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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水浒传》江湖人物论(四)——勇敢分子李逵

2011-11-16 21:56|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4174| 评论: 0|来自: 《名作欣赏》2010年 34期

摘要: 《水浒传》江湖人物论(四) ——勇敢分子李逵 /[北京]王学泰 所谓的“赤子之心” 自《水浒传》产生以来,人们对李逵评价大多是正面的,几乎是一致赞扬的。第一位点评《水浒传》的“李卓吾”就说他是“情真意实, ...

                                《水浒传》江湖人物论(四)

 

                                             ——勇敢分子李逵

 

                                             /[北京]王学泰

 

  所谓的“赤子之心”

 

  自《水浒传》产生以来,人们对李逵评价大多是正面的,几乎是一致赞扬的。第一位点评《水浒传》的“李卓吾”就说他是“情真意实,生死可托”,甚至把他视为“忠义”的代表人物,并感慨地说“此李大哥之所以不可及也欤”。大名鼎鼎的金圣叹认为李逵是“上上人物”,称他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并且用孟子评述“大丈夫”的话来评价李逵,说他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皆见朱一玄、刘毓忱编 《: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年版)现代人说他最忠于梁山农民起义事业,对于梁山的忠诚与热爱是他做事情的出发点。并认为李逵对封建统治者威胁最大,是彻底的造反派。还有的评论家说他是“人见人爱”的人物形象。这最后一句话尤其欠思考,同样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就说他对李逵的残忍很是“憎恶”,因而就喜欢张顺把李逵淹得“两眼翻白”(《集外集·序言》)。

  我同样也不喜欢李逵。有一次讲座,我讲到《水浒传》中的李逵就说,如果我身边坐着的就是李逵,那我是没有安全感的,威胁你的安全的人,你会喜欢他吗?有人也许问,你又不是宋徽宗(宋江等人被毒杀后,宋徽宗尚夜梦李逵抡两把大斧向他杀来,被吓醒),为什么感到不安全呢?实际上李逵威胁的不仅是宋徽宗,他离宋徽宗很远,《水浒传》那样写只是一个象征,他给普通人造成的威胁更大。

  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之所以怕他,主要基于两个原因 :第一,李逵不讲道理。他自己也说,我是先打后商量。世间的事都有个“理”在管着。因为没有共同的“理”是没有办法对话的,正像没有共同的游戏规则没法坐在一起玩牌一样。一起打桥牌,各按照各的牌理出牌,那是连一局也进行不下去的。我承认在某些问题上,处在不同社会地位、阶级地位会有不同的理解,但在绝大多数问题上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人要生存就要遵守牌理,即使发生对抗、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也应遵守共同认可的规则。因此对李逵这样不讲道理的人我就不能忍受。王小波曾说知识分子的长处是讲理,所以他们就怕遇上不讲道理的人,更怕不讲道理的时代。我算不算知识分子?不敢说。但是我相信天下有几条可以称做“几何公理”的道理管着。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受这些大道理管的。对于那些任何道理都不顾的人们我是心存畏惧的,在生活中更要退避三舍。

  第二,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积淀,过去人们从绝对的阶级论出发,认为这是“旧传统”,应该予以否定,于是,他们只能回到野蛮 ;而作为游民的李逵,似乎无师自通地否定了大部分的文明积淀,返回原始。有的人说这是“赤子之心”。这个比喻不错,“赤子”就是没有经过文明熏陶的小动物,与小猫、小狗一样,能够玩于股掌,但是不能与他讲理,除非事先经过训练。但是运用这个比喻的批评家忘了,赤子、小狗、小猫是没有力量的,它尽管没有文明规范的约束,但也不能给你造成伤害。如果你面临的是体重二三百斤、遍体黑毛、豹眼环瞪、大喝一声宛如霹雳的“赤子”,你受得了吗?他使着两把大斧,随时能杀出一条血路。这样的“赤子”你敢直接面对吗?因此用“赤子”比喻丝毫不能表示李逵的可爱,如果你深想一下,反而会增加恐惧。赤子用小肉手拍你脸一下,你会笑个不停,试想如果李逵那张像蒲扇一样的黑掌给你一个耳光你会有什么感受?

 

  游民的典型

 

  李逵出身是个游民,如戴宗所介绍,他在家乡 “因为打死了人,逃走出来。虽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曾还乡”。他出场时已经有了固定工作——江州监狱的小牢子(笼统称之为差役,文辞叫做“胥”,其实就是衙门里的打手),但这个工作没有收入,要靠他从犯人身上努力榨取,戴宗向宋江要“人情”的凶恶劲就是例子,李逵索要的方式只能比戴宗更凶恶,其收入还不少,吃喝之外还有余裕去赌钱(可以想象要高出他做长工的哥哥很多)。可是就凭李逵的智力,肯定输多赢少,长期处在经济困难阴影下。我在前面说胥吏属于社会边缘人,而就小牢子李逵来看,他仍然保留着游民的作风和气质,因此把他当做《水浒传》中的游民形象的代表来分析,离事实不会太远。

  李逵出身贫寒的农家,哥哥给人家做长工,估计李逵在未犯罪前也干类似的营生。戴宗介绍他说,打死了人,遇赦了也不还乡。李逵是沂州(今山东临沂)人,却在江州(今江西九江)作小牢子,有数千里之遥。 “为他酒性不好,多人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及会拳棒,现今在此牢里勾当。”为什么不还乡?农民是安土重迁的,留恋故土的,想来李逵在城市的生活比农村苦做好得多,除了老母外,他也许不再想家了。阿 Q 要不是在城里犯了事,官府抓他,他也不会回未庄的。李逵游荡惯了,赌钱、喝酒、吃肉,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些都是典型的城市游民的作风。在农村保持这些生活方式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李逵在此间乐不思蜀了。这一点就与本分的宗法农民有了根本的差别。李逵五大三粗,能打能闹,肯定是戴宗索黑钱的打手。动起手来不会手软,像宋江这样的罪犯死了不就像“打杀一个苍蝇”!李逵这样的游民没有自己固定的主张,在谁的手下就为谁卖力。原先为“节级哥哥”戴宗卖力,后来,宋江待他更胜于戴宗,李逵遂成为宋江的死党和贴身保镖。

  李逵几乎具有游民的全部特征,这种特征虽然是他们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决定的,但是这些性格特征极易给人造成伤害,在文明社会里与他人是很难协调的。

 

  文明被褫夺以后

 

  上面说的两条,实际上就是一条,也就是脱离宗法的人们,也被宗法文明所抛弃,他们日日夜夜都为生存这个第一需要而奔波,自然他们也逐渐摒弃了宗法文明,那时又没有新的文明,所以李逵在文化上是接近赤裸状态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野蛮状态。他的许多行为只是被人的一些原始本能支配的。这种游民文化特征在李逵身上有突出的表现。

  说李逵在文明上返回原始,这在吃饭问题上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人在食色这两个问题上最容易返回原始本能)。李逵出场不久,有一次与宋江、戴宗一起吃饭,宋戴二人嫌鱼不新鲜,吃了一点就放下了。此时李逵嚼了自己碗里的鱼,“便伸手去宋江碗里捞将过来吃了,又去戴宗碗里也捞过来吃了,滴滴点点淋一桌子汁水”,宋江眼见着李逵把三碗鱼汤和骨头都嚼吃了,便叫酒保给他切二斤肉来吃。酒保说了一句 “小人这里只卖羊肉,却没牛肉,要肥羊尽有”,“李逵听了,便把鱼汁擗脸泼将去”。原因是“这厮无礼,欺负我只吃牛肉,不卖羊肉与我吃”。这叫什么性格?是“天真”?谁能领受这样的“天真”。这就是原始的野蛮。先贤只懂得“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忽视了如果没有饭吃,也没有受过教育,那么可能就是禽兽。几千年的文明积淀,在这里一扫而光。李逵出身贫困,一直挣扎在饥饿边缘,吃饭的问题是困扰他的最大的问题,又没有受过文明教育,返回野蛮是极自然的。

  这些仅仅是自我表现,对他人妨碍当伤害不大,现实生活中这种野蛮则充分展示了残酷的一面。他的无心之过还不说,如江州大砍看客,“三打祝家庄” 时杀了扈三娘一家。这里就举他两次有意的行为。例如第五十一回,李逵杀“小衙内”。这个年方四岁, “端严美貌”的小孩被李逵用大斧劈作两半。为了赚取朱仝上梁山,便把一个无辜的孩子那样残酷地杀害,李逵丝毫不以为非。另外是第七十三回“黑旋风乔捉鬼”,写李逵为狄太公“捉鬼”,逮着狄太公的女儿与人私通。李逵先把他们的头砍下,再将婆娘尸首与汉子身尸相并,李逵道 “:吃得饱,正没消食处。”就解下上半截衣裳,拿起双斧,看着两个死尸,一上一下,恰似发擂的乱剁了一阵。李逵笑道 “:眼见这两个不得活了。”

  这里不仅仅是没有了文明,也没有了人性。这里没有对死者的尊重(本来中华民族是有这个传统的, “死者为大”就是这个规则的体现),有的是以杀人为乐趣(简直就是恶鬼),这就是进入文明社会以前人们的蛮性遗留。如果社会上尽是这样的人,就要考虑是不是又回到了野蛮时代。这种野蛮不管人们用多么美妙的词去修饰它,都不能改变其非人的本质。

  李逵最被人们赞美的就是所谓的“彻底的造反精神”(这是极具政治性的断语)。作为游民的李逵是有着鲜明的反社会性特征的,但这只表现在他的乱打乱撞上,而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因此用那种极具政治性的话语评断其行为是十分荒唐的。这正如老虎偶然吃掉了一个资本家,你不能说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样。李逵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心力。上梁山后,他仿佛心智开了,几次鼓吹打到东京,夺了鸟位,做皇帝、丞相、将军。是不是此时李逵有了阶级觉悟,体会到政权的重要性了?不是。李逵追随宋江上了梁山以后,平生大愿已经得到满足,能够“大碗吃酒,大块吃肉”了,还有什么比这更惬意呢?打到东京去做皇帝、做将军只不过是这种生活的放大罢了,并非是要搞什么反对大宋王朝的革命。另外,打到东京去,使他能有更多的杀人机会。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杀”,他是把打架(或放大为打仗)、杀人看做生活一部分的,不论是谁,只要杀人就好,好像他有生以来就是以杀人为目的的,所以江湖艺人带着赞赏的口吻为他命名为“天杀星”。革命与李逵人生目的正反,正像鲁迅所说“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因此李逵的行为与某些研究者所说的“革命”(而且是彻底革命)不相干!

  马克思主义讲的“革命”是与生产发展、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不单纯是改朝换代、打江山坐江山(这种观念与被革命的朝廷的主张没有区别)。革命不是要人死,而是要人活的。李逵有什么进步观念?如果让他坐了江山,他会比大宋朝廷的统治者还要荒唐,从“李逵寿张乔坐衙”一回就可以看出。如果说老百姓在大宋朝廷统治下还是“做稳了的奴隶”,而在李逵统治下则是“做不稳的奴隶”。两者都是“奴隶”,不必褒此抑彼。而且这个“做不稳”绝不是意味着老百姓正处在良性转化时期,而是求生不得,求死多门,其生存环境正在恶化。因此,“天杀星”的“打天下”只是搅乱天下,从中自己获得好处,并让自己 “杀”得开心,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所以我把李逵的反抗只视作反社会行为。长期生活在宗法网络之中的人们,个性萎缩,在社会动乱中少有作为,而靠板斧和拳头为自己开路的李逵遇到事情,拳头永远在说话前面。李逵这种主动进击精神正是游民在斗争中易于取得成功的原因,特别当他面对的是个性萎缩的宗法农民的时候。所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还没有想好,人家的板斧早已把你的头砍掉了。

  这种很少有文明积淀的游民,在参与造反活动时必定紧紧跟定一位“大哥”的,很少有独立性。在通俗文学作品中,这类人物也一定是与“大哥”的形象一起出现的。李逵是紧跟宋江的(这已经成为一个模式。如张飞一定要跟定刘备,牛皋一定要跟定岳飞,程咬金一定要跟定秦琼等等)。当然这是作者的设计,但也是有现实生活的逻辑为依据的。因为有谋略、有野心的“大哥”一定要有死心塌地为他效劳的兄弟他才能成功,而能效死力的“英雄”,必然是缺乏心智的。如果他独立奋斗,也不会有好结果,必须有大哥的带领,这样才能在胜利的果实中分一杯羹。两者相需,自然互相爱护,有些像儒家倡导的朋友之道,所以也博得了一些主流社会人士的称赞,实际上是一狼一狈,与朋友之道不相干。

  “大哥”拉拢人的手段主要就是利益,说直白一些就是银子、金钱。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游民最需要的就是这个,所以到处撒银子的宋大哥就被称为“及时雨”了。从李逵初见宋江时,宋江就送给他十两银子,这给李逵带来了莫大的喜悦和震动。马上就认为宋大哥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也决定了他对宋江的忠诚。从此他跟定了宋江,终身不改。而且为了不在宋江面前丢脸,他甚至不顾游民在赌场上的规则和面子,胡抢乱闹,而且当场出丑。

  在对宋江的态度上,前七十回的李逵形象比较一致。七十回以后,作者在续写此书时,可能苦于没有材料,便从元杂剧的有关“水浒”的故事中剪裁来充实篇幅,其中“李逵负荆”的故事增入,对前七十回梁山故事中“只讲敌我,不讲是非”的原则有所冲淡,与前七十回的李逵形象也有些不协调(元杂剧的水浒戏中,有个完全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李逵),因为《水浒传》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前后有些矛盾是可以理解的。

  像李逵这样给“大哥”式人物做打手的勇敢分子,在现实生活中我也见过一些。他们头脑简单,易于被人利用,他们往往跟定了某一位“大哥”之后,就很少有二心了(有人为此而褒扬他们),这不是因为道德淳厚,而是因为缺少转变的心眼与能力,常常是一条道走到黑。如果你很有心机想利用这种人,当然认为他很“可爱”,因为他可以任你驱使,能够给你生产利益,替你做你做不到、或因为某种理由不肯做的事情,甚至为你去献身!可是对于那些不想把别人当做自己喽啰驱使的人,只愿意与他人做平等的交往的人,他们就不会选中李逵做朋友,更希望与文明人沟通。像李逵这种蛮不讲理、缺少理性思考、出手极黑的人,对于不想驱使他人的人们来说是可厌、可恶、又可怕的。

 

  造反团队中不能没有李大哥

 

  李逵这类人物是武装造反集团以及一切反主流的社会集团中绝不可缺少的人物。造反者之初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大大弱于主流社会。千疮百孔的主流社会,矛盾众多,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造反者面临的仍是强大的国家武装力量。不要说揭竿而起的平民暴动,就是有充分准备的地方武装反叛势力也无法与中央力量相比,更重要的是反叛者大多有精神枷锁,并不一定有正义为后盾。像史进那样没有什么文化、又生活闭塞的农村青年,当他走投无路,少华山头领朱武要拉他下海 “:哥哥便只在此间做个寨主,却不快活。虽然寨小,亦堪歇马。”史进断然拒绝 “:我是个清白好汉,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玷污了?”武松早年浪迹江湖,没有下海之时,也是社会的底层人物。后来他经历了杀嫂报仇、血溅鸳鸯楼,杀人二三十口,犯下滔天大罪,当要到二龙山藏身时还对宋江说 : “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发心,只是投二龙山落草避难,亦且我又做了头陀,难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设疑……只是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直到这个时候还惦记着招安、回归主流社会,把上二龙山落草看做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可见正常人要走上反叛道路要有多艰难,他们要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害怕上无以对祖先,下有愧于子孙。宋江上梁山过程几经周折,不能说成是作秀。平时,他偷偷与黑道往来,有兄弟义气、交友忠义等理念为自己开脱,可真的走进黑道,心理还是很难承受的。

  但还是有像李逵这样心智不是很健全的人,又沉沦于社会底层,没有依傍、没有呵护、受尽苦难,却很少受到同情。他们几乎对一切都不满意、都仇恨,想毁掉一切才开心。他们希望通过打打杀杀发泄自己郁积已久的痛苦与仇恨,三天不杀人手就痒痒。这种人进了造反集团就是摆脱了一切束缚、不怕苦不怕死、一往无前的勇敢分子。

  造反集团的领袖也最钟爱这种人物,因为这类人物比较好愚弄、好控制,心甘情愿受大哥的驱使,大哥不敢或不便说的话,勇敢分子却口无遮拦,马上说了出来 ;大哥想做又觉得太下作的事,自己去干,既有心理障碍,又损害自己的光辉形象,这时就会有勇敢分子去干。用现在的话说,大哥的心里会有多爽!例如江州劫法场后,宋江被众人救出,刚刚回到梁山,但他不放弃及时宣传和神化自己的机会,于是,借着控诉黄文炳对他陷害的机会,向梁山好汉介绍山东流行的童谣有“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这种自我推销违反中国的做人传统,可是勇敢分子听懂了这话的意思就憋不住了。李逵马上“跳将起来道”:

  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虽然吃了他些苦,黄文炳那贼也吃我杀得快活。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

  李逵挨了戴宗一通骂,其实这不正是宋江想要说的吗?不过他不好意思明说罢了。另外,在梁山要把朱仝弄上梁山,派了一群人去“请”他,李逵要在这些人中扮恶人的。朱仝正心急火燎地找寻他所看护的“小衙内”,李逵已经把小衙内的脑袋砍成两半,可是他还能装模作样地去拜见朱仝 “:拜揖节级哥哥,小衙内有在这里。”还能毫无愧怍地说 “:小衙内头须儿却在我头上。”“被我拿些麻药抹在口里,直驮出城来。如今睡在林子里。你自请去看。”这就是勇敢分子的功能,所以是江湖大哥不能须臾离开的。

  李逵在梁山屡犯错误,有时甚至是违反梁山自己的律条,如杀死已经与梁山暗通款曲的扈三娘一家,错杀已经投靠梁山的韩伯龙。按说都是罪在不赦的。可是李逵只被宋江骂了几句,没有什么事。对于宋江的责骂,也被李逵当做一种特殊关照去享受,正像民谚所说的“打是疼,骂是爱”,因之最后宋江把毒酒给李逵喝了,李逵也无怨言。宋江与李逵这一对大哥与勇敢分子善始善终。

 

  为什么有那多人喜欢李逵?

 

  固然这些“勇敢分子”们的残酷野蛮也可以说是皇权专制文化的一部分,但身处主流社会的人们,受到儒家的熏染和制约,其野蛮和残酷受到社会舆论的控制,不能不有所收敛。而游民没有了角色位置,摆脱了社会舆论的控制,因而其残酷野蛮则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时常有现实生活中的斗争来强化它。他们崇信的就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

  仔细分析《水浒传》中李逵的表现(特别是前七十回),几乎很少有正面意义的东西,为什么历来读《水浒》对这个形象颇多赞扬呢?如说他“崇尚正义”、 “嫉恶如仇”、“率意天真”、“善恶分明”呢?除了用所谓“阶级分析”的观点认为他出身贫雇农,所做一切自然就是正当的,这种贴标签式的“分析”可以不论以外,研究者对李逵高评价大约有以下几个原因 :

  第一,人们讨厌伪善、机诈,对于率真(不管他作恶还是行善)、只要不伤及自己都能有几分谅解,像江州杀人这样的事情,读者要遇上会做如何想?“李卓吾” 说“李逵者,梁山泊第一尊活佛也,为善为恶,彼俱无意,宋江用之,便知有宋江而已,无成心也,无执念也” (《李卓吾批评水浒传述语》)。善恶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批评?批评的任务就是要分清善恶。有的研究者说,李逵没有通过理性,他泯灭了“善恶”,只凭感情和直觉做事。难道不通过理性的作恶就可以原谅吗?实际上,这种不通过理性乱杀乱打,给社会造成的破坏更大,凡是见过乱世暴民所作所为的都会对这点有所体会,暴民大多都是没有通过头脑就去作恶。

  第二,李逵野蛮残酷似乎都是为着“正义”事业。这是因为作者,特别是宋江故事的最初的演说者把自己感情倾向都设定在梁山一边(并非梁山所作所为都属于正义),这种倾向性影响了读者。对于梁山好汉本来就存在着三分同情,何况李逵又是梁山好汉中最不怕死的人呢?因此读者感到李逵为宋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正义。实际上,宋江与李逵接触伊始,宋江就用自己在江湖上的名声和十两银子买断了李逵的心。李逵为梁山做的一切并非都经过深思熟虑。

  第三,李逵的残暴对于读者来说也是个发泄。这发泄是不自觉的,说明我们的潜意识中也有野蛮残暴的东西。文艺作品本身有一种宣泄作用,作家在文艺作品中设定好为社会公认的标靶,然后请李逵这个 “天杀星”把它残忍地除去,使读者的目的得到虚拟的实现,取得皆大欢喜的效果。当然有时作者设定是该杀的标靶,可是读者并不这样看,结果读者从这场杀戮中感受到的仅仅是残酷。

  第四,《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在评论到李逵时说 “:要去养娘,反背来喂虎,不害其为孝 ;差去请公孙胜,反杀罗真人,不害其为友 ;赌博而抢注钱,不害其为廉 ;做主人而自贪饕,不害其为礼 ;赚卢员外而扮哑道童,访李师师而充伴当,打擂台而装卧病,坐寿张县而责原告,疑宋江而砍倒杏黄旗,做神行而偷吃牛肉,取鲜鱼而被张顺灌水,任人拨弄,插科作诨,天机所发,触处成趣。”这种只强调动机,不管效果的评论是因为论者完全站在效果承受者之外的 , 而且在评论这些时,论者抬高了自己的地位,把李逵只看做是无知的孩子,对于他的胡闹都采取放任和谅解的态度。这种论点的接受者的内心深处,是把李逵看成喜剧演员的,认为李逵只是给自己逗乐的,无论是他打人、杀人,胡说乱闹,目的都是逗人一笑的,而不是眉毛一皱就可能杀掉你、或者杀掉我的角色。那么李逵做什么不可以呢?这正像关在笼子里的猛虎,其威武雄姿,极具美感,如果把笼子外的观赏着请到笼子之内,或把猛虎放出笼子之外,陈忱上面所说的那些趣话就一句也说不出来了。文学批评有时也要设身处境地去想一想。

  此文为《〈水浒传〉——江湖百科全书》之四章。

  作 者:王学泰,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中国流民》《幽默中的人世百态》《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燕谭集》《多梦楼随笔》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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