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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希明:论明清小说中主母对宗族兴衰的操控和影响

2011-11-26 20:34|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2101| 评论: 0|来自: 《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2期 总第100期

摘要: 摘 要 明清小说作者塑造刻画了一组主母形象。主母对宗族兴衰的操控和影响往往是隐形的,实施过程既无组织保障,也无理论先导,常常是一位女子挽救或振兴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子孙(子侄) 们进而使得宗族昌盛;或者是一 ...

  摘 要 明清小说作者塑造刻画了一组主母形象。主母对宗族兴衰的操控和影响往往是隐形的,实施过程既无组织保障,也无理论先导,常常是一位女子挽救或振兴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子孙(子侄) 们进而使得宗族昌盛;或者是一个女人使得家庭败落,引起宗族衰亡的连锁反应。小说家们在描述主母的言行时,首先注重的是她们身体力行的示范作用。同时也注意到,民间制度延续和细化了对女性的限制与束缚,规定了两性合力、合作义务和权利,规定排斥女性介入的事件、仪式和场合,也赋予女性一定的专利,但只有将礼教、民间制度与国家制度完美融合才能具备超越一切的孕育新生命的力量。

  关键词 明清小说 主母 宗族 民间制度

  明清时期,尽管事实上江苏地区的宗族观念日渐淡薄,明清小说作家仍以宗族兴盛作为道德理想的具体反映,仍将小说人物对宗族兴衰的操控和影响作为衡量其道德高下的标尺,而这其中,有一组主母形象值得注意。作品表现了在男性家长名不副实或男性家长缺损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的主母不仅直接操持家庭事务,对宗族兴衰也起了决定性的操控和影响。

  主母活动的女性天地这个空间,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静如止水,而是一个各种冲突此起彼伏、纷争连连的是非之地,在那里,主母不是仅仅为自己营造一个可以放松身心的角落,还要为在外打拼的男性营造一个可以修身养性宁静的港湾;要为未曾成年的男性建立一个无形的道德学校,以保证他们在外获得成功;还要为自己的暮年创造一个安宁的乐园。这是家族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忽略或放弃,则将造成生命经营的惨败。更重要的是,她们往往是在无意间担负起了宗族兴衰的重任。

  一、宗族兴衰结局成为道德教化成败的证据

  “精英阶层的妇女用自己的方式去接纳时代的精神,也用她们的才华强化自己的权力,尤其是在家庭之内。”①与那些男性的宗族首领不同,主母对宗族兴衰的操控和影响往往是隐形的,实施过程既无组织保障,也无理论先导,常常是一位女子挽救或振兴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子孙(子侄)们进而使得宗族昌盛;或者是一个女人使得家庭败落,引起宗族衰亡的连锁反应。因此,小说家们在描述主母的言行时, 首先注重的也就是她们身体力行的示范作用。《儒林外史》中王冕的母亲,“一个寡妇人家”,难以维持生计,无奈让儿子辍学放牛,之后王冕学得一手好画,母亲喜欢这种“每日画几笔画”、“渐渐不愁衣食”的生活,不慕富贵,支持儿子避官求静,临终还嘱咐“我看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不要出去做官”。虽然她并没有什么积极的行动, 但让王冕在天下大乱之际,保全了自家身名。陈美林评曰:“王冕之母能有此识见,可知不是常人,实属难得。”②注重自身修炼并以此出发要求家人,力求在道德品行方面达到尽善尽美的典范,当属《野叟曝言》中的水氏。她知书识礼,治家有方,作为衣食无忧的大家主母,她还一刻都没有忘怀生活技能,亲力亲为纺织等事。主母言传身教的隐形轨迹依然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化的修身过程与规范社会环境严丝合缝地整合在一起,个人规范自我主观意识的过程可以扩展到一个家庭、宗族,甚至更大的范围。与贾母率领一群孙儿孙女在大观园游玩享乐(《红楼梦》第39-41回、第50回、75回、94回等)不同,水夫人在合家搬入花园之后,专门为自己和子媳们“立一课程”,还要求“恪守勿越,以为他日致君泽民之用”,并明令“嗣后如遇令节及尔生辰,当给假一日,听尔等相聚,酌酒赋诗,以为欢乐”。她可以兴致盎然地在花园主持婢女比武(第61回),却对比武之后参与文化层次更高的赛诗活动表现出置若罔闻的姿态。

  在兴盛宗族的主母群体中,寡母占了相当的比例。受到作品极力褒奖的寡母虽然生活在社会的种种重压下,仍能保持高尚的操守,教子成人。同时,这些母亲往往又有深厚的文化基础,足可以担当起教子的重任,贤明有理,博学多识,所以即使家庭贫困,孤子无法就学,仍能够通过母亲的亲自教授,将其培养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儒林外史》写了一个较为特殊的故事。鲁编修的教育,培育了鲁小姐要求丈夫务必出人头地的心胸,但招赘来的蘧公孙不学无术令小姐失望,倒是养娘一番话提醒了鲁小姐:“当真姑爷不得中,你将来生出公子来,自小依你的教训,不要学他父亲。家里放着你恁好个先生,怕教不出状元来,就替你争这口气?你这封诰是稳的。”(第11回)后来鲁小姐“遇着那小儿子书背不熟,小姐就要督责他念到天亮”(第13回),而全然不顾这个小儿子其时才四岁。

  明清小说中的主母也不乏若干反面形象,如荡妇、淫妇、妒妇、泼妇之类,这一类形象历来被妖魔化,如《水浒传》中的潘金莲、潘巧云,《醒世恒言》卷二十七《李玉英狱中讼冤》中的继母焦氏等等,被描绘成灭门绝户的罪魁,同时,她们也总是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她们当家简直意味着社会政治秩序的崩溃。泼妇的危害是毁坏了旧家庭固有的秩序,淫妇只顾满足一己的感官欲望,妒妇则直接制止了宗族延续所必须的人口增长,尤其是直接限制男性子嗣数量的增长;往往“在闭花羞月的容貌之下,隐藏着的是渴望权力、残忍、嫉妒和堕落的本性”③,她们都影响了宗族兴盛,使得她们所在的家庭、宗族走向儒学理想的反面, 她们威胁规范的儒家社会结构,因而成为所有人唾骂的对象。

  三姑六婆是社交最为活跃的女性,在明清小说中她们历来是邪恶的化身。她们保媒拉纤,抱腰收生,从表面上来看,所做的都是有助于人口兴旺的技术工作,但几乎所有的作品都突出了了她们对宗族兴旺的灾难作用,并借这种情节甄别主母的道德水准。严谨的主母对她们防范甚严,《野叟曝言》中,三姑六婆是进不了文府大门的,但《红楼梦》中的贾府看起来壁垒森严,马道姑、薛道婆却进出自由,离间宗族,蛊惑人心,这类细节实际上暴露了贾府的疏忽,真正当家作主的贾母不知情,执行主母王夫人的管理没有落到实处,操实际管理权柄的王熙凤不仅不防备,反倒利用这一类人揽财,因而在贾府败落时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草。

  宗族兴盛,从纵向来说是延续的时间长,历代绵延不绝,从横向来说是人口众多,并且名声显赫,在所居住的社会上广有影响,因而世俗大团圆结局的热闹场景成为道德奖赏的一种具体形式,以至于形成一种模式,而引起普遍钦羡,而这也正与国家制度的期待相一致。因而说到底,《野叟曝言》中水夫人鼎力协助儿子成就的这种宗族兴盛的热闹繁华,建立起来的是一个理想儒家帝国,仍然是男权主义的胜利。

  二、宗族兴衰轨迹展示人物与制度的博弈

  明清小说的作者通过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将礼教、民间制度与国家制度完美融合才能具备超越一切的孕育新生命的力量,如《野叟曝言》中水夫人教导出来的两个儿子共生育了512个儿孙;而《红楼梦》中贾母虽然也操碎了心,临终时她跟前的第四代却只有一个重孙贾兰。

  能够对宗族兴衰产生积极影响的主母,在儒家所派定的社会秩序中划归为受支配的群体,但在实际生活中,她们往往是说一不二的“老祖宗”。她们对于家庭中的晚辈、子媳以及婢仆的支配权力,来自于民间制度。尤其是达官显贵家中由于内外有别而往往被划出一块女性特有的领地,如《野叟曝言》中的浴日山庄,《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在这个领地里,主母们有着相对的独立权限。“借助于妇女参与文化这一新事物,一些陈腐的概念又鲜活起来,而这种鲜活原本是不为这些概念所赞许的”④。《野叟曝言》中文素臣对随氏宣讲“女子四德三从”时说: “若子有过失,当严切训戒,不可任其胡行,但将此身命,与子胶粘一片,贫富苦乐,安危生死,分拆不开,便是从子。”(第70回)作品中极力渲染了这种“从子”,水夫人严厉的管教使得文素臣在未经她允许之前绝不接纳别人认为极其般配的姬妾,在感情面前,礼仪的认可绝对是唯一的。《红楼梦》中其实有过一个极具主母潜质的人物秦可卿。她出场不多,对贾氏家庭应有的影响力也没有得到体现。第十三回秦可卿临终前托梦给王熙凤,长篇大论地阐述她的治家方略,尤其是为贾府日后若是败落而设计的退身之策,充分利用了民间制度对宗族的保护性功能,“祭祀又可永继”,既可承上又能启下,但未得到重视。

  《阅微草堂笔记》中写到一个抢人老妪事迹:女子未婚而孕,为国家律令所不允许,悍然将未婚儿媳抢走藏匿,更是公然违法,然而若不如此,老妪的这个家庭就面临绝嗣。纪昀认可了老妪的违法之举,对这个有勇有谋的主母甚至还表示了些许赞叹。在宗族兴盛这个命题面前,连国家律令也退避三舍。相类似的还有纳妾。明清小说中那些支持丈夫、儿子纳妾的主母,一律被称赞为贤惠。事实上,凡纳妾者,也并非因为子嗣上就一定艰难,纳妾是壮大宗族数量上最为直接了当的手段。

  在宗族兴盛的目标之下,主母的劳作在家庭经济方面有着非凡的意义。是否具备节约、俭省和勤劳的品质,不仅仅关于女性一己的道德水准,同时这也是关乎一个家族未来是否能够兴旺的最基本条件。像 “三言”、“二拍”中描述的那些贫寒家庭中,这些美德是维持家庭基本生计的关键;对于《红楼梦》中贾府、《野叟曝言》中文府、未府等上层社会的家庭来说,这些美德则体现为主母的领导原则。水氏没有因为亲自纺织而有失身份,是因为纺织并不只是阐释生产棉布的问题,织布还涉及道德品质:女性的纺织往往还同时是勤劳、节俭、顺从父权的一种身体语言;只有主母以身作则从事这样的体力劳动,才有助于整顿家庭秩序、妥善处理各类家庭事务。

  女性在明清时代经济发展中的份额无法量化,但女性参加劳动对于家庭经济的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人所共知。《警世通言》卷31中,赵春儿在丈夫翻然改进图谋仕途进取时说:“我嫁你时, 就替你办一顶纱帽埋于此下。”这是指为了长远的未来所作的积蓄,不得轻易动用;靠她的技艺和能力,支撑着这个收益极低的家庭平时的生计。赵春儿这一类主母的劳动,使得此类家庭在当时得以生存,并获得今后子孙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劳作,不仅仅是满足了单纯的经济目的,女性的这种安分守己行为使她们作为一个家庭精神生活的中流砥柱,她们的劳动,如针线女红这一类往往给家庭创造出类似饶有情趣的节日或仪式氛围,她们劳作因此具有了审美意义。

  如果丈夫的早亡,家庭若要在没有丈夫支撑的情况下兴盛发展,这就给这些年轻的主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说描写她们往往表现出超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来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寡母的权力与地位,恰在丈夫亡故后通过种种重大的家庭事务的处置才得以凸显。

  从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情况来看,夫亡守寡的母亲对子女拥有较强的权威,她们不仅是家政的实际掌管者,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寡母能够达到丈夫生前所拥有的“养尊处优”的地位,如《野叟曝言》中的水氏,《红楼梦》中的贾母。对于女性来说,儒家“三从”说,堪称封建男权文化的集中体现。然而事实上,规范而正常的家庭中主母可能在“从父”和“从夫”这两个方面明显受到男权的约束和压迫外,由于受到传统“孝道”的影响和制约,丈夫早亡,寡母主理家政,担负起养育儿子的重任,自始至终不可能受到来自儿子的男权压迫。

  寡母一生在抚育子女、操持家务、维持生计等方面付出了艰辛劳动,同时也获得了封建宗法家族社会所赋予她们的种种特权。虽然并未由国家律令规定,在民间一直得到认可的宗法家长制,实际上使家庭成为执行儒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的机构,处于核心地位的,同时也是最能够体现宗法制特色的,是对君的“忠”与对亲父母尊长的“孝”,在丈夫早亡的家庭,这种“孝道”被用于寡母。被尊为权威的主母如果放松警惕,就可能影响宗族的发展。《红楼梦》中的贾母是大观园文化活动的重要资助者、维护者,她纵容了贾宝玉为代表的新文化的创造者和推行者,同时也放纵了贾琏贾珍这一群“不争气”的种子,这两种因素合力导致了贾氏宗族的败落。

  明清时期的女性有较多户外活动的机会,这些户外活动的名目常常与宗教相关。女性参加这些活动常常是因为背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诸如求子、求冥冥之中的神灵保佑丈夫不要变心。对于这些活动,当事女性的家属一般都能容忍,上层社会的官绅乃至最高统治者却深恶痛绝,康熙还专门针对“江苏风俗奢侈浮华”对即将上任的官员作过训示。《野叟曝言》刻意为人们提供水夫人这样一位典范,她从不抛头露面,绝不找任何借口娱乐游玩,这是一个完美的主母形象。

  三、描述主母影响宗族规模的伦理特征及意义

  1.伦理现状

  “晚明日益动荡的社会气氛,使许多文人都开始关注如何区别真实与模仿和矫饰的问题;在小说中,通过让妇女来扮演传统上属于男性的角色的办法,使得有关文人的地位身份的诸多焦虑得以化解。阅读明清白话小说会使人感到,妇女,凭借她们的非政治身份,可以恢复正统价值观和帝国官僚机构———由于与男人的职业野心混杂在一起,这二者早已贬值了———的道德权威”⑤。明清之际,社会急剧动荡变化,尤其是江苏地区这样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业化浪潮浸润社会各个层面,市民阶层开始产生并成长,从新兴市民阶层利益出发的言论日益为人们所接受,此时的伦理思潮呈现出鲜明的功利主义倾向,使原本沉闷的思想界变得活跃,全社会刮起一股务实之风,促进了社会经济繁荣。但同时,这种思潮造成人们崇尚奢靡、道德失范的社会现状。在这种情形之下若要保证宗族兴盛,主母的操控必须从家庭的物质生活层面进一步扩展到精神层面。《野叟曝言》中的水夫人率领家族宗亲团队,不遗余力地协助文素臣为着积极的儒学理想与异端势力展开斗争,捍卫儒学伦理。在塑造这个完美的人物形象时,作者赋予她特异的睿智,不仅能够敏锐地认清儿子在外面世界打拼所面临的复杂险恶形势,还能预见儿子发达之后可能会产生的懈怠,时时处处注意为家人们积蓄道德资源。

  2.伦理取向

  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性别伦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一直未变,这就是通过女性在家庭、社会各个方面的规范体现出来的男尊女卑。宗族兴盛仍然是目标指向。作为宗族兴衰主要作用力的主母,首先必须是良母,而良母之首要责任必须为夫家传宗接代而生养儿子,同时要承担教习儿孙的责任,这些是宗族兴盛的基础。在明清小说作品尤其在“三言二拍”中我们常看到,家庭规模小型化,父亲或是兄弟之一去世,随之而来的就是分产异炊,而所谓的“族人”也见惯不怪,足见血亲观念比较淡漠,已是当时家庭形式的常态。由于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共同体不能成为依靠,小家庭的主母对丈夫成功的期待值就比较高,或是希望他们科举顺利,或是生意兴隆,或是能够建功立业,而这种成功的前提是必须走出家庭或者远离家乡,因此,此类主母往往独自承担家庭事务。而留守的主母是否贤惠,是否忠贞,又直接影响既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如果夫弱子幼,或者丈夫早逝,善于联合奴仆就成为家庭事业成功的必要策略,如《醒世恒言》卷35中,由于阿寄忠心耿耿,又善于经营,与主母协力同心,得以家道兴旺。在作品中原本处于强势、首先提出析产异炊的一方,最终结局往往是因为道德因素家道中落,子嗣不继,原本弱势的这一支却常常因为发愤图强,于是子孙科举入仕,家庭资产丰饶,成为民间的权威人物,而且“子孙繁衍”,得以维系宗族兴盛。这实际上是作者的理想目标。至于以毕生精力创建了这种基业的女性,其价值高低并不在于她本人对家族和社会的贡献,丈夫和儿子乃至更远的后代这些男性的功绩及其家族的规模,才是衡量她们的价值标准。

  3.伦理空间

  伦理道德是以“仁”与“礼”为中心构建的,是儒学伦理的核心, “仁”是道德属性,“礼”是道德的标准,“仁”与“礼”的结合就是国家社会的一种最高境界。儒学礼教对人的教导、指引抑或是束缚,在不同的生活区域表现出不同的情形。在农村礼教色彩相对淡薄,但对人的规范却并不相对宽松,在农村生活中,各种民间禁忌名目繁多,来自民间制度文化的约束更为直接;在都市、城镇,礼教色彩更浓,因为人们的生活与精英文化更为贴近。

  民间制度延续和细化了对女性的限制与束缚,规定了两性合力、合作义务和权利,规定排斥女性介入的事件、仪式和场合,但同时也开辟了男性禁入的女性专用空间。就叙事方式而言,“民间叙事是以个人利益、尘世乐趣和细腻的心理体验为主构成的一种叙事方式,它强调对琐碎的日常生活和平凡人生的关注”⑥。明清小说描述主母的作品展示女性空间是通过民间叙事而得以实现的,一幅幅由无数琐屑的家务事串缀的女性人生图景中,有男性专制的阴影,但也有着专属于女性的一方天地。遗憾的是,以道德风化为己任的明清小说作家们未能将这个相对的自由空间里女性的所作所为与自己的道德期待有机联系起来。

  “女性人物形象,由于其能够超脱于功名利禄而变成了合适的古典传统捍卫者,除此以外,妇女的声音开始作为本真性的、甚至是精英文化的制造者而被赋予特别的地位”⑦。尽管社会与时代并没有给予女性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但明清小说对主母的描述使我们看到,社会同样要求女性成为圣人,并要求她们创造一代代圣人成长所需要的家庭环境。有时候,她们的一个小小过失,也许会激发某种可怕的因果轮回。其实,像水氏、贾母这些主母主理家政,在父权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顽强地造成女性参与的既成事实,但她们只是一种工具性的参与,并不等于她们已经当家作主,她们擅权并没有违反封建礼制。她们按照祖宗的规矩行事,代行父权制的权力,维护的仍然是父权制,她们的性别被泯灭,她们不过是狐假虎威。而这些,不是民间制度所能解决的,有待于国家制度的变迁。

  注:

  ①[美]曼素恩著,定宜庄、颜宜葳译《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

  ②[清]吴敬梓原著、陈美林批评校注《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③④⑤⑦[美]艾梅兰著,罗琳译《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88、88、90页。

  ⑥张浩《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论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科技建构》,《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11期,第161页。

  *本文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ZWD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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