民初的几种主要小说期刊的发刊词宗旨加以胪列:

杂志名称

创刊时间(年)

杂志形式

         发刊词宗旨

新小说

1902

月刊

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

绣像小说

1903

半月刊

借思开化夫下寓

新新小说

1904

月刊

任侠好义、忠群爱国

月月小说

1906

月刊

改良社会、开通民智

新世界小说社报

1906

月刊

传播文明之利器、企图教育之普及

小说七日报

1906

周刊

开进德智、鼓舞兴趣

中外小说林

1907

旬刊

觉迷自任、谐论讽时

竞立社小说月报

1907

月刊

保存国粹、革除陋习、扩张民权

小说林

1907

月刊

求美(沪上黄车掌录之职志)

中华小说界

1914

月刊

作个人之志气、祛社会之习染、救说部之流弊

小说旬报

1914

旬刊

品评花月、聊遣斋房寂寞

小说丛报

1914

月刊

有口不谈家国、任他鹦鹉前头;寄情只在风花,寻我蠹鱼生活

小说大观

1915

月刊

有益于社会、有功于道德

从上表可以发现,小说期刊发刊词的共同倾向是着意于阐发小说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对小说救弊、启智、振德和寄情等社会功用的论述,其具体宗旨又以辛亥革命为界,之前多是侧重政治启蒙,之后又回到游戏人生的老路,其间虽有《小说林》推崇“美”之取向的特例,亦受制于当下时势,未成气候。小说定位由晚清的文学之最上乘下降为民初品评花月、聊遣寂寞的闲谈之资,小说功能及其小说期刊宗旨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折射小说审美视野的嬗变。早期的小说期刊,如《新小说》、《绣像小说》都借异域的文明图像,特别是小说改良群治的神效来敞露自我的政治改良心声,而后的小说期刊,象王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对杂志命名缘由的探讨,他如《小说旬报》、《小说丛报》、《小说海》和《小说大观》等期刊的发刊词,都纷纷推举娱乐消费,更多地从民族文化维度寻找为市井细民代言的方式和空间。

不可否认,小说期刊发刊词所标榜的原则与其实际操作并非完全合拍。《新小说》发刊词的10种小说标目,即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探侦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记体小说和传奇体小说,多是参照异域小说模式,或从题材着眼,或就篇幅入手,对各小说门类的界定也喜欢用具体的异域小说来阐释,就其实际刊录的小说种类和顺序而言,《新小说》杂志倒是恪守了其标目原则。《新小说》杂志导夫先路的类型探求,催发后起期刊的分类旨趣。晚清的四大小说期刊,《月月小说》和《小说林》发刊词分别标为1112种,而其实际的取舍,“《月月小说》可称之为侦探小说的大本营”,[3]108《小说林》则偏重于侦探小说和社会小说,在小说观念上,二者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启蒙话语旗帜下的娱乐消费趋向。在有标目的三家刊物中,它们都将“历史小说”列为第一类,这一位置安排的背后正折射出小说文体独立的艰难。新小说家往往受制于佐史观念的束缚,相对压抑了其对小说文本的艺术追求。《绣像小说》发刊词未提小说标目,却在文学实践中展现其独到的境界。《绣像小说》“在编制上有一个大不同之点,便是旁的小说杂志创刊之始,就标出旨趣和计划,而事实上多未能办得到。《绣像小说》则议论文字一点没有,只是老老实实的把些长篇小说分期连载,每期有七八个长篇,每篇一次至多登两三回,如《文明小史》共六十回,连着登了五十四期。把七十二期合并起来,可以分订成若干册单本小说,各不相干。这种编法似乎很板滞,却也可以见出它的老实态度,和最近出版的世界文库似的,只以实在材料为重,不作口头的虚传也。”[4]463--464总体说来,晚清民初小说之所以能扛鼎改良群治的社会使命,主要在于新小说家参照异域文化,以小说期刊为舆论阵地,突破了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积习,重新体认小说家身份,引领一股沸沸扬扬的群体参与潮流。

晚清小说报人几乎都颔首称道梁启超领袖群伦的文学实绩,并在其阐述小说支配人道的社会功能方面基本上与其达成共识。《新小说》发刊词清晰地告白:“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但一切精心结构,务求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誉。”[5]59“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誉”就袒露新小说家属意本土消费的观念趋向,它也制造了小说期刊登载翻译小说的一条弹性原则。异域小说中充满诗情画意的环境描写与颇具匠心的心理刻画,就往往被这条原则删改得体无完肤,它们统统被调整为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式的“话说”、“却道”等入题和引话模式,就是为了凸显国人注重故事情节的欣赏需要。异域小说中人名、地名被置换成中国化的模式,改头换面、骨骼还在,而小说主题、情节结构的窜改,甚至是译者在小说译本中添加一些被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文字,这些就很难说真正做到了忠实于原著。小说期刊发刊词的主观设置和新小说家的误读臆测,维护小说结构的本土模式可谓恪尽职守,但早期期刊发刊词的话语资源,途径后来者的发扬,其设置原则为后起期刊与当下的小说著、译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中西文明冲突与交融,加快了小说观念的转变速度,从生吞活剥地以西律中转向传统文化寻根,透露了小说观念的自我更新和变通化用的文化魅力。清末民初的小说期刊对小说著、译态度的变化大致以1907年为界,1902年至1906年小说期刊多是将此梳理为著、译两分野,象1902年《新小说》发刊词标榜的“著译各半”[5]591903年《绣像小说》发刊词追求的“或手著、或译本”[5]691904年《新新小说》发刊词设置的“译著参半”[5]1411906年《月月小说》发刊词所阐释的“本志小说之大体有二:一曰译,一曰撰。”[5]195《小说林》杂志虽然宣扬“译著并刊”,其实还是刊载翻译小说为主。其后的期刊虽在小说的安排上仍客观存在著、译两大门类,但其发刊词中已无此明白的表述,这种理论趋向暗合了清末民初翻译小说和创作小说比例消长的轨迹,从拿来到自我消化,也反映了晚清民初小说报人对待异域小说的接受心理嬗变。晚清民初小说发刊词译著参半的布局,在小说观念近代化进程上有明显的二端,一则打破了国人唯我独尊、盲目排外的思维积习,国人接受和消费异域小说的过程,正反映了小说观念近代化进程的开放维度;一则表明了中西文化的互补性,翻译小说强劲的输入势头,刺激和诱发着传统小说观念反观自身和本土转化。

旁借异域、夯实本土,最终超越对方,新小说家基本上是沿着这一由外向内的转变途径走过来的。即如在翻译小说盛行的1905——1907三年,国人也在中西文化的对比和检讨中权衡创作小说的定位,执他人之药方、以治己之病,王钟麒抨击当下小说市场的拜金主义,进而提倡“欲以新小说为国民倡者乎,不可不自撰小说,不可不择事实之能适合于社会之情状者为之,不可不择体裁之能适宜于国民之脑性者为之”[5]288 话锋所向,就是侧重小说的本土转化。1908年黄小配既承认译本小说为小说风尚进步的开道骅骝,又预感到自著小说的发展后劲:“吾敢信自今以往,译本小说之盛,后必不如前;著作小说之盛,将来必逾于往者。”[5] 322其实正如黄小配的预测,著作小说数量在1907年已经超过了译本小说,这一发展强劲并一直维持到1919年,小说观念进而为本土文化的兴盛提供现实基础。

                     二、观念转型与审美流变

晚清民初小说与定期刊物的共生同构,促进当下小说创作与翻译的发展与繁荣。新小说家争取话语权利的文学实践,必须斩断束缚小说观念发展的陈规,小说期刊发刊词书写了文化精英建构文明图像的真实痕迹。曹聚仁言:“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而一部近代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6]83 新小说家都清醒地意识到小说社刊风起云涌的现状,试图在小说观念近代化进程所拓出的新境界中展现审美观念的流变。晚清民初小说期刊趋时射利的市场特征,加深了文人心态与社会现实的共振效应。黄人正视晚清小说蓬勃发展的现实,“新闻纸报告栏中,异军特起者,小说也;四方辇致,掷作金石声,五都标悬,烨若云霞色者,小说也。”[5]253 进而标榜小说归为“美”之一种,较为准确地抓住了小说的本质,徐念慈在此基础上阐释小说之美的五种征象,黄、徐二人正是借助《小说林》发刊词,以孤独耕耘的姿态扣住了小说的艺术特性,也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小说界革命”唯政治是尚的理论缺陷。《新世界小说社报》的发刊词则重点分析小说与世界心理、小说与世界历史风俗的关系,从内涵与外延两层次剖析小说观念,较为中肯地梳理了小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深化了小说观念的反映论。瓶庵《《〈中华小说界〉发刊词》认为当下小说流弊的主要症结在于“未明小说之体裁,遂致失小说之效用”,并开出以贡献社会为指归的药方:“作个人之志气、祛社会之习染、救说部之流弊”,从小说功能层面分析小说观念。[5]436--437这群小说报人建构小说理论的先觉意识,在当下喧闹的政治改良声中,他们的理论呼吁和话语权力显得有几分乏力和有限,但其超政治而唯艺术的追求则打破了传统小说功利观的桎梏。

小说期刊分类标目的方法设置,也就是不同门类的小说集合与并存,客观上是为了应对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它反映了晚清民初小说报人恢弘大度的文学气概。但小说期刊毕竟有别于传统小说的结集方式,它必须直接面对市场的选择,从政治小说到言情小说,小说流行时尚的背后就包孕着社会风云与大众情趣的转变。小说期刊连载刊登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支解了传统文人阅读习惯。读者抱怨这种分裂式的阅读,早在对1892年韩邦庆《海上奇书》杂志所刊登的章回小说《海上花列传》浏览上已露出端倪。《新小说》报人深知“寻常小说一部中,最为精采者,亦不过十数回,其余虽稍间以懈笔,读者亦无暇苛责。此编既按月续出,虽一回不能苟简,稍有弱点,即全书皆为减色。”[5]57 要求全书出色,对新小说家而言,未免有点求全责备,但精心构思和撰写某一回,新小说家倒颇为用心。《新小说》发刊词甚至试图开辟一种新的途径,“本报所登各书,其属长篇者,每号或登一回二三回不等。惟必每号全回完结,非如前者《清议报》登《佳人奇遇》之例,将就钉装,语气未完,戛然中止也。”[5]59 而据《新小说》杂志刊录的《洪水祸》等20部小说而论,真正完结却只有《世界末日记》、《二勇少年》、《毒药案》、《宜春苑》、《电术奇谈》、《九命奇冤》、《失女案》和《双公使》8部,篇目残缺者所在多是。“每号全回完结”的标榜毕竟不能完全代替和牵制读者的整体阅读期待,而小说界相当一部分作家甚至连瞬间阅读效应也不愿跟读者分享,草率成篇的做法自然远离了读者。

分章标回、自成起讫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刊登方式,为新小说随写随刊的故事连缀提供了物质手段,也滋长部分新小说家写作态度的懈怠。陈平原先生曾为此现象下一清晰的定论,追究新小说家创作态度不认真,实有时代的原因,“可如果忽视了‘新小说’家发表小说的独特方式,也就是不曾考虑杂志报纸对作家创作构思的制约,而只批评其孜孜求名求利,则又未免有点冤枉。”[7]267 即使是同一小说家,其同一阶段的作品也可能良莠不齐,小说期刊发行机制的普遍法则,客观制造了这种参差现状,好歹1915年包天笑主编的《小说大观》声明改进,“每集所登小说,均首尾完全,除篇幅极长至十余万字,或二十万字,分上、下卷,或上、中、下卷。”[5]514 就力图满足和照顾读者整体阅读的需要。小说发刊词的宗旨和取向,促使一定时空内小说界的模仿习气,往往一种小说门类的风行,就会导致一大批的效法者,相沿成习,时间一长,读者自然生厌。象《新新小说》杂志初期以“侠客主义”为主,其便刊载一系列的“侠客谈”小说,并将其置于每期的显要位置上,这种无言的指令,更助长了这种模仿风气。

小说界风气的转移或小说家兴趣的消长,自然留下一系列的半成品,新小说对手头的作品无暇顾及甚至不愿去完成,这就使得报章小说中“戛然中止”的断章不在少数。市场竞争机制的影响,小说报人为了扩大期刊的销路,就得不断尝试新的叙事技巧和新的小说种类的写作,倒叙与侦探小说的本土转化事实就是一个明显的表征。清末民初小说繁荣的表象掩盖不住艺术锤炼的乏力,叙事角度的变换与人物形象的穿插,应对了新小说家填塞话柄的需要,其本身就是一种较为灵活的市场策略,却在小说的整体构思方面捉襟见肘,有耐人寻味的短章而缺少独具匠心的长篇,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在小说期刊的发刊词的审美取向中找准了答案。

小说分文言、白话二类,自是小说发展的传统积习。文言趋雅,白话向俗,它们在古代是两个相对自足的文化系统。典雅古朴的文言符合传统文人的阅读期待,小说被视为“闲书”的社会定位,其中自然与俚俗的语言相关联。但艰深的文言相对于只识之、无的“粗人”而言,无疑是一种阅读障碍。要想普通的市井平民进入小说的消费行列,也就是拓展小说期刊销路,小说报人往往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吸引大众的眼球。陆绍明《〈月月小说〉发刊词》列中国小说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时代,在他的视野里,当今社会为“小说改良社会、开通民智之时代”,[5]195 只有循乎此道,才能扩大小说的社会影响力,一改昔日蚁视小说的陈见。其实,清末民初的小说期刊对语言的经营倒是十分注意,无论是《新小说》发刊词设置的“文言、俗语参用”原则,还是《新新小说》发刊词“文言、俚语兼用”的追求理念,都试图调和传统文人与平民大众的阅读趣味,报刊的白话文,主要是对准平民百姓的胃口,是让他们能够看懂与理解,这种舆论造势实际也在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先行铺路。对白话的提倡,促进了近代的新语输入、词汇更新、语法和造句方式的本土化,也相对改变了国人的思维习惯,进而影响到传统诗文的革命。但新小说家队伍中不止一人感叹:“写古文较之写白话容易得多,而写白话实有时是自讨苦吃。”[8]57周作人形象地阐明新小说家对文言、白话分而治之的策略:“在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8]52新小说家的利俗文字,原本是走近市井平民,但新小说家的思维习惯,不能真正创作大量的浅俗的文字,也就达不到其“言文一致”的理论追求,具体的文学实践离其拟想读者的阅读期待仍有一段距离。

                           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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