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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读后

2012-1-28 15:44|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3418| 评论: 1|来自: 本站原创

摘要:   我不研究《金瓶梅》,1990年因承担侯忠义先生《古代小说评介丛书·古代小说作家漫话》,方稍稍涉猎其作者问题,仍因未能深入,只好取超然态度:   《金瓶梅》的作者,已经排查出了好几十个人,看来还会有新的涉 ...

  我不研究《金瓶梅》,1990年因承担侯忠义先生《古代小说评介丛书·古代小说作家漫话》,方稍稍涉猎其作者问题,仍因未能深入,只好取超然态度:

  《金瓶梅》的作者,已经排查出了好几十个人,看来还会有新的涉嫌者被发掘出来,这是因为,著作《金瓶梅》的人,不是漂流在尼罗河游船上或疾驰在东方快车上的游客,从嘉靖到万历的几十年间,生活在从北京到山东、河北、河南、江苏、浙江的从大名士到说书艺人的人群中,都能有新的幸运的入选者。但是,作者的考证与理论探讨不同,它不允许采取“这样也有价值”,“那样也有意义”的折衷态度,而必须非一即二,一千个谜底,只有一个是正确的。面对着研究者开列出来的名单,我们大致上可以感觉得出,哪些是认真的考据,哪些只不过是主观的臆测;我们甚至还可以判断,在这张名单中的某一位,充当兰陵笑笑生,或许更“像”一点。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凭着我们的经验,侦破片中不是时时会有嫌疑越大而越不可能是作案者的规律吗?

  不过,我对考证的尝试还是赞赏的,以为即使遭致失败,“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因为他们都可能有考证之外的收获”。如为了用方言鉴定《金瓶梅》作者籍贯,此书用是的山东话,河北话,河南话,江苏话,浙江话,都有支持者;分得更细一点,鲁西话,豫北话,冀南话,淮北话,苏南话,也都有提倡者。就在这争论中,方言的艺术表现力,自然引起了关注,也该算是一种额外的收获。

  2010年8月,承吴敢先生的美意,邀我参加第七届(清河)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重新感受到作者考证的浓烈氛围;10月,金秀燕博士邮件称,已将《古代小说作家简论》译成韩文,要我作一小序,遂促我对《金瓶梅》作者考证表态:

  中国古代小说作家考证,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有的甚至越来越趋热闹,越来越趋复杂,如《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就有不断扩大之势。除了王世贞、屠隆、徐渭、卢楠、李先芳、王稚登、汤显祖、冯梦龙、冯惟敏、贾梦龙、丁维宁等说外,新近又出现了白悦、蔡荣名说,引得一些研究者呼吁要“停止《金瓶梅》作者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吴敢先生的意见:“《金瓶梅》作者研究既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信口开河,要坚守学术规范。我主张继续大力展开《金瓶梅》作者的科学研究(哪怕偶然产生附会与难免出现弯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集腋成裘,曲径通幽,笼罩在《金瓶梅》作者上的神秘面纱将会逐层剥落,《金瓶梅》作者研究必将会出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并且由此知人论书,必将会对《金瓶梅》作出更为贴切的解读。”

  要之,作者考证是必要的;有人愿做,何必呼吁中止?况且考索出来的七十个人,总各有其合理因子,若将其看作一整体,或会寻出某种共同的东西,帮助判明方向,“笼罩在《金瓶梅》作者上的神秘面纱将会逐层剥落”。即使“偶然产生附会”,把与《金瓶梅》不相干的人搞清楚了,不是也推动了当地的文史研究么?

  2010年12月,网上欣见《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出版信息,遂与他建立了中断十多年的联系。这部《研究文集》,是钧韬兄好多年前的成果,《金瓶梅新探》、《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金瓶梅素材来源》等,我都曾拜读过。他所持的观点,如《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说”、《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说”、《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我也是熟悉的。如今展卷再读,感到更加亲切;因了岁月的淘洗,也从中悟到了若干有规律性的东西。

  如“马仲良时榷吴关”问题,当时就有深的印象。《万历野获编》载,丙午,沈德符遇袁中郎,问曾有《金瓶梅》全帙否?又三年,袁小修已携有其书。“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其应梓人之求,不应。“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从字面上看,丙午,为万历三十四年(1606);又三年,为万历三十七年(160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据“未几时”三字,判定《金瓶梅》万历庚戌(1610)即有刻本。后魏子云先生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吴县志》,考得马仲良“司榷吴关”(吴县浒墅钞关),是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纠正了这一判断。然法国雷威尔《最近论〈金瓶梅〉的中文著述》提出异议:“我怀疑1933年修的《吴县志》也可能有疏忽和错误,还需要重加核对。”这就出来了一个民国方志的可信度问题。周钧韬撰《马仲良“时榷吴关”年代考》,据康熙十二年(1673)《浒墅关志》卷八“榷部”,查得马之骏,字仲良,河南新野县人,庚戌进士,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为浒墅关主事;且考定景泰三年(1452),户部奏设钞关监收船料钞,十一月立分司于浒墅镇,设主事一员,一年更代。万历四十二年(1614)任是李佺台,万历四十一年(1613)任是马仲良,万历四十年(1612)任是张铨。

  这一考证的意义,支撑了魏先生的结论,使之更臻严密完备,且通过解释雷威尔的疑问,检验了民国间修志的可信性。后一点具有普遍性意义。如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始见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兴化县续志》,有人便大倡“不可信”之说。不知民国对方志编纂十分重视,《兴化县续志》又系方志大家李详(李审言)1918年主持续修,当刘仲书汇报采访施耐庵考查所得,李详以为:“施耐庵先生因为著《水浒传》而坐过大牢,也因为著《水浒传》享了大名,可惜他的生平事迹,不独胡欧张梁四种县志未采入载明,就是他的子孙谈到他的真相,也是‘讳莫如深’。现在民国成立,文字既不为科举所束缚,人物又不为专制政体所限制,县志有所记载,从此更没有什么顾忌,那末,大文学家的施耐庵,我们可以从宽采访他的古迹和遗闻,一一载入‘补遗’栏中。”遂在卷一《舆地志·宅墓补遗》载施隐士墓,卷十三《文苑补遗》载《施耐庵传》,卷十四《艺文志·小说家类》载:“《水浒》,施耐庵著。”卷十四《艺文志·古文补遗》载《施耐庵墓志》,处置皆合方志之义例,证见了他与时俱进的方志观。

  周钧韬关注的核心,是《金瓶梅》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现存史料,多指向其为嘉靖年间人。如谢肇淛《金瓶梅跋》说:“《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年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说:“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廿公《金瓶梅跋》说:“《金瓶梅传》,为世庙一巨公寓言。”嘉靖,谥世宗,葬永陵,“永陵中”,“世庙”与“嘉靖时”,是同一个意思。

  落实到具体作者,宋起凤《稗说》说:“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谢颐《第一奇书金瓶梅序》说:“《金瓶梅》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手。然纚纚洋洋一百回内,其细针密线,每令观者望洋而叹……的是浑《艳异》旧手而出之者,信乎为凤洲作无疑也。”李慈铭的《桃花圣解盦日记》、顾公燮的《销夏闲记》、梁章钜的《浪迹续谈》,亦认定王世贞是《金瓶梅》作者。联系其版本流传的源头,如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说:“王大司寇凤洲家藏全书。”谢肇淛《金瓶梅跋》说:“此书向无镂版,钞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王世贞是《金瓶梅》作者,应该说是于史有据的。

  吴晗1934年撰《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据“马价银”、“皇庄”等细节,断言《金瓶梅》“著作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以后”,遂给王世贞说以“致命”一击;此后,谁再提王世贞著书的话头,就是缺乏“历史常识”,几使之偃旗息鼓。周钧韬破除迷信,两论吴晗失误,举《明史》、《明实录》为证,表明马价银在嘉靖朝已屡见不鲜,何待于万历十年以后?近读嘉靖《兴化县志》,中有《本县知县胡顺华申请马政事宜》,谓:“本县土多硝碱地,极低洼。洪武初,因地不堪派养官马,故实征民粮五万二千馀石,马草九万馀包,站粮一万八千馀石,水马夫头四百八十馀石。及宣德间,宁国府宣城县捏情申诉,将原养儿、课种马五百四十匹,分派本县喂养,每儿马一匹,人丁十丁;课马一匹,人丁十五丁。共该养马人丁,七千五百六十丁,每年俵解本、折色马八十八匹,该银一千八百九十两。”也提到“马价银”问题。可叹一、二史学专家,以一己之所谓“常识”推断事物,往往误人误己。联想近年以“土兵”、“碎银”、“腰刀”判断《水浒》成书年代的高见,如出一辙。

  研究实践表明,古人的记录,往往是相对可靠的:第一,贴近时代;第二,比较客观;第三,不存杂念。倒是后人的“辨疑”,反可能是有问题的:第一,远离时代;第二,比较主观;第三,心存杂念。如《红楼梦》作者的考证,《随园诗话》说:“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据这条材料,胡适认定:“曹雪芹是曹楝亭的儿子。”及看到敦诚《四松堂集·寄怀曹雪芹》“扬州旧梦久已觉”所帖笺注:“雪芹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又改说曹雪芹是曹寅之孙,却不曾想及只有曹寅之子,方能经历“风月繁华之盛”;如是生于曹寅死后七年之孙,怎能“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胡适虽发现这个漏洞,却排解说:“敦诚《寄怀曹雪芹》的诗注说‘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有一点小误。雪芹曾随他的父亲曹頫在江宁织造任上。曹頫做织造,是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六年(1715-28);雪芹随在任上大约有十年(1719-28)。曹家三代四个织造,只有曹寅最著名。敦诚晚年编集,添入这一条小注,那时距曹寅死时已七十多年了,故敦诚与袁枚有同样的错误。”好多人慑于胡适的大名,迷信其“严谨的考证”,至今从之而不违。

  《金瓶梅》内容的一大特点是驳杂性。周钧韬在《金瓶梅素材来源》中,将其分为五个方面:一、宋明史事;二、《水浒传》;三、话本;四、南戏、杂剧、传奇;五、散曲、时调小曲,等等。这一特点,导致了作者属性之争,《金瓶梅》成书的“艺人集体创作”说,乃应运而生。此说的最大软肋是,至今不见任何关于《金瓶梅》“说话”的记载。如万历二十四年袁中郎写信问董其昌《金瓶梅》从何得来?又问后段在何处?说明在此之前,他不但没有读到《金瓶梅》,连《金瓶梅》的故事也没有听说过,把《金瓶梅》说成是说书人底本,是缺乏史料根据的。

  周钧韬摒弃“集体创作”说,从《金瓶梅》之“指斥时事”论证王世贞作《金瓶梅》以讽刺严嵩父子的可能性;又以传奇《鸣凤记》为王世贞与门人联合创作为旁证,提出《金瓶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此说的史料根据是明人记录,小说史根据是成书的“联缀成帙”。如《金瓶梅》收录散曲二十七套,收录或采引剧曲二十一套,其作者既有元人,也有明人,只能以“联缀成帙”来解释。在以往提出的作者“候选人”中,卢楠、屠隆、王百谷、蔡荣名,都是王世贞的门人,是耐人寻味的。

  由“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延伸到成书方式的“过渡说”,是顺理成章的。他认定《金瓶梅》既不是艺人集体创作,也不是文人独立创作,而是从艺人集体创作向文人独立创作发展的过渡形态,既大量保留对前人作品的移植、借抄,又开始直面社会大量撷取创作素材,实可概括古代小说演进的规律。

  至于《金瓶梅》的艺术赏析,对研究美学的周钧韬来说,原是当行本色;值得赞赏的倒是他从美学转移到明清小说研究,很快进入文献考证领地,对一时一事的辨疑,剖析入微,尤见高明。

  钧韬兄1982年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调到文学所,我们一同经历了文学所的全盛时期,又为基本相似的原因,先后离开江苏南下,1993年后即毫无音信;是这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的出版信息,使我与他重新建立了联系。他说本书是友人为他七十华诞而送的礼物,我则惟愿这是他攀登金学高峰的新起点。

  2011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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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yuefeng 2014-8-3 22:42
马仲良的事貌似马幼垣先生考得比较详细,欧阳先生没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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