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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继东:梁山好汉报恩悲剧论

2011-11-27 17:51|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1451| 评论: 1|来自: 《明清小说研究》2010 年第 4 期 总第 98 期

摘要: 摘 要 梁山好汉的悲剧命运源于好汉自身,浓厚的报恩思想是导致其人生悲剧的致命原因。梁山好汉的报恩悲剧由个体报恩和群体报恩两个层面整合而成。个体报恩导致梁山好汉人格价值沦丧和奴性人格回归; 群体报恩助长了朝 ...

  摘 要 梁山好汉的悲剧命运源于好汉自身,浓厚的报恩思想是导致其人生悲剧的致命原因。梁山好汉的报恩悲剧由个体报恩和群体报恩两个层面整合而成。个体报恩导致梁山好汉人格价值沦丧和奴性人格回归; 群体报恩助长了朝廷玩弄权术陷害忠良的嚣张气焰,导致梁山事业功败垂成。封建传统文化和小生产意识是产生报恩思想的思想根源,金钱的诱惑力量和对官吏的善良幻想是产生报恩思想的经济根源,缺少必要的人文关怀和公平的竞争激励机制是产生报恩思想的制度根源。梁山好汉的报恩悲剧既是报恩者的悲剧,也是施恩者的悲剧。

  关键词 《水浒传》 梁山好汉 悲剧命运 报恩思想

  梁山好汉的悲剧命运源于好汉自身,与其思想根源密切相关,其中浓厚的报恩思想是导致好汉人生悲剧的致命原因。梁山好汉的报恩悲剧由个体报恩和群体报恩两个层面整合而成。

  一、梁山好汉个体报恩导致自我人格价值沦丧和奴性人格回归

  个体报恩是指招安前梁山好汉对朝廷官吏、江湖义士和梁山首领的报恩。个体报恩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钳制了好汉的思想,泯灭了好汉的希望,断送了好汉的前程。在《水浒传》中武松、杨志、李逵、燕青等好汉都是具有浓厚报恩思想的义士,讲义气、图报恩是其主要思想特征和处世信条。作为义士他们赢得了普遍的仰慕和尊重,但这种打上了报恩思想烙印的义,却在梁山好汉的人生道路上没有向着追求高远志向的大义方向发展,而是滑向了思想懒惰、贪图小利、丧失警惕、甘居人下的泥潭。赃官张蒙方为恶霸蒋门神报仇,就是利用武松感恩图报的致命弱点实施阴谋诡计的。武松报恩心切,完全丧失警惕,抢入后堂为张蒙方“捉贼”,结果反而被张蒙方当贼捉了; 张蒙方曾经恩赐给武松的金银钱帛,反而成了武松是贼的罪证。这一文本细节可谓对武松盲目报恩无情嘲弄的点睛之笔。

  考察武松的人生悲剧无不与盲目的报恩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报恩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他的进取精神和创造热情,削弱了他为弱者讨还公道的主体性格,剥夺了他再选择的权力,限制了他继续发展的空间,放弃了不断寻找自身价值再创辉煌的志向,最终导致其抗争精神丧失殆尽,生命活力萎缩、停滞。想当初,武松豪气盖世、义胆冲天,景阳冈上徒手打虎,扬威天下,英雄气概何其壮哉; 阳谷县衙,手拎奸人头颅质证公堂,正义风范凌然如此! 而今,为了报恩二字,屈居人下,郁郁难伸大志。武松的人生悲剧,实在与愚昧的报恩思想密切相关。这种报恩思想在某一层面上体现了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劣根性,身处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往往从善良的愿望出发,把命运寄托于封建官吏,思想麻痹,上当受骗,正是报恩思想负面效应的集中体现。

  与武松出身不同的杨志,也因为浓厚的报恩思想而演绎了一出人生悲剧。杨志的人生悲剧更多地体现了报恩思想使好汉仕途前程迷失的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在两个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一方面由于完全把“为祖宗争口气”的仕途志向寄托于对朝廷官吏的依附关系上而导致自我主体意识丧失; 另一方面由于执意心存报恩而导致思想观念僵化和具体思维缺失。杨志在报恩梁中书未果的情况下,仍执迷不悟、不思托足别处,忘却了仕途理想,其结果只能在一味报恩的迷途中,断送一生的仕途前程。

  报恩思想不仅使梁山好汉人格价值沦丧、仕途前程迷失,而且还直接导致了好汉盲目崇拜甘为他人附庸的心理,并因此酿成奴性人格回归的悲剧。李逵自从把江湖义士宋江纳入报恩对象后,便完全陷入了盲目崇拜恩人的死胡同。报恩于宋江是李逵最大的信念和行动准则,一切以宋江的意志为出发点和归宿,在李逵的心目中,宋江就是主宰,是一切,而与好汉性命攸关的梁山大业则不管他“屁事”。这种义犬似的报恩思想使李逵不仅丧失理性、感情用事、目光短浅、认人为亲,而且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心甘情愿地“为朋友两肋插刀”,为他人做嫁衣裳,并乐此不疲,成了别人的附庸,成了报恩的化身,其生命价值黯然失色!

  李逵对宋江的报恩,表面看似乎是对义士的真心佩服而采取的必然行动,其实不然,因为这种超越限度的恩义思想直接导致李逵恩人膜拜的人格模式,依附性、无为性和奴性,是这种人格模式的最主要特征。它助长了李逵依附于人的思想,成了受制于人的一条无形枷锁,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他人利用的工具。在这里报恩的实质等同于奴婢式的顺从,报恩者等同于名副其实的奴才,报恩思想等同于奴性意识。作为奴性意识,就其本质而言是对皇权的依附,对人权的反动,它产生于封建社会等级关系下的等级性人身依附。从此可以找到奴性意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同时也就找到了奴性意识和等同于奴性意识的报恩思想之所以能成为梁山好汉思想武器和行为方式的根源所在。

  燕青报恩于卢俊义,既可悲,又可爱。悲其所择报恩对象不妥; 爱其报恩意切情真,且能迷途知返、及时醒悟。“燕青有过人之材,智足以辨奷料敌,勇足以冲锋陷阵,而卢俊义不能用,俳优蓄之,童厮目之,而终以浮荡疑之焉。良禽择木而栖,士为知已者死,青未免太不知所择所为矣。” ①

  燕青从识破吴用计谋,到苦劝卢俊义不要外出避“百日血光之灾”; 从预言“主人此去无结果”,到临敌攻城进谏良策,屡屡尽忠言,献奇谋,卢俊义竟无一听从、无一采纳,燕青仍以“卢曾衣食之于贫贱,恩不忘报” ② ,于松林射死董超、薛霸,救得卢俊义性命,终因身系人命案子而落草梁山,酿成悲剧。纵观燕青的作为,浓厚的封建宗法观念所形成的主仆人身依附关系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还烙印在他的头脑中,并严重制约了他不能超越传统、有所作为、积极进取的意识,以致空有经国治世之才,而埋没于“奴隶人之下”。

  但燕青毕竟是有思想的“百灵百利”之人,毕竟不同于头脑简单的李逵等一介莽夫,在无数事实面前,他对“恩主”最终有了准确的看法和清醒的判断,对报恩的局限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一定程度的反思。南征方腊,荣归朝廷之际他义无反顾地向卢俊义“纳还原受官诰”辞别,“私去隐迹埋名,寻个僻静去处,以终天年。” ③ 燕青在报恩于卢俊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这种“知进退存亡之机” ④ 的权变思想显得难能可贵,标志着他独立人格精神的回归和叛逆性格的升华。作者通过对燕青向道君皇帝讨得一道赦书情节的描写,表明了对不拘泥于某一模式,灵活处理问题思维方式的赏识和对注重自我价值行为的肯定。从而以独具特色的艺术技巧实现了对盲目报恩思想的批判。当然,从燕青对卢俊义的真心报答中作者还张扬了一种人间真情,这一点也毋庸置疑。

  在对朝廷官吏和江湖义士报恩的同时,报恩于梁山首领,也是个体报恩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这类报恩虽属慑于淫威的无奈之举,但仍然使好汉蒙受了巨大的人格羞辱和人性谴责,并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丈青扈三娘为报梁山首领宋江不杀之恩,背弃联盟之约,忘却亡家杀夫之恨,认贼作夫,违心屈嫁于手下败将矮脚虎王英,充当了好色之徒的泄欲工具,成了恩主宋江履行诺言的牺牲品。对此“作水浒者” 虽然“不作一语之贬”,然而“正极力贬之也。” ⑤

  单从文本表层加以剖析,作者对扈三娘的描述是肯定的,这使读者往往忽略了文本背后隐含的谴责意图。其实,作者不动声色描绘扈三娘上梁山后演绎的平庸而惨烈之举,潜意识里正是对其报恩思想的否定和对其奴性人格的批判。

  二、梁山好汉群体报恩助长了朝廷玩弄权术陷害忠良的嚣张气焰,导致梁山事业功败垂成

  梁山好汉的个体报恩在梁山事业的鼎盛期暂告一段落,但这并不意味着好汉报恩举动的结束,而是预示着一次更大报恩规模的酝酿。从前述好汉个体报恩,以及这种报恩所导致的悲剧结局,已昭示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报恩行动,以及由此酿成的更大报恩悲剧已在所难免。梁山首领宋江主宰梁山投降朝廷的招安路线,正是这一报恩悲剧的具体实践。

  梁山好汉对其首领招安路线的屈从,拉开了群体报恩的序幕。梁山好汉群体报恩的对象是朝廷。作为统治者的朝廷和作为叛逆者的梁山好汉,从根本上说是势不两立的,那么,梁山好汉何以还要报答朝廷呢? 这就要涉及到梁山首领宋江对朝廷的报恩思想和报恩动机。作为孝子和 “押司”,宋江所受家庭教育和职务定位便赋予他根深蒂固的忠孝、恩义思想,其中效忠于朝廷的报恩思想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宋江在接受好汉报恩的同时,还要想方设法回报于众好汉,要把众好汉引向一条 “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阳关大道”———投降朝廷的“招安”之路。因此,当他通过“石碣受天文”的手段,主宰了梁山后,把梁山众好汉领上群体报恩之路,便在情理之中。诚然,在决策群体报恩于朝廷———走招安之路的过程中,梁山好汉和梁山首领发生了激烈冲突。然而,梁山好汉和梁山首领浓厚的报恩思想,使双方最终互相让步,达成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山好汉的悲剧命运源于好汉自身,源于好汉浓厚的报恩思想。

  由个体报恩过渡到群体报恩,标志着“梁山好汉”报恩思想发展到极致,也使这种报恩步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恩恩相报,死而后已。梁山好汉报恩于梁山首领,屈从招安; 梁山首领报恩于朝廷,服从命令,与另一支义军火并。一句话,梁山好汉群体报恩于朝廷是导致梁山事业功亏一篑,梁山好汉命归黄泉的悲剧根源。

  梁山好汉群体报恩于朝廷,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愚忠。好汉“替天行道”对“天子”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正是其目光短浅、庸俗妥协劣根性的集中体现。而这归根结底,又是由所处的历史条件所决定。当时的生产方式还处于封建体制下的小商品生产,所以他们还难以挣脱封建樊篱的束缚,还难以割舍对皇权的依附。所以鲁迅先生说: “…… 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⑥

  客观公允地说,宋江从自身和梁山好汉的前途出路考虑,接受招安,报恩于朝廷也在情理之中。作为忠义之士,他不会以改朝换代作为行动纲领和最终目标,那么除了报恩于朝廷他还能有什么更高明的选择呢? 问题在于报恩于朝廷的过程中,表现得过于软弱驯服。失去了作为强者形象的梁山好汉的力度和威风,给朝廷歧视以至于陷害以可乘之机。这种报恩的负面效应助长了朝廷依仗特权恣意妄为无辜陷害忠良的嚣张气焰,成了封建人治得以恶性沿袭,国家法度难以实施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从梁山好汉报恩悲剧的性质看,直接导致了梁山事业的夭折和封建朝廷的腐败,因此,梁山好汉的报恩悲剧既是梁山好汉自身的悲剧,又是朝廷的悲剧。

  从报恩者的角度看,欠人之恩,报之唯恐不及,因而急于求报,懦弱忍让便成了报恩行为的主要特点。宋江急于率众梁山好汉报答朝廷,忍气吞声接受招安,受尽朝廷百般刁难,不惜血本南征方腊,以牺牲梁山好汉的性命、断送梁山事业的高昂代价来成全朝廷坐收渔翁之利的企图,演绎了一处悲壮心酸的报恩悲剧。

  从施恩者的角度看,因为有恩于人,所以在心理上和行动上都占有明显优势,往往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报恩之人。朝廷对梁山好汉颐指气使、有恃无恐的态度正是施恩者优势心态的明显标志。这种施恩者的心态直接导致了朝廷心安理得地享受剥削、享受压迫、享受特权,成了滋生腐败的土壤,成了产生专制独裁的温床,使封建国君变成无道之君,封建大臣变成误国之臣,最终导致皇权旁落,江山易主。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山好汉的报恩悲剧也是大宋王朝的悲剧。

  梁山好汉报恩于朝廷和朝廷接受报恩不仅是梁山好汉与朝廷的妥协,而且也是双方矛盾统一关系达到紧张程度下的缓解。但归根结底,这种妥协与缓解有利于朝廷而不利于梁山好汉。

  三、梁山好汉报恩思想产生的根源

  报恩思想是历史的产物,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中的重要内容。报恩思想作为古代社会重要的道德行为规范和伦理范畴,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准则。作为行为准则的报恩思想延伸到水泊梁山便与梁山好汉的江湖恩义思想达成一种心灵默契,而且被涂上了宗教般的神圣色彩,体现了特定时代的历史必然性。《水浒传》作者正是站在历史的前列,站在传统的对立面揭示了梁山好汉的悲剧命运与报恩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产生梁山好汉报恩思想的直接原因。

  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小生产意识是形成梁山好汉报恩思想的思想根源。自北宋末年,南宋至元,正是《水浒传》故事广泛流传的时期,此时孔孟之道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程朱理学甚嚣尘上,其影响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回归传统,于是传统的报恩思想自然成为人们尊奉的信条。在水泊梁山,凝聚一百零八条好汉的精神力量,正是封建传统文化中的报恩价值观,同时,报恩思想也是梁山好汉朴素的民本思想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水浒传》的价值在于艺术地再现了封建传统文化的历史真实。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对历史缘由的深入挖掘,对报恩思想作了理性的反思,从而使作品特别是七十一回后在一种挥之不去的沉重氛围中展开,作者通过将梁山好汉全部推向报恩祭坛的艺术处理,明确地昭示了悲剧的烈度,揭示出报恩思想不仅是梁山好汉的悲剧,而且也是封建传统文化的不幸,从而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给予大胆的否定。另外,小生产意识也是形成梁山好汉报恩思想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这种报恩思想几乎是小生产者所共有的弱点,而在梁山好汉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尤为明显,导致好汉最终放弃了向最高目标冲击的机遇,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失败的英雄群体。

  金钱的诱惑力量和对官吏的善良幻想是孳生报恩思想的经济根源。宋元时代封建势力、传统惰力仍制约着整个社会,但唯财论势、随方逐圆的风潮已成为世俗男女的普遍心态。梁山好汉热衷于报恩,与金钱的引诱有直接联系。他们之所以拜倒在金钱面前,是因为经济地位低下,他们需要钱却无法从正常途径得到钱。他们屈服于金钱的行为充分说明了金钱的引诱作用成了报恩行为得以运行的润滑剂,金钱魔力的驱使成为丧失自我、甘愿充当金钱施舍者的奴仆的动因,集中展示了封建末世的巨大变革以及梁山好汉经济地位低下和奴性人格的回归历程。

  利用赏赐钱财引诱好汉报恩为其所用,这已被前辈评点《水浒传》的权威一语道破。李逵报恩于宋江,是在宋江赠给他十两银子之后。李卓吾批道“只这十两银子便买了李逵” ⑦ 。武松受了宋江银两,感激不尽,从此把他纳入报恩的对象。李卓吾批道“这十两银子又买了武松了!” ⑧ 李逵、武松报恩于宋江实际上是拜倒在“仗义疏财”的“义士”的施舍之下,成了金钱的奴隶。宋江“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报恩晁盖,为其通风报信,泄漏机秘,置国家法度于不顾,执法犯法,不能不说刘唐送去的一百两黄金是巨大的诱因。当然,金钱是衡量人的价值的重要尺度,盲目拒绝金钱毫无疑问是一种迂腐行为,但“君子爱钱,取之有道”,李逵、武松第一次面见宋江就接受所赠银子,成了一生为其报恩的直接动因。

  另外,浓厚的官本位意识也是产生梁山好汉报恩思想的重要原因。自古至今,“官”在人们心目中从来就是威严、公正的化身,是父母的代名词,是被尊重的对象。人们把官吏称为“父母官”,民间流行“官打民不羞”的说法,表现出对官的敬畏,对官报有过高的期望值。以此看来,梁山好汉出于对官吏的信赖、依靠,给予报答来实现正当要求,就显得自然合理。但问题在于,皇权时代,官吏缺少起码的监督、制约机制,因而贪官贼臣多如牛毛,清官廉臣凤毛麟角,且官官相护,这种典型环境,对官吏心存幻想,无异于缘木求鱼,枉用心机。杨志报恩于梁中书成了贼寇,武松报恩于张都监被刺配恩州,梁山好汉群体报恩于朝廷招致灭顶之灾。梁山好汉对封建官吏缺乏本质认识,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幻想被恩赐,被重用,结果丧失警惕,成为贪官利用和迫害的对象,使好汉的报恩悲剧具有更大的可悲性。

  缺少必要的人文关怀和公平的竞争激励机制是产生报恩思想的制度根源。就报恩而言,它源于人类内心最简单的良知,源于千百年文化积淀的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只局限于道德范畴,还未上升到价值范畴和制度范畴。梁山好汉之所以习惯以盲目图报的方式来实践道德理想,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缺少人文关怀。纵观梁山好汉性格粗卤豪爽、任气使性,遭人嫌弃,因而一旦遇见关爱人的义举,享受到人性呵护的温馨,便不假思索感恩图报。武松从小失去父母,武大把其抚养成人,有恩于武大,所以武大被害,便杀死奸夫淫妇以报“嫡亲哥哥”养育之恩。李逵流落异乡、浪迹江湖、无依无靠,与宋江第一次见面就被其赏酒、赏肉、赏钱的关爱义举所感动,由衷地说“这宋大哥便知我的鸟意”,从此终生相托以报知遇之恩。这种由于缺少起码的人文关怀而导致的报恩思想,掩盖了梁山好汉人格上的弱点,淡化了生命意识,导致个体个性丧失和具体思维缺失。

  另外,缺少完备的制度体系,缺少健全的竞争机制,缺少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极大地挫伤、限制了好汉发挥自身优势、创造辉煌的积极性。像花荣等好汉不愿寄人篱下而报恩义士之举就属此类情况。在此,《水浒传》揭示了极其严峻的社会制度问题,把梁山好汉报恩思想的根挖掘到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上来。因为花荣与刘高知寨翻脸还不只是一般的文武官员不和,背后还有一个压制人才发展的问题。花荣既然“德才”兼备,强于刘知寨,那么就不愿久居人下,屈为副知寨,但是“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吏升迁机制不能给他提供晋升的机遇,于是才酿成看破仕途,杀死仕途“绊脚石”刘知寨,投奔梁山报恩于宋江,“为知己者死”的悲剧。

  综上所述,梁山好汉报恩悲剧源于思想、经济和制度根源,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仅仅把产生梁山好汉报恩思想的原因归咎于思想根源、经济根源和制度根源的言说,那将会大大降低《水浒传》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的丰富语义。质言之,封建政治体制是产生梁山好汉报恩思想的根本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水浒传》作者站在时代进步的立场上,借助于暴露报恩思想的负面效应及其落后性的一面,正是对封建政治体制的有力抨击,这是《水浒传》创作意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梁山好汉报恩悲剧对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启示之一。

  注:

  ①②⑤ 张恨水《水浒人物论赞》,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1、31、41 页。

  ③④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23、1023 页。

  ⑥ 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23 页。

  ⑦⑧ 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 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99、418 页。

  作者单位: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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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scdxw 2011-11-30 09:21
忘恩负义者多,作者才大书报恩,歌颂之,张扬之。后世读者,对武松诸人此举,不会批评,恰是敬佩,因错在对方,不在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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