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明清小说研究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明清小说研究

 找回密码
 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明清小说研究 首页 研究文论 戏曲研究 查看内容

徐大军:元代曲家杭州行迹述略

2012-8-2 09:30|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4132| 评论: 0|来自: 本站原创(本文原发表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

摘要: 摘要:杭州能成为元代的戏剧中心之一,尤其是杂剧中心,作为杭州剧坛构成要素的剧作家,对杭州这个杂剧中心的确立和维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元代杭州剧坛的曲家构成按其行迹可分为三类:一、杭州本土的曲家(杭州籍且居 ...

摘要:杭州能成为元代的戏剧中心之一,尤其是杂剧中心,作为杭州剧坛构成要素的剧作家,对杭州这个杂剧中心的确立和维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元代杭州剧坛的曲家构成按其行迹可分为三类:一、杭州本土的曲家(杭州籍且居杭曲家),他们是杭州剧坛的主要经营力量;二、因各种原因流寓杭州的曲家,他们是杭州剧坛的壮大力量;三、游历杭州的曲家,他们激发、烘托了杭州剧坛的气氛,促进杭州作为杂剧中心的成长与发展。正是在这些曲家的先后共同的营造、努力下,杭州的杂剧创作渐成气候,并逐渐成为元代后期杂剧活动的中心。

关键词:元代;曲家;杭州

 

元代杭州,经过南宋作为首都的长期经营,虽历元灭宋的战争,并未受到太大的破坏,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就当时娱乐文化之一的戏剧活动来说,早在南宋时,杭州就是一个戏剧活动的中心,在蒙元一统后不久,北方一些杂剧作家便游历于此,此后不少外地曲家流寓此地,逐渐成长为元中期有影响的杂剧作家。在这种气氛的陶冶下,元代后期,更有众多杭州本土剧作家崛起,成为当时杭州剧坛的重要力量。因此,杭州能成为元代的戏剧中心之一,尤其是杂剧中心,作为杭州剧坛构成要素的剧作家,对杭州这个杂剧中心的确立和维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对于元代杭州剧坛的曲家(剧作家和曲作家)情况一直未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描述,他们是如何构成的,对杭州剧坛各自起到什么作用,为何来杭,在杭有何踪迹?本文即意欲作此努力。

按当时曲家的杭州踪迹来看可分为以下三类:游历杭州者,流寓杭州者,杭州本地者。下面我们就此三类曲家有关杭州的行迹分别述之。

 

一、游历杭州的曲家

 

元代游历杭州的曲家很多,按其原由来看,大致有两类,一为赏游至杭,一为宦游至杭。

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占领临安,由此一统中国。随着元军的南下,北方的一些杂剧作家(尤其是汉人剧家)便开始南游,其中杭州是一个主要的目的地,这一是因杭州经济文化发达,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出路;一是因为杭州山水秀美,可以抚慰心灵。蒙元统治者起于骑射游牧民族,好力尚武,以攻伐打压为事,与汉族文明有隔,再加以民族歧视政策,致使生活在元统治区域的汉族文人普遍受压抑,失去了读书延誉的惯途,所以许多文人也就为生活计而不情愿地跻身于当时倍受贬视的戏剧创作。

由此,在元一统南下之初,就有许多北方剧家南下至杭——这个山水秀美、经济发达的汉人居住区,或揽胜,或飘泊。

我们知道的元初较早游历杭州的曲家是关汉卿。元灭宋后不久,关汉卿就由大都出发南游,大概是在1280年前后,到达了杭州,并写下了〔南吕·一枝花〕《杭州景》。由此曲来看,关汉卿虽年事已高(六十岁左右),但对杭州却怀有浓厚的兴趣,所谓“水秀山美,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1](P171),可见他对杭州的喜爱。从目前的资料看,关氏在杭呆的时间比较长,和当地的戏曲界人士也有往来,目前所见的《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即收入关剧四种,其中《单刀会》称“古杭新刊”,可见关剧在杭的流行。另有杭州本土曲家沈和甫,还被称为“蛮子汉卿”,可见关氏其为人和创作的影响。

元初期游历杭州的另一个大曲家是白朴。他青壮年时期曾漫游各地,元军大举伐宋之际,他也南下游历到了江南,至元十七年(1280)五十五岁时徙居建康(今南京),之后游历过江南各地,会朋见友,赏玩山水,期间曾至杭州,如至元二十八(1291)春曾与李景安提举游杭州西湖,并写有《永遇乐》词以记之,另外,他还有以杭州为背景的杂剧创作《苏小小月夜钱塘梦》()

白朴的朋友侯克中(字正卿)元初时也游历过杭州。侯正卿,《录鬼簿》言其为真定人,号艮斋先生[2],孙楷第考证他曾居汴梁,至元中由汴梁徒浙中[3](P136),李修生《元杂剧史》直言他曾流落到杭州[4],他与胡祇遹、白朴(仁甫)等元初文人有诗书往来,其《答白仁甫》诗中言:别后人空老,诗书慰所思。溪塘连辔日,风雨对床时。我爱香山曲,君奇石鼎诗。何当湖上路,同赋鹧鸪词。[5]此诗当为他在杭时写与白朴的。

尾随关、白等曲家之后的是一些因宦而至杭者。元代杭州,至元十五年(1278)置杭州路总管府,至元二十一年(1284)建立两浙行省,省治在杭州。由此许多跻身于官场的曲家也就有机会因仕宦而游至杭州,但皆是沉郁下僚,进阶无望。这与元朝的吏选制度有关。由于元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且打压儒士,许多汉族儒生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和优势,即使涉身宦途,也只能屈身于地位低下的州县小吏。所以元代以儒补为吏员的很多,我们看到元代曲家有官阶者皆为州县小吏。据《录鬼簿》记载——

尚仲贤,真定人,江浙行省务官。

马致远,大都人,江浙行省务官。

戴善夫,真定人,江浙行省务官。

张寿卿,东平人,浙江省掾吏。

这里的“省务官”、“省掾”、“路吏”,都是职位低微的下吏,钟嗣成说他们“门第卑微,职位不振”是符合实际的。这种情况在元代读书人中是很普遍的,据《元史·选举志》载:“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6]。还有等而下之者,“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7](P26)。甚至还有难为生计者,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宋士之在羁旅者,寒饿狼狈,冠衣褴褛。”[7](P97)可见,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所面对的实际环境来讲,屈为小吏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谋生之途,但由于儒为“四民之首”的传统观念使得许多文人不屑为吏,而对于那些屈尊吏行的文人来说,其间思想转变的痛苦可想而知。所以虽然一些著名曲家也是屈身为小吏,但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太大,加以难有晋阶之望,一生沉抑下僚,难免会产生种种苦闷,我们从元剧中读到了许多书生形象对现实的斥责、对自己境遇的愤激,都是当时汉族文人尴尬处境与愤懑、苦闷情绪的投射。

这些元代初期游历杭州的曲家对杭州剧坛的成长与发展起到了不小的激发作用。我们知道,元代成熟的杂剧生长于北方,元初时,杭州并无这种杂剧的创作与演出。这些因不同缘由而游杭的北方曲家,有的在北方已是名贯天下,香彻梨园了,虽然他们停留杭州的时间不长,但他们把杂剧这一北方盛行且成熟的艺术带到了杭州,给这个旧日首都的剧坛带来了新的生机(如前文所述关汉卿对杭州剧坛的影响),尤其是关汉卿等著名的早期杂剧作家的杭州游历,为北方杂剧的南移开辟了最早的通道。

当然,终元一代,来杭游历的曲家并非只有元初这些,随着杭州作为杂剧中心的成长与确立,游历杭州的全国各地的曲家会更多,资料显示的元中后期游历杭州者有:

虞集,《康熙钱塘县志》卷二五说他“少游钱塘,故于灵隐多所题咏”[8](P414)。

李寿卿,太原人,孙楷第认为他曾为江浙总管提举[3](P49)。在杭时,李与侯正卿游,侯《艮斋诗集》卷六有《送李提举寿卿北上》诗可证。另,李有杂剧《临歧柳》演月明和尚与柳翠事,正是杭州掌故。

顾德润(君泽),淞江人。《录鬼簿》言其“以杭州路吏,迁平江”,知他曾宦游于杭,并有两首咏唱西湖的散曲。

汪元享,饶州人。贾仲明称曾与他有过往,“浙江省掾,后徙居常熟”[9](P281)。由此知汪曾宦游于杭,

元后期,从小就侨居杭州的钟嗣成在杭州遇到了不少来杭游历的曲家,如睢景臣“大德七年,公自维扬来杭州,余与之识”;秦简夫“见在都下擅名,近岁来杭回”;廖毅(弘道)“建康人。泰定三年丙寅春,因余友周仲彬与之会,即叙平生欢”[2]。另外,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中记陆进之曰:“嘉禾人。福建省都事。与余在武林会于酒边花下。”[9](P283)由此知,贾仲明也曾游历杭州,并在此与陆进之晤面畅谈。

总之,众多曲家的游历杭州,与当地曲家的诗酒唱和,对于杭州戏剧活动起到了刺激与烘托作用,促进了杭州本地的戏剧活动的活力与发展。尤其是元初许多北方的著名杂剧作家的杭州游历,对元中期杭州剧坛的成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发作用,之后,更多的北方杂剧作家定居杭州,成为杭州剧坛的壮大力量。

 

二、流寓杭州的曲家

 

元灭南宋后,就有许多北方人为寻找新的出路而来到杭州这个经济文化发达之地,并因此而定居于此。元代中期的杭州,由于北方杂剧的流入,渐渐成长为一个杂剧活动的中心,再加以杭州优越的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使得许多曲家因之而留恋。我们从现有资料中看到,元中后期许多的曲家不但是游历杭州,更多的是留居于杭州了。杭州剧坛因此聚集了许多有成就、有声望的外地杂剧作家(下面所列曲家未特别注明者俱出钟嗣成《录鬼簿》)——

第一类,因父辈宦游而寓杭者。

陆登善(仲良),祖父维扬人,江淮改浙江。其父以典掾来杭,因而家焉。

李显卿,东平人。以父为浙省掾,因居杭焉。

第二类,因自己宦游“因而家焉”者。当年唐代诗人白居易宦游于杭,对杭州充满了眷恋,发出了“何日更重游”的感叹。确实,杭州的山水秀美让那些文人流连忘返,返而难忘。元代宦游于杭的曲家干脆不离开居杭不走,也就没有了白居易的遗憾。这里面有郑光祖这样的小文人、小官吏,也有杨梓这样的位尊权重者。

宫大用,大名开州人。历学官,除钓台山长……卒于常州。先君与之莫逆交,故余常得侍坐,见其吟咏。(笔者按:钟称宫为父亲的莫逆交,并“常得侍坐”,则宫当居住过杭州)

郑光祖(德辉),平阳襄陵人,以儒补杭州路吏。……病卒,火葬于西湖之灵芝寺,诸公吊送各有诗文。

鲜于枢,字伯机,渔阳人。仕元,为江浙行省都事,因居焉。(《万历钱塘县志·纪献》,《康熙钱塘县志》卷二五)[8](P400)。

杨梓,元代曲家中少有的居高位者,他是嘉兴人,宦游于各地,后官至杭州路总管,致仕后居杭州(据《元史·爪哇传》和元姚桐寿《乐郊私语》)

邾经(仲宜),陇人。以儒业起为浙江省考试官,权衡允当,士林称之。侨居吴山之下,因而家焉。[9](P282)

上述诸曲家大多生活于元中期,有的已是当时有影响、有声望的曲家,如杨梓以封疆大吏而涉身杂剧创作,而当时有影响的剧作家如郑光祖已是“名闻天下,声彻闺阁”[2]

第三类,因羡杭州山水秀美而徒居杭州者。曲家而居杭者,此类为多。由于江南经济的发达,已能给剧作家提供优于北方的生活,加以对杭州“景物之盛”颇为留连,所以大多北方来杭曲家,均留居不走了。典型者如曾瑞卿,《录鬼簿》说他“自北来南,喜江浙人才之多,羡钱塘景物之盛,因而家焉”。而杭州对于四处飘荡的乔吉更具吸引力。乔吉为太原人,《录鬼簿》说他寄身“江湖四十年”,他自己也说“批风抹月四十年”(〔正宫·绿幺遍〕《自述》)[1](P575),据其散曲,他曾到过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在此过程中,他流寓过杭州,《录鬼簿》说他“居杭州太乙宫前”,并写下了许多题咏西湖等景的曲子,《录鬼簿》说他有“题西湖〔梧叶儿〕百篇”,可见他对杭州的喜爱与眷恋。

相对于乔吉这样的汉人,那些居高位者和当时社会地位很高的外民族人更对杭州充满着向往。如维吾尔族人贯云石,他曾拜为翰林学士,不久即称疾辞官来到杭州,卖药钱塘市中(另说是“隐居钱塘”)[8](P412),释惟则《筚篥引》诗中有言:钱塘月夜凤凰山,曾听酸斋吹铁笛。”(《元诗选》初集壬集引《狮子林别录》)再如元朝重臣阿鲁威,《阳春白雪》卷二题下注言:阿鲁威字叔重,号东泉,蒙古氏,南剑太守,诏作经筵官。自翰林侍读学士退休后就来到杭州,居郡城之东[3](P8)。这些居高位或居高官的蒙古人或色目人,他们徙居杭州,当然并非为了寻找生计,因为他们不会为生计发愁。只是致仕后归老于此,颐养天年罢了。曲家徙居杭州者,此类为多——

萨都剌,回族,雁门人,晚年致仕,寓居杭州。风流俊逸,杭之山水,多所题咏(《康熙钱塘县志》卷二五) [8](P416)。

班彦功,名惟志,号恕斋,汴梁人,寓杭州[3](P126)。《录鬼簿》把他列入“方今名公有乐府行世者”。至正初,为江浙儒学提举司提举,《青楼集》“张玉莲”条记曰: “班司儒秩满北上,张作小词〔折桂令〕赠之。”[10]后南归,卒于杭州。

丁野夫西域人。故元西监生。羡钱塘山水之胜,因而家焉[9](P282)。钱塘平显(字仲微)《松雨轩集》中有其晚年时为丁野夫作诗三首,其中卷八《题丁野夫画》云:令威不返遼東鹤,梅已成薪屋已摧。昨过城南旧基址,棠梨子熟野禽来。据此知丁野夫所居在钱塘南郭外。

赛景初,西域人。大父,故元中书左丞;考,浙省平章政事。……后授常熟判官。遭世多故,老于钱塘西湖之滨[9](P289)。

虎伯恭西域人。……与余为忘年交,不时买舟载酒,作湖山之游。当时钱塘风流人物,咸以君之昆仲为首称也[9](P290)。

这些等级地位高的非汉族曲家流寓杭州,明显的是抱着如丁野夫一样的心情:“羡钱塘景物之盛”和物质优越,因而家焉。

 

他们寓居杭州,多所唱和。杨梓与贯云石、张可久有着密切的交往学习,据元姚桐寿《乐郊私语》记载,他与贯云石交谊很深,贯云石“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而杨梓“独得其传”。他与张可久也有来往,张有〔越调·小桃红〕《别澉川杨安抚》。另外,钟嗣成在记宫大用时说:“余常得侍坐,见其吟咏”;记曾瑞卿时则曰:“余尝接见音容,获闻言论,勉励之语,润益良多”[2]。贾仲明也谈到了与邾仲宜在杭州的交游:“交余甚深,日相游览湖光山色于苏堤林墓间,吟咏不辍于口[9](P282)。这些曲家之间的交游唱和,互相探讨,活跃了当时杭州的剧坛,为之增添了活力、动力和魅力。而众多知名杂剧作家寓居于杭州,对杭州戏剧活动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这种曲家云集杭州,尤其是北方曲家移居杭州的影像,已显示出此时杭州渐成为杂剧中心的必然趋势和大致面貌了。

 

三、杭州本土曲家的杭州行迹

 

在外地来杭诸多曲家(尤其是一些著名曲家)对杭州剧坛的有力促进和烘托下,杭州渐以其杂剧创作成就成为当时全国的杂剧活动中心,并渐取代了北方的大都这个杂剧中心的地位,其标志之一就是杭州剧坛拥有杂剧作家的数量和质量明显居全国首位。这其中当然有外地居杭著名曲家的贡献,便更多的是本地曲家的成长与崛起。资料显示,在上面两类曲家的影响与熏陶下,杭州本地的曲家在后期也渐成长起来,成为杭州这个戏剧中心的主要活动力量和气氛营造者。我们现在从钟嗣成的《录鬼簿》和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可以看到元后期杭州作为戏剧中心地的本土曲家的活跃身影。

    一,载于《录鬼簿》者

自幼居杭的钟嗣成记录了他所认识和交往的杭州曲家,这里面有他的少年同窗,如他称自己与陈无妄(彦实) 、赵良弼(君卿)是“同舍”。在记陈彦实时言:“与余及君卿同舍。”而在记赵君卿时交待得更为详细:“总角时,与余同里闬,同发蒙,同师邓善之、曹克明、刘声之三先生,又于省府同笔砚。”朱凯《录鬼簿序》亦云:继先乃善之邓祭酒、克明曹尚书之高弟。据孙楷第考证:邓善之,即邓文原,《元史》有传,至元二十七年,江浙行省辟署杭州路儒学正;曹克明,即曹鑑,《元史》有传,大德四年左右在杭尝为教授;刘声之,名濩,尝以经学教授钱塘[3](P149)。由此知钟嗣成三人曾同在杭州官学读书。另外,钟嗣成还记录了他的“同窗”李齐贤、刘宣子(叔昭)、屈子敬。

钟嗣成还谈到了他的曲家挚友。他所撰《录鬼簿》上卷所编前辈已死才人的资料是得之于他的朋友陆仲良(其所编撰,余友陆君仲良得之于克斋先生吴公),陆也是因父宦游而自幼居杭者。另外,记周文质(仲彬)曰:“余与之交二十年,未尝跬步离也。”记王仲元曰:“与余交有年矣。”记朱凯曰:“所编《升平乐府》及隐语《包罗天地谜韵》,皆余作序。”

再者,钟氏还记述了他与一些师辈、前辈的交往。他曾与同窗好友赵君卿、陈彦实经常去施惠(君美)处于吴山城隍庙前的家中,“每承接款,多有高论”;也曾请教鲍天祐(吉甫)作曲之法,“余与之谈论节要,至今得其良法”。还有一个他自幼就听闻大名而未得相见的金仁杰(志甫),后来金前辈宦居杭州,“遂一见如平生欢,交往二十年如一日”。

还有更多的杭州本土曲家,钟嗣成并未能在《录鬼簿》中留下更为详细的资料记录,但他们至少让我们知道杭州本土曲家的壮大与声势了——

范子安,杭州人。

沈和(和甫)杭州人。……后居江州,近年方卒。

陈以仁(存甫),杭州人。……日与南北士大夫交游。

范居中(冰壸),杭州人。父玉壶,前辈名儒,假卜术为业,居杭之三元楼前。

黄天泽(德润),杭州人。和甫沈公同母弟也。……幼年屑就簿书,先在漕司,后居省府,郁郁不得志。

沈拱(拱之),杭州人。以老无后,病无所归,存甫馆于家,不旬日而亡,存甫殡送之,重友谊也。

吴本世(中立),杭州人。

胡正臣,杭州人。与志甫(金仁杰)、存甫(陈以仁)及诸公交游。

俞仁夫,杭州人。

萧德祥,杭州人。以医为业,号复斋。

王晔(日华),杭州人。……有与朱士凯题《双渐小卿问答》,人多称赏。

 

    二,载于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者

元末时贾仲明曾在江浙地区活动,他也结交了不少杭州本土曲家,材料明确交待的有王彦中、徐景祥、丁仲明,“此三先生与余交往五十年,今皆已矣”。另外,朱有燉称为“钱塘人”的杨景贤也是贾仲明的挚交,“与余交五十年”[9]( 杨景贤为“钱塘人”,参见朱有燉《烟花梦引》:“尝闻蒋兰英者,京都乐籍中伎女也。志行贞烈,捐躯于感激谈笑之顷。钱塘杨讷为作传奇而深许之。”[11]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言其为蒙古人,此应是他的祖籍,后跟随他的姐夫杨镇抚徙居钱塘)。而贾仲明许为“忘年交”的罗贯中(贾称其为太原人),明代许多记载多称其为杭州人,如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言:“《三国》、《水浒》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曰:“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载:《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 [12]除这些明言朋友者,贾氏还在《录鬼簿续编》中记录了其他一些有所知的杭州曲家,如李士英、须子寿、沈士廉、邾启文。

 

根据以上这些简单的记载,我们能看到元后期杭州剧坛上本土曲家的活跃程度。在现存记载元代曲家的材料中,从未见某一区域有如此集中、如此数量的作家群体,当然可能是由于钟嗣成偏寓于杭州、见闻不广造成的,但至少说明了元后期杭州杂剧作家的繁盛。而且他们还创作了不少以杭州为故事背景的剧作,如:

金仁杰(杭州人):《东窗事犯》、《西湖梦》。

丁野夫(流寓杭州者):《赏西湖》、《浙江亭》。

邾仲谊(杭州人):《三塔记》。

杨景贤(杭州人):《玩江楼》、《西湖怨》。

从《录鬼簿》所载录的剧作来看,元杂剧的初期、中期创作中却少有这样的剧作,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杭州剧坛中杭州作家的崛起与兴盛,他们已经开始关注所处城市的生活与历史了。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因各种原由居杭的曲家还互有交流切磋,显见已是一个杂剧创作的松散团体了。如钟嗣成(汴梁人)陈彦实(东平人)中说“与余及君卿同舍”,记赵君卿(东平人)又说“总角时,与余同里闬”[2]。他们三人籍贯不同而言“同舍”、“同里閈”,就是因父辈移居杭州后三人家住比邻。在记施君美时有言:“余尝与赵君卿、陈彦实、颜君常至其家,每承接款,多有高论”[2]。钟嗣成还与刘宣子、李齐贤、屈子敬为同窗好友,其间也当有不少宴集唱和活动。另外,以贾仲明所记为参照,我们又看到元末杭州剧坛另一个曲家交游圈子,这里面有同样被贾氏称为“忘年交“的虎伯恭“不时买舟载酒,作湖山之游。当时钱塘风流人物,咸以君之昆仲为首称也”,有宦游居杭的邾仲宜“日相游览湖光山色于苏堤林墓间,吟咏不辍于口”,有来杭赏游的陆进之“与余在武林会于酒边花下”,有“与余交久而不衰”的汤舜民在西湖山水间诗酒唱和(汤有多首散曲记述钱塘之游),还有王彦中、徐景祥、丁仲明这些杭州本土曲家[9]这些都说明了这一性质,也由此可见当时杭州剧坛上剧作家间的合作与交流。

杭州剧坛如此集中而众多的曲家群体,可见当时杂剧创作的活跃,由此也可见杭州杂剧活动的作家基础,在这其中,这些本土曲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杭州作为当时杂剧活动中心的有力证据,也是杭州能成为当时全国戏剧中心的有力支撑。

绾结言之,元代杭州剧坛的曲家构成按其行迹即可分为游历杭州者、流寓杭州者、杭州本地者三类。他们元代杭州剧坛的重要构成要素和主要活动力量。杭州本土的曲家(杭州籍且居杭曲家),他们是杭州剧坛的主要经营力量;因各种原因流寓杭州的曲家,他们是杭州剧坛的壮大力量;而游历杭州的曲家,他们激发、烘托了杭州剧坛的气氛,促进了杭州作为杂剧中心的成长与发展。正是在这些曲家的先后共同的营造、努力下,杭州的杂剧创作渐成气候,不但创作数量众多,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名作,再加上戏剧艺人们的努力经营,由此逐渐成为元代后期杂剧活动的中心。

 

参考文献:

[1]隋树森全元散曲[C].北京:中华书局,1995

12下一页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本文导航

发表评论

最新评论

QQ|手机版|小黑屋|明清小说研究 ( 苏ICP备13061669号 )  

GMT+8, 2017-11-19 16:20 , Processed in 0.059864 second(s), 20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