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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大军:说“调话”

2012-9-7 09:42|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2534| 评论: 0|来自: 本站原创(原发表于《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

摘要: 谈到元代的“说话”伎艺,学者们一般会提及“调话”一词,所举例证仅及夏廷芝《青楼集》所记时小童“善调话,即世所谓小说者”一句。孙楷第先生早在1933年所撰《词话考》一文中谈到元人词话时即举此为证,但他推定“ ...

谈到元代的“说话”伎艺,学者们一般会提及“调话”一词,所举例证仅及夏廷芝《青楼集》所记时小童“善调话,即世所谓小说者”一句。孙楷第先生早在1933年所撰《词话考》一文中谈到元人词话时即举此为证,但他推定“调话”必“词话”之误。其依据有三:一者“词话”乃元明习语,二者元明人书无以“调话”二字连文者,三者由《青楼集》所言调话“即世所谓小说者”逆推,“其所记实与宋人言‘说话’及‘小说’者如出一口”(《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0)。后来学者使用此材料,虽不袭孙先生之“词话之误”说,但皆以之为元“小说”家说话伎艺的证据,且是关于“调话”的唯一证据。各家对于“调话”的解释,无论是释为“小说”伎艺、“说话”伎艺,还是释为表演“说话”伎艺,都是由“即世所谓小说”一句推定,且视“话”为故事解。

然而,据笔者浏览所及有关“调话”一词的材料,综合分析,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调话”一词并非《青楼集》“时小童”条仅见,元时另有之,元前亦有之。元代王大学士仙吕·点绛唇〕套曲描绘了一幅农村闲适欢乐图,主要写了“一百个儿童刀刀厥厥的耍”,其中〔上马娇〕一曲写道:

 

一个村,一个又沙,一个丑嘴脸特胡沙。一个将花桑树纽捏搬调话,个打和的差,一个不剌着簸箕拨琵琶。(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61)

 

曲中所说的搬调话、打和、拨琵琶,都是伎艺表演。搬者,演也。“搬调话”一句是说有个儿童拿着桑枝、身体左右摆动装腔作势地表演“调话”。至于这“调话”是何形态,并不清晰,倒是北魏时期的一段汉译佛经说的更明白些。

北魏瞿昙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三十二“观天品之十一”述初生天子受诸天女诱惑,为爱欲所牵,不得自在:

 

尔时初生天子,闻诸天女庄严之具,出美妙音,欲心即发,何况见色,及其音声。……时诸天女,奉给天子,歌舞戏笑,种种吟咏,鄙亵调话,令此天子心意迷惑,随诸天女所至之处,常随其后。(《大正藏》第17卷第188页,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印行)

 

关于此“调话”的解释,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卷五十六特列“调话”一词,并对“话”注解曰:“古文舙譮[言戊]三形同,胡快反,会善言也。”(2233)此处释“话”为“会善言也”,乃承许慎《说文解字》所谓“合会善言”。而《一切经音义》中他处对“话”的解释更为清楚,如卷十六注解《发觉净心经》上卷“谈话”言:“《博雅》:话,嘲谑也。《说文》:善言也。(623)卷七十注解《俱舍论》第十二卷“俗话”言:“《广雅》:话,调也,谓调戏也。《声类》:话,讹言也。”(2770)卷七十一注解《只音阿毘达磨顺正理论》第五十四卷“耽话”言:“《声类》云:话,讹言也。《广雅》:话,调也,调谓戏也。(2827)同书中,“调”多被释为戏谑、嘲戏,卷七十四注解《佛本行赞传经》第二卷“啁调”言:“《毛诗传》曰:调,以言相戏也。《广雅》:相欺诳也。(2917) 卷八十注解《开元释教录》第八卷“调戏”言:“《广雅》:调,犹嘲也,又训欺也。(3156)由此可知,调、话二字意义有相同处,连属成词,与嘲话同,意指以言语相嘲戏。这种性质的行为在唐代前后还成为艺人的一项伎能,并在上流社会的宴集聚会活动中非常流行。《三国志》卷二一注引《吴质别传》曰:吴质与众将宴会,“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真负贵,耻见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09)。这是针对某人的形貌特征而进行言语上的嘲戏,甚至有辱弄讥讽性质,如唐玄宗时期的著名伶人黄幡绰就善于根据他人的形貌特征即兴嘲谑调笑,唐郑棨《开天传信记》记他在玄宗面前嘲弄刘文树面孔似猢狲:“可怜好个刘文树,髭须共颏颐别住。文树面孔不似猢狲,猢狲面孔强似文树。”(《太平广记》卷二五五“黄幡绰”条)崔令钦《教坊记》记他讥讽两院歌人,“有肥大年长者,即呼为‘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宾阿妹’,随类名之,弄百端”(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这种来源于俳优伎艺的嘲调被文人们学习模仿,用来嘲人姓名、相貌、性格等,以戏谑斗口,逞才显智,既可表现才敏词捷,也可增加交流气氛刘勰《文心雕龙·谐隐》有言:“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句中所提薛综“发嘲调”一事,见于《三国志》卷五三《薛综传》(《太平广记》卷二四五所录与此基本同)

 

西使张奉于权前列尚书阚泽姓名以嘲泽,泽不能答。综下行酒,因劝酒曰:“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当复列君吴邪?”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对。其枢机敏捷,皆此类也。(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50页)

 

由此而知刘勰所言“嘲调”的形态,乃先有一方对另一方有嘲弄辩难之言辞,另一方要敏捷反击,应答如流,以见出辩捷之才能。由于其中有戏弄、问难成分,故也称“嘲戏”、“嘲难”,即嘲谑以调笑戏弄,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源自俳优的艺能唐敦煌写本《启颜录》“嘲诮”目下就录有许多这样的嘲调之事。因为它主要是以言辞相嘲戏,故而书中称之为“剧谈” 、“谈戏弄”此外,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一三有“谐谑”目,孙棨《本事诗》卷七有嘲戏目,欧阳询等编《艺文类聚》卷二五有“嘲戏”目,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四六六有“嘲戏”目,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丁集卷二有“嘲戏绮语”目,都记载有文人间的这类嘲调。宋元时还有合生、说诨话、说参请等伎艺,也都是逞才敏词捷、以诙谐嘲调为主的伎艺,应该就是“调话”的性质。

另外,据上文所引刘勰所言,他把“嘲调”与“俳说”并提,指出二者共有的滑稽调笑性质。所谓“俳说”,应是指曹植所诵的“俳优小说”、侯白所擅长的“俳谐杂说”,因为“笑书”这样的笑话集就是据此而撰的。这种含义在宋元时期的“小说”一词中仍然存在。宋元时期“说话”伎艺中的“小说”一家,乃讲唱故事的一种伎艺,在当时甚为发达,影响广泛。但“小说”在当时的用法并未能完全统一,如宋徐梦莘编《三朝北盟会编》(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刻本)卷七十七记金人来索各类伎艺人,其中有“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瑟、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记述中“说话”与“小说”并列,这提醒我们,当时“小说”一词的用法未能统一,它另有一意。作为伎艺名称的“小说”,宋前有“俳优小说”、“市人小说”之称,皆不能确定为讲故事的伎艺,而是“说肥瘦”之类的诙谐调笑伎艺。此性质的伎艺在宋元时仍有余绪,如《金史》卷一○四《完颜寓传》载:“贾耐儿者,本歧路小说人,俚语诙嘲以取衣食,制运粮车千两。”(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01页)这里的“小说”,指的就是“俚语诙嘲”性质的伎艺。

而这种“俚语诙嘲”性质的“小说”伎艺正与魏晋以来的“调话”的意义相符。孙楷第先生早就看到“话”有嘲调、调戏意,他在《说话考》一文开头第一段即指出:话有排调假谲意。并引据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十对“俗话”的注解(详见上文),随后,孙楷第总结“说话”伎艺之的含义言:凡事之属于传说不尽可信,或寓言譬况以资戏谑者,谓之话。(《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2页)其中的寓言譬况以资戏谑即是“俳优小说”一脉的风格,与“调话”之意合。此脉的特点是以言辞相嘲戏,它以逞才斗智、嘲弄讥讽为宗旨,在语言上讲究才敏词捷,有嘲谑辩难性质。由此,我们知《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言“说话者谓之舌辩”,《武林旧事》卷三“社会”条说小说艺人的团体是“雄辩社”,同书卷六“诸色伎艺人”条于“小说”目下列举艺人有任辩、王辩,并不是指讲唱故事与辩论相同,乃是指说话人善于言辞,其意义的渊源应与“调话”伎艺有关。

这种“调话”性质的伎艺、艺能在宋元时仍是非常受欢迎的,如《金史》所记贾耐儿作为小说人“俚语诙嘲以取衣食”;《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所列“说诨话”艺人张山人,擅长“长短句中作滑稽无赖语”,“以诙谐独步京师”(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另外,南宋洪迈《夷坚支志》乙集卷六“合生诗词”条说:“江浙间路歧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41页)这种“合生”伎艺即讲究言辞敏捷、应对如流、滑稽玩讽。而宋张齐贤《洛阳绅旧闻记》卷一“少师佯狂”条在叙及善“合生杂嘲”的谈歌妇人杨苧罗时,也特别指出她“辨慧有才思”、“言词捷给”。据朱权《太和正音谱·词林须知》:“捷讥,古谓之滑稽,院本中便捷讥谑者是也。”由此知“捷给”乃是指才思敏捷,应答如流,且有一定的滑稽调笑色彩。这与“调话”逞才敏词捷的诙谐嘲调性质是相同的。这些伶女、妓女慧黠诙谐的才思及其在以嘲戏讥讽为能事的合生伎艺上的表现,很为文人们所欣赏。那么,作为艺人的时小童具有这样的艺能,被关注的、被称许,是很正常的。至于《青楼集》中说她“舌辨”,“如丸走坂,如水建瓴”,这正是“调话”讲求才敏词捷的表现,与《洛阳绅旧闻记》所记谈歌妇人杨苧罗的“言词捷给”,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绾结而言,基于当时对“小说”一词的使用并未统一,我们不能简单地以《青楼集》所言调话“即世所谓小说者”一句来推定此“小说”一词确为讲唱故事的“小说”伎艺,继而推定“调话”即是词话或讲唱故事的伎艺。

由此,我们回头来看王大学士仙吕·点绛唇〕套曲中的“调话”,就是一种以语言机辩诙谐为特点的戏谑调笑伎艺。若把搬调话、打和、拨琵琶三者看成是一组伎艺表演,则搬调话是有人从旁“打和”(以声相应地伴唱或伴奏)、拨琵琶伴奏的。《正法念处经》和仙吕·点绛唇〕套曲中的“调话”,皆非讲唱故事的“小说”伎艺所能解。当然,此词可能在元明时使用甚少,当时已难以理解,故而《青楼集》“时小童”条在此词下加以注解,但这也只是对“调话”的一种解释。而《青楼集》的明万历年间《说集》抄本径更改为“调侃”,这一改动一者表明了明人对“调话”一词的陌生、不理解,二者说明已有人看到了“调话”在趣味上类同调侃,这一理解与“调话”所具有的意义、趣味、性质相近。若以上面所列关于“调话”的三条材料综合考察,则《青楼集》的“即世所谓小说者”的解释(《说集》本作“即是所谓小说者”),也只是夏廷芝的一家之言。我们并不能只以其一家之言而定论其为“调话”的确切意义。这一解释可能给《说集》抄本的编辑者以困惑,也给我们以困惑。因为,用他的解释,我们无法把这三个“调话”的用法意义统一起来。

综合上文所列三个“调话”例证,“调话”应是一种源于俳优、流于上流社会的以言辞戏谑嘲弄为能事的伎艺,它以才敏词捷、机辨诙谐为尚,形态类于说诨话和合生。它与通常所说的以讲唱故事为宗旨“小说”伎艺无涉,但与“说话”伎艺有关,是其一支流脉。孙楷第先生所持调话乃“词话之误”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或言根据是《青楼集》所记“调话”一词在元明为仅见,无其他文献可以参照,而一字之异的“词话”则属常见的元明习语。假如孙先生有文献的参照,再加上他已认识到“话”可训为调戏,综合分析,应对“调话”另有理解。

(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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