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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建雄:何心与《水浒传》编年

2012-1-19 13:00|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2265| 评论: 0|来自: 《菏泽学院学报》2011年 03期

摘要: 阳建雄 ( 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湖南衡阳 421008) 摘 要: 从故事编年的层面对《水浒传》进行研究,何心先生是第一人。何心先生这种做法不仅“很别致”,而且也很有意义: 第一,有利于《水浒传》的传播; 第二,可以为 ...

                            何心与《水浒传》编年

                                阳建雄 ( 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湖南衡阳 421008)

 

  摘 要: 从故事编年的层面对《水浒传》进行研究,何心先生是第一人。何心先生这种做法不仅“很别致”,而且也很有意义: 第一,有利于《水浒传》的传播; 第二,可以为《水浒传》之成书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 第三,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然而何心先生之《水浒传编年》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主要表现为: 第一,某些事情的发生时间明显存在错误; 第二,事件遗漏现象比较严重; 第三,对存在于《水浒传》中的时间错乱现象重视不够; 第四,把七十一回以后之事置于《水浒传编年》之外,显得不完整。

  关键词:《水浒传》; 何心; 编年

  中图分类号: I 207. 412 文献标识码: A

  《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其所叙之故事都与一定的时间相联系,故而可以按年月日顺序对其进行编次。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何心先生就已完成了《水浒传》前 71 回所叙故事的编年工作。何心先生原名陆澹安,江苏吴县人,生于 1894 年,卒于 1980 年,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水浒传》研究专家。1954 年,何心先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集二三十年之力对《水浒传》进行研究而得到的成果,即《水浒研究》一书。是书共 20 多万字,分 20 章,其中第十二章就是“水浒传编年”。在这一章中,何心先生依据小说的具体叙述进行推算,认为《水浒传》从第二回王进母子出走至第七十一回梁山泊分配职务时止,共历时八年又四个月。在此基础上,何心先生按时间线索对《水浒传》前 71 回中的故事进行了编年,并指出了《水浒传》中一些故事发生时间的错误。

  从故事编年的层面对《水浒传》进行研究,据我们所知,何心先生是第一人。对于他的这种研究方法与思路,学者们的评价是很高的,比如马幼垣先生就认为何心先生的做法不仅“很别致”,而且也很有意义。

  替《水浒传》编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认为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有利于《水浒传》的传播。

  众所周知,除金批本外,各种版本的《水浒传》均在百回以上,规模比较宏大,且涉及的主要人物很多,故事纷繁芜杂;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的叙事线索还存着矛盾。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人们阅读《水浒传》的障碍。特别是对《水浒传》普通爱好者而言,多遍阅读之后,仍很难在脑海中留下清晰、完整的印象。何心先生的《水浒传编年》一文不仅订正了其中的叙事线索错误,而且还“把《水浒》的情节按年月日编次”,从而使得“这本小说……各项大小事件的时间先后”变得“一目了然”,这就为人们阅读《水浒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正因如此,我们认为替《水浒传》编年首先可以方便人们的阅读,加深人们对小说的印象,从而更好地促进它的传播。

  第二,可以为《水浒传》之成书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

  长期以来,学界对《水浒传》成书之研究,主要依赖于明清稗史、笔记中的相关记载,即所谓的“外证”。由于这些“外证”说法不一,于是学者们据此得出来的结论也就各不相同,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其实,《水浒传》之成书过程是不能“从书外之物求得完满答案” [1]( P277) 的,而只能“从《水浒传》内部的种种描写去推究” [2]。据我们所知,目前已有不少学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毅然放弃了为前辈学者所倚重的“外证”考辨方法,转而以小说“种种描写” 中所流露出来的“信息”( 即所谓的“内证”) 为切入点,对《水浒传》之成书年代进行推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比如周维衍先生从历史地理方面考证,认为“《水浒传》当成书于洪武四年到十年( 1371 -1377) 之间”; 陈颖、陈速先生通过对《水浒传》中的官名、地名的考辨,提出“《水浒传》写成于元至正二十年至洪武十一年前”; 马成生先生根据宋江义军征方腊前后的遭遇进行推断,认为《水浒传》成书于朱元璋杀戮功臣之后若干年; 石昌渝先生通过对《水浒传》所写兵器之用途及其产生年代的辨析,断定《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上限不会早于正德末年; 侯会先生根据《水浒传》中货币使用的情形推断《水浒传》前半部撰于明宣德初年…… 如此等等。综观以上诸先生对《水浒传》成书年代的研究,虽然都是建立在“内证”材料的基础之上的,但得出来的结论却不太一致,有些甚至大相径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跟《水浒传》是一部“拼凑起来的巨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因为《水浒传》是由产生于不同年代的故事拼凑而成的,所以书中出现不同时代的印记也就顺理成章。

  关于《水浒传》是一部“拼凑起来的巨著”,陈松柏先生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即“地理描写的错误,形象塑造、情节设计的矛盾,语言表述的不同,与元末明初水浒杂剧无涉” [3]( P171) 。客观地说,陈先生的推理是比较有说服力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应多从各种角度”来分析《水浒传》的成书问题。[4]( P167) 从编年的角度来考察《水浒传》的成书,我们认为也可以发现其拼凑的痕迹。试简要说明之: 在给水浒故事编年时我们发现小说不同回次对同一事件发生时间的叙述相距甚远,比如小说第三回、第四回关于鲁达到达代州雁门县的时间说法不一; 小说第十一、十二回关于杨志行踪的叙述存在着时间上的矛盾; 第十六、十七回关于杨志到达黄泥冈的时间存在矛盾,且都与第十六回“正是六月初四日时节”的说法明显不一致,如此等等。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认为只能用“《水浒传》是一部拼凑起来的巨著”来解释。如果《水浒传》是一人一时甚至二人二时之作,这种时间上的矛盾起码不会太多。反过来说,如果《水浒传》出于长期演易,参与者随意增删凑改,最后的编书人本领再高明,这种时间上的凑合痕迹应该不可能掩盖干净。

  第三,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

  亚里斯多德在其《诗学》中曾说过: “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亚里斯多德这里所说的“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其实就是历史学与叙事文学的区别( 因为其所说的“诗人”实指剧作家) 。纵观西方的文化史,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学与叙事文学是截然分开的: 前者的职责在于实录事实,后者的职责在于虚构故事。然而在中国的传统中,叙事文学与史学并不是像西方那样泾渭分明; 相反,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西方的叙事文学重视情节安排、虚构故事,而中国的叙事文学重在传达一种已知的事实。的确,中国的小说由于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在骨子里是重实录的。为了让观众感到真实可信,中国古代的小说往往喜欢标明故事发生的时间,比如裴铏《传奇》31 篇小说中有 30 篇标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博异志》32 篇小说中有 27 篇标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 还有两篇年代可考) ,《水浒传》中也有不少故事标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正因为中国古代的小说作家叙述故事时重视时间的交待,所以我们就有可能对其叙述的故事进行编年。然而据我们所知,在何心先生之前,并没有人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何心先生可以说是从编年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第一人,其做法确实很新颖、很“别致”,可以说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受何先生《水浒传编年》的影响,已有学者如朱一玄、丁俞斌等开始对其他古典小说如《金瓶梅词话》、《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的故事情节“按年月日编次”。我们相信随着时日的推移,何先生的这种研究方法将会越来越受人们的重视。

  虽说何心先生所进行的《水浒传》编年工作既新颖又富有意义,值得我们去充分肯定,但其中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何心先生的《水浒传编年》到底存在哪些不足呢? 具体说来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某些事情的发生时间明显存在错误。

  何谓编年? 刘知几的解释是: “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 [5]给小说进行编年,就是按年月日顺序对小说中的事件进行编次。古人以年月为纲记述史实时,首先强调的是准确无误。小说中的事件一旦成为研究者“编年”的对象,也就应该像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事件那样,不能出现时间上的偏差与错误。客观地说,就时间的准确性而言,何心先生的《水浒传编年》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但也并非无懈可击。兹举三例:

  1. 关于鲁达到达代州雁门县的时间。据小说第三回“鲁达……一迷地行了半月之上,在路却走到

  代州雁门县”一句可知,鲁达到达代州雁门县的时间是在十月初( 即从九月中旬左右往后推半个多月) ; 然而据第四回鲁达对金老说的话“正迎着郑屠那厮,被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处撞了四五十日,不想来到这里”,则鲁达到达代州雁门县的时间又是九月中旬以后的第四五十天,即十一月上旬左右。到底哪种说法正确呢? 何心先生的《水浒传编年》选择了前一种说法。然而我们认为,相比较而言,前者的说法明显与情理不合,理由有二: 第一,从鲁达的角度来看,雁门距渭州的直线距离约为 670 余公里,慌不择路的他不可能这么快就从渭州来到雁门; 第二,从金翠莲的角度看,她只不过比鲁达提前了半天出发,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不仅要赶完 670 余公里的路程( 指直线距离) ,还得嫁给赵员外做外室,其行事之快,让人无法相信。———与此相连,何心先生对鲁达剃度为僧和醉闹五台山等事发生时间的确认也就相应不准确了。

  2. 关于李逵沂岭杀虎的时间。何心先生认为李逵沂岭杀虎一事发生在八月下旬,但据小说情节与第四十三回“沂岭西风九月秋,雌雄猛虎聚林丘。因将老母身躯啖,致使英雄血泪流。手执钢刀探虎穴,心如烈火报冤仇。立诛四虎威神力,千古传名李铁牛”一诗来看,其时应为九月上旬。

  3. 关于梁山泊大聚会和分配职务的时间。何心先生认为梁山泊大聚会和分配职务是五月初一日之事,其实据小说第七十一回“宣和二年孟夏四月吉旦,梁山泊人员大聚会”一句可知,其时应在四月底。

  第二,事件遗漏现象比较严重。

  以年月为纲给事件进行编年,除了要求准确无误外,用刘知几的话来说,还要求“备载其事,形于目前”,不能出现明显的遗漏现象。众所周知,何心先生是一位以博学和严谨著称的学者,一般说来,给水浒故事进行编年时,要做到“备载其事”并不难。然而当我们把何心先生的《水浒传编年》与《水浒传》这部小说进行仔细比对时,却发现《水浒传》中的不少情节,甚至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情节,在《水浒传编年》中不见片言只语。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举几例来印证,如“史进剪径赤松林”、“鲁智深火烧瓦罐寺”是上了回目的情节,一般来说应该进入《水浒传编年》之中,而实际上却没有进入; 又如《水浒传》第五十四至第五十九回( 从情节方面来说即是宋江破高唐州后,攻华州城之前) 除写了何心先生所说的“呼延灼率师攻梁山泊”、“时迁盗甲”、“徐宁上梁山”、“宋江破连环马”、“呼延灼奔青州”、“宋江纠合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之众攻破青州”等事外,尚穿插写了宋江擒彭玘、呼延灼大败宋江、宋江擒凌振、徐宁教习钩镰枪、宋江擒韩滔、呼延灼败周通、呼延灼擒孔明、鲁智深和武松往少华山取史进等入伙、鲁智深行刺贺太守时被擒等事,从篇幅和重要性来说,这些事件理应在《水浒传编年》中占据一席之地,可何心先生也把它们置于编年之外; 更有甚者,《水浒传》第四十九回所写之事情在何心先生的《水浒传编年》中出现了整体失踪。这些“失踪”事情至少包括: 解珍、解宝被毛太公诬陷入狱; 顾大嫂和孙新纠合孙立、乐和、邹渊、邹润等营救解珍、解宝; 顾大嫂、孙新等八条好汉投梁山落草; 孙立向吴用献里应外合以破祝家庄之计,等。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第三,对存在于《水浒传》中的时间错乱现象重视不够。

  虽说《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但跟其他三部作品相比,其对人物故事的叙述存在比较严重的时间错乱现象。叙事时间错乱,对叙事作品而言,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低级得不能再低级的错误,一般说来,要避免它并不困难,可《水浒传》在这个问题上偏偏就没有处理好。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认为绝不能归因于作者的粗心大意,而只能从《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来解释。《水浒传》是一种世代累积型的小说,经历了“说唱”、“话本”、“成书”这样三个阶段,在其漫长的成书过程中,不少人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水浒故事进行 “增删凑改”。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最后的编书人把这些故事加工成书时,如马幼垣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即便他们本领再高明,“各种凑合的痕迹也还是无可能掩盖干净的。” [1]( P277)

  既然《水浒传》中的时间错乱现象是由于《水浒传》独特的成书过程造成的,那么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就可以增加我们对《水浒传》成书过程的了解与认识。对《水浒传》中的时间错乱现象进行研究的前提是发现这种现象,而发现这种现象的最好方法就是给《水浒传》进行编年。毋庸置疑,何心先生在给《水浒传》编年时,是注意到了这种时间错乱现象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 第一,何心先生在《水浒传编年》中曾明确说过这样的话: “《水浒传》前七十一回,在年月日和时令方面…… 有些错误”; 第二,何心先生在《水浒传编年》中指出了《水浒传》中某些事情发生时间的错误或前后矛盾,比如他认为第四回鲁智深在五台山出家四五个月后已是十月上旬而不是初冬,第十二回关于杨志杀牛二的时间存在前后矛盾,第二十六回武松赴东京是在残冬时节而不是在新春时节,第三十九回戴宗从梁山回江州的时间应是在六月中旬而不是在七月上旬等。

  在众口一词对《水浒传》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进行肯定的年代,何心先生能突破成见,大胆指出《水浒传》中的时间错乱现象,实属难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何心先生并没有对于《水浒传》中的时间错乱现象予以足够的重视。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的理由是: 除何心先生所指出的有限几处地方外,《水浒传》前七十一回中尚有不少地方“在年月日和时令方面”是错误的,如第二十回“林冲当下写了一封书,叫两个自身边心腹小喽啰下山去了。不过两个月回来,小喽啰还寨”中的“不过两个月”,第四十四回“那汉道: 小弟姓杨名林,祖贯彰德府人氏……数月之前,路上酒肆里遇见公孙胜先生”中的“数月之前”,第五十九回“在山坡高处,立马望华州城里时,正是二月中旬天气,月华如昼”中的“二月中旬天气”,第六十五回“且说张顺要救宋江,连夜趱行,时值冬尽,无雨即雪”一句中的“时值冬尽”,等等,而何心先生在《水浒传编年》中居然没有把它们指出来! 何先生这样做的原因无处乎两点: 第一,没有发现; 第二,认为不重要。何心先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且这些错误隐藏得并不深,“没有发现”这个理由显属无稽之谈。合理的解释应该是: 何心先生认为指不指出这种时间错乱现象并不很重要。

  第四,只给《水浒传》前 71 回之故事进行了编年,第七十一回以后之事被他置于《水浒传编年》之外。换句话说,何心先生没有把《水浒传》编年工作进行到底。

  为什么不把《水浒传》编年工作进行到底? 何心先生解释: “七十一回之后,各本剪裁不同,结构互异,年月日便难以计算了。” [6]( P188) 的确,不同版本的《水浒传》在第七十一回之后的差别是很大的,且这种差别对水浒故事编年工作极其不利。然而我们认为何心先生没给《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之后的故事进行编年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此。为什么这么说呢? 众所周知,在给水浒故事进行编年时,研究者如果只考虑某一具体版本而置其他版本于不顾,这个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我们认为何先生之所以没给《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之后的故事进行编年,主要是因为《水浒传》七十一回以后的时间线索远不如七十一回之前清晰、明确。在时间线索不清晰、不明确的情况下来进行故事编年,研究者有时就不得不根据常理与小说的具体叙述进行推断。而何心先生是一个以严谨著称的学者,“喜欢弄考据”,在研究《水浒传》的过程中更是“偏重于考据” [6]( P399) ,当然不会这样去做。然而不管怎么说,将《水浒传》七十一回以后之事置于故事编年之外,终究是一件让人感到遗憾的事。

  参考文献:

  [1]马幼垣. 水浒二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马成生.《水浒传》作者及成书年代论争述评[J]. 中化文化论坛,2001,( 1) .

  [3]陈松柏. 水浒传源流考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马幼垣. 水浒论衡[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5]刘知几. 史通[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6]何心. 水浒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 阳建雄( 1968 - ) ,男,湖南衡东人,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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