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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云:十九世纪初期人情小说的演变轨迹及其思想分析

2012-5-3 11:02|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3690| 评论: 1|来自: 《菏泽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摘要: 十九世纪初期人情小说的演变轨迹及其思想分析 乐云(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内容摘要】 十九世纪初期是人情小说衰退期,主要体现在:一,作为人情小说主要代表的才子佳人小说并没有突破清初的窠臼,情节 ...

                          十九世纪初期人情小说的演变轨迹及其思想分析

                              

                                               乐云(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内容摘要】 十九世纪初期是人情小说衰退期,主要体现在:一,作为人情小说主要代表的才子佳人小说并没有突破清初的窠臼,情节重复单一,人物雷同;二,以红楼梦续书为标志的名作续书难以为继,思想平庸,文人精神极度弱化;三,此期人情小说多杂糅公案、侠义、神魔等题材,故事情节上离奇曲折,其审美追求也逐渐向奇趣性与世俗性转变。不过,此期人情小说较好地继承了人情小说所具有的关注世情、反对传统婚姻制度的传统,在反映恋爱婚姻方面,十九世纪人情小说为我们展现了才子佳人面对情、理、欲的礼教束缚与艰难挣脱。

  十九世纪初期是人情小说衰退的时期。这一衰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作为人情小说主要代表的才子佳人小说并没有突破清初的窠臼,情节重复单一,人物雷同;[①]二,以红楼梦续书为标志的名作续书难以为继,思想平庸,文人精神极度弱化;三,此期人情小说多杂糅公案、侠义、神魔等题材,故事情节离奇曲折,其审美追求也逐渐向奇趣性与世俗性转变。不过,此期人情小说较好地继承了人情小说所具有的关注世情、反对传统婚姻制度的传统,在反映恋爱婚姻方面,十九世纪人情小说为我们展现了才子佳人面对情、理、欲的礼教束缚与艰难挣脱。

  一 才子佳人小说的新变

  才子佳人小说是十九世纪初期人情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模仿借鉴对象来看,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模仿之作,在经历十八世纪的衰落之后,此期才子佳人小说逐渐恢复生气,如《虞宾传》、《犀钗记》、《驻春园小史》、《白圭志》等。第二种是多取法借鉴《红楼梦》的模仿之作,它们在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上多刻意摹仿《红楼梦》,但摹仿的只是其温柔华贵,却抛弃了它尖锐的批判精神,如《风月鉴》、《五美缘》等。第三种是炫耀才学之作,它们受乾嘉年间的章回小说《野叟曝言》、《蟫史》等影响颇深,行文中不忘炫耀才学,如《梅兰佳话》、《白鱼亭》。第四种是杂糅公案、侠义、神魔之作,叙绿林英雄之侠义,才子保家卫国,以全忠孝之故事,如《岭南逸史》、《二度梅》等。总体说来,这些才子佳人小说均存在同样的毛病:情节曲折复杂,故事离奇巧合,但无外乎讲述才子佳人历经波折、终成眷属;更为突出的是人物性格不鲜明,几乎千人一面,不脱郎才女貌之俗套;多数小说格调不高,思想平庸,宣扬一夫多妻、劝善惩恶观念。不过,适应着时代变迁及读者审美情趣的需要,此期才子佳人小说在人物形象及思想内涵上均出现了某些崭新的变化。

  才子形象的改变是这种变化的首要特征。此期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形象经历着较大的转变。一方面,一部分才子在理想追求上与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才子大相径庭。大相径庭的标志是才子对功名的态度。十九世纪之前的才子佳人小说,才子对功名非常热衷,他们最大的梦想是高中状元,封妻荫子,实现建功立业的愿望。而十九世纪初期的才子对功名利禄已没有那么狂热,甚至根本就不感兴趣。《五美缘》中,男主人公嫣娘无心仕途,日日同引香诸美人啸月嘲风,优游自在。《梅兰佳话》中,翠涛曰:“曲江素性无志功名,独我三人偏欲就试鸿博,幸而出人头地,告假荣归,本志已遂。今朝廷征召又至,弟与嶰谷实不欲往,不知雪香是何主见?”其退隐之心不言自明。这些才子,之所以对功名厌淡,其原因是他们对“风流君子”理想的追求。如《梅兰佳话》便塑造了一群风流君子的形象:“(梅)雪香凝望久之,怅然而返,行至长青岭头,遇松、竹二子于清泉翠径之旁。松名风,字翠涛,为人气节轮囷,襟怀磊落,尤喜当风披襟长啸,且猛而多力,矫若游龙。重友谊,为人谋事,每一木独支,真天下有心人也。竹名筠,字嶰谷,性情潇洒,风骨干霄,节真心虚。长于音律,真不愧为佳士。”(第2段)这一形象,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游戏风月”的心态。小说中的松曾说过:“弟负性疏狂,原不以声色介意,但花月场中,偶然游戏,亦可娱目骋怀。”由此可见他们突破传统道德标准的渴望。二是对“襟怀磊落”、真诚直率等性格特征的向往。尽管有远离社会的消极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对儒家“治国平天下”人生理想的自觉疏远,呈现出某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意识。

  另一方面,一部分才子性格软弱并呈现出异化的倾向。一方面,读书人自幼习文,养成懦弱无能的性格,手无缚鸡之力,缺乏坚强的意志。《五美缘》中,冯旭被官府严刑拷打,便马上屈打成招。面对酷刑,他的表现甚至比不上其妻姚惠兰。另一方面,读书人长期受八股取士制度的毒害,对事物的判断上缺乏主见,囿于成见,并固执己见。这样的人一旦为官,面对错综复杂的案情往往不知所措,惟有严刑拷打了事。如当上七省经略的林璋,对弱女子崔氏的严刑拷打,其侮辱残忍之处令人发指。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并不鲜见,其更深层次的内涵是,断案手段的缺乏体现出读书人思维方式的僵化,而对疑犯的严刑逼供更反映出读书人内心深处冷酷暴戾的一面,是文化专制主义畸形发展的产物。

  其次,佳人形象较之以往有了较大的变化。从人物身份上说,此时的佳人形象已跳出了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非名门闺秀不可的窠臼,出现了以尼姑与妓女为佳人的现象。如《犀钗记》中,才子周文美年少时曾偶遇庵中小尼悟真,一见倾心,私订终身,打破了以前尼姑没有恋爱婚姻自由的俗套,反映出作者思想进步的一面。[②]而《梅兰佳话》则写了一个才子和一个良家女子及一个妓女的姻缘。和良家女子缔婚不但有父母之命,而且还上合天意;和妓女之间的结合则完全是两心相爱。描写才子与妓女的恋情,如鲁迅所云,是“改求佳人于倡优”,“别辟情场于北里”,[③]可视为狭邪小说的先声。

  从精神内涵上说,此期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开始具备某些独立自主意识。《犀钗记》中,张惠清女扮男装,前往征番,为国效力,立下大功,表明女性谋求与男子平起平坐的愿望。《白圭志》第2回,兰英女扮男装,与庭瑞、美玉一样同赴县考。她对母亲说:“娘道我是女儿,我偏不以女流自居。今番出考,总不落他人之后。” 这番话表现出较强的自强自立意识。湖南巡抚之千金杨菊英看中吉水书生张庭瑞,誓死要嫁张庭瑞,拒绝了父亲的提亲,并表达了“不配公侯子,愿事知音客”的愿望。杨菊英这一刚毅之举,可以看作女性把握自己人生命运的尝试。事实上,此期才子佳人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并不偶然,它是此期以钱泳、阮葵生等先进知识分子所宣扬的男女平等观念的产物。[④]完成于1799年的《红楼复梦》便对德才兼备的女性充满赞赏之情。小说第17回,作者借掌珠之口对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表达不满。掌珠道:“咱们就不是人?我最恨这句话,不拘是什么事,就要避什么妇人、鸡犬,把咱们做堂客的,同着鸡犬一堆儿的避忌。这不知是什么忘八羔子造出这样谣言!若是这也避堂客,那也避妇人,那些成仙得道的人都是他妈石缝里爆出来的!”[⑤]成书于十九世纪初叶的《镜花缘》更无异于为那些被忽视、被埋没的古今才女立传,作者感叹道:“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第48回)在对才女的不幸表示同情之时,作者也表达了男女平等的满腔渴望。[⑥]当然,此期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还谈不上真正的自强自立,一方面,这些佳人能够大胆地追求爱情,后花园私订终身,另一方面,她们最后却又要求男方须托媒求婚,表明不越礼教之藩篱。既想挣脱,却又甘受束缚,这其实传达出传统婚姻观念下女性在追求爱情自由与婚姻幸福时的两难处境。

  另外,才子佳人小说的思想内容中注入了鲜活的时代因素。这一因素首先体现在其对才学的炫耀上。在《白鱼亭》、《梅兰佳话》、《五美缘》等小说中,穿插着大量的诗词韵文,呈现出鲜明的逞才炫才的倾向。《海续红楼梦》中,穿插着大量的诗词曲赋和关于植物药物等功用疗效的大量铺陈,另有关于某某典故的敷衍叙事,实在有炫耀才学之意。《白鱼亭》叙江南庐州知府易自修告老还乡,设招贤馆,让夫人、众丫环与天下才子一决胜负。后众丫环都择佳婿,号称“诗将军”的菱花和“诗美人”的湘麟则共事才子黄瀚(小溪)。令人惊奇的是,此书的作者即是黄瀚,作者将自己写入书中,且为一主要人物,才情横溢,又得双美。这一自卖自夸的表现形式,正传递出作者“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者”的心态。这一心态的出现,其实是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期以《野叟曝言》、《蟫史》、《燕山外史》为标志的“以小说见才学者”之风催生下的产物。它表明原来对小说嗤之以鼻的学者开始加入到小说创作的队伍中来,正所谓“盖惟精声韵之学而仍敢于变古,乃能居学者之列,博识多通而仍敢于为小说也”。[⑦]

  其次,表现为对人才沦落的忧虑。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几乎均是下层文人,他们长期失意于科场,对人才的沦落有切肤之痛。惜阴堂主人在《金兰筏》中感叹:“看官们知道,如今世上的人,趋炎附势的多,爱惜人才的少。……有才的人,生在世间,最苦当时运未来的时候,就是掷地金声的文字,偏生有许多蹭蹬,虽说是盘根错节,方足以别利器,然英雄困顿,毕竟身受磨折,把锐气销磨殆尽。反觉磊磊落落的襟怀,为其所累,不如卖菜佣、挑脚汉,不识不知,讨尽便宜。”满腹才华,无人能识,这是整个乾嘉时期无数才子共同的命运。

  二 《红楼梦》续书与文人精神的弱化

  《红楼梦》续书的产生源于《红楼梦》在乾嘉年间的轰动效应。不过,相对于《红楼梦》被世人热捧来说,其续书却被后人大肆诟病。要么批评它没有思想,[⑧]要么批评它没有塑造艺术典型,[⑨]几乎一无是处。那么,作为中国古典小说高峰的《红楼梦》,其续作为什么与之差距甚大呢?窃以为,它与此期文人精神的弱化关系颇大,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乾嘉时期保守主义思潮的高涨与人文精神的退化。[⑩]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续书在认识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思想精神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11]

  《红楼梦》续书与原作的最大区别是结局安排,多数续书抛弃了原作的悲剧性结尾,而选择了大团圆结局。这些续书,多从黛玉病死,宝玉出家开始,主要围绕宝玉和黛玉的命运展开,兼及众女儿的悲欢离合,最终以大团圆收逭全篇。如《后红楼梦》写了宝玉出家复归,黛玉死而复生,宝黛团圆,荣府复兴。《红楼圆梦》写黛玉复活为郡主并赐婚宝玉,宝钗被休,晴雯成仙辅佐宝玉。《红楼梦补》写黛玉病愈回乡,宝玉还俗高中,宝钗死而复生,三人团聚,众女也各得其所,皆如心愿。[12]续书的作者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大团圆结局?犀脊山樵《红楼梦补序》中的“雪冤吐气”说颇具代表性。犀脊山樵说:“夫前书乃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也。……归锄子有感于此,故为之雪其冤,而补其阙,务令黛玉正位中宫,而晴雯左右辅弼,以一吐其胸中郁郁不平之气,斯真炼石补天之妙手也。”其目的在于“俾世间更无一怨旷之嗟,此元人所云‘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即圣贤所云‘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者也。前书事事缺陷,此书事事圆满,快心悦目,孰有过于此乎”![13]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其实质是,以小说的道德评价取代了原作中的审美评价,丧失了原作所固有的悲剧精神及批判性,使小说沦为图解道德的工具。

  从深层次来说,它其实牵涉到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鲁迅曾有过精辟的分析:“这因为中国人底心里,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小说里叙了人生的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14]他又说:“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15]鲁迅的话不免“刻薄”,但却道出小说作者逃避社会责任的事实。一方面,因为不想面对残酷的现实,故而采取瞒和骗,以精神胜利法来遗忘现实强加给自己的苦痛,这是读者阅读《红楼梦》续书的最大“收获”。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专制主义的奴化政策,文人的自主精神已极度弱化与矮化,作者实在无法担当起疗救病入膏肓的社会的重任。这其实已不光是《红楼梦》续书的问题,而是当时整个小说界沉浸于歌功颂德与大团圆结局的真实写照。

  此外,《红楼梦》续书中还贯穿着强烈的因果报应与功名富贵思想。《海续红楼梦》第10回曰:“这‘恩怨’两字,任是古来多少大豪杰,皆不能以释。然漂母千金,寺钟饭后,犹其显也。那知天意深微,不可思议。到头来,湾湾曲曲,无不碰在手内,才悔从前做事,何不稍留余步,宁不晚乎?即如这赵锦衣,当日查办宁府时,一味刻求。若非北静王、西平王二位上头罩着,贾政事就不可问了。谁想到今月犯事,恰在贾政案前定罪?”其言下之意是,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必然要遭受恶报的下场。而贾政的以德报怨,则蕴含有佛家的宽恕之意。《补红楼梦》中界分阴阳,书中重点叙人间、阴间、仙界三界轮回。在阴间,一切坏人都受到冥报,如薛蟠之妻夏金桂因生前好淫被罚为娼,虐死贾迎春的孙绍祖备受极刑后又到人间托生为猪。总括来说,《红楼梦》中的所谓的“恶人”如王熙凤、夏桂、袭人之流在续作中都获得上天的惩罚:要么“死后阴曹受诸般恶罪,贬人轮回”,(《红楼幻梦》第1回)要么因大彻大悟而出家修行;而黛玉、晴雯等“好人”则在续作中死而复生,大富大贵,功德圆满。西湖散人《红楼梦影序》云:“海内读此书者,因绛珠负绝世才貌,抱恨夭亡,起而接续前编,各抒己见。为绛珠吐生前之夙怨,翻薄命之旧案,将红尘之富贵,加碧落之仙姝。死者令其复生,清者扬之使浊,纵然极力铺张,益觉拟不于伦。此无他故,与前书本意相悖耳。”[16]这种因果报应的思想,几乎贯穿了所有《红楼梦》续书,正如临鹤山人《红楼圆梦》“楔子”中所说的:“只见卷中端的有头有尾,前书所有尽有,前书所无尽无。一树一石,一人一物,几于杜诗、韩碑,无一字无来历。却又心花怒发,别开生面,把假道学而阴险如宝钗、袭人一干人都压下去;真才学而爽快如黛玉、晴雯一干人都提起来。真个笔补造化天元功,不特现在的《复梦》、《续梦》、《后梦》、《重梦》都赶不上,就是玉茗堂《四梦》以及关汉卿《草桥惊梦》也逊一筹。”

  呼应着时代的主流精神,对科举功名的向往与沉醉在续作中处处皆是。海圃主人《海续红楼梦》自序云:“话说人生天地间,不过出处两途:出而辅君济世,显亲裕后,若皋、夔、伊、望,为帝臣王佐尚已;即萧、曹、房、杜,宋明之名卿钜望,彪炳史策者,皆足垂旗常而光竹帛。”其第6回亦云:“人生在世,何不竖起脊骨,做起一番事业。济世利民,光昭史乘。不得志而拥皋比以讲道,亦可乐育英才。传道得徒视行道得与者,殊途同归,本无二致。到后来身骑箕尾,回位天上,自不等这般虚生无益于世的人,在上帝亦不一样看待。”可见作者对功名富贵的艳羡溢于言表。作为《红楼梦》续书中的代表人物,贾政与贾茂(贾宝玉之子)均功名得意,贾政做到六部尚书,颐养天年,贾茂则少年得意,高中状元。更为突出的是,原作中厌烦功名的宝玉,也一下“醒悟”,发奋科举。《红楼幻梦》第4回,宝玉思量道:“此时娶林妹妹,老爷合大老爷费尽神思,体贴咱们二人的心意。这般恩典,如何报答?惟有从此发愤攻书,努力进取,博得一第,以显父母,方可塞责。”结果是,“宝玉一念之诚,果然感格上苍,日后荣登极品,由此而兴”。在多数续作中,贾宝玉都科举高中,福荫三代,富贵绵绵,成为“父慈子孝、夫义妇贤、家道兴隆”的人生理想的典范。连最不爱功名的宝玉都成了科举的俘虏,这固然出于作者的有意安排,但究其实,却反映了此期文人醉心于功名富贵,惟功名是重的社会心理。

  从精神层面来说,文人精神的弱化还体现在他们对现实的忧虑与对未来的恐惧上。[17]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书中洋溢着挥之不去的“人生如梦”的出世心态,这种心态在贾宝玉及史湘云身上体现得极为充分。《红楼梦影》第24回,宝玉去栊翠庵找惜春求破除郁闷之法。惜春劝其一切顺其自然,不可自寻烦恼。又让宝玉照一大圆镜,宝玉对镜入幻,见一座红楼之上,宝钗、黛玉、湘云、宝琴凭栏招手,转眼化为荒郊白骨。宝玉大惊。小说到此收场,表明此前一切均不过是泡影,当不得真。《补红楼梦》中,宝玉、湘莲修行法术,潜心向道,断绝儿女私情。在大荒山修行期间,师父使用法力以黛玉与尤三姐相试,二人坚志不移。修成正果后,先去阴司寻找贾母,祖孙重逢。其后宝玉功满归位,与众姐妹共叙前情,谈道、论诗、舞剑、弈棋,无拘无束,自在逍遥。《海续红楼梦》第19回,“话说史湘云自孀居后,子女皆无,世情灰冷,终日在栊翠庵禅关静坐,悟彻真如。时与素女、麻姑相会,到后来,上元夫人降于庭,授以长生秘药,嘱其温养丹炉,待时而遐举。史湘云便事事随缘,诸凡韬晦。惟芝哥儿知其不凡,常与讲论玄奥,互有所悟。惜春虽与同居,却不能窥其底蕴。间有功夫,终在皮毛,未能造极。数之所限,理不获违,即神仙亦自有造物作主。不然深山穷谷,绝嗜欲饵金石者,不乏人矣。屈指数之,古来能有几个?不如力行善事,累世修行,或致感动上苍,转可飞升白日。云间鸡犬,古语未必尽我欺也。然白龙鱼服,俗眼何能辨真?这也是可遇而不可遇的事,吮疽撞肚,自可存而不论罢了。韩湘子化为白鹤,独立千年。仙人还得仙人做,凡子成仙有几多?更不容世人轻易漫求了。”《海续红楼梦》第33回曰:“原来贾茂从饮太乙琼浆,便不甚饥渴,人间烟火几至不用。湘云道术已成,待时升举。二人各有出凡之想。”一方面富贵昌隆,繁华锦绣,另一方面却又看破世情,出家修行,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说,贾政、湘云的“出凡之想”,或许正验证此期道家思想盛行之意。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乐极生悲的矛盾心态始终困扰着续书作者。《红楼幻梦》第23回,贾宝玉梦中被抄家下狱,黛玉解释道:“咱们这几年都迷在繁华春梦的境中,经此一番惊醒,即可觉悟而不迷了。”晴雯道:“从此惭渐收敛下去。衣饰也不用再制,现有的够穿戴了,下去,倒是荆布家风最能长久。每月少宴客,即宴客也不必太丰,毕竟少杀生灵,强于吃素。再要多积阴功,广行善事。咱们各人时刻经心二爷的起居,闲中整理家务,趁早回头,免得临崖勒马。”第24回,梦娘道:“物极必反。惟其本不爱色,反娱之以美色,幻化之用也。其情酷好好色。至诚之理也。总而言之,空现色,色归空。乡云彩霞、青光碧霭,时而有之,空现色也;娇花易谢,美女早夭,未能长有,色归空也。” 全书结束时,写贾宝玉等人梦入“春花梦境”和太虚幻境。仙人点醒他们:人生一梦,快到梦醒之时了。其言下之意是,对名利的追逐应该适可而止,人生如梦幻,切不可当真,只有看破名利是非,才能真正获得心灵的安宁。

  第二,续书中对当时比较严峻的社会问题如社会动荡、海事频繁、河患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写社会动荡不安,《红楼幻梦》第18回:“单说苗疆地方,贼匪纠合多人,打家劫舍,肆行抢掠,及至侵占地方,拒捕伤官,声势甚大。”《红楼梦影》中,贾赦对仆人疏于管教,仆人常于夜间吃酒、赌钱、抽鸦片。包通引强贼入园抢劫。有车夫张二逃出,请来邻村团练救援,将贼人捉住。抽鸦片明显是乾、嘉年间之事,而团练则更是道光、咸丰年间对付太平天国的组织。团练的设立反映出政府对民间暴乱、动乱的力不从心。而之所以社会动荡,除开天灾的因素外,官府的横征暴敛、贪污腐败更是其中的主要原因。《海续红楼梦》第24回曰:“这年山东大旱,德州南抵峄县,东渐青莱,西至济宁、东昌,各处自二月不雨,至于七月,兼生蝗蝻。实属颗粒无收,民间耕九余三者,能有几户?草根树叶,杂以糠、稗,稍度残喘。前任抚台壅于上闻,仍自催课不已。渐渐鼠盗窃发,民不聊生。”这其实已经不是个别官员的问题,而是整个官僚体制的问题。

  又如写河患之灾。乾隆以后,河患问题越发突出,尽管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疏浚河身、培筑堤坝等治河方法,但效果并不明显。[18]而更大的漏洞是,河防中滋生的贪污腐败、管理混乱等现象。《海续红楼梦》第17回,“再说这黄河,岁有冲溢,最为河南大患。不惟田地淤沙,好地成了废产。即此拨夫办料,通省皆受其累。往往积日累月,废了多少工夫,多少料物,下桩披溜,负土填柴,渐渐将要合龙。无奈此河自雍梁以来,受山根石逼,其性易怒,又合汾、洚、伊、洛各河之水,势更狂恣。中州土性松衍,伏秋天气,又值溽雨时行,往往功亏一篑。所办工料,不能报销,上司无可如何,摊派通省州县分赔。如斯者,不一而足。即不受河患之处,无不因之致害。惟有另挑月河,引归故道。然集通省民夫,不能刻期竣事。其中弊窦亦难缕述。幸而挑成,已不知用如许帑项,垫赔几多民力,恐亦得不偿失矣。所以贾环一角空文,即令小民感戴。饥者易食,渴者易饮,良有以也。”第37回,作者借贾琏督办重修栊翠庵大肆克扣之事,大发牢骚:“大若城工,险而河防,事系民生,动关国计,往往在保固限内即有摊卸,一经伏汛,仍复冲溃,董其事者,可不稽察留心,以杜厥弊?”由此可见,作者对当时清代河防之漏洞是颇有微词的。

  关于海事频繁,在之前的才子佳人小说中也有一些反映,但这些事件的出现,只不过是为才子提供建功立业的契机,如《金云翘传》、《犀钗记》等。而到了《红楼梦》续书中,海事频繁的背后隐藏着深切的现实内容。《海续红楼梦》的作者便对海事频繁表示了强烈的关注与忧虑。小说第20回,甄安抚向皇帝建言曰:“连年海氛,事事边费繁多。臣即管窥所及,敬向陛下陈之。一宜裁冗兵以收实用也从来兵贵于精,在当日设兵之时,原额本属无多,迨承平日久,操练不时,渐以少年游惰,滥充额数。技艺既不能勤,粮饷遂致冗废。”之所以“连年海氛”,表面上是因为官兵士气低迷,实质是国家衰败的象征。从更深层次来说,它其实是嘉庆、道光年间军备废弛、国力衰颓的真实写照。它表明,《红楼梦》续书的作者,在津津乐道于大团圆结局时,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也提出了自己的治理方案。

  通过对以上《红楼梦》续书的分析,我们发现,在《红楼梦》续书中,交织着善恶报应的传统观念及经世致用思想,传递出此期文人精神苦闷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文人在政治高压及科举制度的利诱下显得猥琐与萎靡,精神极度弱化;[19]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依然在此期文人身上发生效用,尽管充满着颂扬与艳羡,却也不乏对衰败社会的强烈关注。但他们又无法承担起疗救的重任,更不可能对整个社会制度提出质疑与批判,其最终的结果是,在希望的梦幻与失望的现实之间,他们苦苦挣扎,言行上谨小慎微,思想平庸,精神弱化。

  三 情、理、欲的束缚与挣脱

  才子佳人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以情动人,这也是它最吸引读者的地方。何昌森《水石缘序》云:“今以陶情养性之诗词,托诸才子佳人之吟咏,凭空结撰,兴会淋漓,既足以赏雅,复可以动俗,其人奇,其事奇,其遇奇,其笔更奇,愿速付之梓人以公之同好,岂仅破幽窗之岑寂,而消小年之长日也哉。”[20]它表明,才子佳人小说之所以能受到读者喜爱,是因为它能“陶情养性”。苏潭道人则将其受欢迎的原因归结为“事鄙而情真”。他在《五凤吟序》中说:“举世之人,每见道义之书,则开卷交睫;若持风雅之章,则卷不释手。何也?庄语辞严而意正,不克解人之闷,释人之愁。惟绮语事鄙而情真,易于留人之眼,博人之欢。……有心世道者,苟能从风雅一途,醒人以处正之获吉若斯,挟邪之得祸若斯,则细琐俚鄙之谈,未尝无补于世道人心。”[21]事实上,正是由于具备以情动人的特点,才子佳人小说才能遭受无数次查禁依然屹立不倒。正统文人钱湘曾感叹道:“淫辞邪说,禁止未尝不严,而卒不能禁止者,盖禁之于其售者之人,而未尝禁之于其阅者之人;即使能禁之于阅者之人,而未能禁之于阅者之人之心。”[22]可以说,才子佳人小说正是以其真情打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

  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情”,主要指的是男女之情,它是发自人们内心的强烈感受。花月痴人《红楼幻梦自序》云:“本乎心者之谓性,发乎心者之谓情。作是书者,盖生于情,发于情;钟于情,笃于情;深于情,恋于情;纵于情,囿于情;癖于情,痴于情;乐于情,苦于情;失于情,断于情;至极乎情,终不能忘乎情。惟不忘乎情,凡一言一事,一举一动,无在而不用其情。此之谓情书。其情之中,欢洽之情太少,愁绪之情苦多。……凡读《红楼梦》者,莫不为宝、黛二人咨嗟,甚而至于饮泣,盖怜黛玉割情而夭,宝玉报情而遁也。”[23]这番话,既阐明了“情”的基本定义与范畴,即“发乎心者之谓情”,也明确了情之种类,如痴情、苦情、忘情等。

  在才子佳人小说中,“情”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真”,即只有真情才能获得感天动地的精神力量。佚名《听月楼序》:“万物俱生于情,何况人乎?情涉淫邪,情邻怨恨,情至忧思,情形悲苦,皆不得谓之情。以有情为情,情自勉强而出,其情不真;以无情为情,情由自然而生,其情倍笃。”[24]这段话的核心意义是,“情由自然而生”,情必须真实自然,情之真假,是判断有情与无情的重要标志。其二是“痴”,即只有“情”达到极致,“钟情特甚”,才能真正打动人心,也才能闪耀出夺目的光辉。剩斋氏《英云梦传弁言》云:“晋人云:‘文生情,情生文。’盖惟能文者善言情,不惟多情者善为文。何则?太上忌情,愚者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未有鲁莽灭裂之子而能言之。即有钟情特甚,仓猝邂逅,念切好逑,矢生死而不移,历患难而不变,贵不易以情坚,一约必遂其期而后已者,亦往往置而弗道。”[25]作者在此特别强调了情至痴处的状态,即“矢生死而不移,历患难而不变,贵不易以情坚”,这该是一种何等伟大崇高的精神境界!《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惊天地、泣鬼神,足可称作“痴情”的典范。才子佳人小说虽然没有继承《红楼梦》的批判精神,但对宝黛的爱情悲剧却情有独钟,为此,《红楼梦》续书的作者大多在“情痴”上做文章,将黛玉复活与宝玉成亲归结为“情痴”所致。《红楼真梦》第2回,“却说‘情’之一字,自古至今最难打破。所以太虚幻境有那“痴情司”,将“情”字上又加一个“痴”字,正是为一般痴男怨女而设。诸君但看那柳湘莲:初意何等斩钉截铁,一闻宝玉说到尤三姐之事,便如霜后草根,逢春复活!何况宝玉出家本来为的是林妹妹呢?就是黛玉临死如何怨恨宝玉,恨之愈深,其情愈切!又何曾能忘了宝玉?”这或许正验证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句古话。

  不过,如果说《红楼梦》中的“情”主要指的男女之情的话,那么到了十九世纪初期的才子佳人小说中,“情”的内涵已有伦理化的趋势。其标志是,此时的“情”不再只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与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等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其实便涉及到情与理的束缚与和谐问题。首先,“情”是“天地之锁钥,人生之枢纽”,“情”对“理”发挥主导作用。钱泳《履园丛话》云:“天地不可以无情,四时万物皆以情而生;人生不可以无情,三纲五常皆以情而成。……然则情也者,实天地之锁钥,人生之枢纽也。”[26]这句话的基本含义是,“理”由“情”生,即“三纲五常皆以情而成”也。种柳主人《玉蟾记序》亦云:“上天下地,资始资生,罔非一情字结成世界。自二帝三王立法以教百姓,迨夫孔子明其道于无穷,忠孝节义,仁慈友爱,亦惟情而已。人孰无情?然有别焉。有情者君子,本中而和,发皆应节,故君子之情公而正;情也,即理也。小人亦托于情,有忌心,有贪心,有好胜心,爱憎皆恂于己,故小人之情私而邪;非情也,欲也。一动于欲,则忠孝节义、仁慈友爱不知消归于何有。言情者辨之,可不早辨哉!”[27]

  其次,“理”对“情”产生束缚制约作用。清代学者戴震云:“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28]宋明理学提倡的“理”被认为具有冷酷残忍的一面。《红楼梦》续书,尽管宝黛的爱情并没有超越伦理的藩篱,但却一样难容于世。秦子忱《续红楼梦》曰:“黛玉闻言,不禁蹙起双蛾一声长叹道:‘易首乾坤、诗首关睢,人伦王化之原,情之所钟,上天弗禁。弟子与宝玉一段情缘,出自至情,并非伤风败化钻穴窬墙之比。天地之大,于人何所不容,奈何苛毒至此?弟子实所不解。’”黛玉的意思是,她与宝玉之情,并没有超出“人伦王化之原”,何以会遭受“苛毒”呢?事实上,在理学家眼里,真正的“情”离不开“忠孝节义”,正所谓“夫情也者,发乎性,中乎礼者也。故推情即可以见性。抑能好礼,乃可与言情”,[29]而正常的男女恋情,却只能被称作“痴”与“魔”。《红楼幻梦》第23回,黛玉道:“我们从前为你常作无声之泣,乃是情之至,反没有话说了。即如晴雯妹妹,亦系至情,又必要合你剀剀切切的说,这是各人用情不同。总而言之,晴雯说得透彻,皆因自己心猿意马,不静,引动了情魔睡魔,酿成此梦,受这番恐怖。从此洗心涤虑,屏除妄念,做些涵养真性的工夫,于身心有益。自此战兢自持,迁善改过,这是正心修身的道理。还要习些政治,于邦家有光才好呢!”宝黛纯真的爱情,却被批评为“引动了情魔睡魔”,惟有摒弃情欲,修身养性才是正道。

  此外,“情”与“理”的交融结合,即“情”的伦理化,是此期才子佳人小说作者追求的最佳境界。蒋士铨说:“大凡五伦百行,皆起于情,有情者为忠臣、孝子、仁人、义士;无情者为乱臣贼子,鄙夫忍人。”[30]刘熙载《艺概》云:“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皆世间极有情之人。”其本意是强调“忠君孝亲方是儿女真情”的观念,将“情”伦理化。[31]这一观念在《红楼梦》续书中体现得极为充分。《红楼梦》续书,大都阉割了《红楼梦》的批判精神,将宝玉、黛玉由传统社会的叛逆者,转变为热衷于仕途功名的孝子、贤妇。将他们违背封建礼教的儿女挚情,篡改为理学所提倡的伦理之情。不过,与一概排斥“情”的道学家不同,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在注重“理”的基础上也肯定了“情”的存在。西湖散人《红楼梦影序》云:“大凡稗官野史,所记新闻而作,是以先取新奇可喜之事,立为主脑,次乃融情入理,以联脉络,提一发则五官四肢俱动,因其情理足信,始能传世。” [32]“融情入理”,这是情与理结合的最佳方式,其在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表现是:才子佳人在恋爱后须经过媒妁之言方成婚姻,各方皆大欢喜。《红楼幻梦》第4回,黛玉说道:“此时宝姊姊见你我成了姻缘,却不妒我,也不怨你,那种不熨贴,不协洽,说不出的道理,很苦恼;为什么呢?他存了个怕我的心,明知你我情深似海,怕我将你的心都笼络住了。你既心向于我,自将他冷落下来,徒有夫妻之名,究无恩爱之实,这还了得?我是这样猜他。你把我这些话告诉他,使他知道我的心迹。此时他系独自一条心,料定咱们共一条心,将来我还要把他的心拉在咱们一块儿,化作三人同心,这才妥协。”尽管也存在情与理的冲突,但最终情有可逭,有情人终成眷属,至情至孝之人必有好报,这才是“融情入理”的真谛。

  在对“情”与“理”的关系进行一番粗略梳理后,我们再来探讨“情”与“欲”的关系。《礼记·礼运》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可见,最初人们将“欲”划归为“情”的范畴,向来以“情欲”相称。宋明理学兴起之后,“情”与“欲”逐渐分道扬镳,其内涵发生较大变化。此时的“情”已演变成以夫妇之情为代表的人伦之情,而“欲”则摇身一变为以性欲为代表的感性欲望。这其中的原因是,“理”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范畴,进入到“情”“欲”中来。朱熹认为,由于七情与感性欲望密切相关,与血肉之躯密切相关,必须把握好分寸。如果饮食男女出乎“正”,就是合理的;如果饮食男女不出乎“正”,即过度,即人欲横流,就成为邪恶,那是要不得的。[33]所谓不出乎“正”,也就是符合“理”的规范,由此引申,“理”成为判断“情”与“欲”的惟一标志。

  在才子佳人小说中,“情”“欲”之间的关系往往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在“正常”的情况下,小说作者对建立在“情”之基础上的“欲”表示了赞赏。《风月鉴》第16回,嫣娘表白自己的情欲观说:“只是天下的人那有不爱风月的?我之所谓风月,却不是花街柳巷中的春色,秦楼楚馆中的韶光。若是那以金买笑的人,则不是爱风月的情种,却是伴风月的情奴耳!然我之得有这番风月妙趣,若不是遇着你们这些月里嫦娥、风中杨柳,我就有这爱风月的心肠也用不着了,可见是上天成全我了。我如今又长一番学问,凡钟情的溺于情,为情溺了却不是善于钟情了。‘情’之一字,出于先天钟情而不溺情,才不伤之情字本来的面目,我却是由情而至于溺情,由溺情而又反于钟情,情中之溺,我可以自负,这深深浅浅、浓浓淡淡是深知的了。”这些,都表达了符合伦理道德的“正常”的情欲观。

  另一方面,“情”与“欲”之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鸿沟,“情”不可过度,一旦过度,便容易转化为“欲”与“淫”。刘熙载《艺概》云:“流俗误以欲为情,欲长情消,患在世道。”当欲望膨胀时,“情”也就失去了踪影。爱楼氏《风月鉴叙》:“余固非种[钟]于情者,窃欲以深情者;过情者;缠绵于情不可解者;又有用情而迷于情,伤于情者;余置之以供余之闲情。或曰:‘余不知情者,余不问也’。”[34]言下之意是,用情过深,则必定“迷于情,伤于情”,只有将“情”看破,才能不被“情”“欲”所伤。才子佳人小说中,男主人公往往妻妾成群,坐享数美,但却能做到收放自如,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便是因为他们不“溺情”的缘故。《风月鉴》中,男主人公常嫣娘,生于富贵,聪慧异常,长大后同引香、拾香、郑富春、娉婷、宜人、娟姐、雁奴等女子相聚于花园,吟咏流连。《五美缘》中,冯生得佳人钱月英、赵翠秀、钱落霞、惠兰等垂青爱怜,消受温柔乡中,坐享齐人之福。这都是能看破“情”“欲”的例子。

  不过,这种“情”“欲”之间的分寸感并不那么容易把握。不少才子佳人小说中,便存在明为写情,其实写欲的倾向。秋斋《载阳堂意外缘辩》云:“此书虽蹈于淫,然由于缘,动于情,即蹈于淫,犹可说也。夫缘也者,合之端也;情也者,理之用也。有是缘,有是情,然后通乎阴阳之气,谓之和可也,目之淫非也。”[35]明明写“欲”,却用“情”与“理”来辩解。《绮楼重梦》叙小钰十六岁娶舜华、碧箫、蔼如等五女,日日与众姐妹在大观园调笑荒淫,格调非常低下。而《红楼幻梦》中更是满篇淫秽之语,却还是打着写“情”的旗号。小说第5回,宝玉娶黛玉、婉香、宝钗、紫鹃、袭人、莺儿等六人,同居一室,“绮丽华妍,备斯乐境”。第13回,宝玉更是娶二妻十二妾,将晴雯、麝月、秋纹、碧痕、蕙香等尽数收入房中,尽享齐人之福。第16回,更叙香菱、凤姐、妙玉与宝玉梦中偕鱼水之欢,其描写实在不堪入目。此时的宝玉,活脱脱变成好色的登徒子形象。第18回,宝玉服用春药,与妻妾“备尝滋味”,几与西门庆无二。此时的宝玉,哪里还有一点原作中“痴情公子”的影子?

  (本文发表于《菏泽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①] 郭英德将雷同人物的形象构成因素总结为容貌体态、谈吐言说、行为举止、生活环境以及心理意蕴等五个方面,并认为“雷同人物形象是一种符号性形象,是人的符号化的产物”。参见郭英德《论元明清小说戏曲中的雷同人物形象》,《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4期,第41-59页。

  [②] 参阅阿英著《小说闲谈四种》之《小说三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页。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91页。

  [④] 相关论述可参阅高翔著《近代的初曙——十八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第二章第三节《普遍伦理观念之变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⑤] 参阅高翔著《近代的初曙——十八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0页。

  [⑥] 关于《镜花缘》的男女平等思想,学术界评价颇高。蒋瑞藻《负暄絮语》云:“其言女学女科,隐然有男女平权之意味。”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亦云:“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年来忽略了的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

  [⑦]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0页。

  [⑧]《海沤闲话》云:“《水浒》之后,有《荡寇志》。其主人则《水浒》中人之还魂也。《红楼梦》之后,有《续红楼》。其主人皆《红楼梦》中还魂也。此等思想,可厌已甚。在作者不过欲借此以便于传尔。究竟传不传,岂在是?二书文字,《荡寇志》尚可,《续红楼》甚恶。《荡寇志》今坊间尚可购得,《续红楼》则稀见矣。于此尤可见传与不传,自有道也。”见蒋瑞藻《小说考证》,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37页。

  [⑨] 齐裕焜说:“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典型形态为什么会在红楼续书中出现逆转?从主观原因看,一方面是续书的作者们没有真实的生活体验,且又缺乏创造之才,只好模仿那些‘千部共出一套’的才子佳人之作。于是,宝玉、黛玉、宝钗、凤姐等人便能在众多的才子佳人之书中找到相似的形象,这不能不是扁的类型。另一方面,续书的作者们都有一种善恶分明、果报显著的主观意念,表现在小说中,正、反面必有鲜明的阵线,就像临鹤山人在《红楼圆梦》的楔子中宣称的那样,要‘把假道学而阴险如宝钗、袭人一干人都压下去,真才学而爽快如黛玉、晴雯一干人都提起来’。这样,善恶交织、“美丑并举”的人物自然就不存在了”。齐裕焜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66页。

  [⑩] 部分学者注意到康乾时期文人精神弱化这一现象。宁稼雨《中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的变异》说:“到了吴敬梓生活的清代康乾时期,随着理学地位的逐渐巩固和八股制艺的强大控制力,文人从整体上来说,已经全然失去与‘势统’――皇权的对抗,以保持群体独立人格的锐气和动力。”王旭川著《中国小说续书研究》亦认为,作者“大多对《红楼梦》中描写的富贵生活的艳羡,与《红楼梦》所蕴含的思想精神几乎背道而驰。因此,小说续书的这种变化在浅层次上虽与《红楼梦》的产生有重要关系,但在深层次上,与清中后叶的时代背景和文人精神的弱化有极大的关系。”宁文见《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第37页。《中国小说续书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95页。

  [11] 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院士在其《藏书目录》中评价说:“《红楼梦》确实写得如此美妙,如此有趣,以致非得产生模仿者不可。据说,这些模仿者都未能达到原作的程度,但我们知道,它们同样是应该表现中国人的那种生活和体现其精神的,所以我们并不认为它们是全然没有兴趣的。”引自胡文彬、周雷编《红学世界》“长篇小说《红楼梦》的无名钞本”一文,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245页。向楷《世情小说史》亦认为,“应该承认,每部续作的作者对《红楼梦》本身都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在续作中,他们用具体的形象表示了自己对《红楼梦》主题思想、审美倾向、人物命运等等的理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06页。

  [12] 参阅孙文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372页。

  [13]《古本小说集成·红楼梦补》,归锄子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首部分。。

  [14]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之《唐传奇文》,《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16页。

  [15]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9页。

  [16]《古本小说集成·红楼梦影》,西湖散人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首部分。

  [17] 王旭川《清代<红楼梦>续书的三种模式》说:“总的来说《红楼梦》续书都带着‘乐天的’甚至是享乐的情调,体现了清代嘉庆、道光时期精神的贫乏与庸俗;但是一些作品在这乐天的情调之中表达了点点的对人生缺憾的无奈与悲感。”《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4辑,第304页。

  [18] 关于清代河防问题,可参阅黄爱平《清代乾嘉时期的经世思潮》与杨杭军《清代中期的社会问题及其影响》,黄文见《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4期,杨文见《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19] 参阅王旭川著《中国小说续书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321页。

  [20] 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96页。

  [21]《古本小说集成·五凤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首部分。

  [22] 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523页。

  [23]《古本小说集成·红楼幻梦》,花月痴人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首部分。

  [24]《古本小说集成·听月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首部分。

  [25]《古本小说集成·英云梦传》,松云氏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首部分。

  [26] 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02-603页。

  [27]《古本小说集成·玉蟾记》,通元子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首部分。

  [28] 戴震:《与某书》,《戴震集》文集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88页。

  [29] 浪迹生:《鸳鸯梦叙》,引自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276页。

  [30] 蒋士铨:《香祖楼·录功》,见《红雪楼九种曲》,清乾隆四十六年蒋氏红雪楼刊本。

  [31] 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中所说的“情”便打上了浓重的伦理化烙印。小说第1回云:“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作个忠臣,这就是个英雄心,忠臣断无不爱君的,爱君这便是个儿女心;立志要作个孝子,这就是个英雄心,孝子断无不爱亲的,爱亲这便是个儿女心。至于‘节义’两个字,从君亲推到兄弟、夫妇、朋友的相处,同此一心,理无二致。……这纯是一团天理人情,没得一毫矫揉造作。”

  [32]《古本小说集成·红楼梦影》,西湖散人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首部分。

  [33] 参阅陈文新、乐云著《西游记——彻悟人生》,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1页。

  [34] 《古本小说集成·风月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首部分。

  [35] 《古本小说集成·载阳堂意外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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