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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钧韬:《金瓶梅素材来源•第一回》

2012-3-30 18:29|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1532| 评论: 0|来自: 本站原创

摘要:   景阳冈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内 容 提 要   宋徽宗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百姓倒悬,反了四大寇。惟宋江替天行道,专报不平。   山东阳谷人武松到清河县寻其兄武 ...

                                         《金瓶梅素材来源•第一回》

                              景阳冈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内 容 提 要

  宋徽宗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百姓倒悬,反了四大寇。惟宋江替天行道,专报不平。

  山东阳谷人武松到清河县寻其兄武大,路经景阳冈,为民除害,只身打死猛虎,在清河县做了都头。并在此寻得武大。武大之继妻潘金莲少年风流,不满于武大人物卑猥,欲百般勾搭武松,反遭武松所讥。

  素 材 来 源

  一、 丈夫只手把吴钩

  此回开头“词曰”:

  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紧接在这阙词后,有一段白文:

  此一只词儿,单说着情色二字,乃一体一用。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晋人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如磁石吸铁,隔碍潜通。无情之物尚尔,何况为人终日在情色中做活计,一节须知。“丈夫只手把吴钩”,……言丈夫心肠如铁石,气概贯虹蜺,不免屈志于女人。

  以下便讲项刘屈志于虞姬戚氏,豪杰都休的故事。

  以上文字均非《金瓶梅》作者之创作,乃抄于《清平山堂话本》卷三《刎颈鸳鸯会》。其入话乃一诗一词,词即:“丈夫只手把吴钩。”《金瓶梅》抄录时,只改了两个字,即将“君看项籍并刘季,一以使人愁”,改为“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下面一段白文原文如次:

  单说着情色二字。此二字乃一体一用也。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虽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晋人有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慧远曰:“顺觉如磁石遇针,不觉合为一处。无情之物尚尔,何况我终日在情里做活计耶?”如今则管说这“情色”二字则甚?

  以下则讲了步非烟的故事。《金瓶梅》抄录这段白文时,只是将“晋人有云”与“慧远曰”两段话稍作改动合并而已。此外,将这段白文和“丈夫只手把吴钩”词意加以揉合,点出丈夫屈志于女人的思想。

  “丈夫只手把吴钩”词,原为宋代词人卓田所作,题为《眼儿媚·题苏小楼》。全词如次:

  丈夫只手把吴钩,能断万人头。如何铁石,打作心肺,却为花柔?尝观项籍并刘季,一怒世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卓田,字稼翁,号西山,福建建阳人,南宋开禧元年(1205)进士。有词见《山房随笔》及《花庵词选》。苏小小乃南宋名妓。词人登临苏小楼,借题抒其英雄难逃情色之累,屈志女人之叹。此思想感情正合《刎颈鸳鸯会》和《金瓶梅》作者之需,遂乃成为两书之引词。

  有的论者认为,《金瓶梅》引词直接抄于卓田原词,不确。1. 《金》引词与卓田原词有六字之差,而与《刎》引词只二字之差;2. 卓原词用辞准确,如“尝观项籍并刘季”,表示追忆甚恰,而《刎》改为“君看”近似,而与“尝观”,差之甚;3. 卓词“一怒世人愁”,表示项刘乃盖世英雄,甚恰,而《刎》改为“一以使人愁”,原意失且文理不通。《金》改为“一拟使人愁”,承袭《刎》篇之迹十分明显。由此可见,《金》抄《刎》而非抄卓原词。甚至可以推断,《金》作者根本未见卓原词,否则不会错得如此离奇。此还可见出,《金》作者于诗词之道,并不十分精通,书中不少诗作很不高明,可证笔者推断之不误。

  作为一部百万言大书的《金瓶梅》,其开头引首,借抄《刎》篇的入话,开宗明义,提领全书,宣扬了女人祸水的观点,这是作者贯穿于全书的一个思想倾向。西门庆就是贪恋女色,淫纵无度,最终落得个败家亡身的结局。

  《金瓶梅》的入话,还讲了项羽、刘邦,即帝王的故事,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称此为《金瓶梅》头上的王冠。由于这顶“王冠”还写到了刘邦宠幸戚夫人欲废嫡(太子)立庶(戚夫人所生赵王如意)事件,而现存《金瓶梅词话》正文却写的是西门庆、潘金莲的“风情故事”,由此魏先生认为,两者风马牛不相及,这顶王冠是不能戴到西门庆头上去的。进而魏先生推断,早期的袁中郎时代的《金瓶梅》,不是西门庆的故事,而是一部讽谏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有废长立幼的故事。由于当时明神宗还在位,遂有人把它改写成为西门庆的故事了参见其著《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这显然是有关《金瓶梅》的内容和成书过程的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分辨清楚。

  金圣叹在评述七十回本《水浒传》的楔子时指出:“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谓也。”一言道破了长篇小说楔子与正文之间的内在联系。俗言之,即由此达彼,以甲事引出乙事。从话本与小说创作的实践来看,这种联系是多种多样的。概言之,有表象性的或深层次的联系;有偶然性的或必然性的联系;有正面映带性的或反面映衬性的联系;有事件雷同性的或思想相通性的联系。总之,只要有联系,皆能成立,皆能达到“以物出物”的目的。魏先生以为,《金瓶梅》的引词入话讲了帝王宠幸故事,故正文只能叙帝王宠幸故事(即神宗宠幸郑贵妃废长立幼)。当然如果有这样一部小说,入话与正文之间作如此联系,亦未尝不可。但他以此而否定《金瓶梅》正文写的是西门庆故事,则未必尽善。显然,魏先生只看到了“以物出物”的单一性(即人物、事件的简单雷同),而否定其多样性。笔者认为,现存《金瓶梅词话》入话与正文之间的联系,非人物、事件的简单雷同,而是思想观点的一致性。《金瓶梅》引词之后写道:“此一只词儿,单说着情色二字。”这说明作者抄引这阙词其意在于揭出“情色”二字。入话部分讲了项羽、刘邦宠幸事件以后,又写道:“说话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这再次说明,作者抄引项刘故事其意仍在揭出“情色”,而非突出帝王宠幸废立这一层意思。“情色”二字就是将入话的项刘故事与正文的西门庆故事联结起来的纽带,亦即两者之间在伦理观念上的相通性。

  其实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作者写在入话尾末、正文开始前的一段过渡性文字。这段文字承上启下,十分醒目地点明了正文故事的基本概貌:

  说话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则德薄,女衍(衒)色则情放。若乃持盈慎满,则为端士淑女,岂有杀身之祸。今古皆然,贵贱一般。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静而思之,着甚来由。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端的不知谁家妇女?谁的妻小?后日乞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正是……

  这一段话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金瓶梅》正文所写为“风情故事”,而非废立事。“好色的妇女”,即指潘金莲而非郑贵妃。“破落户”显为西门庆,而非神宗皇帝。“尸横刀下”,潘金莲为武松所杀,而郑贵妃无遭此下场。贪他的断送六尺之躯,指西门庆或陈经济,而不可能指神宗皇帝。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西门庆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作者用“谁的妻小”来称正文中的女主人翁,说明她只能是个民间女子,而决不可能是贵妃一类人物。

  魏先生说,袁中郎所见到的《金瓶梅》不是写的西门庆故事,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中郎的胞弟袁小修在《游居柿录》中指出,《金瓶梅》“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潘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均为西门庆故事中人物,与神宗、郑贵妃乃风马牛不相及。沈德符的《野获编》中记录了袁中郎的话。袁中郎说:

  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指《金瓶梅》)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烝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

  中郎并没有正面告诉我们《金瓶梅》写的是什么,但从他对《玉娇李》的介绍中,我们不能反推出《金瓶梅》的内容吗?中郎明确指出,《玉娇李》是《金瓶梅》的续书。前后两书各设报应因果。在后书中武大转世为淫夫,潘金莲为河间妇,西门庆成了一憨男子。于此可见,中郎读到的前书《金瓶梅》中就有武大、潘金莲、西门庆等人物。这不是确切地证明了,袁中郎时代的《金瓶梅》确实写的是西门庆的故事吗?这与魏先生的推论可谓南辕而北辙矣。

  二、 景阳冈武松打虎

  在《金瓶梅》成书前,《水浒传》已在社会上流传了许多年。《水浒传》中的武松杀嫂故事可谓家传户到,脍炙人口。《金瓶梅》假《水浒传》中的这一故事,作为情节发展的引线,演衍而成为一部独立的巨著。正由于这个原因,《金瓶梅》与《水浒传》在人物、情节上有诸多雷同。《金瓶梅》第一回至第六回的内容抄自《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至第二十六回;第八回中的部分情节抄自《水浒传》第二十六回;第九回、第十回抄自《水浒传》第二十六回至第二十七回;第八十九回抄自《水浒传》第二十六回。这就形成了两书的重迭部分,《水浒传》也就成了《金瓶梅》创作素材来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金瓶梅》抄录时作了许多改动,这对我们研究《金瓶梅》的成书及作者的思想倾向、艺术才能等问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由于《金瓶梅》抄摘的文字达四、五万之多,我们不可能将这些文字全部录出,详加比勘,而只能择其要者加以比较研究。《金瓶梅》成书在明代隆庆朝前后(这是笔者考证的结论,已撰有专文),它用以抄引的《水浒传》当是嘉靖年间流行的郭勋刻本或其他繁本。可惜的是现存的郭勋刻本仅残存一卷,(第十一卷,即第五十一回至第五十五回)因此无法与《金瓶梅》加以比勘,现存最早的《水浒传》全本,是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此刻本出现在《金瓶梅》成书以后,因此拿它来与《金瓶梅》比勘,并不合适。但郑振铎先生《水浒传序》中指出:“经我们拿它(指天都外臣序刻本)来与郭勋本残卷对照,证明它是郭勋本的一个很忠实的复刻本。”此结论是正确的,我们从天都外臣的《水浒传叙》中亦可见出。因此笔者拿此本与《金瓶梅》作比较研究似不会大错。此实为无法之法。

  《金瓶梅》第一回,武松打虎的故事,抄自《水浒传》第二十三回。

  《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几乎以整回的篇幅,详尽、细腻、生动地描写了武松打虎的故事。而在《金瓶梅》中则作了大段的删节,以极少的篇幅作了概括性的描述。

  1. 《水浒传》写武松投奔沧州横海郡柴大官人处躲灾避难,得遇宋江结拜兄弟。后因武松思念在清河的兄长武大而拜别宋江、柴进。《水浒传》不仅对武松投奔柴进,结识宋江的情况,而且对宋江如何与武松洒泪作别等等均作了详细的描写。而《金瓶梅》则以数言轻轻叙过,并删去了结识宋江的情节。

  2. 《水浒传》对武松上景阳冈打虎前,作了大段的铺垫和渲染。这对塑造武松的性格特征及对打虎情节的铺垫是很重要的。而《金瓶梅》更以一笔了之。

  3. 《金瓶梅》变更了武松的籍贯和打虎的地点。《水浒传》称武松是“清河县人氏”。他从沧州出发南下到清河县寻找其兄,而途经阳谷县,在阳谷县景阳冈上发生了打虎的故事。景阳冈确有其地,在阳谷县城东南五里许的景阳冈村。姚灵犀《金瓶小札》云:“双桂轩忆语云:山东有二宝,一曰东阿驴胶,一曰阳谷虎皮。虎皮藏于阳谷县库中。”《水浒传》为显示武松之神威,故安排彼在景阳冈打虎。但阳谷县在清河县以南近百公里处。武松从沧州南下可径达清河寻兄,如何可能会有先达阳谷之理。此为《水浒传》失妥之处。《金瓶梅》为了纠正这一失当之处,将武松打虎地点改为清河县景阳冈。这一改于情理则可,但又造成了新的地理之误,清河县何来景阳冈之有。《金瓶梅》将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整个地搬到了清河县,而非《水浒传》所写的阳谷县。这一改动不仅使故事发展明朗轻捷,去掉了不必要的头绪,且另有深意。《水浒传》所写的西门庆,不过是一“破落户财主”,一惟勾引女色的奸诈小人。而在《金瓶梅》中则是贯穿全书的主角。为了达到贬斥朝政,揭露中上层封建统治者的罪恶,《金瓶梅》特意将原为奸诈小人的西门庆,发迹变泰而成为能够结交当朝宰相的千户、提刑这样的官员。而且与他日常交往的有守备、提刑、团练等官员。因此将西门庆的故事安排在阳谷这样一个小县城中,显然是不适合了。阳谷不可能有守备、提刑。而清河在宋代已有清河郡的建置。郡的地位相当于州府,这就为西门庆创造了一个合理的,有利于广泛开展结交权贵活动的必要条件。

  4. 武松打虎一段情节,《金瓶梅》照抄了《水浒传》的文字,只是在个别字句上略有改易。而武松打死老虎后,如何使众猎户大为惊奇,又如何受知县封赏、做了都头等情节描写,《金瓶梅》又作了大段的删节。

  以上所述就是关于武松打虎故事,在两书处理中异同的大体情况。众所周知,水浒故事在民间有广泛长期的流传过程,是民间艺人讲述、演唱的重要内容。在《水浒传》成书以前就有以此为题材的话本、戏剧存世。《水浒传》正是在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话本、戏剧演出的基础上,由文人进行联缀、加工整理及再创作而成书的。因此在《水浒传》中有大段拼接联缀的痕迹。“武十回”所写的武松的故事,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在“武十回”中,武松打虎是武松亮相以后的第一个壮举,于武松形象的塑造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艺人们在讲唱中,对此进行大事渲染,其来龙去脉详加交待,故事的核心部分讲得十分细密,都是可以理解的,这正反映了讲唱文学的重要特点。而《金瓶梅》则是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它在利用这个故事时,当然不可能完全摆脱讲唱文学的痕迹,但从其删削改动之中,已可见出文人创作的特征。《金瓶梅》借用了武松杀嫂的故事,但其创作的宗旨又不在描写这个故事的本身,而是借这个故事,展示当时社会的种种人情世态。因此武松这个人物,在《金瓶梅》中的出现是必要的,但又不是十分重要的。他在《金瓶梅》中只起到使整个故事得以展开的引线的作用。所以《金瓶梅》的作者只保留了武松这个人物及其打虎这个核心情节,而将《水浒传》中着意铺排、渲染性的文字,尽管对武松这个形象的塑造十分重要的传奇性的情节,也一概删去,从而使《金瓶梅》本身的故事,得以迅速地展开。这不能不说是该书作者全局在胸,谋篇结构中别具匠心之所在。于此亦可证明,《金瓶梅》决不如有些研究者所说的,仍然如《水浒传》那样是艺人集体创作的产物。

  三、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潘金莲嫁于武大郎后,常怀不满之心。其时武松打虎后在清河县做了都头,并寻得其兄武大。潘金莲见武松身材凛凛,相貌堂堂,着意勾搭,演出了一幕嫌夫卖风月的闹剧。《金瓶梅》的这一段情节抄自《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前半回。只是在抄录中做了不少再创造的工作。

  1. 改变了潘金莲的身世。《水浒传》中潘金莲的身世:

  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唤做潘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

  《金瓶梅》则作了大幅度的改写:

  这张大户,家有万贯家财,百间房产,年约六旬之上,身边寸男尺女皆无。妈妈余氏,主家严厉,房中并无清秀使女。一日,大户拍胸,叹了一口气。妈妈问道:“你田产丰盛,资财充足,闲中何故叹气?”大户道:“我许大年纪,又无儿女,虽有家财,终何大用。”妈妈道:“即然如此说,我教媒人替你买两个使女,早晚习学弹唱,服侍你便了。”大户心中大喜,谢了妈妈。过了几时,妈妈果然教媒人来,与大户买了两个使女。一个叫做潘金莲,一个唤做白玉莲。这潘金莲,却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颜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儿,因此小名金莲。父亲死了,做娘的因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况他本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五,就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琵琶。后王招宣死了,潘妈妈争将出来,三十两银子转卖与张大户家。……长成一十八岁,出落的脸衬桃花,眉湾新月,尤细尤湾。张大户每要收他,只怕主家婆利害,不得手。一日主家婆邻家赴席,不在。大户暗把金莲唤至房中,遂收用了。……

  大户自从收用金莲之后,不觉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端的那五件: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泪,第三耳便添聋,第四鼻便添涕,第五尿便添滴。还有一庄儿不可说,白日间只是打盹,到晚来喷也无数。后主家婆颇知其事,与大户攘骂了数日,将金莲甚是苦打。大户知不容此女,却赌气倒赔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的嫁与他为妻。……武大若挑担儿出去,大户候无人,便踅入房中与金莲厮会。

  《金瓶梅》的这段文字并非是作者的创作,而是将《水浒传》与话本《志诚张主管》(《京本通俗小说》第十三卷)的情节拼合、抄改而成的。具体情况如下:

  《金瓶梅》中的“张大户”,由《水浒传》中的“大户”与《志诚张主管》中的“员外张士廉”并合而成。《志诚张主管》叙张士廉年过六旬,妈妈死后,孑然一身,并无儿女,家有十万资财。张员外忽一日拍胸长叹:“我许大年纪,无儿无女,要十万家财何用?”于是唤媒人说亲,娶得“王招宣府里出来的小夫人”。这小夫人生得“新月笼眉,春桃拂脸”,“王招宣初娶时,十分宠幸,后来只为一句话破绽些,失了主人之心,情愿白白里把与人。”张员外娶过小夫人后,“这几日又添了四五件在身上:腰便添疼,眼便添泪,耳便添聋,鼻便添涕。”由此可见:

  ①《金瓶梅》写潘金莲“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后转卖与张大户为“使女”,显然由《志诚张主管》中的“王招宣府里出来的小夫人”与《水浒传》中的大户“使女”,并合而成。

  ②《金瓶梅》中写潘金莲“出落得脸衬桃花,眉湾新月”,由《志诚张主管》中写小夫人的容貌“新月笼眉、春桃拂脸”转化而来。

  ③《金瓶梅》写张大户倒赔房奁将潘金莲嫁与武大的情节抄自《水浒传》。

  ④余者为《金瓶梅》之独创。

  2. 强化了潘金莲对婚姻“相配”的要求。潘金莲嫁与武大后,对这个婚姻甚为不满。《金瓶梅》除了抄《水浒传》文字外,增写了如下一段:

  原来金莲自从嫁武大,见他一味老实,人物猥猿,甚是憎嫌,常与他合气。报怨大户:“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样个货?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酒。着紧处,都是锥扎也不动。奴端的那世里悔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常无人处弹个《山坡羊》为证:

  想当初,姻缘错配奴,把他当男儿汉看觑。不是奴自己夸奖,他乌鸦怎配鸾凤对!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色比!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听知:奴是块金砖怎比泥土基。

  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妇女,若自己有些颜色,所禀伶俐,配个好男子,便罢了。若是武大这般,虽好杀也未免有几分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凑着的少,买金偏撞不着卖金的。

  3. 关于潘金莲勾搭武松而被武松所讥的文字,抄自《水浒传》第二十四回,作者作了些文字上的改动。

  上述关于潘金莲的描写,从《金瓶梅》作者所改动《水浒传》及增写的文字中,似可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 潘金莲与武松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水浒传》中,潘金莲是个陪衬性的人物,她从属于武松,是为描写武松的正直、刚烈而设置的对立面。因此,她的性格到底要展开到什么程度,完全受武松形象的塑造所制约和规定。从水浒故事的发展进程来看,这里只需要出现一个淫妇的角色,因此《水浒传》的作者只仅仅赋予潘金莲以淫妇的性格特征,是无可非议的。但在《金瓶梅》中,潘金莲已从陪衬性人物转化为主要人物,武松却从主要人物转化为陪衬性人物。可以说,在该书中武松是从属于潘金莲的,是为描写潘金莲的放荡而设置的对立面。武松这一人物的根本功能在于书的尾末由他来收拾、杀死潘金莲。这就是《金瓶梅》要增写许多文字来刻画潘金莲,同时又删去了《水浒传》中不少描写武松的文字的根本原因。

  2. 为塑造一个新的潘金莲形象作必要的铺垫。在《金瓶梅》中,潘金莲不仅是个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而且她要长期生活在作为恶霸、官僚、富商三位一体的西门庆的家中,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中扮演多种角色,表现出业已腐朽了的封建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矛盾。显然,如果作者仍然像《水浒传》那样,只赋予她一个淫妇的性格特征,是不能奏效的。纵观全书,作者赋予潘金莲的性格特征是复杂的、多面的,就像得以产生她的那个社会一样的复杂。为了使这一个潘金莲的性格特征有一个合理的、令人信服的发展过程,就必须在第一回中作些铺垫并对《水浒传》中潘金莲的原型加以改造。例如:①突出潘金莲出身贫贱,因度日不过而两次被转卖,倍受凌辱,这就为后文塑造她的不满于低微的社会地位而努力抗争的性格特征设下伏笔;②突出她在少年时就聪明伶俐,丝竹琵琶、刺绣样样都会,这就为后文塑造她的聪明、能干、好强、任性等性格特征作必要的铺垫;③突出她在王招宣府里就受到封建贵族家庭腐朽习气的浸蚀,从小就学会乔模乔样、做张做势,这就为她自私、狠毒、放荡、堕落的性格的形成发展作出了合理的交待,提供了内在的根据。

  3. 关于作者的爱憎倾向。《水浒传》作者对笔下的潘金莲充满着贬斥和憎恶,这种思想倾向表达得异常强烈、鲜明。而《金瓶梅》作者的思想倾向似乎不那么明朗、简单。从总体上讲,《金瓶梅》作者对自己所塑造的新的潘金莲形象,在贬斥中包含有同情;并且对她的人性方面的追求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肯定。潘金莲在弹唱的《山坡羊》中自比鸾凤、灵芝、金砖,表现了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同时表达了对“姻缘错配”的不满,朦胧地透露出她追求婚姻“相配”的要求。这一方面说明,《金瓶梅》作者笔下的潘金莲是一个包含有丰富的性格内函,强烈地体现了新的时代气息的新形象,与《水浒传》中潘金莲具有质的区别。这表现了“如真描写,并无讳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最新成就;另一方面说明,《金瓶梅》作者对封建统治阶级所竭力倡导的扼煞人的价值、摧残人性的封建道学思想的否定。

  四、 其他方面的增改

  《金瓶梅》作者在抄录《水浒传》文字时还作了些增改:

  1. 在抄录武大为人懦弱受人欺负的文字后,增写如下一段文字:

  看官听说,世上惟有人心最歹,软的又欺,恶的又怕;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古人有几句格言,说的好:

  柔软立身之本,刚强惹祸之胎。无争无竞是贤才,亏我些儿何碍?青史几场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巧安排,守分而今见在。

  这几句格言非作者的创作,借抄自《水浒传》第七十九回的引词。这表明《金瓶梅》作者不仅在该书与《水浒传》内容的重迭部分,抄录《水浒传》的文字,而且在非重迭部分,也信手拈来,加工改造后抄入书中。在《金瓶梅》中这样的例证有数十处。将他书中的韵文、情节作改头换面的加工改造后写入自己的作品,这是说话艺人集体创作中惯用的手法。作为文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金瓶梅》中出现这种现象,说明该书的作者还没有完全摆脱艺人集体创作的传统习惯的影响。

  2. 关于对时代背景的交待,作者增写了一段文字:

  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四方盗贼蜂起,罡星下生人间,搅乱大宋花花世界,四方反了四大寇。

  关于武大迁居问题,《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写的是,因武大娶了潘金莲,“不怯气都来相欺负,没人做主”,“在那里安不得身”。而《金瓶梅》改为“因时遭荒馑,将祖房儿卖了”。本回又一处,作者再次重复道:“因时遭荒馑,搬移在清河县紫石街,赁房居住。”不难看出,即使在这些细微末节处,作者亦刻意要突出其时代特征。其反封建的思想倾向,表现得十分明朗。

  3. 关于作者的用语特征。《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写武松打虎:“原来慌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梢棒折做两截。”此句《金瓶梅》改成:“正打在树枝上,磕磕把那棒折做两截。”“磕磕”为吴语“恰恰”、“正好”之意。《水浒传》写武松“偷出右手来”,《金瓶梅》改为“腾出右手来”。《水浒传》写潘金莲勾引武松:“武松吃他看不过,只低了头,不怎么理会。当日吃了十数杯酒,武松便起身。”《金瓶梅》改成:“……吃了一歇,酒阑了,便起身。”“腾”,“一歇”皆为吴语。据笔者查找《金瓶梅》全书中明显的吴语词汇有上百处。如果作者是北方人的话,吴语在书中毫无立足之地,特别是不可能在照抄《水浒传》文字时,将原文中的北方词汇改成南方词汇。这只能说明《金瓶梅》作者是南方人,吴语地区人,所以在抄录时无意间使用了自己的习惯用语。

  粗 疏 种 种

  《金瓶梅》在抄录《水浒传》的文字时,有不少错误和疏漏之处, 有些则属于改动不当。

  一、 《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武松“在清河县因酒后醉了,与本处机密相争,一时间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沉”。《金瓶梅》则改为:“这武松因酒醉,打了童枢密。”据徐朔方在《〈金瓶梅〉成书新探》中考证:“机密当是宋代诸军都统制属下的职名‘机宜’之误”,“《金瓶梅》又变作枢密,由枢密而错成‘童枢密’。堂堂枢密使童贯何至于被醉汉武松所打。”《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3辑。

  二、 《水浒传》写老虎打人,一扑一掀后“只一剪,武松却又闪在一边”。《金瓶梅》抄漏了“只一剪”等文字,后文又说:“原来虎伤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致使文理不通。

  三、 《水浒传》有一首赞武松打虎的诗,其前数句为:

  景阳冈头风正狂,万里阴云霾日光。

  燄燄满川枫叶赤,纷纷遍地草芽黄。

  触目晚霞桂林薮,侵人冷雾满穹苍。

  忽闻一声霹雳响,山腰飞出兽中王。

  《金瓶梅》抄录时,改“草芽黄”为“草皆黄”,甚妥。武松打虎在十月间,何来之“草芽”;改“晚霞挂林薮”为“晓霞挂林薮”,谬之甚。傍晚将黑未黑之际,居然出现“晓霞”,岂非笑话。

  错漏处还有一些,不必全抄。凡此种种似能说明,《金瓶梅》有仓卒成书的迹象。至于为什么这部精心杰构在最后成书时如此不精心,对此还有待于进一步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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