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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大军:《琵琶记》情节纰漏成因探析

2012-7-26 09:40|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2175| 评论: 0|原作者: 徐大军|来自: 本站原创(原发表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

摘要: 摘要:对于《琵琶记》的情节纰漏问题,明清以来多有批评和辩护,但未对其成因予以深入的探析,且所据例证并不详尽,这有碍于对此问题作出合理的分析和恰当的评判。在以陆抄本为中心梳理《琵琶记》各版本的情节纰漏基 ...

《琵琶记》情节纰漏成因探析

 

徐大军

 

摘要:对于《琵琶记》的情节纰漏问题,明清以来多有批评和辩护,但未对其成因予以深入的探析,且所据例证并不详尽,这有碍于对此问题作出合理的分析和恰当的评判。在以陆抄本为中心梳理《琵琶记》各版本的情节纰漏基础上加以判析,可发现造成这些情节纰漏的原因有三:民间戏文《赵贞女蔡二郎》的遗留;高则诚改创过程所致;明人抄改过程所致。《琵琶记》的情节纰漏问题反映出民间南戏向文人南戏过渡、发展过程中带有的一些普遍性问题、规律性特征。

关键词:《琵琶记》;情节纰漏;成因

 

在中国戏曲史上,《琵琶记》享有极高的声誉,这很大程度上得自于它的曲词成就。徐渭言其“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1(P239),魏良辅赞其“词意高古,音韵精绝”[2(P6),吕天成推其为“神品”,“词之高绝处,在布景写情,真有运斤成风之妙”[3(P224)。另外,“曲祖”、“词曲之祖”、“南曲之宗”之类的赞誉,也是专注于其曲词成就。然而,品评者一涉《琵琶记》关目,便多有微词——

 

《琵琶》诸曲颇为合调,而铺叙无当。如登程折、赐宴折,用末、净、丑诸色,皆涉无谓。陈留、洛阳相距不三舍,而动称万里关山;中郎寄书高堂,直为拐儿绐误:何缪戾之甚也。(明臧晋叔《玉茗堂传奇引》)4(P123)

若以针线论,元曲之最疏者,莫过于《琵琶》。无论大关节目背谬甚多,如子中状元三载,而家人不知;身赘相府,亨尽荣华,不能自遣一仆,而附家报于路人;赵五娘千里寻夫,只身无伴,未审果能全节与否,其谁证之?诸如此类,皆背理妨伦之甚者。[5(P26)

 

陈多在注释《李笠翁曲话》时也认同这一观点,认为“臧懋循、李笠翁等人的上述指责,无疑是正确的,是指中了要害之处”。[6(P118)

但是,对于《琵琶记》人物、情节设置上的这些纰漏,有人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如清人毛声山认为高则诚是借蔡邕故事以讥讽王四,但又恐人们误以为蔡邕就是这样的人,“特特设为必不然之事,以明其事之非蔡邕焉”。[4(P270)然此论确有牵强附会之嫌。1956年《琵琶记》专题讨论会上李长之、侯岱麟、王季思根据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写意特征,认为洛阳和陈留距离、蔡伯喈与父母年龄不相称等问题,皆可以理解为“写意”,“应当通过细节去了解作者的主要意思”,因为“中国的戏曲、音乐、画、诗歌,都是这样,不能只看细节,而应看主要表现的是什么”。[7(P39-4046188)这是古人品评王维“雪里芭蕉图”艺术构思的思路。明人李贽曾针对《琵琶记》第18出末脚上场白中关于蔡伯喈牛府婚筵描述中的不妥之处有如此评语:“‘金钗十二行’,牛僧孺事也,东嘉用之于汉前。盖词人调弄笔头,不复暇计汉、唐,譬之王维雪里芭蕉,虽缺画理,无碍画趣。”[4(P291)以此思路,《琵琶记》情节设置上的那些纰漏就有了艺术性的“得意忘形”之趣。可是,这种理解也并未否认这些情节于理不合的缺陷。

然而,上面这些关于《琵琶记》情节纰漏的意见不一的评论,所举例证皆未出明清品评者的指摘。如果仔细梳理《琵琶记》的情节叙述,纰漏之处并不止这些,有的明显难以上升到艺术性的“写意”,能与“雪里芭蕉”同趣。对此,我们不能因为《琵琶记》的经典性就一味地回护,也不能简单地指责了事,而是要探析其因何出现,为何存在,它们的存在又反映了什么、说明了什么,在此基础上才能对这些情节纰漏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恰当的评判。

 

 

在现存《琵琶记》诸版本中,陆抄本被公认为是最接近高则诚《琵琶记》原貌的版本。兹以陆抄本为中心,参以其他版本,详细梳理《琶琶记》的情节纰漏之处。陆抄本(以钱南扬校注本为据)34出在叙及牛小姐收留来京寻夫的赵五娘时,二人有这样一段对话(旦为赵五娘,贴为牛小姐)

 

()……夫人,若要识蔡伯喈的妻房,()他在那里?()奴家便是无差。(贴介唱)你果然是他非谎诈,原来你为我吃折锉,你为我受波查。[8(P198-199)

 

这段对话在什么情境下出现才合理呢?综合第3334两出情节,牛、赵二人的这一对话,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牛不知赵的丈夫是蔡伯喈,二是赵不知丈夫在牛府,也不知牛的具体身份。我们在第3334出演述中能梳理出符合这两个前提的情节。牛氏在收留了行乞寻夫的赵五娘后,答应帮她寻找丈夫,并询问赵五娘的身世。赵五娘谈到了公婆在饥荒中去世,自己只身来京寻夫。这勾起了牛氏的心事,与赵五娘谈到自己有公婆而不能奉养,丈夫已派人去接公婆和旧妻,并希望能和旧妻和睦相处,“我情愿待他居他下”。在此情境下,如果牛氏提到自己的丈夫是蔡伯喈(剧中无此情节),才会有赵五娘“若要识蔡伯喈的妻房,奴家便是无差”这句话。但是,综合理析剧情,叙述中又同时存在着与二人这段对话大相矛盾的情节。于是乎,与此段对话相关的情节的合理部分与不合理部分在剧中杂糅一处,颇为复杂。这主要表现在与第3334出相关的前后情节设置上。

其一,在这段对话之前,牛氏应该是事先不知赵五娘为蔡伯喈之妻,所以她才会收留行乞寻夫的赵五娘,并答应帮她寻找丈夫。但是,第34出已明确交代赵五娘来到牛府寻找丈夫蔡伯喈,并在牛氏询问时明确回答自己的丈夫是陈留县的蔡伯喈。而牛氏本来打算收赵五娘为仆,但在知道五娘来自陈留县且丈夫是蔡伯喈后,就拒不收留,并否认府中有蔡伯喈此人。

其二,在这段对话之前,赵五娘应不知丈夫在牛府,也不知牛氏的具体身份。但是,第34出赵五娘明确交代自己受人指点,知蔡伯喈在牛府(“奴家丈夫,□路上寻问来,一个个道是牛丞相府廊下住”)。而当牛氏否认府中有蔡伯喈时,赵五娘大哭:“一个个道是牛丞相府廊下住,若不在这里,定是死了。苦,你若死了,教我依靠着谁为主。”这又与第33出赵五娘已亲眼见过蔡的情节大相矛盾。对于这段情节,如果按牛氏否认府中无蔡伯喈此人来作情节推衍,那么,赵五娘在二人对话中的“若要识蔡伯喈的妻房,奴家便是无差”一语,就显得十分突兀;如果按赵五娘的这句话来作情节推衍,则须有牛氏在对话中提及自己的丈夫是蔡伯喈并盼望迎接蔡的旧妻而以姐事之作情节铺垫,但如此又与牛氏否认府中有蔡伯喈的情节大相矛盾。

其三,第34出中牛氏拒不收留来牛府寻找丈夫蔡伯喈的赵五娘,并否认府中有蔡伯喈此人。这与第29出蔡伯喈独白说不能让牛氏和牛丞相知道自己原有妻室的情节是前后照应的。而且,第29出蔡伯喈的这个独白透露出他并无“辞婚”之举,但第1213出蔡伯喈明确向牛丞相说明已有妻室。第12出蔡向牛丞相派来的堂候官和媒婆表明:“俺自有正兔丝和那的亲瓜葛”,“妻室青春,那亲鬓垂雪”。第13出堂候官向牛丞相回复:“告相公,蔡状元道:已娶妻室,双亲年老,娶妻不告,实难从命。”

其四,第33出赵五娘在洛阳弥陀寺遇到一队官人车驾,赵五娘在唱词中说:“原来是,蔡伯喈。马前都喝道,状元来。”之后她在宾白中说:“恰才这个官人,奴家询问起来,原来是蔡伯喈。”则赵五娘此时才知道蔡伯喈已中状元。然而,这与剧中透露的蔡家庄早已知道蔡伯喈中状元的信息相冲突。第33出在蔡伯喈未上场前,赵五娘对弥陀寺的五戒及净丑所扮的两个舍人说自己丈夫“一向赴选及第,未归乡故”。第28出,赵五娘欲往京城寻夫,张大公有分付:“蔡郎原是读书人,一举成名天下闻。久留不知因个甚?年荒亲死不回门。”第37出,当蔡伯喈派遣去接父母的家人李旺向张大公问路时,张大公气愤地骂蔡伯喈“哏歹”:“他中状元做官六七载,撇父母抛妻不采。”这三处信息说明蔡伯喈在京城高中状元,家里人是早已知道的。

其五,在第3334两出中,他人对赵五娘的称呼与赵五娘的自称是相互矛盾的。第33出中,弥陀寺的五戒和净丑所扮两个舍人称她为“娘子”,她也自称“奴家”,而蔡伯喈的家仆看到赵五娘时,皆称她为“道姑”、“姑姑”。第34出中,牛氏见到赵五娘时也称她为“姑姑”,而赵五娘则自称“贫道”。但之前剧中并无赵五娘是道姑装扮的任何交代,在第28出,赵五娘埋葬公婆、描容上路之时只是说自己“只得改换衣裳,将着琵琶做行头”,并未说明是道姑打扮。直到第37出中,张大公对蔡伯喈派来的家仆李旺说:“你如今路上见一个道妆的妇人,拿着一个琵琶,背着一个真容的,便是蔡伯喈的娘子。”由此,我们才知道赵五娘上路寻夫之初是道姑装扮。

陆抄本的这些情节纰漏在其他版本中也存在。如牛府招赘蔡伯喈时是否已知蔡有妻室的情节矛盾,在《六十种曲》本、锦囊本、潮州出土的嘉靖抄本中仍存在。至于陆抄本中牛、赵二人相见情节的纰漏问题,锦囊本中“牛氏见五娘”一出未交代牛氏收留五娘的完整过程。潮州出土的嘉靖抄本《蔡伯皆》是当时的艺人演出本,今残存两册:总本和生本。“总本”情节止于五娘吃糠,而“生本”为生脚所用的单头演出本,故无两贤相遇情节。然据现有文本,知其与陆抄本基本一致,或其中也存在陆抄本的情节纰漏问题。

这些情节设置上的纰漏之处,或可通过接受者综合前后情节的重新建构来进行推理性的补充和纠正。但南戏的表演与宋元说话伎艺一样,都具有口传活动的现场性和即时性,都注重接受者的理解能力。而且南戏发源于民间,其观众也多是缺少文化知识的下层民众,如此则南戏故事的讲述在注重情节的趣味性、传奇性时,必然要注意故事线索的清晰、情节叙述的明确,必要时还要对一些疑惑点作出说明、解释,以让观众轻松地获得故事的信息,而不是让他们自己费力地借助人物的话语、行动去构建故事情节。所以,《琵琶记》存在的这些情节纰漏、矛盾之处不应是作者有意的结构设置,也不属于艺术性的“写意”。

 

 

明代有人明显地看到了这些情节纰漏,并进行了一些改动以作补救,使之趋于合理。比如对赵五娘称呼的混乱问题,在《六十种曲》本第29出“乞丐寻夫”中,赵五娘在上路之初就说自己“只得改换衣装,扮作道姑,将琵琶做行头,沿街上弹几个行孝的曲儿,抄化将去”。有了这个交代,在第34出“寺中遗像”中叙赵五娘来到洛阳弥陀寺佛会,五戒直接称她为“道姑”就顺理成章了,而不是陆抄本中称她为“娘子”。对于牛、赵相见的情节矛盾,《六十种曲》本也进行了改动。第34出“寺中遗像”末尾赵五娘交代:“且待明日径投他家里去,以乞丐为由,问取消息。倘或天天可怜,因此相会,也不见得。”于是第35出“两贤相遘”开头就有赵五娘以道姑身份抄化至牛府的情节。牛氏本拟收赵为仆,但在知道赵有丈夫之后,就拒绝收留。此时,剧中有下面一段叙述:

 

()天那,我不合说有丈夫的。府哥,贫道非因抄化来,却是寻取丈夫的。()元来如此。道姑,我且问你,你丈夫姓甚名谁?(旦背说介)夫人问我丈夫姓名,若直说出来,恐怕夫人嗔怪;若不和他说,此事又终难隐忍。我如今且把“蔡伯喈”三字拆开与他说,看他意儿何如,再作道理。夫人,贫道丈夫姓祭名白谐,人人都说道在牛府中廊下住,敢是夫人也知道?[9(P138)

 

有了这一改动,就补救、化解了陆抄本牛、赵相遇这段情节的纰漏。这也说明陆抄本确实存在情节设置上的缺陷,但是,明清以来凡谈及《琵琶记》情节纰漏问题者皆不涉此。对于被认为是最接近高则诚《琵琶记》原貌的陆抄本来说,这些情节上的纰漏矛盾因何出现,又说明了什么?笔者试从成书、创作、传播三个角度作分析如下。

其一,从成书角度来说,这些情节纰漏是高则诚创作《琵琶记》时承续的民间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疵笔。赵贞女故事在宋元间流传甚广,为多种文艺形式所敷演,有戏文、鼓词、院本。高则诚《琵琶记》承自宋元以来的民间戏文《赵贞女蔡二郎》,但宋元时期戏曲与说唱文艺的关系十分密切,常有互渗现象,此剧中即遗存有许多说书人的语言风格。因而,剧中便出现了一些因戏曲格式与说唱格式不合而造成的情节缺陷,如第24出赵五娘因公公去世,无钱埋葬,无奈只好剪发卖钱以为送终之用,于是赵五娘有一段自述:

 

()头发既已剪下,免不得将去街上货卖。穿长街,抹短巷,叫几声卖头发咱。(叫介)……[8(P144)

 

在这段动作叙述中,从赵五娘剪下头发到她在街上叫卖,两段情节之间应有一个简单的交代,以说明地点由家中到了街上,或说明五娘出了家门。有了这个动作交代,才有“穿长街,抹短巷”的动作叙述,然后才有“叫介”的舞台说明。这段宾白若属说唱人对赵五娘行动的第三人称叙述话语,则显得很自然。再如第20出末扮张大公上场白:“福无双至犹难信,祸不单行却是真。自家为甚说这两句?为邻家蔡伯喈妻房……”很明显,张大公的这段宾白不是面向剧中人物,而是面向观众的话语。这与剧中已发生的情节重复,如此长的静止性叙述话语插放于此处,明显地把剧中的情节发展割断了。由此可以推断,剧中的这些说唱伎艺遗迹在高则诚据以改编的赵贞女戏文中业已存在。高则诚在原有的赵贞女故事基础上的创造性改编,于词曲上的升华使得民间的俚俗戏文得到了艺术上的提升,但在情节上却未能进行精细的改造,使之周全妥当,否则,高则诚不会让汉代的蔡伯喈考中隋唐时才开始有的状元。

其二,从创作角度来说,这些情节纰漏属于高则诚改创所致。《琵琶记》的故事渊源是宋元时民间流行的赵贞女故事,主要是宋南戏《赵贞女蔡二郎》,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民间小戏,在民众中有很好的根基。这一故事在长期的流传中已形成了一种定型的接受趣味、主题和人物形象,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改变主题和人物形象是很难的。因此,高则诚并未改变赵五娘的形象和相关情节,只是把原来“弃亲背妇”的蔡二郎改为不忘孝义的蔡伯喈,并突出了他的全忠全孝,使之成为剧中的主角,由此蔡伯喈这条线的戏份被强化了,而原故事中赵五娘一线的多数情节则被直接移入,如父母饿死,五娘筑坟、描容上路、乞丐寻夫等。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作为故事主干的赵五娘被丈夫遗弃这条线,在《琵琶记》的主题中就成了陪衬性的情节,并在对蔡伯喈的忠孝宣扬中显得很隐晦了(蔡入赘相府,五娘实际上已成弃妇。但剧中并未强调这一点)。如此,高则诚对蔡伯喈形象和故事主题的改变,使得《琵琶记》在针对赵贞女故事进行情节设置时处于两难境地。

《琵琶记》的双线结构一直为人称道。一条线是以赵五娘在蔡家庄受窘迫而往京城寻夫,另一条线是蔡伯喈往京城赴试高中,后辞官、辞婚不得而沉浸于思亲思妻的痛苦中。徐朔方指出:“高明对《琵琶记》的再创作集中于对赵五娘和蔡伯喈的重新塑造,一个是对民间南戏同一人物在同一方向上给以提高,另一个则是在相反方向上的改造。”[10(P280)这种相反方向的改造难免在情节上产生矛盾,至少要面对一些矛盾。一方面要遵从赵五娘在民众接受中早已定型的形象和相关情节,另一方面则要顾及自己所设置的主题和蔡伯喈的新形象。关于赵五娘这条线,其形象及相关情节具有良好的文学积累和民众基础,民众对赵五娘的接受已定型,难以改变。比如元杂剧中提及这个故事时,都集中于赵贞女罗裙包土筑坟台。[1]高则诚在民间文艺积累基础上对赵贞女这一形象及相关情节的提高是相当成功的。第19出“蔡婆埋冤五娘”、第20出“五娘吃糠”、第22出“五娘侍奉公病”、第24出“五娘剪发卖发”、第26出“五娘葬公婆”、第28出“五娘寻夫上路”等出,都是依据原故事情节的再创作,是《琵琶记》中的精彩之处,也是南戏、传奇中的艺术典范。《琵琶记》的声望很大部分是由这几出获得的,尤其在曲词艺术上。

然而,在遵从赵五娘形象和相关情节的基础上,对蔡伯喈一线情节的合乎主题的改动就左右为难了。既要与赵五娘一线配合,又要合乎对蔡伯喈一线的改造目的,这种依违于两间的困难,高则

诚努力作了克服,但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他的无力和牵强。如第33出,赵五娘来到洛阳的弥陀寺佛会,看到一队官人车驾时,才知道蔡伯喈中了状元。这样的处理与高则诚的主题设置合拍,但无法补救如此引发的情节矛盾(蔡中了状元为何家人三年不知),无法为蔡伯喈三年不归故乡且无音信找到合适的理由,也就无法完成一个全忠全孝的人物,无法为赵五娘、张大公原谅他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之所以出现这些两难的矛盾情节,乃是因为高则诚对《琵琶记》故事主题的改变打破了原有故事的逻辑自足,且不能改动业已定型的赵五娘形象及相关情节。于是,高则诚踌躇于民众基础和自己的主题之间,既要按自己的主旨对原故事进行改造、创新,又要遵从在民众接受中早已定型的赵五娘形象及相关情节,两者彼此冲突,自难充分融合,于是难免在情节设置上出现纰漏。我们看到,剧中情节只要一涉蔡伯喈这一线,就会出现情节上的纰漏,就会有原故事与新主题的矛盾,前人所说的中状元家人不知、身为状元不能遣一仆报信皆是如此。而这两条线上的情节矛盾终于在牛、赵相遇这一交汇处爆发了,这就出现了上文所述第3334两出所出现的情节纰漏。陈多曾就明清人指出的那些情节纰漏断言:这些关目上的纰漏“既不符合‘情之所必有’的戏曲艺术特殊规律的要求,也不是由于忽略了‘密针线’等技巧问题而产生的,而是为表现不真实的主题服务的,所以也就难以曲为之解说”。[6(P118)

其三,从传播角度来说,这些情节纰漏或系后人抄改所致。陆抄本的底本刊于明弘治年间(1488-1505),这是《琵琶记》传本之中能够考知刊刻时间最早的刊本。但学界一般认为,现存宋元南戏都经过了明人的改动。孙崇涛即认为:五大宋元戏文的传世古本,都是明人所改,“对这些传世古本,究竟把它算作是‘宋元戏文’,还是归属‘明代戏文(南戏)’?似乎两者均可”。[11(P101)即使是主张陆抄本接近高则诚《琵琶记》原貌者,也承认其被改动的实际。黄仕忠认为,“陆抄本毕竟是一种再录本”,其中刊刻者、抄录者的笔误在所难免。[12(P174)金英淑指出:“陆抄本虽然比较好地保留了原来的面貌,但是毕竟或多或少经过了后人的改动,所以不能过于简单地视之为‘原本’,等同于高则诚的原作。”[13(P36)而梳理明清人所谈及的《琵琶记》情节纰漏问题,虽指摘不少,但皆未涉及第1229出、第3334出之纰漏矛盾,这说明当时品评者们所看到的高则诚《琵琶记》剧本中并不存在这些情节纰漏,也说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陆抄本及其所据原本已有明人的改动,这其中或许包括了第3334出所表现出的情节纰漏。在这些改动过程中,可能就混合了原有的民间南戏、说唱以及高则诚《琵琶记》原作。

 

 

综上分析,《琵琶记》情节纰漏的存在,应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是上面三种因素综合作用所致。

我们在承认《琵琶记》承续民间文艺形式的赵贞女故事的同时,既要考虑到高则诚据此改编的优势,也要认识到其间的劣势。看现存的接近民间形态的宋元南戏都有一些情节上的纰漏,民间小戏《赵贞女蔡二郎》也会带有这些不足。在长期流传中,这些情节纰漏经各种文艺形式的赵贞女故事敷演而渐趋定型,并为民众认可。高则诚为《琵琶记》的创造性改编付出了心血,但是,由于他对原故事主题的改动需要相应的情节改动,因此也就不得不面对一些困难。比如前人谈到《琵琶记》情节纰漏时经常提及的洛阳和陈留距离问题:二地不过数日路程,剧中却称万里关山;陈留三年旱灾,京师竟无一闻;蔡氏中状元,除了与时代不合,离京城不远的家乡三年竟不知晓。高则诚面对这一情节纰漏,若是写蔡伯喈故意不报,就与主题不合、与高则诚所要表现的蔡伯喈形象不合;若是写蔡伯喈并非故意隐瞒消息,则会造成剧中的情节漏洞。所以,对于《琵琶记》中存在的这些情节纰漏,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咎于高则诚。但就剧本的故事结构所存在的纰漏来说,高则诚面对原有赵贞女故事所作的改编起到了主要作用。作者要徘徊于原有的情节基础和自创的主题之间,未能把新创情节和原有情节进行充分融合,致使新旧情节杂糅一体,无法在新的主题下统一起来、前后照应。

需要说明的是,就《琵琶记》这部经典剧作的整体艺术成就来说,这些情节纰漏并不能构成实质性的颠覆理由。前人批评或者回护剧中的一些情节纰漏,也都是在承认其艺术成就基础上的思考。不管这些情节纰漏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高则诚改创而造成的,都无法抹杀他对赵贞女故事的艺术提升之功,以及这部剧作在南戏发展史上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我们通过对《琵琶记》情节纰漏成因的探讨,旨在对其形成一个恰当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琵琶记》在文人南戏与民间南戏之间的桥梁作用,把握民间南戏向文人南戏过渡、发展过程所带有的一些普遍性问题、规律性特征。

 

参考文献:

1]徐渭.南词叙录[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2]魏良辅.曲律[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3]吕天成.曲品[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4]侯百朋.琵琶记资料汇编[C.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5]李渔.闲清偶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6]陈多.李笠翁曲话[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7]剧本月刊社.琵琶记讨论专刊[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8]钱南扬.元本琶琵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9]毛晋.六十种曲[C.北京:中华书局,1958.

10]徐朔方.论《琵琶记》[M//徐朔方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11]孙崇涛.明人改本戏文通论[M//南戏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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